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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開明書店出版了茅盾的《子夜》。書一出版，就得到贊譽，瞿秋白在《＜子夜＞ 和國貨年》中說：“一九三三年在將來的文學史上，沒有疑問的要記錄《子夜》的出版 ”。
    前兩年，一個偶然的契機，我在工具書上查找《子夜》的開明版本，沒想到竟極不清 楚，遠遠不像魯迅先生的《吶喊》、《彷徨》那樣有版本目錄。后來我又向幾個大圖書 館找尋，其版本也極少，要編一個《子夜》版本目錄，竟是殘缺不全。去讀魯迅先生的 日記、書信，卻找到不少《子夜》版本的蹤跡。
    于是，我換了一個角度，如果能勾稽出《子夜》版本的若干資料，那不是也很好地注 釋了魯迅著作嗎?如今不少學者在修訂、注釋《魯迅全集》，寫出我對《子夜》版本的 考索，對他們還有些幫助。于是我決定寫這個怪怪的題目：在魯迅先生筆下尋找《子夜 》的版本。
    (1)《子夜》的初版時間
    《子夜》1933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這不會錯，但幾月初版呢?卻有不同說法。《中 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中國現代作家著譯書目》等較好的工具書上，都說是1933年1 月初版。而茅盾先生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卻說：“《子夜》初版印出的時間 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中冊第115頁)
    在《魯迅日記》上，1933年2月3日項下，這樣寫首：“茅盾及其夫人攜孩子來，并見 贈《子夜》一本，橙子一筐，報以……”(《魯迅全集》第15卷第63頁)對這本贈書，茅 盾記得很清楚，回憶錄中說：“這是一冊平裝本，精裝本尚未印出。”(同上，第115頁 )但他對初版的時間，卻是弄錯了。2月3日就去送書，無論如何是不能2月初版的。(茅 盾先生弄錯，可能與精裝初版本有關，后邊還要說到。)
    我說初版時間是1933年1月，也與后邊的版本有關。《子夜》再版時間是1933年2月， 北大圖書館藏有這個版本，是商金林教授替我查到的，有實物為證。《子夜》三版時間 為1933年6月。我藏有這個版本，版權頁上是：“民國廿二年一月初版發行”、“民國 廿二年六月三版發行”。從魯迅先生的日記，到見到的二版、三版發行時間，都能證明 《子夜》初版于1933年1月，2月之說，是茅盾先生記錯了。
    《子夜》為大32開本，全書577頁，前邊沒有序言之類文字，僅后邊有一頁后記樣文字 。初版到三版，均為報紙印，平裝一厚冊，封面為灰綠色的，只有“子夜”兩個篆字， 是葉圣陶先生寫的。
    (2)《子夜》還有一個精裝的初版本
    《魯迅日記》1933年6月，記有：“十九日雨。……午后保宗來，并見贈精裝本《子夜 》壹本”。這種精裝本，很少有人提起，只有唐ｔāｏ@①先生在《晦庵書話》中提過一句：“開明初版布面精裝本的米色道林紙”的本子。(三聯書店1980年9月版，第71頁)讀過唐先生文字，我原以為這只是開明書店1933年1月初版本的另一種紙印的本子，當時心中不明白，茅盾先生回憶錄中說精裝本尚未印出，送的是平裝本。為什么這種初版精裝本要晚出半年呢?后來，友人榮挺進君在上海市圖書館替我找到了這種道林紙精印的初版本，才解開了這個謎。該書版權頁上是“民國廿二年四月初版發行”，全書也是577頁，大32開本，與開明版報紙本初版、再版、三版是同一紙型印的，不同處只換了紙，裝幀是精裝的。按年月排列，1933年4月該是第3次印刷，不知為什么不標三版而稱初版。這在過去的出版物上，是不多見的。開明版《子夜》竟有兩種不同月份的初版本，看來研究版本需多看實物呢!
