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金元清政權的核心保護中亞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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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亂”中遷入人口基本上替代了北方人口

劉仲敬(新銳歷史學者):戰國末期的軍國主義和全民動員體制,又以之前的方法破壞文明群體的延續性。從戰國末年到西漢初期,物質生活和文化多樣性又一次大的滅失了。從政治上來講,這一時期的特點是官僚制度的發育和大一統帝國的形成。在地方經濟和文化上,春秋末期形成的地方文化共同體逐漸變得越來越單調,越來越統一。東方齊楚這一塊文化和他們的吳楚體系向西、向北蔓延,最后征服了秦漢中心地帶——關中。但他們的征服也是曇花一現。西漢末期,中原地區的墓葬和日常生活被中亞和北印度引進的體系漸漸替代,到東漢末年甚至成為了對北印度文化的引用。北印度文化來了后有很大影響,即中國古代詩歌由詩經時代的四言詩逐漸變成漢魏時代的五言詩,而且增添了很多重要內容。

漢魏時代是政治、社會組織趨于僵化和簡單化的時代,結果就是使生育率和生活極度簡化。東漢末年普遍出現田荒、錢荒,以至于朝廷極大地鼓勵生育,但是賦稅人口仍不斷地減少。過去只是涼州、幽州這樣的邊區人口減少,而現在人口繁盛的地區也逐漸減少,西部地區都變得非常困難。東漢晚期的士大夫開始關心儒家文明的組成部分,但這個趨勢是無法逆轉的。從東漢晚期到三國魏晉,盡管上層表面上仍然是東漢的殘余體系,但整個過程是氐羌、鮮卑人口不斷地向核心地區蔓延,最后通過“永嘉之亂”基本上替代了北方人口。“永嘉之亂”中北方人口的損失情況難以精確,但是北魏重新整頓北方人口的時候,按當時的統計,遷移來的人口占了八成,原有的居住人口只占兩成。因為經過了多次遷移,原有居住人口甚至也不可能認為是漢魏時期的殘余。

隋唐時期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蠻族替代模式

這個過程一直延續到唐代初期。唐初關中地區充滿了四、五個字的鮮卑姓名,唐太宗盡管出身鮮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漢族名。在唐太宗、唐玄宗近百年的太平盛世當中,關中人口才緩慢地把名字改變成漢名。這給后人造成一種錯覺,好像漢唐具有一定的延續性,隋唐又重新恢復了秦漢時期的古典文明,但從人口結構上顯然不是這樣的。上古時代從周到漢的人口是有延續性的,但是經過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關中華北人口已經被重新被洗過一遍了。相當于倫巴第區,盡管他們自稱意大利人,甚至把自己追溯到馬略和蘇拉時代的羅馬建設,但實際上他們并不可能是北方日爾曼人消滅當地種族后的人口。隋唐時期東亞人口大致是這樣的。

隋唐時期人口替代和政治重建是第一個模型,即以后一再出現的周期越來越短的蠻族替代模式。這種替代模式,第一步是邊界之外組織力較強的部落替代組織力較弱、瀕臨崩潰的中原社會。第二步是他們在由游牧轉為定居的過程中,原有的部落結構自動變成封建結構。唯一的區別在于由游牧轉為定居的初期,仍然能部分地維持他們的部落組織和部落軍事傳統。因此雖然在部落時代,也比高度腐化和軟弱的帝國要強得多。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原有的部族傳統作為社會核心也在不斷地削弱。最后一步是朝廷將會重新拿起儒家士大夫掩蓋自己蠻族出身,寬裕統治順民。這個過程中,原先的武士能夠加入官僚系統的會變成系統的一部分,不能加入官僚系統的,就會被削弱,變成跟其他順民一樣。

遼金元清政權的核心保護中亞傳統

六鎮民變與北魏分裂

北魏有一個“六鎮之亂”,“六鎮之亂”的根本問題是什么?魏孝文帝改革,把鮮卑人的組織改變為漢魏晚期的官僚政治。在這過程中,原先的鮮卑貴族凡是跟著皇帝一起走的,都變成新官僚體制的一部分。沒有跟著皇帝做官的,喪失了原有的身份,和普通老百姓沒有區別。后者非常不滿,憑著他們的優勢掀起了叛亂,導致北魏政權瓦解。北魏的失敗是在官僚化、建立意識國家、拋棄封建傳統的過程中,因為步驟沒有掌握好而把自己毀滅了,但它的毀滅并沒有改變整個程序,后來的北周、隋唐走的也是同樣的路徑。

