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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學人普遍意識到，建立各學科知識增長、學術傳承和具體研究的規范，確立合理的學術秩序，從而保證學術的正向積累，乃是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但是，學術規范不同于其他可以通過立法或表決即可確立的規則，而必須基于對共同權威的認同和廣泛的討論，以求逐漸達成共識。更重要的是，雖然科際整合和學科交叉已經成為一種有力的呼聲，但現代學術的基本特點仍然是分科操作，故學術研究中既不存在一個抽象的“元規范”，也難以形成一套通行于所有學科的統一的學術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規范只能是在具體學科中具有可操作性的學科規范（注：當然不能否認，的確存在某些適用于一切學術研究的規范性要求，如學術的繼承和創新問題、學術道德問題。這些問題在理論上相對比較明確，也比較容易達成共識；較為困難的是如何使之和具體學科的內在規定性相結合，內化為具體學科的可操作的實際規范，并得到相應的技術性規則的支持。）。因此，我們應當超越泛泛的討論，而進入具體的學科領域來探尋學術規范化的途徑。
　　　　　　一、問題的由來
　　世界史研究的規范化，甚至整個史學的規范化，并不是一個單獨出現的問題，而和近年來國內整個學術的狀況有著密切的關聯，所以，考察世界史研究的規范化問題的緣起，必須從近年來提出學術規范問題的背景著手。按理說，學術規范乃是學術研究的入門要求，是研究者在接受基本學術訓練時就必須解決的問題。而中國學術有悠久的傳統，現代學術的誕生也有近百年的歷史，為何現在才提出學術規范的問題？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的目標和意義何在？這些問題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
　　一、尚處于形成過程中的現代學術傳統被人為中斷，各學科的規范化進程尚未全面展開就遭到致命的挫折。學術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直接服務于一時一地的暫時性需要，以致喪失了自身的特性，不再成其為學術。起步較晚的世界史學科，原本是在“開眼看世界”的致用傾向刺激下逐漸成長起來的，更成了服務于各種政治需要和外交意圖的工具，這就使得研究者具有十分強烈的現實關懷，受到政治和外交需要的支配，接受或被迫接受流行的政治話語作為論說的手段，其學術性的發育成長受到很大的損害。我們今天提出學術規范問題，是為了將學術還原為學術，找回被剝奪的學術之成為學術的特性。
　　二、在由社會變革所帶動的學術繁榮中，出現了嚴重的學術泡沫化，論著低水平重復，尊重既往學術成果的意識相當淡薄，抄襲剽竊愈演愈烈，缺乏起碼的學術秩序，無益于知識的有效積累。近年來，僅發生在世界史領域的學術舞弊事件就有數起，這些事件提醒我們，“學術失范”已經發展到難以收拾的地步，我們的學術評價和監督機制出現了嚴重的缺失。這種狀況使一批有良知和有遠見的學者痛心疾首，不禁大聲呼吁重視和遵守學術規范，實行“學術打假”，從而端正學風，建立學術秩序，為學術發展營建一個健康的環境。
　　三、近年來，中國和外國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但由于中國學術在領域、話語、規范、水平方面都與西方存在差異，無法進行真正的和實質性的對話。學者們感到，如果不從規范著手，就不能使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當然，就世界史而言，“走向世界”不僅是一個規范問題，更多地涉及整體學術積累、研究資源、治學環境、學術實力和話語系統等問題，但規范化既然是一個關系到學術研究秩序和質量的問題，對于世界史研究的“走向世界”也就至關重要。
　　四、從學科自身的狀況而言，我們的學術訓練體制和方法的缺失，對學術研究的“失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許多承担培養世界史研究者任務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長期以來沒有將學術規范列入史學訓練的范圍，在對學生進行歷史知識教育和治史技能培養的同時，忽略了學術規范的訓練。所以，提倡規范化，也必須使我們的學術培養機構注重學術訓練的規范化，使接受學術訓練的年輕一代研究者知曉學術規范的意義，了解規范的實質性和形式上的要求，將規范內化為其學術實踐的一部分。
　　學術界存在的上述弊端，使學術規范建設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90年代初以來，國內學術界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時斷時續，參加者大多是80年代以來在國內學術界嶄露頭角的中青年學者，文章見諸國內一些重要的學術和思想刊物（注：關于這場討論的綜述評價，參閱楊玉圣：《90年代中國的一大學案——學術規范討論備忘錄》，載其所著《學術批評叢稿》，遼寧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4頁。）。通過討論，人們對目前學術失范的嚴重性和學術研究規范化的重要性，達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但討論的問題還過于浮泛和抽象，對各學科具體的規范化問題雖有涉及，尚有待深入。
