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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8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104—3489 （2000）03—0020—05
　　啟蒙，就是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的國家，在近代化的過程中所發生的一種社會思想現象。它的目的在于通過批判中世紀蒙昧主義，批判封建主義，宣揚近代社會政治主張，實現人們觀念的變革，促進近代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制度的確立。日本近代啟蒙思想起始于“徂徠學”，（注：荻生徂徠（1666—1728）的學說。獲生徂徠批判正統朱子學，致力于“自然”與“社會”相分離、“政治”與“道德”相分離的理論工作，抨擊禁欲主義，提倡自然人性論，強調經驗實證方法，從多方面顯示了近代思想的萌芽。）到明治四年（1871年）“廢藩置縣”之后，全面展開，尤其是以明治六年（1873）啟蒙團體“明六社”（注：1873年由森有禮等人發起組織的學術團體。發行《明六雜志》， 進行思想啟蒙。1875年11月因受日本政府鎮壓而解散。）的成立為標志，把啟蒙推向了高潮。我們現在所講的日本近代啟蒙就是指在日本明治初年開始的十幾年間，主要由啟蒙團體“明六社”的成員所進行的一場啟蒙運動。其代表人物有福澤諭吉（1824—1901）、西周（1829—1897）、加藤弘之（1836—1916）、津田真道（1829—1903）、西村茂樹（1828—1902）、中村正直（1832—1892）、森有禮（1847—1889）等人。為了應付外來勢力的挑戰，維護國家獨立，振興民族，推動國家的近代化，他們從一種民族危機感出發，在早期啟蒙思想的基礎上，批判傳統儒學和人性論，宣揚近代資產階級自然人性論和功利主義，鼓吹近代民主主張，以圖變革國內制度，富國強兵，與西洋并駕齊驅。應該說，他們的啟蒙思想對日本的“文明開化”以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但是，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并沒有完成近代啟蒙的任務，反而自毀其前途，走向反面，直至淪落為國權論者和忠君道德論者。以明治十四年（1881），福澤諭吉的《時事小言》出版為重要標志，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福澤諭吉鼓吹“內安外競”，加藤弘之宣稱“優勝劣敗是天理”，西村茂樹提倡“忠君”、“尊敬皇室”，他們的軍國主義、侵略主義和道德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使日本走上了一條瘋狂的對外擴張的道路。
　　 福澤諭吉與“脫亞論”
　　福澤諭吉被稱為“日本的伏爾泰”。作為日本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福澤在明治初年的思想啟蒙運動中，曾經起著旗手的作用，他的文明開化理論在國民中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1860、1861、1867年對歐美的三次出訪考察，使福澤加深了對資本主義文明的理解，思想更加成熟，他決心擺脫封建制度的精神枷鎖，以西歐近代文明為目標，把日本也建設成為與歐美并駕齊驅的近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國家。為了實現自己所確定的奮斗目標，福澤在致力于教育事業的同時，翻譯、撰寫了大量著作，宣傳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理論，抨擊封建制度，闡釋文明開化理論。《西洋事情》是福澤在幕府末期時的代表作，全書三篇10冊，分別講解歐美各國的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等，并著重闡明、領會西洋文明的本質，給當時日本人以極大的影響。《勸學篇》是福澤思想進入第二期的代表作之一，由17篇論文組成，該書基于天賦人權論，精辟地闡釋了人人獨立、國家獨立的思想，主張把個人獨立作為社會制度的基礎，它比《西洋事情》給世人影響更大，為啟蒙思想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而作為福澤思想最系統表述的則是1875年發行的《文明論概略》，全書由6卷10章組成，是福澤文明開化理論的精品。在該書中， 福澤分析了文明的本質，認為“歸根結蒂，文明可以說是人類智德的進步”，并指出“文明并不是死的東西，而是不斷變化發展著的”，（注：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1頁。）提出了“野蠻”、“半開化”、“文明”人類社會必經的三個階段。他分析了社會發展的原因，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于技術的進步，特別是在于交通之方便。