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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文化哲學家卡西爾在《語言與神話》中指出：語言與神話同屬一母所生，原初的語言和神話一樣，都是一種隱喻思維，都具有先于邏輯的以情感為基質的原初表現功能。然而，在我們的語文教學中，當學生在激情中深信不疑地看見了“夜和／失明的野蘑／還在那里摸索著／碑上的字跡”，教師卻用冷靜而平庸的口吻說這是“擬人”手法，把現實世界的生活規律和科學研究中的純粹邏輯等抽象思維規律等同于文本自身的規律，而忽視了文本語言的原初詩性本質。語文教學只有還原文本語言文字中的想象、情感、象征和隱喻，打開概念和邏輯的堅殼，把我們先民的生命感覺和靈魂智慧放進去，觸及文本內在的、原有的血肉和情感，才能煥發出課堂的生命活力。
　　漢語基本上是以字為單位的，所以語文的閱讀和理解也應該以漢字為切入點，喚醒語言的原初詩性。每個漢字都是先民生命意識的升華和審美意識的凝聚。當漢字進入我們的眼簾，我們不應將漢字看成死的筆畫構成物，而應從發生學層面賦予其神奇的生命意識。如講授“其臭如蘭”，《說文解字》：禽走臭而知其跡者，犬也，從犬從自。可知：“臭”的原意是禽獸留下的氣味，因為狗的鼻子特別靈敏，所以從“犬”，“自”本是鼻子的形狀。這是古人造字的智慧，古人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認識到狗的嗅覺的靈敏性，這是先人選擇了最有代表性的事物來表達抽象的概念，是漢字科學美的表現。學生不但理解了其臭如蘭的意思，而且會對古人的造字智慧感到驚訝：古人不但會以物象形，而且對氣息這一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都能夠形象化，使人看到這個狗鼻子便心領神會。這個字的意思和轉化就再也不用老師三番五次地強調了，一遇到“臭”字，學生腦海中出現的就應該是這個形象而生動的狗鼻子，其意思也就出現了。
　　喚醒語言的原初詩性，還有助于了解常用字的形義關系。一些常用漢字，其形和義的關系常因變化而難以解釋，從而給領會其意思帶來很大的困難。比如在教“終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時，要理解“章”的意思，就從分析其結構入手。“章”不是“立＋早”而是“音＋十”，而“十”在漢文化中是數之終的意思，“音”是“音樂”，則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樂曲的終了。今天的“樂章”是表示音樂的量詞，意義發生了變化。再回到詩句中，本詩明顯是寫織布，那么終日不成章應該是天天織卻織不成一匹布，所以這里應該是一匹布的結束。后來又由此引申為花紋、圖章，進而到規章。這樣對“章”的用法通過這種生動形象的過程就很簡單條理地理解了。
　　辨析形近字時喚醒語言的原初詩性，可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如教授“竟”與“競”，可從追本求源來指導：“竟”是“音＋人”，《說文》說：樂曲盡為竟，從音從人。應該是曲終彈曲的人起立，或是曲終人散之義，所以“竟”的意思引申為完了或結束。而“競”的原形是“競競”，《說文》說：一曰逐，從言從二人，可見“競”為爭逐、比賽的意思。這樣就可以引導學生領略到一副詩意的圖畫：一個是多么高雅悠閑，彈奏的美麗的樂曲已經結束了，一個是多么緊張激烈操勞，因為比賽正在進行。進一步引導學生認識自己的生活：現在的艱苦緊張，正是為了將來的幽雅和安閑。這種字詞教學，會使師生沉浸在這兩個字深遠的內涵魅力之中而其樂融融。
　　喚醒語言的原初詩性也有助于閱讀理解的深化。有些同學不喜歡《紅樓夢》里的賈寶玉，因為太濫情、太女性化。教學時可以從學生的迷惑開始進入課文，先分析最能表現寶玉的情和女性化的外貌描寫。課文中第一次寫寶玉的外貌就突出一個“情”字：“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第二次寫寶玉的外貌：“越顯得面若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所有的描寫還是突出一個“情”字。這就是說曹雪芹賦予寶玉的個性就是一個“情”字。《說文解字》：情，人之陰氣，有欲者，從心青聲。“人之陰氣”，陰在中國文化中的含義是女性的，所以，“情”是偏于女性的，而女性是偏感性的，重直覺的，這種感性往往是最自然、最真實的。“有欲者”，強調一個“欲”，人生之欲。曹雪芹是把寶玉當作一個有著人的自然情感和欲望的形象，而這正是寶玉的可貴和叛逆之處。可貴在于，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意識中，尤其是得到空前強化的“宋明理學”強調的都是“存天理，滅人欲”，尤其是男人，更是不能有人之自然情欲的。于是在這種理念的培養下，產生了一大批無情無義、道貌岸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踱著方步的中國大男子。他們不會憐惜柔弱的生命，更不會理解一直被踩在他們腳下、嚴格遵從于他們、附屬與服務于他們的柔弱聰慧純潔高尚的女子。在他們眼里，女人沒有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只應“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應是愚化和柔化、弱化的，人的自然情感，對生命的尊重和熱愛都是不被允許的。