　　我們討論世界史研究的規范，可以分兩個層次來進行：一、學術研究的通則，如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學術道德等，如何與世界史研究的實際相結合；二、史學的內在規定性和技術性規則，如何在世界史學科發生作用。下文試分而論之。
　　　　　　二、史學的繼承和創新
　　學術研究的繼承和創新及其相互關系，是任何學科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對具體的研究者來說，繼承是學術生涯的起點，是任何專門研究的基礎；對于整個學科來說，繼承乃是學術傳統和學術資源延續的基本途徑。創新則是所有學術研究的目標，是學術發展的根本要求。
　　繼承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釋：第一是學術傳統的傳承和延續，包括對學科整體資源的繼承、對既定學科范式的了解和運用；第二是對特定研究課題的既往研究的了解和繼承，并以此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任何學術研究都必須植根于一定的知識傳統和概念體系之中，任何研究者必須從本學科的知識體系中獲取資源，掌握已有的學科范式，才能進入學術的門徑。林毓生曾借用博蘭霓（波拉尼）的“支援意識”一詞，來指稱這些從既往知識傳統和概念體系中獲取的資源（注：林毓生：《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6—17頁。）。對于人文學科來說，這種“支援意識”是由一些公認的理論、知識和概念所構成，它是研究者在所受教育和修養的過程中，通過平日的積累而形成的，并且內化為研究者發現問題、進行思考和提出觀點的悟性和能力。如果沒有特定的知識傳統和概念體系作為支持，一項研究就必須從論述和介紹所涉及的每一概念、每一知識開始，那就根本無法展開論述，也達不到推動知識有效增長的目的。任何一種論說都包含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后者是前者的基礎；一種論說的隱性知識含量越大，其學術份量就越重。這就是學術研究何以要由博返約、既專且通的道理。
　　同時我們也知道，任何學術研究都不是平地起高樓，而必須建立在既往的研究積累之上。對已有研究成果的了解，乃是發現問題、尋找創新可能性的突破口。研究者必須首先對本領域的研究進展了如指掌，才能確定自己的課題在這個領域的位置和價值；進而必須熟知在這個課題上的所有成果，才能得到學術上的參照，真正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有所增益。所以，我們在著手一項研究時，必須首先檢索文獻，認真閱讀相關的書籍，對已有的研究作出恰當的估價。對相關文獻收集得越充分，閱讀得越仔細，對自己課題的把握就越準確。研究外國史，既要了解國內的研究，更要知曉國外史學界的情況。一種原創性的論著，最好能在書中對既往研究作出介紹和評價，將自己的研究置于堅實可信的學術傳統之中。
　　毋庸贅言，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推動知識的有效積累，增進文化財富，所以，創新是學術研究的根本目標和意義所在。一項研究必須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和前進。沒有創新的研究，是沒有意義的勞動。在評價一項學術成果的價值時，我們所使用的基本標準，就是看它有無創新和創新的程度如何。創新就是要超越前人和超越自己。沒有創新的研究，只是低水平的重復；重復自己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種無益的行為。
　　史學研究的創新表現為：一、發現新問題；二、運用新史料；三、提出新解釋；四、進行新綜合。但是，在中國進行外國史研究，創新卻十分困難。原因在于：我們對外國歷史的了解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約，很難深入其堂奧；由于文獻的限制，我們對某一問題的既往研究不能全面把握，也就難以發現新問題；由于研究條件有限，我們很難發現和使用新的史料；再加上理論和方法的局限，提出新解釋殊為不易；在對以往研究缺乏全面了解和理論存在局限的情況下，進行新的綜合的可能性也甚為渺茫。不少外國史論著僅只是介紹或轉述國外的研究成果，正是這種創新困難的表征。
　　不過，這并不等于說我們根本不能有所創新。問題在于我們從何種角度看待創新問題，采取何種方式來實現創新。根據我國世界史研究的實際狀況，我們可以將創新理解為兩種形式：一是提出新解釋和進行新綜合，二是填補國內研究的空白點。
