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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2-0005-14
　　現代新儒家和關于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向何處去，這大概是新世紀伊始縈繞在許多思想者頭腦中的問題。20世紀，是儒學和儒學研究經歷了最多變故的時期。從“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到三四十年代新儒家的興起，從建國后學術路向的劇變到六七十年代之后港臺新儒學研究的深入，從批林批孔到中國大陸新儒學研究的復興、海外新儒學的高漲，在都顯示出新儒學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境遇的遭際及它與整個華語思想界的復雜紐結。
　　當我們跨過新世紀的門檻，進入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世界氛圍的時候，我們有必要重新檢討上個世紀的新儒學研究。我認為，20世紀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有一個誤區，這就是企望學術包打天下。新儒家個人有這樣的自我期許，研究者也這樣苛責新儒家。建國后中國大陸由于教育環境、時代風習的影響，造就了這樣一批人，他們把“學以致用”、“武裝群眾”等奉為至上信條。總想用一種理論、一種思想包打天下。在這些人身上，可以看出極為強烈的用世傾向。他們不甘寂寞，對問題往往淺嘗輒止即思見于實踐，有些人甚至熱衷于做王者師，希望以一種理論聳動天下，改變社會，產生“不可估量”的社會效果。他們決不會為學術而學術、為科學而科學；他們也看不起那些默默無聞，為學術真理獻身的人，總想在用世方面有所作為。當一種理論不能包打天下，產生能見的社會效應時，他們就判定這種理論是無用的、至少是有缺陷的。這種人慣于用意識形態的有色眼鏡去看一切學術，凡在實踐方面效用稍弱的，都在應當批評、應當摒棄之列；他們也慣于把一切問題，特別是作用于人的靈魂深處的文化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看待、來處理。這些人對新儒家不寬容、不服氣、甚至不容忍。
　　對現代新儒學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主張新儒學的都是一些學者、教授，他們的職責是研究學術，他們也希冀他們的學術能夠對現世有些微補益。但這種補益主要是作用于知識分子的心靈，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思想激蕩、交會、融合的時代氛圍中對其立身行事方面指點一二。他們從未奢望他們的思想學術能像后來居于意識形態的學術那樣武裝群眾，產生“不可估量”的現實作用。這些學者只是在那里做學問，想問題，然后把他們的所思所想貢獻給社會，這種貢獻也沒有強人從己、定于一尊之意。這一點從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及港臺的唐君毅、牟宗三身上表現得很清楚。即使在自稱不是學者教授，不是書齋中人，而是一個實行者的梁漱溟身上，也只是在一個小范圍做實驗。這些學者所做的工作大多不越出自己的本分。他們的態度是嚴肅的，方式是和平的，效果是學者式的。站在學術多元化的立場看，每一個出于發展學術之誠，踏踏實實研究學問，對民族文化的進步與提高，對應付當時所面對的問題有所建樹的學者，他們的工作都應當受到尊重。即使他們提出了一些與人們一個時期的現實期望相去甚遠的學說，他們的工作的價值也不容否定。以上提到的這些學者就屬于此類人。他們以學術為中國的文化建設乃至政治建設貢獻涓埃的誠意是不容懷疑的。他們所貢獻出的思想，站在多元文化的立場看，也是很可理解、很可尊敬、很可戴佩以行的。但他們的學術主要是作用于知識分子的心靈的，不能有馬上引起可見的社會效應、政治效應，所以在一些人眼里，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多少價值的。我們不能企望主要是解決心靈問題、價值觀問題的新儒學解決一切問題，新儒家提出了自己應對時代問題的見解，這一點已經夠了，已足以在中國學術史上不朽，我們不能苛求它們解決學術以外的事。就像牟宗三說的，民主、科學如果能從他的學說中直接開出，要世人何用！民主、科學要靠全社會的人建設出來，這些普世價值決不是哪個個人能“開出”的。新儒學只不過提出了某種解釋，這種解釋是學理的。即使其中有紕漏，也只能從學理上去分析、去批評，而不能苛求它解決實踐中的一切問題。
