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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學哲學系，哲學博士 南京 210093）
　　19世紀40年代下半葉，當不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開始轉向用效用等因素來解釋價值問題的時候，馬克思卻以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家的魄力堅定地認可了李嘉圖勞動價值論的相對科學性，并通過對它的批判性研究，達成了自己在哲學觀上的歷史唯物主義變革。這一事實充分說明了在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哲學研究與經濟學研究的相互關聯性。但這并不等于說馬克思哲學歷史觀的成熟之時就是其經濟學觀點的完善之日。事實上，1846年的馬克思在具體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方面還是相當有限的，李嘉圖的觀點對于馬克思的吸引力主要體現在從現實物質生產的領域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方法上，而不是因為馬克思發現了勞動價值論與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之間的通約性。這盡管并不影響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闡述其完善的哲學觀點，但一旦馬克思立足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闡明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那么，上述這種狀況便會表現為馬克思具體的經濟學觀點與他的經濟哲學觀點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之間的不完全一致性。這種不一致性構成了馬克思思想中強大的內在張力，它不僅促使馬克思在經濟理論方面不斷地向科學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方向發展，而且，在我看來，隨著馬克思在經濟學研究上的深入，馬克思的哲學歷史觀也不斷地得到了豐富和充實。眾所周知，《哲學的貧困》是馬克思用成熟的哲學觀點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第一部著作，我們用上面的這種思路來對這部著作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們來看看《哲學的貧困》在經濟哲學觀點與具體的經濟學觀點之間存在著哪些不完全一致性。
　　價值問題是蒲魯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也是馬克思批判蒲魯東的核心問題。在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方法的指導下，馬克思十分明確地指出了交換價值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特征。這是貫穿整個《哲學的貧困》的一個基本思想。這不僅標志了馬克思對蒲魯東的超越，而且也標志了他對李嘉圖的超越。但是，在對價值規定的具體理解時，上述后一個超越卻尚未明顯地表現出來。與李嘉圖一樣，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可能生產它的最低限度的時間來確定的”〔1〕， 并說“李嘉圖已指出這個事實”〔2〕。這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此時的經濟學思考中，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還只是以最一般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還沒有凝煉成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盡管這兩個概念都標志了對勞動的一種抽象，但它們之間還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與前者相對應的是創造不同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與后者相對應的是舍掉了不同特點后的勞動，即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從必要勞動時間這一概念上面，我們還無法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其它私有制社會形態的根本特征。對于李嘉圖來說，這一概念跟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永恒性的理解是直接相協調的。而對馬克思來說，對價值問題的這種理解顯然與他已經具有的關于價值的社會歷史性觀點不相一致。如果再與馬克思后來在《1857—58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下列觀點即價值“是資本本身的和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最抽象的表現。價值概念泄露了資本的秘密”〔3〕相對比一下， 那么，我們就可以明顯地看出《哲學的貧困》在對價值的理解方面的“滯后性”。
　　工人的工資問題是與商品的價值問題緊密相關的。既然馬克思此時在價值問題上還尚未深入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層面，那么，他當然也就不可能從“勞動商品”深入到“勞動力商品”的理論層面。一旦在這一問題上不能很好地貫徹社會歷史性的原則，那么，既然其它一切商品的價值都是由可能生產它的最低限度的時間來確定的，勞動商品的價值即工資當然也必然是由可能生產這種商品的最低限度的時間來確定的，這種勞動時間具體表現為生產維持不斷的勞動即供給工人活命和延續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勞動時間，因而，它當然表現為一個固定的量。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持的就是這種最低工資理論。這種觀點在包括重農學派在內的許多古典經濟學家那里都有。很顯然，它是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觀點不相一致的。在后來的經濟學研究中，馬克思改變了這種觀點。在談到重農學派的最低工資理論時，馬克思說，“他們錯誤地把這個最低限度看作不變的量，在他們看來，這個量完全決定于自然，而不決定于本身就是一個變量的歷史發展階段。”〔4〕
　　在這里，我們當然也注意到了馬克思此時在理解價值問題時與李嘉圖的不同。馬克思沒有把商品價格的上下波動理解為偶然現象，而是把它視為勞動價值論的現實基礎。但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還尚未從這一思想中得出在價值問題上的新的觀點。