　　第一種相對要困難一些，而且目前成功的例證較少。臺灣史學家嚴耕望認為，采用新材料而取得成績，并不十分困難，而能從人人見得到的尋常史料中發現新問題和提出新見解，乃是治史的較高境界（注：嚴耕望：《治史三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對我們的世界史研究者來說，從外國學者已經使用過的史料中看出新問題和提出新見解，是實現創新的必備功夫。就一般情況而言，我們只能借助公開出版的文件和第二手文獻，但我們的思維方式、觀照角度、價值標準和外國學者有所不同，我們能夠從新視角看出新的問題，提出不同于外國學者的解釋。前提當然是要深入準確地把握問題，全面完整地了解文獻。另外，我們還可以基于一定的理論和觀察角度，利用外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某一歷史問題加以綜合，提出宏觀的解釋框架或全面的歷史敘事。這對于研究者的綜合素養要求更高，因為這種綜合必須基于一定的理論和解釋框架。在這個問題上，吳于廑教授的研究提供了成功的例證。
　　從我們目前的狀況看，更重要的是填補研究空白。外國史研究的創新，有著雙重的參照對象。我們不僅要比照國外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基于國內的研究狀況。外國學者研究已經十分充分的問題，而國內尚未起步，如果在對國外成果進行梳理后，在遵循學術規范的前提下，用中文話語將這些成果加以綜合，其論著和外國學者的差別自然就會顯現出來。這也應當視為一種創新（注：鑒于目前國內世界史某些領域的薄弱狀況，即便是準確可靠地介紹國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種很有價值的工作。）。這方面的論著，在我們的世界史著述中所占比重甚大。可是，即使是這種工作也困難重重，因為文獻資料的不足仍然是一個很大的限制。
　　　　　　三、史德
　　講究學術道德，也是一切學術從業者都必須遵循的通則。中國古代史家經常談到的史德，雖屬學術道德的范疇，但內涵和今天所謂學術道德有所出入。章學誠和梁啟超都將“德”引入劉知幾提出的“才、學、識”史家修養體系之中，合稱“史家四長”。章所謂史德是指史家須心術端正，對過去毫無偏私，善惡褒貶，務求公正；梁則以為，史德的根本要求就是忠實，即用“純客觀的”態度對待所敘述的史跡，“不絲毫參以自己意見”（注：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頁。）。這實際上只是一種對待歷史的主張， 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史家道德。我們今天所說的史德，包括尊重他人的成果、確立知識產權的觀念、恰當運用史料、杜絕抄襲和剽竊等內容。
　　由于學術研究具有繼承性，在著述中需要經常征引他人的材料和論點，或者需要借鑒他人的理論和方法，出于對他人勞動的尊重，必須在行文中加以說明和注明出處。這是學術道德的起碼要求。凡不是自己的發現和論點，必須給原作者以榮譽。
　　對現代學術來說，知識產權的觀念十分重要。一種知識產品的所有者，在一定的期限內對這一產品擁有知識產權，不經過其同意而任意使用該產品的部分或全部內容，屬于侵權行為。這種觀念雖然對知識的傳播有一定阻礙，但對于作者的正當權益是一種必要的保護，而且也體現了對知識的尊重。
　　治史者對待史料的態度，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道德問題。對史料必須采取忠實的態度，不能按自己的要求隨意處理，不能斷章取義，更不能只引用對自己的論點有利的材料，而將反面的或其他證據棄之不顧。嚴耕望說，“有些問題，史料很豐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見的史料，那么幾乎任何問題都可以照自己意見的方向去證明，這可以說是抽樣作證。”（注：嚴耕望：《治史三書》，第31頁。）這種傾向在我們的美國史領域一直存在。史料在一些人的手里只是揭露和批判美國的工具，于是專取涉及美國社會弊端和陰暗面的材料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專用美國學者批評本國社會的觀點來附會自己的意見。
　　外國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更復雜一些，因為還涉及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問題。所以，忠實于原文是一個很重要的要求。對于翻譯中把握不準的地方，要注明原文。
　　由于近年來學術界接連發生十分嚴重的抄襲剽竊事件，所以，在討論學術道德時，必須特別強調引用、借鑒和抄襲、剽竊的區別。抄襲是指照搬他人的文字、觀點和材料而不加引號和不注明出處的行為；剽竊是指在著述中采用他人的論點、材料、結論、體系或受到他人研究的啟發而不加以說明的做法。這是學術研究中兩種最嚴重的犯規行為，也是違反學術道德的重大過失。確立學術規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杜絕這種偷竊知識和思想的現象。