封建制到官僚制度的演變意味著順民負擔的加重

唐初的戰斗力靠什么?靠“府兵”。府兵從何而來?依靠西魏和北周的繼承。西魏和北周的府兵從哪里來?來自鮮卑的傳統士兵。這些士兵在宇文泰的率領下進入殘破的關中,但宇文泰沒有能力征收貨幣,沒有能力支付官僚系統常規軍常見的軍餉,只能用土地代替軍餉,把他們分封到各地。他們在那里自動能夠接觸到農村秩序,因為他們有最強的武力,人們就會依附、團結在他們周圍。在府兵初期,參加府兵是階級特權的表示,原先成功入關的,相當于是清朝跟著多爾袞一起做八旗戶,這是第一。第二,參加軍隊,能夠立戰功,沒有這個資格很難擔任高官。所以府兵最初的定位是高于普通農戶的。

在西魏和北周只掌握關中一域的情況下,封國騎士只需自費武裝到離家不遠的地方打仗。但帝國統一以后,他們必須裹糧進行幾年甚至幾十年的遠征,這樣巨大的遠征在經濟上是極大的負擔,很容易傾家蕩產。結果造成矛盾現象:原先屬于特權階級的府兵,在唐太宗征高麗、突厥以后,卻變成一種裹糧上任。你需要自己帶著糧食去遠方,多半是沒有辦法活著回來的。朝廷給的那些,可能還趕不上因為當兵傾家蕩產造成的損失。因此,在唐太宗時期,盡管朝廷給了很多優惠政策,但愿意當兵的人越來越少,沒有辦法扭轉此局勢,最導致雇傭兵的出現。雇傭兵和官僚是孿生兄弟,無論文武官職。而官僚機構的特點是平等的,向所有百姓開放。做官和當兵的結果是為了待遇,做官可以有俸祿,當兵可以有餉銀,這些巨大的開支必須由那些不當兵也不做官的順民來承擔。

從封建制到官僚制度的演變意味著順民負擔的加重,財政急劇膨脹和官僚機構迅猛擴大。同時由于封建局勢,貴族既是文官又是武官,所以不存在軍隊叛亂的可能性,而雇傭兵很容易叛亂。所以帝國官僚制發展到后期容易出現財政危機,一方面是朝廷無法支付空餉,另一方面是雇傭軍隊發生暴亂、叛亂,同時順民因為單方面支付財政壓力的負擔越來越重,逐步變成流民、難民。這個過程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系統。這個系統的最高峰是官方組織的常備軍建立的朝廷,最后朝廷因為負擔不斷增加把自己壓垮,在壓垮過程中發生大規模的戰亂和屠殺,至少王朝核心地帶隨時會發生大規模人口替代。人口替代的結果,很可能是邊境地區仍然有強有力的部落和組織卷土重來。

唐代末期政府從中亞招募武士,補充原先的軍力,這些蠻族武士朝廷難以控制,但是延續了朝廷的壽命。這些藩人逐步提升自身戰斗力,于是又有一批新的蠻族。“安史之亂”時期為朝廷平亂的神策軍,在中原漸漸失去戰斗力,“黃巢之亂”的時候已經抵擋不住了外敵。于是朝廷必須招募更加野蠻的沙陀人,把他們安置在太原地帶。太原軍事集團就是后來五代的起源。這個軍事集團進入中原以后,又有外來的蠻族一波波地進入。中原地區的居民先是在安全的環境中創造出極大的繁榮之后,最后在戰爭中被消滅,又被新人所取代,這個替代的最后一幕是遼金元相繼入侵,元代建立了世界帝國體系,再次重新洗牌隋唐以來所建立的體系。

儒家士大夫眼中的“不規范”恰恰是元朝的力量所在

元代對東亞的意義是引進了中東、中亞地區比較先進的各種技術。從儒家士大夫角度來看,元代是一個不規范的朝代,但這恰恰是它的力量所在。經過元代以后,朝廷中布滿了來自中亞的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晚近時期東亞整個文明體系建立起來了。元末明初的邊境逐步普及到東亞全地,后來變成棉紡業也是通過安南從海道引進的。可悲的一點在于,龐大的官僚組織在技術創新方面是非常乏力的,他們甚至在最接近生活的飲食、醫療方面,都嚴重依靠被稱為蠻族的小族群。

宋元明清四朝逐步取代了原有的稻谷和普通作物,雙季稻、三季稻也是從馬來半島、中南半島傳入。宋元以后,南方的朝廷對山地的征服是一個很奇特的過程。一方面征服者通過以建立男性家長制為核心的少數大家制,逐步吸收和同化原有的部族酋長,吸收南方各族群。另一方面這些族群在瓦解過程中,把他們積累的技術成果向中原地區擴散。這是一個殺雞取卵的過程,王朝在打破南方這些小國的過程中,毀掉的東亞地區仍然保存著東西。這一次釋放得到了物質資源和文化資源,使元明清三代帝國渡過了幾百年。

