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立場的書寫與言說    ——20世紀后20年小說語言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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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 207.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030(2004)01-0042-05
    每一個作家都是生長在一個文化場之中的。所謂文化場,就是指在特定的時空里匯聚著多種形態的文化,而且這些文化相互碰撞、交匯與融合,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圍,從而引導、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對于作家來說,文化場中的多種形態的文化形成一股文化的合力,綜合地作用,影響著他的創作。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作家所生長的那個文化場雖然可能匯聚著多種形態的文化,但是必然有占主導地位的文化,這往往決定著他創作時所持的基本立場與態度,恰恰是這種文化立場與態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作家對具體語言形態的選擇。
    在作家生長的文化場中,文化形態是多種多樣的,而且作家生活的時空具有很大的變動性,人生數十年,居行不定,因此,影響著作家對小說語言形態的選擇的文化因素是錯綜復雜的。不過,作為重要文化因素的地域文化尤其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作家青少年時代所生活的文化環境,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家鄉的地域文化。所謂地域文化,簡單地說就是在某一區域內千百年來形成的比較穩定的有別于其他地方的文化。一個地區越是封閉落后,其地域文化的獨特性越是顯著;與此相比,那些較為發達地區,由于對外交往的頻繁,文化間互相交流的機會很多,地域文化的特色就會變得很淡,甚至可能消失。對于文學創作來說,地域文化常常可以其獨特性令文學作品大大增色。人們常常這樣評論作家作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為地域文化不僅深刻地影響著當地民眾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生活習慣和行為準則,沉淀于人們的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從而成為小說創作反映與揭示的對象并為之提供極其豐富的創作資源,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生長于斯的作家的審美理想、美學風格、藝術技巧與語言運作。我們相信,每個人青少年時期的人生都是浸泡在較為穩定的地域文化之中的,而且從出生時的文化心理的空白到青少年時期的文化心理的初步形成,地域文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20世紀我們這個基本上仍然是較為穩固的農業型的社會里。而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形成了眾多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正是通過語言等各種途徑滲透進作家創作的地域文化使小說成為獨具特色的文本,從而贏得巨大的成功。
    對于絕大多數作家來說,地域文化就是他的精神母乳。幾乎每一個作家,特別是那些在農村生活長大的作家,在其成長過程中,少不了要從地域文化的母乳中汲取營養。到了成為作家的時候,這些地域文化已經化為他的血肉,滲透到他的創作中。或者說,作家在創作時往往是下意識地站在某種地域文化的立場上書寫與言說,那么他的小說語言也就不由自主地浸染著地域文化,從而顯示出它的鮮明的個性。
    20世紀后20年在文壇上具有一定影響的作家大多數出生于這個世紀的20年代到50年代,其中不少就出生在某個鄉村并在那里長大。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曾在某個地域文化的懷抱中度過自己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因此,當地風土人情、民間風俗、戲曲小調、故事傳說、歷史掌故、文物遺跡、生活習性、地理風貌、方言土語等都為作家們耳熟能詳,深深地儲藏在作家的情感記憶中,融入其深層的文化心理結構,并制導著作家文化視界的形成,成為作家觀察世界、認識世界與理解世界的一個起點。這就為作家的小說語言提供了一個堅強有力的支點。換言之,地域文化一直深刻地影響著小說語言的基本流向。