　　如何區分引用和抄襲、借鑒和剽竊呢？一方面，這個問題必須借助技術性機制來處理。采用他人的理論、論點、文字和材料，如在行文和注釋中作出說明，屬于正當引用，反之就是剽竊或抄襲。另一方面，還要用學術創新的原則來判別。如果他人的材料、觀點和文字構成自己論著的核心內容，而全書不過是復述他人的材料和看法，即便作出詳盡的注釋和說明，仍然不能改變抄襲的性質。在學術界，據他人之見為己有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對這種行為，除制度的他律之外，關鍵在于道德的自律。做學問如同做人，要誠字當先，不能弄虛作假。
　　　　　　四、史學的內在規定性
　　一個學科之成為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獨有的學科規定性，認識和把握這種內在的規定性，對于一個學科的規范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求。就世界史來說，它的內在規定性來自整個史學的學科規定性，涉及史學的特性和限度、史實和理論的關系、現在和過去的關系、治史者的評價立場等問題。
　　　　1、史學的特性
　　歷史學是人類保存集體記憶的一種努力，是一種跨越時空的的認識活動。由于歷史學家無法像科幻電影中的人物那樣乘坐時間機器去直接面對過去，他就不得不借助史料這個唯一的中介。史家的工作是通過史料的發掘、整理和解釋來重建歷史，因此，史學的一個基本要求是，對事件作陳述和解釋、提出觀點和結論，都必須依據于史料。治史者可能有這樣的體會：在研究中作個別結論容易，而作一般性結論困難，原因就是一般性結論涉及方方面面的史料，而掌握和理解這些史料有一定的難度。歷史學是一門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以不可逆轉的時空結構中的人及其活動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歷史知識雖然無法通過對研究對象的直接檢驗而得到“證偽”或“證實”，但史家卻可以通過史料來證實或證偽某一種解釋和敘事，可見史料乃是史學的基礎，離開了史料，史家就一籌莫展：不充分占有史料，就不能提出可信的歷史解釋。
　　史學的這種學科特性，規定了歷史解釋的限度：任何一種有效的歷史解釋，雖然離不開邏輯推理，但根本的要求是建立史實之間的實際關聯，而不能片面依賴邏輯推導；另外，史學評價雖然無法排除價值的參與，但卻必須以事實判斷為基石。
　　　　2、史實和理論的關系
　　史實不能自動顯示其意義，必須通過史家運用理論和知識來觀照，才能解釋其意義。理論在歷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實和理論的關系，也就成為治史者必須面對的問題。我們常用“史”“論”關系來概括這個問題，曾有“論從史出”、“史論結合”和“以論帶史”等多種說法和做法。這種“史”“論”二分的模式，實際上只是一種“理想類型”，是出于論說的方便而作的劃分。在史學的實際形態中，不存在純粹的“史”，也不存在純粹的“論”，因為對史料的考辨和運用，不可避免地包含史家的見解和判斷；而任何論點都必須在對史實的表述和分析中顯現。
　　在史實和理論的關系中，“史”是最基本的，“論”必須建立在史實的基礎上，沒有什么獨立存在的歷史解釋。這里所說的“論”，應當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用以觀照史實的理論；二是由此得到的看法或結論。第一種“論”是和“史”分離的，它不是來自于所要觀照之“史”，而是借用自其他學科和既往研究；第二種“論”是通過史家的理解而得出的觀點，是得自于“史”和融匯于“史”的。
　　由于現代史學廣泛借鑒各種理論，理論和史實的關系就變得更為復雜。在世界史研究中通常出現的問題有：一、用史實來說明理論，將史學變成政論、雜文或社會科學論著；二、用理論來裁剪史實，導致曲解史料和牽強附會：三、理論和史實相互分離，解釋得不到史實的支持。我們要意識到，運用理論的目的，是要有助于看出史實的意義和建構歷史敘事的框架，理論要服從于歷史解釋的需要。
　　　　3、現在和過去的關系
　　歷史學以現在觀照過去，自然會產生一個現在和過去的關系問題。由于現在的人的話語系統、觀察角度、利益需求、環境影響都不同于過去，如果史家純粹從現在的角度出發觀照歷史，就會將今天的意義強加于過去，用今天的立場來曲解過去，不能真正理解史實的意義。特別是我國的世界史研究始終受到現實關懷和目前需要的影響，歷史和現實交織于史家的心頭，如何處理兩者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們提出，必須將過去的人和事置于當時的時空結構中來看待，必須將過去人們的思想和言論置于當時的語境中來評價。這應當成為歷史研究中處理現在和過去的關系的一條準則。
　　可是問題是何為當時的時空結構？何為當時的語境？如何能夠了解他們？又如何能確定自己了解的就是當時的時空和語境？這是一連串難以找到確切答案的問題。由于歷史知識不是絕對和完全確定的，我們只能依據更為廣泛和豐富的史實來重建所涉及的時代的時空和語境。重建所研究時代的歷史時空和語境，乃是歷史解釋的起點，否則就會誤解或根本不能理解史實的意義，只能代之以現代人的妄斷和臆說。史家要時刻提醒自己，前人是不能為自己辯解的，所以必須盡力去理解他們，只有在理解的基礎上才能作出恰當的評價。例如，我們在研究美國建國時期的政治思想時發現，多數社會精英是反對民主或對民主深為疑慮的，這是一個史實。如果根據今天的標準，認為他們思想保守或反動，則謬以千里了，因為我們通過對相關史實的分析，看出當時人所理解的民主是指全體人民直接參政的古典民主，這種民主對于當時美國這樣一個幅員較大、人口較多、地域差異甚大的國家，當然是不適宜的，所以他們表示反對；他們主張在美國實行的政體是基于代議制度的共和政體，這和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民主政體沒有差別。因此，他們并不是今天意義上的反民主的保守派。