　　貨幣理論是價值理論的直接結果，有什么樣的價值理論就有什么樣的貨幣理論。僅僅從凝聚在商品中的具體勞動的角度來理解商品的價值，那么，必然會把貨幣僅僅看成是流通手段。李嘉圖和大多數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所堅持的貨幣數量論的理論基礎就在于此。而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所持的也是這種貨幣數量論的觀點，“在一切商品中，只有作為貨幣的金銀不是由生產費用來確定的商品；這一點是確實無疑的。因為金銀在流通中可以用紙幣來代替。”〔5〕與此相矛盾的是， 馬克思在這一著作中事實上已經對貨幣的社會歷史性特征作出了十分明確的界定，“貨幣不是東西，而是一種社會關系。……這種關系正如個人交換一樣，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6〕應當說， 上述這兩個方面之間的不協調性是真實存在的。
　　在地租理論上也是如此。一方面，在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方法的指導下，馬克思已明確地指出了地租問題的社會歷史性，并且還批判了李嘉圖把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家的土地所有權的錯誤觀點，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卻還是認可了李嘉圖的級差地租理論。把土地當作一種原有的、自然的東西是李嘉圖只承認級差地租而不承認絕對地租的思想基礎，如果把土地視為一種具有現實的社會歷史內容的東西，那么，就應當承認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土地所有權依然具有獨立性，它依然參與對農業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分割，這樣一來，絕對地租的存在就顯然是一種歷史性的事實。盡管不能要求馬克思在剛剛開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1847年就得出這種絕對地租的理論，但這畢竟說明了《哲學的貧困》在地租問題上的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觀點之間還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正象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這種“距離”和不協調性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的內在張力，它促使馬克思不斷地超越李嘉圖經濟學的水平，直到達成科學的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由《哲學的貧困》而聯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在馬克思1847開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豐富和發展問題。《哲學的貧困》在經濟學方面的內在張力導致馬克思最終在1857年確立了剩余價值的核心概念，并以此為基礎創立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在1846年達成的哲學歷史觀有沒有獲得充實和豐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得出剩余價值概念之前，一般意義上的交換價值概念是馬克思哲學思考的經濟學基礎。“交換價值”所展現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形式，這一概念本身并不包含歷史主體被物化的理論視角。因此，當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1846年底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從個人本身力量的角度來理解生產力，從個人自主活動類型的角度來理解交換形式，并把人類歷史明確地闡述為生產力和交換形式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人類個體發展的歷史的時候，馬克思所進行的是從客觀規律的角度，從客體的視角對人類歷史的科學研究。盡管在《形態》中，特別是在其第一卷第一章最初所寫的幾個手稿中，馬克思也談到了社會關系的物化和異化問題，但我以為這并沒構成一個理解人類歷史的新的理論視角。在這一章的最后的謄清稿中馬克思明確地強調對人類歷史的研究必須具有真正實證的科學的角度，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當然，必須十分明確的是，對人類歷史的客觀規律的闡述已經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成熟的內容。
　　下面再來看看“剩余價值”概念所蘊含的哲學視域。與“剩余價值”相對應的是勞動者不再作為人而僅僅作為勞動力商品而存在。人被抽象化為物，工人要想生存就必須甘心成為物，把自身的勞動力出賣給資本，資本表現為一種天命。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在外在形式上所表現出來的恰恰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歷史，而只是資本這一物的歷史。這是一種錯亂和顛倒，但馬克思在《1857—58經濟學手稿》中卻把這種錯亂和顛倒稱為“真實的，而不單是想象的”，正是這種“錯亂和顛倒”的現實社會的歷史發展才不斷地凸現出人類自由個性狀態的實現。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這種“顛倒”表現為人對自然界的崇拜，人被自然所奴役。顯然，馬克思這里所采用的是從主體批判性的視角對人類歷史的理解。需要強調的是，這一條線索所面對的是人類歷史的現象的層面，它只構成對《形態》中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內容的豐富和充實，而不是什么對人類歷史的另辟稀徑的研究，因為，仔細分析便不難發現，馬克思這一條思想線索的基礎恰恰是《形態》中已經闡明的對歷史本質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角度的研究。＊
　　注：
　　〔1〕〔2〕〔5〕〔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7、 106、125、139頁。
　　〔3〕同上，第46卷（下），第299頁。
　　〔4〕同上，第26卷（1），第38—19頁。
　　 〔責任編輯：金寧〕
　　
　　
　　
南京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21B1哲學原理文析東19971997 作者：南京社會科學：文史哲版1-21B1哲學原理文析東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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