    正如每個民族都有她的民族精神一樣,每一種地域文化都有它的文化精神。從小說語言方面來看,文化精神對一個作家來說往往意味著小說敘述焦點的定位與運動、小說話語與敘事視角的選擇、言語風格的確定以及語言結構的形成等等。地域文化精神在小說的敘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說是關鍵性的,那些地域文化所深深浸染的作家總是在這種文化精神的制導下展開敘事的。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在這方面很具有代表性。這部小說浸透著陜北高原某地區的“白鹿文化”的精神(盡管“白鹿文化”包含著豐富的傳統文化的成分,但是從小說文本來看還應當說是地域文化)。白鹿文化精神成為小說敘事的靈魂,統帥著作家的敘述視界,使作家把敘事的重點放在白鹿村與白鹿書院,讓白鹿文化精神融化在白嘉軒與朱先生等代表著這種文化精神的人的言語之中。在他們的言語當中,那些表示仁義、謙讓、威嚴、正直、孝道、剛毅等精神的詞語不時從他們的嘴里吐出,并在他們的身體力行的行為中熠熠生輝。因此,他們的語言在小說文本中可以說代表著一種當地農業社會里的不可動搖的秩序。或許是因為作家在白鹿文化中陷得太深,作家或許沒有意識到這種文化的局限,作家對于朱先生的描寫基本上采用具有神話意味的語言,取仰視視角,不知不覺中將白鹿文化的化身的朱先生神化了。同時,在對其他人物的敘述與描寫中,小說的敘述語言也運用飽含著體現著白鹿文化的價值取向的詞語予以褒揚或貶斥。從語言結構上看,《白鹿原》的語言特別講究的是結構的完整與穩重,行文合乎語法規范,句式雖長,但層次分明,邏輯嚴密,敘述節奏比較舒緩而沉穩,顯示出語言的厚實與從容;從整體的語言風格來看,《白鹿原》基本上是傳統的宏大敘事模式,以極富傳奇色彩的語言敘述白鹿原上白、鹿兩大家族的歷史。
    由于地域文化的浸潤,許多作家的小說語言往往都顯示出濃烈的地方色彩。
    首先是方言土語涌入小說語言,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小說語言的語言資源,而且為小說語言增色許多,增強了小說語言的藝術表現力。翻開陜西絕大多數作家的小說,人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當地的方言土語帶著泥土的芳香撲面而來,直逼人們的眼睛。在賈平凹的大部分小說中,商州地區的方言土語可以說是俯拾即是。“具有商州山地特色和文化民俗積淀的獨特事物的命名形式的專有名詞”、“商州方言中富有表現力的動詞形容詞”、“商州方言中的古詞語”[1](p.154-171)等成為他小說語言中的一大景觀。賈平凹之所以對方言土語情有獨鐘,是因為“入古都西安以前,他在商州生活了20年。這20年又是人生極為重要的黃金歲月。這期間,他不僅學會了商州語音,至今鄉音未改,而且掌握了大量的故土語匯。”[1](p.154)方言土語凝聚著當地人的文化精神與智慧,是當地人對社會生活的一種獨特的解讀,反映了他們的人生態度和各種欲望。小說要描寫一定文化區域里的人,要向這些人的精神的深層世界掘進,方言土語則為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途徑,因為小說家在方言土語中找到了這些鄉黨們精神存在的家園。然而,方言土語由于只在很小的地域圈子里流行,對于絕大多數的外地讀者來說比較難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到小說的被閱讀與接受,很可能成為小說傳播的一個障礙。這就給作家在小說語言的處理上帶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一方面,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文化中的人們總是在方言土語中生活,方言土語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因為小說要給廣大的讀者閱讀,就不能不考慮到讀者對方言土語的理解與接受。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作家們往往要費盡心機,使出渾身解數。賈平凹在這方面的努力還是富有成效的,為人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他根據自己的藝術經驗對商州地區的方言土語作了一定的篩選,對于那些可以為現代漢語中合乎規范的語匯能夠替代的方言土語,他一概不用。必須用的則是那些只能由其傳達思想與極富表現力的方言土語。比如賈平凹的小說常常用到這樣一個詞:“瓷”。“瓷”,在普通話里主要是名詞“瓷器”或“搪瓷”、“陶瓷”的一個詞素。