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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學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問題乃是20世紀中國哲學與文化極為重要的課題，這個論題既關系中國向何處去這一世紀難題，又牽涉到中國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因此，在現代市場經濟業已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方興未艾之際，它便具有了特殊的時代意義，而東亞工業文明的興盛與現代新儒家的崛起，又使這一課題具有了普遍的國際意義。本文所要探索的即是現代新儒家與中國現代化的關系。
　　　　　　一、“五四”思想領袖與現代新儒家
　　儒家是中國文化的主流，它與道家、佛家一起，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框架，并鑄成了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乃至骨肉血脈。儒家自孔孟創立以來，經兩漢特別是宋明程朱、陸王等構造成“新儒學”思想體系，以“仁”為核心，以倫理為本位，在哲學上崇尚“極高明而道中庸”，在政治上追求“內圣外王之道”。其間，經由歷代統治者的采納和發揮，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等都由此納入道德人倫之中，綱紀倫常和禮儀規范鑄成了傳統文化的價值中心。在儒家道德理想主義涵蓋下，近代中國既沒有產生出近代科學，也未能產生出近代民主。
　　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船堅炮利”和文化思潮的侵襲，古老的中國被迫開啟了國門，而維系這個古老文明的精神文化——儒學命運便自然地告急！儒家所面臨的是二千多年來前所未有的危機與挑戰。圍繞儒學現代命運的論戰，大體上可分為以下的幾派：即“中體西用論”、“全盤西化論”、“中西調和論”、“現代新儒學”等等。除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世紀主潮，在20世紀中國哲學與文化方面，著力于儒學與現代化關系的探討最深刻的則要數“五四”思想領袖與現代新儒家。學術界長期以來把兩者作為對立的學派進行研究，而在我看來，兩者的關系卻大體上應是既對立又相通的。
　　眾所周知，清末張之洞等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并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儒學，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其功能亦宣告終結。面對儒家作真正歷史性批判的則是“五四”的思想領袖。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五四”時代的優秀知識分子不約而同地向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發起整體性的進攻，尤其是《新青年》周圍的一批學者，毅然舉起“打倒孔家店”的旗幟。
　　本世紀初波瀾壯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實乃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狂飚突進的大時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歷史功績即是將西方歷經幾百年的復興和啟蒙運動，在世紀之初的十余年中即告完成，而猛烈批判中國傳統的封建文化，高揚“科學”與“民主”的大旗乃是它不可磨滅的歷史功勛。盡管對“五四”思想領袖在民族文化上的情緒化反映現有所爭議，但不可否認的事實卻是，正是“五四”時期的思想領袖和知識分子主流將古老的中國引向了現代，使我們今天能夠得以與“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面臨共同的基本挑戰——現代化。
　　其次，“五四”時代“科學”與“民主”的主題在今天仍有其時代價值。百年來，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之所以步履艱難，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便在于“科學”、“民主”等現代化的基本要素與中國傳統（特別是儒家思想）的沖突綿延不絕，最終導致“文化大革命”這樣危害中國步入現代文明的悲慘事件。所以，“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主流對儒家的批判決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表現，事實上，“五四”思想領袖如魯迅對中國的脊梁的稱贊，胡適對“那悠久的中國文化的種種經歷總是滿抱著研究、評價的興趣”。表明了“五四”思想領袖對中國文化所持的態度實質上仍是一種揚棄的精神。因此，“五四”決不是什么“缺乏思想性、知識性的情緒化浪潮”。“五四”知識分子主流對儒家思想批判的深刻性、尖銳性，對中國民富國強的渴望和現代化的吶喊，至今仍具有極大的震撼力。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當時的“東方文化派”、“國粹派”等復古思潮何以不能與“五四”思想領袖相匹敵。
　　然而，百年風云變幻，“五四”思想領袖不會料到，當中國正以豪邁的雄心實踐著他們現代化的世紀之夢的時候，當代中國新思潮的熱門卻赫然寫著：現代新儒家。
　　從表面來看，以弘揚儒家思想為宗旨的現代新儒家乃是與“五四”精神相悖的，特別是在對儒家的基本態度上，兩者的對立是毋容置疑的。問題在于，現代新儒家在很多方面卻又表現出與“五四”比較一致的觀點，這種相通之處主要表現在：