    關于這種版本，還有一個旁證。日本學者松井博光在《黎明的文學》中說：“一九三 六年七月，增田涉為了看望魯迅的病，再次訪問了上海，那時會見了茅盾，得到了《子 夜》的初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中譯本，1982年1月版第170頁)這個贈送本，現收藏 在日本關西大學圖書館的“增田涉文庫”中。前些年陳子善先生赴日訪學時，見到了這 個版本。他說：“茅盾所贈《子夜》，1933年4月開明書店初版，布面‘精本’，完好 如新，扉頁有茅盾鋼筆題字：‘增田先生惠存　茅盾　一九三六年六月上海’。”(《 海上書聲》，東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頁)那么，茅盾先生1933年6月送給魯迅的 精裝本，也是這個版本了。
    茅盾先生晚年，顯然忘記了《子夜》曾出版過兩種初版本，而他自己保存的則只有193 3年4月初版的精裝本。所以寫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時，才會出現失誤。茅盾先生談 《子夜》出版后的反響時，大段引用了瞿秋白《讀＜子夜＞》一文。在引文之中，加了一 條注釋，隨于引文中：“(瞿秋白此評寫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子夜》出版在三 三年二月——這是實際出版的時間，開明版《子夜》的版權頁上印的初版時間是三三年 四月。)”(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中冊第117頁)茅盾先生忘了那個平裝初版本 ，那上邊印的是“民國廿二年一月初版發行”。那他為什么說實際出版時間是二月，而 不說一月或三月呢?就因為寫回憶錄時手邊有《魯迅日記》，上邊記載著給魯迅先生送 書的時間。按印刷周期說，二月三日送書，書的實際印出時間只能在一月，并且1933年 2月《子夜》再版本就出版了。看來，回憶錄上的文字未必可靠，引用回憶錄上的材料 ，是需要考核和驗證的。
    《我走過的道路》上，還有這樣幾句，也很費解。茅盾說：“《子夜》出版后三個月 內，重版四次；初版三千部，此后重版各為五千部；此在當時，實為少見。”(同前， 第122頁)《子夜》出版后，極為暢銷是不錯的。版權頁上沒標明印數，三個月內共印多 少也不可考。三月之內重版四次，就費解了。因為從1933年1月到6月，連平裝帶精裝， 只發現印了四次，卻早超過三個月了。是否還有其他版本，就說不出來了。
    (3)《子夜》的刪節本
    魯迅先生對《子夜》的寫作，極為關注。他得到第一本贈書不久，在1933年2月9日寫 給曹靖華先生的信中，大加稱贊。魯迅說：“國內文壇除我們仍受壓迫及反對者趁勢活 動外，亦無甚新局。但我們這面，亦頗有新作家出現；茅盾作一小說曰《子夜》(此書 將來當寄上)，計三十余萬字，是他們所不能及的。”(《魯迅全集》第12卷第148頁)魯 迅先生的評價是相當高的。
    《子夜》發行不久，就遭到了查禁。當時國民黨發出密令查禁149種圖書，其中就有《 子夜》。這份禁書目錄，就被魯迅先生附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中，大家應當很 熟悉。在1934年3月4日魯迅致蕭三的信中，也說過：“《子夜》，茅兄已送來一本，此 書已被禁止了，今年開頭就禁書一百四十九種，單是文學的。”(《魯迅全集》第12卷 第347頁)
    查禁這么多圖書，書店老板為之奔走，正像魯迅說的：“新年新事，是查禁書籍百四 十余種，書店老板，無不惶惶奔走，繼續著拜年一般之忙碌也。”(《致鄭振鐸》，《 魯迅全集》第12卷第343頁)書業幾經交涉后，國民黨當局將禁書分為五檔處理，《子夜 》歸入“應刪改之書目”中，具體批文是：“二十萬言長篇創作，描寫帝國主義者以重 量資本，操縱我國金融之情形，P.97至P.124譏刺本黨，應刪去，十五章描寫工廠，應 刪改。”(轉引自倪墨炎：《現代文壇災禍錄》，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2 13頁)
    從唐ｔāｏ@①先生的《晦庵書話》中，我們知道這個刪節本確實出版了，但出版年代 之類，沒有記載。在瞿光熙先生的《＜子夜＞的烙痕》一文中，對這個刪節本，有較詳細 記錄。他說：“偽市黨部一紙指示，指明要把‘不妥處’‘刪改或抽去后方準發售’。 結果只得把描寫農民暴動的第四章和描寫工人罷工的第十五章，全部刪去。在重版的《 子夜》中，在這兩章刪除的地方各注一個‘刪’字，而頁碼不改，共缺六十頁之多。書 店還恐怕發售時發生麻煩，把偽市黨部的‘批答’刻版印在版權頁的后面。后來又經過 一番活動，才得把刪削的兩章印入，又在版權頁上添了一行‘內政部著作權注冊執照警 字第三五三四號’。”(《中國現代文學史札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6 1頁)但瞿光熙和唐ｔāｏ@①一樣，也沒有告訴我們，《子夜》從哪一年的第幾版為刪節本，又哪年的第幾版才印入了刪掉的兩章。從版本學上說，史料價值不足。