　　中國文化的主干是儒學，儒學主要是一種成就理想人格的學說。盡管各人心目中的思想人格有不同，但應該相信，理想人格是應該去追求的。理想人格雖然是一種境界形態的人類財富，但它能產生巨大的現實效應，這一點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當今之世，我們應該期待一批知識分子造就深厚的學養，用人類積累的一切優秀文化充實自己，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創造性詮釋，以此作用于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靈，使全社會祛除萎靡、孱弱、虛浮之氣，發大勇猛、大精進，共同創造中國的光輝未來。在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各門類的學問越來越專門因而越來越不容他人染指的今天，不但自認為歸屬于新儒家的學者自己不要緊密地靠向現實政治，新儒學的研究者、一般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人也不要將新儒家學者緊緊連在政治上。政治有執政者在，他們負治理國家之責。政治是一門大學問，需要各方面的專家。文化建設的責任在學者，學問要獨立，學者的人格要獨立。學者們應該貢獻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供社會選擇，社會也不要因為學者提出的某些理論、某些看法沒有直接作用于政治、經濟就責備他們“迂遠而闊于事情”。
　　因此，學者們做出的研究成果（那些虛假的、欺世盜名的東西不算成果）就是他們對社會做出的貢獻。學者們不應像五六十年代的那一輩子那樣汲汲于用世。學者特別是人文學者的用世是間接的、長遠的、“潤物細無聲”的。不要再幻想轟轟烈烈，不要再幻想學者創造出的理論能“掌握群眾，產生無窮無盡的力量”。從這個角度看，現代新儒家的工作不是做完了，而是剛開了個頭。他們的學問方向仍需要有人接續下去，做出更富于創造力的成果。對他們的過去，不能責備，更不能撻伐，相反的，應具“溫情的敬意”，接著做下去，做得更好。所以在我看來，21世紀的新儒學是更加書齋式的，更加多元詮釋的，更加富于寬容精神、創新精神、學派特色的。它應是學術研究，不是意識形態；它應以學理說服人，以學養浸潤人，而不是以權勢壓服人，以教條訓導人。還要關注大量民間的、非主流的儒學因素。
　　現代仍然需要新儒學。上個世紀的后半期，一些人、一些學派出于政治的、學派的不同立場，對現代新儒家學者極盡挖苦、攻擊之能事，斥之為“孤魂野鬼。”現在的一些討論中，仍有人這樣說，而且變本加厲。在我看來，若說新儒家是魂是鬼，這個魂應作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解，這個“鬼”應作打鬼之鐘馗解。沒有這些孤臣孽子在全盤西化的聲浪中做“中流之一壺”，大聲疾呼整理、保存、轉化、創新中國傳統文化，則中國傳統文化大有崩解、淹沒、喪失殆盡之虞。在人文精神失落、工具理性膨脹、整個社會競趨物欲的今天，再沒有人站出來表彰這些在新時代為保存、發揚中國傳統文化而嘔心瀝血的志士仁人，中國文化真不知要落到怎樣的境地！整個社會如果沒有人以人文精神、健全人格的養成大聲疾呼，那么法網再嚴密、監察系統再完備，各種社會弊病將不勝消弭之難。還有一些人，看到一些學者在舉世皆狂熱追求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大氛圍中孜孜ｋū＠①ｋū＠①地寂寞著書、坐冷板凳提倡儒學，便認定它氣象蕭索、行將就木，至少也是“氣息奄奄，日薄西山，人命危淺，朝不保夕”了。這種看法更是片面。須知，學者不是市儈。有價值的、經得住時間考驗的思想多是在筆干硯冷、腦盡腸枯的窮精絕慮中得出的，他們不是演講、報告輪班排隊，潤筆紛至沓來，整天就時髦話題趕場般奔波的熱鬧學者。他們的議論不是偶然感發的興會之言，他們的人格也不是那些沒有人類情懷、民族大義、血淚著書精神的人所能想象的。“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時下有人聽見講圣賢之學便搖頭嘆氣，以為此輩酸腐不可近，矯情不可理喻，以為這些人給人的無非是“存理去欲”的緊箍咒。在時髦學者、“新新人類”看來，在現時再來提倡新儒家真是愚不可及。有這樣見解的人最好去認真讀一點現代新儒家的著作，以同情的理解體會他們的心情，正視他們的工作。
　　在一般人特別是具有自由主義背景的學人看來，現代新儒家最不能容忍的是“良知的傲慢”，即道德理性、本心本性等，不但可以在道德領域擅其勝場，而且可以由此推出一切其他價值，如民主、科學等現代價值，現代新儒家最為人詬病者在此，他們費唇舌最多、在別人看來最不能自圓其說者也在此。其實這一點如加以善意的理解也并非不能融通。現代新儒家所大力突出、著意表彰的是道德本體界。道德本體精微高嚴，具有超越性、絕對性。它涵蓋一切、包蘊一切、通約一切。它生意洋溢，春意不已。人的境界如此，宇宙本體如此，天人不二。具備了這種境界，就可以達到一種高明遠大的識度，超絕眾流的襟懷。但具有這種境界和襟懷的人又是腳踏實地，不離日用常行的。對這個方面的描述、論證是新儒家的勝場，也是他們之所以為新儒家的標志。由這種境界、這種襟懷向下落實，落到具體事物方面，這中間有許多層面。現代新儒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對道德本體的論證與分疏。