在賈平凹的小說中,“瓷”(據了解,念chi,陰平)根據商州話的意思,表示人的“癡呆或笨拙”[1](p.159)的神態,詞性為動詞或形容詞。《土門》中的“我摔掉了襯衫,老冉還瓷瓷地站在那里,……”雙“瓷”連用,突現出老冉那種發呆發愣的神態,使之具有形容詞的性質;在《浮躁》的“福運瓷了好久,末了還是近來”中,“瓷”顯然是一個動詞。在這里,無論是“瓷眼兒”,還是“瓷了好久”,都非常傳神,是“癡呆”或者“笨拙”甚至這二詞連用都無法替代的。而且,通過對賈平凹小說中“瓷”的用法的考察,我們還可以發現其中的韻味比較豐富,大多用來形容或描寫楞頭楞腦的男子在女子面前的那種尷尬神態,表現的是一些懷有某種程度女性崇拜的男子的傻相。盡管這是商州的方言土語,但是在具體的語境中,一般的讀者還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方言土語的詞語與當地的物產、風俗、地理、器具等關系密切,一般來說,外地的讀者由于缺乏相應的知識,很可能不甚知之。針對這樣的情況,賈平凹往往結合有關物產、風俗、地理、器具等的描寫與敘述,讓外地讀者在饒有趣味的描寫與敘述中,來熟悉這些詞語。對于大多數讀者來說,“看山狗”是什么,一般不知道,很可能誤以為是一種狗。《浮躁》在敘述了子夜時的招魂聲之后緊接著寫道:
    接著就是狗咬,聲如巨豹的,彼起此伏,久而不息。這其實不是狗咬,是山上的一種鳥叫;州河上下千百里,這鳥叫“看山狗”,別的地方沒有,單這兒有,便被視若熊貓一樣珍貴又比熊貓神圣,作各種圖案畫在門腦上,屋脊上,“天地神君親”牌位的左右。
    在這里,賈平凹從“看山狗”的叫聲寫起,先給讀者一個初步印象,進而指出這是一種鳥,再結合當地的民俗交代它在州河地區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同時為隱喻主要人物金狗的人格和命運埋下了伏筆。還有“煙燈”(《小月前本》)、“送夏”(《浮躁》)、“糊聯”(《浮躁》)等商州地區的民俗語匯也都在相應的描寫與介紹中得到了應有的解釋,此外,為那些一般讀者感到茫然的方言土語營造適當的語境,可以使讀者根據語境來正確理解。這就為讀者的接受掃清了障礙。
    其二,地理風貌既表現為一個地區自然風光與景色,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人們的生活方式,也是那個地區獨特的文化心理與民風民俗形成的極其重要的因素,還是那里民間語言存在的重要條件之一。小說要深入探究人的精神世界的奧秘,自然少不了對人所生活的外部自然環境的描述,于是,一個地區的地理風貌便很自然地進入了作家的藝術視界,并融入到小說語言中來。隨著作家對一個地區地理風貌的描寫,小說語言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饒有趣味的地名(包括山名、河名、村鎮名和動植物名等)。這些地名的命名過程既是當地人對各種自然環境的認知和解讀,也是作家對這種認知和解讀的認同。《白鹿原》在介紹白鹿村時,敘述了那里曾經發生過的“一個改換村莊名稱的風潮”,使這里的村莊的名稱與白鹿掛連起來。其實這股風潮正是這里的人們白鹿崇拜心理的具體表現。而白鹿崇拜心理則源于白鹿的神話傳說,這個神話傳說又是與原上的一定的地理形勢聯系在一起的。北方雄渾的山河與南方的小橋流水的自然風光進入小說的時候,必然影響著作家描寫這些風光的語言風格的選擇。張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的北方的幾條母親河氣勢磅礴,那么作家描寫這些母親河的語言也就很具有強烈的陽剛之氣,鏗鏘有力;而蘇童、葉兆言在寫到江南小鎮的自然景色時,其描寫語言自然與那些景色一樣玲瓏清秀,柔和輕婉;商洛地區的河流,大多地形復雜而險要,河床變化多端,水流湍急,因而在賈平凹的小說中,河上的放排情景就給寫得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商州的山區地勢起伏不定,溝壑眾多,常有野獸出沒,于是賈平凹在寫這里的人和事也就不由自主地給小說語言增添了幾分神秘的氛圍。古華的《浮屠嶺——唱給山里人的歌》對觀音溪的描寫很有特色:
    觀音溪和麻花石路,一水一旱,時分時聚,相偎相伴,像山姑娘身上的兩根裙帶,逶迤飄逸。別看它的水淺,行不得船,走不得筏。在深深的山谷里,她的兩岸邊居然也滋潤出一塊塊翡翠般的稻田,養育著好些座山寨人家。山寨里有些后生家還要在她的上游建個小水電,在她的身上披掛上一串串的夜明珠呢。可惜小水電至今也沒有建起來。因為她的水性有點野,有些浪,喜怒無度,漲落無常。每到春、夏、秋三季,她就漲桃花水,端午水,重陽水。她的胸脯就要豐滿起來,體軀就要膨脹起來,流經山口時就會勢如崩雪,吼聲如雷……漲過了這三秋水,她就又細瘦了,清悠了,苗條得像山寨人家的小妹兒。觀音溪和麻花石路,直到出了娘娘廟山口,才分道揚鑣,各奔南北去了。
    這里與其說寫的是觀音溪,倒不如說寫的是山里的姑娘,或者說作家賦予了觀音溪以山里姑娘的特性:既有點野性,又清秀苗條,十分可愛。這種描寫語言也顯得十分活潑,從而使這個觀音溪趣味橫生,富有魅力。