　　現代新儒家對中國現代化的關切，使它具有了深刻的時代意義和價值。現代新儒家的崛起是隨儒學在20世紀所遭遇的歷史境遇的變化而變化的。“五四”時代，儒學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
　　但是，近十多年來，儒學的歷史境遇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東亞地區經濟的騰飛促成了“現代新儒家”的崛起。二戰以后，以日本、臺灣、新加坡、香港、韓國為首的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和技術方面迅速發展，而他們的文化背景卻基本上是以儒家倫理為標志的，這種特征在日本尤為明顯。儒家與資本主義如此的“嫁接”，正如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弗蘭克·吉布尼所說，乃是它將古老的中國孔子的儒家倫理同大戰后英國占領期間所引入的美國經濟民主兩者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應用所致。儒家文化與日本現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思想相結合，已經構成一種獨特的日本當代新文化體系和形態，而且已經在近幾十年間，滲透到日本國民的文化心理之中，這已經不是原始儒家文化，而是一種包容了儒家文化基本因素的新文化體系。
　　儒家文化在新加坡也贏得了巨大的榮譽，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曾精辟地指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動力是：大多數的人民，把社會利益和重要性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會比個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單位，把所有的家庭組合起來，就形成一個社會。在儒家文化與現代化關系方面，新加坡作出了以儒家為主導思想，以道德為立國之本的決策，認為欲建立正直和諧的社會，必須弘揚孔子所代表的中華文化精神。
　　與以上這些歷史背景相對應，現代新儒家的第三代尤其關注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他們認為，世界范圍的現代化是多元的。因此，中國現代化必然具有中國性。以西方為典范的現代化，已經碰到了各種難題，現代化不是“西化”。傳統與現代社會的結合已化合在中國價值系統中間，像血液一樣流動在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不是用簡單的方式能夠實現揚棄的；粗暴地反傳統，必然導致不切實際的“西化”。因此，現代新儒家的思考重點，“還不是使儒學在一個多元的文化環境中起某種積極的作用，或者是讓儒學對東亞的現代化，乃至中國的現代化作出巨大的貢獻”，而是如杜維明所說的：“還必須先站在一個更根本的基點上，就是儒家如果有第三期的發展，它要經過怎樣一個創造的轉化？……”〔1〕
　　現代新儒家與“五四”的相通之處還表現在現代新儒家對現代化基本要素的認同。梁漱溟不僅認為科學與民主是人類文化的普遍精神，中國人要全盤接受，而且在推測世界未來文化中中國人所應持的態度時，他又寫道：“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于西方文化要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的態度重新拿出來”。這就是說，在世界未來文化走向第二路（中國之路）之前，中國人必須先獲得西方向前要求的第一路向的成果。因為梁氏亦有他的民族文化自我反省和批判意識，他甚至精辟地寫道：“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的機會，多少情感要求被壓抑。”這種哲學家深邃的自我批判意識當然不能和封建復古派同日而語，而卻與“五四”思想領袖有相近之處。
　　如上所述，“五四”思想領袖與現代新儒家本質上仍是兩股既對峙又相通的思潮。明乎此，對于全面了解現代新儒家是有益的，而對于中國當代文化的重建則更為重要。
　　　　　　二、現代新儒學與中國現代化
　　現代新儒家要證明儒學在20世紀的時代價值和對于中國現代化的重要作用，它首先必須證明其自身，特別是它的創造性和時代意義。現代新儒家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站在人類文化的高度，將帶有世界意義的普遍性問題：諸如生存的困惑、人類的價值、文化的意義以及人的終極關懷等問題，投射到中國當下的現實之中。而其問題的中心仍是儒學與中國現代化問題。
　　面對世紀初中國文化與社會的危機，梁漱溟“決定擱置向來要做佛家生活的念頭，而來做孔家的生活”。他自稱：成為儒家文化的傳人是為了解答當時甚為迫切的東西文化問題，同時也是為了拯救人類的迷惘與痛苦。梁氏將自身所遭遇到的困惑與不安，投射到中國文化的困境上，把他對人類的普遍性關懷結合到特殊的中國處境的當下問題上。也即是將“人生問題”與“中國問題”相聯，提出了儒家的命運與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梁氏斷言，只有以儒家思想為基本價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們嘗到“人生的真味”，因而儒家文化是人類生命所當皈依，世界文明所當趨歸的方向。梁氏多次強調：“世界不久將來的文化一定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與梁氏的文化哲學相異，熊十力則是力圖通過創立某種保存中國所特有的骨髓和風貌的哲學形上學體系，來肯定中國文化的主體性、生命力和創造力。盡管與其后來者相比，熊十力似乎更多地是從以《易經》為代表的先秦儒家那里獲取思想資源，但他對于道德的形上追求和建構本體論哲學的雄心卻使得現代新儒家在努力方向上更接近于宋明儒學。與梁氏不同，熊氏更多地致力于樹立中國文化精神之價值，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學以回應來自西方文化與哲學的挑戰，因此，熊氏被尊為現代新儒家的精神象征。