    我兩年來，經過多方查找，卻始終沒見到這個刪節本。我只在松井博光的《黎明的文 學》中，見到了這樣一句：“一九三四年六月發行的第四版有刪掉的部分。”(該書中 譯本第171頁)如果《子夜》平裝第四版確為1934年6月發行，那么時間上是吻合的，這 應是第一個刪節的版本。因為我所藏第三版，為1933年6月發行，那是沒有刪節的完整 本，其后從被禁到刪改后發行，用了一年時間才出版，當應合適。可惜這僅是推測，我 們始終沒見到這個版本。至于瞿光熙說的那個開始補上兩章發行的本子，就更因沒見史 料，不能確說了。
    總之，希望見過刪節本的方家指教。
    (4)本篇的一個蛇足
    寫到此，本來應當結束本文了。但兩年來的查找中，卻見到了不少較晚的開明版《子 夜》，再加上一些書目著錄，竟能排出后邊的《子夜》版本目錄。現開列出來，算是本 篇的一個蛇足；但對關心此道的朋友，也許有些用處。
    開明書店1949年3月22版；
    開明書店1951年3月24版；
    開明書店1951年8月25版；
    開明書店1951年12月26版；
    第26版應當是開明書店的最后一個版本。這4版是用一個紙型印的，改為小32開本，正 文549頁，后記1頁，全書共550頁。
    開明印完26版后，紙型歸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9月重印1版發行 。印過幾次后，作者進行了修訂，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4月第5次印刷本為“修訂重排 ”者，便與開明版《子夜》無關了。蛇足應當結束。
    2003年3月20日于北師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弓右(上屮下又)
    
    
   魯迅研究月刊京62～6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金20042004魯迅與施蟄存的論爭，決不是魯迅與施個人過不去，而表明了魯迅對穿西裝的復古派 保持著應有的警覺，是事關新文學健康發展的問題。魯迅作為旗手在護衛新文學，施蟄 存則有些意氣用事。以往的論述對魯迅與施蟄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顯然欠妥。魯迅/施蟄存/論爭/評述/Lu Xun/Shi Zhe-cun/argument/commentary基金項目：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研究課題(43118002)。楊昊成孔令The clash between the standard-bearer and “the bad young man”
  ——On the struggle between Luxun and Shi Zhecun
  HUANG Zhong-lai
  Department of Chinese,Hubei Normal University,Huangshi 435002,ChinaThe argument between Lu Xun and Shi wasnt between themselves.Lu Xun was on　the alert against those who restored ancient ways but wore western styleclothes.It concern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s thestandard-bearer,Lu Xun guarded the New Literature,while Shi was swayed bypersonal feelings.The past commentary on Lu and Shi which punished thewronged and the wrong-doer alike wasnt porper.作者通訊處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　10087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62～6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金20042004魯迅與施蟄存的論爭，決不是魯迅與施個人過不去，而表明了魯迅對穿西裝的復古派 保持著應有的警覺，是事關新文學健康發展的問題。魯迅作為旗手在護衛新文學，施蟄 存則有些意氣用事。以往的論述對魯迅與施蟄存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顯然欠妥。魯迅/施蟄存/論爭/評述/Lu Xun/Shi Zhe-cun/argument/commentary基金項目：教育部“跨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研究課題(43118002)。楊昊成

網載 2013-09-10 21: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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