    第三,不少小說常常被譽為某一地區的“民俗史”或者“民俗百科全書”,這是因為這些小說充分描寫了那里的民風民俗,而這些民風民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小說語言產生影響。對于外地人來說,一個地方的民俗總是帶有幾分神秘感或者十分有趣,為了迎合讀者的好奇心理,作家在小說的相關敘述與描寫中總是樂于營造相應的氛圍,對其神秘性加以一定的渲染,于是小說語言就很有導游的解說詞的味道,具有某種宣傳性。賈平凹的《美穴地》中的踏穴、《五魁》中的背新娘等民俗描寫就具有這一特點。當然,由于一些地方因襲著十分沉重的歷史重負,嚴重的偏僻與封閉的自然環境使這些地方的歷史幾乎處于停滯的狀態,因而那里的民風民俗比較落后、保守、愚昧甚至冷酷與血腥。這些民風民俗在經過現代文明洗禮而具有現代思想意識的作家的筆下,受到了應有的批判與譴責,那么,此時的小說語言往往顯得比較冷峻,暴露性特征比較明顯。《白鹿原》中的“棒槌會”、葉蔚林的《五個女子與一根繩子》中的“沉塘”等就給人一種沉重的壓抑感,有些民風民俗重在隆重的儀式,有的重在樂趣,這也常常影響到作家敘述時的語言節奏與詞語的運用。寫那些儀式性的民俗,作家總是在莊重的氛圍敘述其過程,突出其場面的嚴肅。《白鹿原》對白孝文得勢后回鄉祭祖儀式的敘述便是在威嚴的鑼聲中開始的,雖然在這儀式上回旋著一個異質的不諧和音——因田小蛾而受罚的記憶不由在白孝文的腦海里浮現,但是白嘉軒那洪大如鐘鳴的聲音與“祖宗寬厚仁德”的祭辭,給這個儀式增添了肅然的氣氛。在寫富有樂趣的民俗時,小說的語言往往顯得歡快而明亮。《白鹿原》中的清明節時的男女老幼蕩秋千大概是這里的狂歡節了。小說的敘述幾乎就是在笑聲中展開的,給人以“輕松活潑”之感。隨著對于民風民俗的描寫與敘述,許多與之相關的專有詞語躍進了小說語言,從而豐富了小說的語言資源。
    第四,作為民間語言代表的戲曲小調、曲藝小唱、故事傳說、歷史掌故、順口溜等也常常被作家們挪進小說的文本之中。誠然,這些戲曲小調、故事傳說、歷史掌故可能融進不少傳統的官方意識形態,但是畢竟是一種民間立場的敘事,總是與現行的官方文化拉開一定的距離,并且顯示出民間幽默的智慧與解構的才能。《白鹿原》寫到了賀家坊的戲樓所演的折子戲《走南陽》。這出戲以比較粗俗的語言描寫落魄皇帝劉秀飽了肚皮后的調情。它既解構了高高在上的皇帝的威嚴,同時又表達了一個樸素的觀念:衣食滿足之后情欲便生,尊貴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的百姓呢!這出戲就是以民間特有的智慧表達了對主流文化中性禁忌的嘲謔。賈平凹的小說中多處寫到這些戲曲小調、故事傳說、歷史掌故與順口溜,其意就是將地域文化當作民間文化立場的立足的基石,以此來疏遠、拒絕和消解來自官方的權力話語,或者他是通過這些民間文化的表現形式來強化那里人與事的傳奇性,牢牢地將讀者的注意力引領到他的商州這塊土地上來。賈平凹的家鄉商州地區由于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深厚的民間文化的積淀,民間流傳的故事、傳說、笑話、軼聞等等特別多,他自幼對這些民間文化耳濡目染,銘記于心,在創作時不時潮水般地涌進他的小說,化為他小說語言的一個有機部分。《浮躁》中的金狗與州河上的船工都是講故事的能手。尤其是金狗,講故事的時候,總是“激動不安的,且腳手輔助以表演動作”。他們所講的這些故事傳說就是他們精神饑餓中的一點點聊以填腹的食糧。然而這些故事傳說或詳或略地出現在小說中既可以調節小說的敘述節奏,活躍一下小說的敘事氣氛,也可以給小說語言涂上民間文化的色彩。莫言的《天堂蒜薹之路》在每一章的開頭都摘引了民間藝人張扣演唱的歌謠,并且還在第16章中將張扣的演唱納入到具體的情節之中。莫言此舉之意顯然是從民間立場出發對天堂縣發生的蒜薹事件作出評判,這與為父親辯護的青年軍官的精英話語形成互補關系。
    由于地域文化給作家哺育了極其豐富的精神乳汁,成為作家的精神家園,并且給作家提供了一定的語言資源,影響著作家對小說語言的選擇,因此作家們就很容易對自己最為熟悉并已積淀于自己文化心理的地域文化產生很大的依賴性。他們很可能長期地在地域文化中陶醉,并且沉湎于此,致使自己的小說語言也深深地陷于其中。這樣,地域文化就很可能成為困住作家的柵欄,成為一些作家難以逾越的文化圍墻。賈平凹從思想意識到文化心理還沒有走進現代化的大都市,雖然早在1972年他的戶口就遷進了省城西安,他試圖從長篇《廢都》開始描寫20世紀80~90年代大都市知識分子生活,卻怎么也走不出狹小的地域文化的圈子,其主要原因之一大概就在這里。他的小說語言似乎也籠罩在地域文化的陰影之中。因此,對于小說家來說,地域文化固然可以成為小說創作的圭臬,但也僅僅是圭臬之一,一個真正有作為的作家不僅善于到地域文化中去淘金,而且應該跳出其拘囿,去經受各種異地文化的洗禮,穿行于不同的文化之間,汲取各地文化的營養,再從異域文化返過來觀照自己所屬的地域文化。惟其如此,小說的文化內涵才能格外深厚,小說語言的立足點也才能更高,小說語言的文化底蘊也才能更加厚實。