　　如果說，梁漱溟和熊十力時代的主要問題是為了解決儒學面臨的深刻危機和回應來自西方文化的挑戰，那么，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重要任務則是怎樣構建新儒學體系，以對應日益迫切的中國現代化問題。牟宗三的“儒學第三期”和“三統并建說”就是為了挑起這一重任。牟先生認為，儒家學術第三期發展所應負的責任即是要開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外王，即新外王。盡管現代新儒學大師承認科學與民主并非是文化發展的全部內容，并且斷言，道德理想和宗教精神才是評價某種文化素質的主要依據。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科學之精神”及“西方近代之民主制度”的事實，表現出中國文化“有道統而無學統無政統”之特點。因此，儒家文化亦只有融納了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才能出現新的形態，實現其理想。然而在這種中西文化的自然融合中，儒家的道統是核心，是根本。這是牟宗三所恪守的根本原則，這也是現代新儒家的第一、第二代的思想原則和基本心態。
　　比之于現代新儒家的前輩，現代新儒學的第三代學者似乎具有更為開放的胸懷和順應時代潮流而進的明智態度。他們提出中國未來的希望在于傳統、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動”。
　　現代新儒家對于20世紀中國的貢獻，不在于它是否已構建一個比較完美的理論體系，而在于它在當代的中西古今之辯中，圍繞著傳統與現代的關系，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但是，現代新儒家亦有其不可克服之缺陷，這就是它強調的儒家本位主義和泛道德主義（道德決定論），而這正是包括整個儒家傳統在內的不可克服的難題。因此，結合中國現代化問題，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
　　首先，儒家思想過去沒有導出中國的現代化，現在或將來，也不可能導出中國的現代化。一個基本的事實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近代既沒有引發出近代科學，也未能產生近代民主。而眾所周知，民主與科學正是中國現代化不可缺少的兩大基本要素。
　　其次，盡管現代新儒家著意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即希望由儒學之“內圣”開出“新外王”——確實，儒家對人本身，人的存在意義、價值和自我完善問題，以及人類文化的前途、命運的探索是富有現代意義和時代價值的，但它本身的缺陷又使它不可能成為正在走向現代化的中國的當代文化精神。
　　當代中國，現代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正將我們引向偉大的現代化之路。對世紀難題的出色解答，中國經濟的飛速崛起乃是20世紀末世界文明史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而文化的沖突、社會的轉型又使得當代中國文化精神之建設日益迫切。毋須諱言，現代市場經濟的法則將會異常強化人們的物欲、金錢至上以及功利意識，而貪婪、吸毒、環境惡化、精神空虛，所謂經濟和道德的悖論決不是危言聳聽。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迄今為止，人的倫理行為的水準一直很低，絲毫沒有提高。但是，技術成就的水準卻急劇上升，其發展速度比有記錄可查的任何時代都快。結果是技術和倫理之間的鴻溝空前增大。這不僅是可恥的，也是致命的。”〔2〕與人類歷史上許多大時代相類似，有關道德、理想、幸福乃至人的終極關懷等問題將會在當代中國凸現出來，如何從形而上之層面來探索和重建與中國現代化相適應的價值系統和意義結構，這是當代中國哲學與文化甚為緊要和迫切的課題。如上節所述，盡管儒學與現代新儒學不可能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主體，但現代新儒家仍提醒我們，在重塑當代中國文化精神的時候不能割裂歷史文化傳統，經過創造性的轉化與改造，儒家倫理對中國步入現代化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尤其是以儒家文化為背景的東亞工業文明的興盛，一方面表明了儒家文化仍有與現代化相結合的能力，另一方面亦宣告了個人主義并非是現代化的唯一文化精神與價值取向。
　　我們肯定儒家和現代新儒學對中國現代化的積極意義，但也決不能忽視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所起到的負面效應。
　　注：
　　〔1〕《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杜維明新儒學論著輯要》， 第99頁。
　　〔2〕湯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版，第432頁。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責任編輯：劉潼福）＊
　　
　　
　　
社會科學滬30-33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方松華19961996 作者：社會科學滬30-33B5中國哲學與哲學史方松華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4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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