而寶玉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是如此的自然，沒有一點虛偽和異化的氣息，清新純潔自然地感受著，表達著，熱愛、理解并憐惜著美麗的生命情感。他自然而真實地愛著、恨著、表達著，沒有絲毫的矯揉造作。只有他，才理解這些水做的骨肉的美麗，才把她們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更因為男人的虛偽與異化使他感到自己的可惡與污濁，感到女人的純潔和高貴。他理解生命的短促與美麗，理解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這一切都是因為他的“情”！這個“情”字使寶玉站在整個封建禮教的門前傲然而笑，使寶玉與整個自然融為一體。面如桃瓣，目若秋波，他是通靈的寶玉，通自然之靈，生命之靈，而不是“滅人欲”的封建禮教的玉。對他們，他是一塊頑石！聯系比較《祝福》中永遠踱著方步、皺著眉頭、永遠只說“可惡，然而”、而把祥林嫂置于死地的魯四老爺，學生就會恍然大悟：寶玉的人性化，寶玉的超凡脫俗，寶玉的叛逆，寶玉的真誠與可貴，這些僅僅是從一個“情”入手。所以寶玉的出場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腳步聲：他是不會踱著魯四老爺那永遠不變而又虛偽的方步的。這個“情”字，在這樣的解讀中就是一幅美麗而清純自然的人性本真情感的圖畫，是一首性靈之詩，并且能感覺到其蓬勃的生命力。
　　任何語言都具有原初的詩性表現功能，文學語言與普通語言、科學語言的區別在于文學語言往往通過對語言的特殊使用，打破語言現成的既定用法，把人帶向語言發生的“起始”和“開端”，把語言的形成過程直接呈現出來，突出和強化語言的原初詩性功能。語文教學要煥發生機與活力，還要關注文學語言的特殊用法，將這些字連同其“根莖上拖帶的泥土”一道呈現出來。
　　趙奎英教授在《混沌的秩序》中指出，審美語言往往使用擴張性的語境，拉開用意和用語、能指和所指之間的距離，破壞語符意指關系的確定性，制造意指的擴張，給讀者捕捉意義造成一定的難度，以達到激發審美興趣和在意義情感結構的層面上擴充審美空間的目的。文學中常用的手法如隱喻、象征、語帶雙關、詞語復義等都屬于這一類。馬致遠《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前三句連排九個名詞，不符合慣常語法和邏輯，其語言指向作者所描繪的藝術世界。我們在領悟作品時就不能拘泥于日常理解的植物、動物等名稱，就要從詞語所隱含的感性意義去體味其蘊含的深意。通過對這些事物的聯想、想象和體驗，喚醒作者創作之時孤寂凄涼的心理。李清照的“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歷來膾炙人口。表示色彩的“紅綠”與表形體的“肥瘦”單獨看都是“人們所熟悉的材料”，但“綠肥”“紅瘦”卻是一種典型的超常搭配。對此，有人這樣品賞：一夜“雨疏風驟”，綠葉淋疏雨，更見豐腴——正是“肥”了；紅花禁驟風，益顯纖弱——正是“瘦”了。“瘦”又激活了“紅綠”二字而生發出一種生命的動感：綠色因疏雨而漲，欲將其生命的活力漲滿空間；紅色經風蝕，弱質扶風，亦顯示生命的光彩。不僅如此，在“紅綠”與“肥瘦”的交互映射下，字面上的“能指”更影印出字面后的“所指”，“綠肥紅瘦”已不單單是風雨之后那清新可人的海棠形象，多愁善感而又雅潔自賞的詞人自身的形象恰好躍然其間。
　　審美語言還可以通過一些運用的策略，打破語言的單向度，使浯詞不在一條直線、一個平面或者按自然順序單向延展，因而出現每一個詞語都能像電影中的“特寫”，以及一組事物可以同時被“置于前景”的空間效果。語文教學要煥發生機與活力，還要關注審美語言的空間呈現特點。杜甫的《登高》，詩人登山臨水，極目四望，天風颯颯，猿啼葉枯。全詩以對物象實體的描摹再現了詩人登高之所見，“無邊落木蕭蕭下”是深秋時節的典型特征，“無邊”概括了整個視野；“不盡長江滾滾來”寫長江源遠流長，“不盡”形容其曠遠深渺；“天”“風”“沙”“渚”“猿”“鳥”等深秋時節的典型景物，聞聲則風聲摧林，猿嘯聲哀，鳥鳴低回，江水嗚咽；觀景則在聲和色跳蕩起伏的秋的節奏中，白發多病的詩人沉重而遲緩地登上高臺，構成了開闊、悲愴而又壯觀完美的空間畫面。毛澤東的《沁園春·長沙》一個“看”字總領七句，從山上、江中、天空、水底進行了描寫，既有靜景又有動景，既有遠景又有近景，“萬類霜天競自由”則從眼前景擴展到世界萬物，描繪了作者獨立在橘子洲所見到的一幅色彩絢麗的秋景圖。教學時引導學生深入體會審美語言的這種空間呈現特點，將有助于學生對文學作品深刻內涵的把握，同時語文教學也必將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山東教育濟南24～25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邵小慧/楊士榮20062006
作者：山東教育濟南24～25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邵小慧/楊士榮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0: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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