以后的技術出路依靠來自更遠的西方和日本的輸入。甚至保衛皇帝的核心部隊也主要依靠安南的火器。安南并不是什么火器的發源地,可他們的火倉庫竟然能夠比政府打造的火器更先進,這就暗示著在朝廷本身不重視秘密渠道:整個士大夫體制壓迫下的暗渠和通向西方的技術出路。這個技術出路很可能是阿拉伯開辟的南亞一條線,技術落差大概是從歐洲到奧斯曼帝國到波斯再到印度,然后通過中南半島到明朝。奧斯曼近東地區模仿歐洲產生先進技術,然后波斯地區模仿近東產生相對先進的技術,傳到印度的時候已經不那么先進了,但是對于印度各邦來說來自于中亞和波斯的東西是難以抵擋的,而且相對明朝政府原先掌握的技術來說,仍是非常先進的。這個技術的流通面一直延續到清朝前期都沒有改變。

東歸的土爾扈特人為滿蒙八旗看守西北邊境

由于東亞帝國廣土眾民的性質,如果你征服了大量的土地或者殺戮了大量的人口,給人的印象是戰斗力非常強。但真正比較起來不是這樣的,從明末的戰爭可以看出,極少數來自澳門的火槍可以抵擋數萬的士兵,鄭成功在對荷蘭人戰斗中培養出來的人才,是清朝對付北亞哥薩克人時唯一的瓶頸。清軍的優勢很明顯,但是康熙帝時期全國絕大部分大炮面對雅克薩那些為數不過百多人的哥薩克非正規軍,竟然攻不下這座城市。死亡的大部分都是由于疾病和寒冷、物質缺乏導致的,很少有人真正死于清軍的刀下。

俄羅斯帝國在面對波蘭和瑞典軍隊的情況下,經常是幾萬人打幾千人沒打贏。而波蘭人和瑞典人抗擊過程中,最核心的是德國的少量雇傭兵,這些德國雇傭兵在西班牙戰爭中明顯不是西班牙和法蘭西軍隊的對手。這條線路很明顯,在歐洲的中心尤其是在佛蘭德和倫巴第這兩個戰爭地區,軍事演化是最為迅速的。這個技術中心向外延地區逐漸輸入技術,離核心地區越遠,輸入技術越晚,邊緣地區極為龐大的軍隊在技術上都是很落后的。可以說,最核心的成員如雍正,在清朝中葉的時候感到危機,跟俄羅斯打交道的時候要求俄羅斯人把土爾扈特人放出來交他,因為他發現原有的滿蒙騎兵已經不大中用了。在他看來,土爾扈特人的武裝部隊在他的帝國中仍然是強者。土爾扈特人向東遷移的時候,面臨的主要不是俄羅斯人,或者跟其他人說法相反,俄羅斯人沒有費心去追他們,追他們的是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但是這些人在到達伊犁河流域的時候,能夠有效地填補整個政治真空,有效地壓制南方穆斯林,有效地為日益衰退的滿蒙八旗看守西北邊境。

等到道光統治初期的時候,南方的安南海盜在福建、廣東沿海附近橫行,他們通過對越南的戰爭得到法國天主教士和殖民主義者提供的一部分補償,而僅僅這一部分補償就足以給廣東水師、南方貿易造成嚴重威脅,只有葡萄牙人才能鎮壓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用招安、收買、封官爵的方法把他們納入統治體系。廣東水師在對付海盜方面,某種意義上就是未來的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不是別的,就是海路重新打開以后,歐洲核心區最先進的軍事技術一下子直接接觸到軍事技術最落后的地區。以前軍事技術衰退是經過一系列傳道,每一級稍微低一點。現在海道打通以后,歐洲最先進地區會赤裸裸地面對東亞,這樣立刻會導致摧枯拉朽的姿態。于是,遼金元清在這樣的打擊下陷入完全崩潰的狀態。

遼金元清對華夏傳統的尊重遠不如隋唐

此后一百多年,東亞的問題是怎樣把西歐封建主義在幾百年中演化出來,把通過殖民主義向全世界播種的秩序和自己原有的天下秩序融合在一起。這個過程使遼金元清以來,長期在軍事上處在壓制狀態的華夏士大夫得到一個解放自己的機會。從世界史角度看,他們的地位很像緬甸南部孟族人或者印度的印度教徒。遼金元清最初和鮮卑人建立的隋唐沒有區別,但他們對華夏傳統的尊重遠不如隋唐。隋唐愿意假裝自己是漢族,而遼金元清堅持中亞過去的傳統,公開把南方人貶到帝國底端,政權的核心是保護中亞傳統。這樣的發展趨勢如果繼續下去,清滅亡以后,如果準噶爾人或者其他中亞民族順著原先的道路再次入侵東亞的話,他們還會不會愿意延續儒家的傳統是個問題。按照埃及、波斯的先例,波斯以前的利比亞人還愿意冒充法老,波斯以后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再也不這樣了。大清帝國建立內亞體系,很可能是中亞愿意延續儒家思想傳統的最后一代。


網載 2015-08-23 08: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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