　　　　4、歷史評價的立場
　　我們知道，歷史解釋框架的建構，有理論、價值觀念、個人氣質等多種因素的參與，這使得歷史解釋帶有強烈的主觀性。那是否意味著治史者可以任由自己的主觀意志在歷史評價中縱橫馳騁呢？當然不是。相反，我們要盡量限制主觀因素對歷史解釋的影響，因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追求可信的知識，其基本規則之一是必須將過去的人和事置于具體的歷史時空和語境中考察，這樣，就要求盡量壓制主觀投入，研究者要站在相對中性的立場上，用較少個人情感和道德好惡的語言建構歷史敘事。提倡“價值中立”雖然會限制史家評判史實、裁量人物的自由，而且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價值中立”，但如果史家有“價值中立”的意識，就有可能減少主觀投入的份量。
　　　　　　五、技術性規則
　　不論中國史還是外國史的研究，為了體現學術的傳承、落實學術道德、尊重學科的內在規定性和保證著述形式的完善，都必須有一套可操作的技術性規則，其內容包括引文的處理、注釋的體例、參考書目和索引的編制、譯名的統一、數字和圖表的使用等等。在美國學術界，有幾種通行的技術性規則，其中有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著述者手冊》，自1937年初版以來，每隔若干年修訂再版一次（注：凱特·L.圖雷賓：《著述者手冊》（Kate L.Turabian.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Papers.Theses,and Dissertations），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37年第1版，筆者所見的較近版本為1973年版。）。在我國也可以考慮組織一個專門的委員會，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一套規則，以改變目前著述者、雜志社和出版社在這方面各行其是的混亂狀況。
　　引用是歷史著述的基本手段，關于引用的規則，在學術規范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歷史著述中，引文分三種：一、史料；二、他人的觀點；三、他人的文句。引用的方式有兩種：一、原文照錄（在外國史研究中，沒有絕對的原文照錄，引文必須經過翻譯）；二、轉述原意（中國占史研究中如用現代語文翻譯史料，實際上等于轉述原意）。原文照錄的好處是讓讀者看到所引材料的原貌，給讀者以重新理解和判斷的余地；缺點是容易與行文脫節和影響文字風格及行文的流暢。轉述原意的好處是可以節省篇幅和保持行文的統一；缺點是容易在轉述中曲解或丟失原意。兩者可結合使用，根據需要而用其所長。另外，從來源看，引用分兩種情況：一是直接引用（引文出自原始文本，這是最可靠的一種引用）；二是轉引（在無法看到原始文本的情況下，可以從他人的著述中轉引，但一定要注明是轉引，如果注最初出處，就是弄虛作假）。
　　注釋的目的在于展示治學的依據，對他人的成果表示尊重，給他人提供檢驗和索引的便利。不少人把注釋的功能看得比較單一，以為不過是注明文獻出處。其實注釋是多功能的：一、注明引文和數據的出處；二、解釋和說明正文的內容；三、容納必不可少但影響正文行文的文字。是否使用注釋、如何使用注釋，是一個關涉學風和學術道德的問題。弄虛作假者和抄襲剽竊者，往往要在注釋上大做手腳。而且，目前各出版社和雜志社的注釋體例不統一，給撰稿人造成諸多不便。在制定注釋的細則時，最好區分不同語種的文獻，就檔案、手稿、著作、資料集、編著、論文、網絡資料等的注釋制定具體規則，并且包括轉引和重復引用的注釋體例。
　　此外，編制參考書目和索引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參考書目的目的是交代作者所參考的文獻的情況，為讀者和其他研究者提供檢索和進一步研究的線索；索引則可便于讀者和其他研究者檢索和閱讀。
　　最后，對于世界史著述必不可少的一項工作是，歷史名詞、地名、人名、組織名稱的譯法應當規范，特別是在同一種書中應當前后一致。為了便于讀者查閱，最好在所有人名、地名和其他歷史專名的中文譯名后面括注原文。
世界歷史京70～76K5世界史李劍鳴19991999本文作者李劍鳴，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作者：世界歷史京70～76K5世界史李劍鳴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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