    收稿日期:200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金華42~46J1文藝理論孫德20042004地域文化是作家們的精神母乳。地域文化精神直接影響到小說敘述焦點的定位與運動、小說話語與敘事視角的選擇、言語風格的確定以及語言結構的形成;方言土語不僅豐富了小說的語言資源,而且為小說語言增色許多;作為地理風貌的自然風光進入小說,必然影響著描寫這些風光的語言風格的選擇;民間語言體現一種民間立場的敘事,與官方文化拉開一定距離,并顯示出民間幽默的智慧與解構的才能;有作為的作家不僅善于到地域文化中去淘金,而且能跳出其拘囿,去經受各種異地文化的洗禮。地域文化/小說語言/精神母乳/語言資源/拘囿
    local culture/language of novel/spiritual nutrition/source oflanguage/confinement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散文的詩學建構”(批準號:02BZW016)洪瀟tíng@①/楊振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亭  SUN De-xi
  (Faculty of Liberal Art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Jiangsu,China)Local culture means spiritual nutrition to writers.The spirit of local culture exerts a direct influence on such writing factors as th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focus,the choice of discourse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the writing style and writing structure.Dialect enriches the language of novels.Natural scene,a part of geographical features,certainly affects the choice of writing style involved in a novel.Folk language embodies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reflects the humorous wisdom of folks.The gifted writers can not only benefit from the local culture but break down the confinement to be perfected by various cultures of different regions.孫德喜(1960-),男,江蘇淮安人,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當代小說研究。揚州大學 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 作者: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金華42~46J1文藝理論孫德20042004地域文化是作家們的精神母乳。地域文化精神直接影響到小說敘述焦點的定位與運動、小說話語與敘事視角的選擇、言語風格的確定以及語言結構的形成;方言土語不僅豐富了小說的語言資源,而且為小說語言增色許多;作為地理風貌的自然風光進入小說,必然影響著描寫這些風光的語言風格的選擇;民間語言體現一種民間立場的敘事,與官方文化拉開一定距離,并顯示出民間幽默的智慧與解構的才能;有作為的作家不僅善于到地域文化中去淘金,而且能跳出其拘囿,去經受各種異地文化的洗禮。地域文化/小說語言/精神母乳/語言資源/拘囿
    local culture/language of novel/spiritual nutrition/source oflanguage/confinement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散文的詩學建構”(批準號:02BZW016)洪瀟tíng@①/楊振宇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亭

網載 2013-09-10 2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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