他們一般相信，價值的樹立，人格的造就是最主要的，這方面做得好，才能在具體事為上有所建樹。即使具體知識有欠缺，這種識度、這種境界也會驅迫他得到具體知識。一般所謂思維之明敏，做事之練達如不在這種價值、這種器識的范導之下，則極易流于自私用智。這就是由下學而上達，有了境界，得了識度，再以之為指導去做具體事。這是宋明儒者的理論歸趨，不管他們學問宗旨、修養功夫如何，這一點在他們是共同的。現代新儒家就這一點說是宋明儒的忠實繼承者，他們的發揮在于結合新的時代需要，應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道德資源做出新的解釋。他們對現代社會特別是“五四”以后深入人心的二大價值民主與科學懷著深深的敬意，并試圖在保存儒家的天人性命這一基本方面之時，盡量對道德形上學與民主科學的關系給予圓融的解釋。如熊十力著力論證性智之學，但對以理智建立實測之學也予以關注。牟宗三雖以道德形上學的建立與論證為主要工作，但他同時兼顧以曲通的方式開出民主與科學。民主科學是現代社會的最高價值，而道德理想主義是儒家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結出的最后果實。這一古一今、一形上一形下、一價值一實證的接榫自然難免左支右絀，自然難作到完全安穩妥帖，但他們為此做出的努力是完全值得稱道的，他們的功績不容抹殺。
　　退一步說，民主、科學這些價值即使極難融入天人性命之學，那么，就讓它兩行好了。科學思維、實證方法完全可以在科學范圍內得到解釋，天人性命之學可以在形上學范圍內得到體證和發揮，二者不必容納于一個系統中。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精神支柱的科學精神、科學思維完全可以獨自得到說明，不必附屬在形上學上。但科學的開發、應用卻必須在人文精神的指導之下。民主政治的建設也要在政治學的具體操作下實現，不必由天人性命之學開出。但天人性命的研求（這里應理解為由人的境界的提高而有的對宇宙和人生的宏闊眼光）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建設。民主科學和天人性命各有各的理論和實踐，民主科學屬理智界，天人性命屬睿智界。天人性命之學在現代社會仍有它的價值在，關鍵是如何解釋它、轉化它。我們過去曾由科學的發達斥宗教為迷信，為欺騙，但科學如此昌明的今天宗教的信眾仍有日漸增長之勢。儒學不是宗教，現代新儒家學者所提倡和宣傳的也不是具有現代形態的宗教。人的精神和心靈永遠有自己的需求，永遠不會被某種單一的東西吞噬和代替，永遠不會有理智的一統天下。所以形上學對心靈的慰藉、對睿智要求的滿足是永遠需要的。這就是兩行：具體科學和形上學各有各的職能，各有各的責任，共同完成人類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需求。而從現代多元文化的角度看，提出從性理之學“開出”、“轉出”民主科學也好，認為民主科學不能從天人性命開出也好，說到底都是學者的詮釋，詮釋就應允許有多種立場、多種角度。只是作這種詮釋的人不要自動地把自己擺進文化政策制定者的行列而忘了自己的學者地位。如果限制在這個范圍內，那么各種思想的并生并不會妨礙社會安定，文化昌盛，人類進步。
　　只要人們還不能完全擺脫傳統的影響（實際上完全擺脫是不可能的），只要人們還要在現代社會中有效利用傳統資源，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干就是人們首先要研究、利用、取精用弘的對象。精神的儒家、政治的儒家、民間文化和宗教中的儒家，這些不同的層面在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仍然是交織的，呈現出錯綜復雜的面貌。尤其是精神的儒家，可供我們吸取和借鑒的資源很多。我們在現時代并不能擺脫它的影響，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也是如此。“現代新儒家”今后也會呈現不同的面貌，有不同的學理和實踐，但根絕是不可能的。舊的傳統淡漠了，新的傳統就會形成。但無論何種傳統，其中必有作為中華文化的主干的儒學的影子。傳統與現代的糾結永遠是人無法改變的存在方式。
　　收稿日期：2002-12-02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石加乞
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張學智20032003張學智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張學智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0: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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