福澤文明論的目的是以西洋文明為目標，努力提高日本文明程度，把日本建設成為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要在日本實現文明，“唯有汲取西洋文明”，但是“文明的外形易取，而文明的精神難求”，要“首先變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達到有形的物質”。福澤認為變革人心“唯一的方法是順應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排除障礙，使得全體人民的德智自然發展，使其見解自然達到高尚地步”。（注：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4頁。）他所指的弊害、障礙就是封建等級制度、意識形態等。
　　福澤高擎“科學”、“獨立”這兩桿大旗，幫助廣大民眾真正打開了眼界，從理論上回答了當時日本所面臨的一系列急迫的課題，為日本迅速形成資本主義國家，指示了前進方向。但是從1881年發表《時事小言》開始，福澤思想逐漸失去了啟蒙期的光彩而日趨保守。在自由民權運動高漲，國內矛盾愈發激化的形勢下，福澤提倡“官民調和論”，鼓吹“內安外競”。他說：“天然的自由民權是正道，人為的國權是權道。……我輩則遵從權道”，提出為維護國權而向中國擴張。他斷定中國的命運不是淪為殖民地就必然發生革命，“支那人如不引進蒸汽、電信等文明利器，就會亡國；如果引進，政府就會被顛覆，二者必居其一”。（注：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79 頁。）他竭力主張密切注視中國的變動，認為“如今在東洋各國中，能成為文明的中心和他國的魁首而與西洋各國對抗的，非日本國民莫屬。所以應該意識到，保護亞細亞東方也是我國的責任”，對中國和朝鮮“必須以武力保護之，以文物誘導之，使之以我國為榜樣，迅即進入近時文明的境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也可以實力強迫其進步”，（注：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81頁。 ）充分暴露了他以強迫中國和朝鮮“開化”為名，對這兩個近鄰國家進行侵略的主張。
　　1882年3月，福澤創辦了《時事新報》， 先后刊出《論與朝鮮之交際》、《朝鮮政略》、《朝鮮事變續報余論》、《東洋政略究竟如何辦》、《外交論》等多篇社論，強烈呼吁侵略中國和朝鮮，說什么“我日本國憂支那之形勢，又干涉朝鮮之國事，決非好事，乃預防延燒日本自國者”，（注：福澤諭吉：《論朝鮮之交際》，轉引自王軍彥：《福澤諭吉思想“轉型”探討》，《日本學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 —111頁。）“我東洋之政略終不可不依賴兵力”。 （注：福澤諭吉：《論朝鮮之交際》，轉引自王軍彥：《福澤諭吉思想“轉型”探討》，《日本學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頁。）甲申事變（注：1884年2月，朝鮮親日派勢力發動的武裝政變。在日本支持下， 朝鮮親日派一度推翻閔氏政權，但終為救援的清朝軍隊擊敗。親日派首領金玉均等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鮮的勢力遭到削弱。）后，他更是大論日清開戰，煽動說：“與支那戰而不勝，則我日本非單自今永蒙支那之凌辱，乃為世界各國所輕蔑、侵凌，終不能維持國家之獨立，而勝之則非但我日本之國威即光耀于東洋，……乃可永被仰為東方之盟主者也。”。（注：福澤諭吉：《論朝鮮之交際》，轉引自王軍彥：《福澤諭吉思想“轉型”探討》，《日本學刊》1998年第3期，第110、110—111頁。）壬午事變（注：1882年，朝鮮軍隊因不滿按日本的旨意進行社會改革而發動兵變，殺死日本人和閔氏政府要員，燒毀日本公使館。）和甲申事變的刺激加上清朝在中法戰爭中失敗的影響，福澤終于在1885年公開發表了《脫亞論》。所謂“脫亞”，顧名思義就是脫離亞洲的意思，脫離亞洲向何處去？那就是“入歐”，即加入到歐洲資本主義列強隊伍之中。在福澤看來，之所以要“脫亞入歐”，一是因為西洋文明是當時世界文明的最高發展，日本要立足于世界之林，就要把歐洲文明作為目標。二是在亞洲國家中，唯有日本最優越，已經開始向西洋文明轉移，而中國和朝鮮依然是固守古老的傳統。三是輔車唇齒，鄰國相助已經過去，如今中國與朝鮮非但無助于日本，反而成為西洋制造誤解日本事端的根源，對日本外交極為有害。因此，他在《脫亞論》中稱：“為今天考慮，我國不能再盲目等待鄰國達成文明開化，共同振興亞細亞。莫如與其脫離關系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支那和朝鮮是日本的鄰邦，同他們打交道用不著特別客氣，完全可仿效西洋人的方式來處理。與惡友親近不免會染上壞名聲。我們日本人要在思想上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注：福澤諭吉：《脫亞論》，轉引自遠山茂樹：《福澤諭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頁。）從而把日本引向擴張國權， 侵略亞洲鄰國的道路。
　　 加藤弘之與“國家有機體論”
　　加藤弘之是“明六社”的成員之一，早年到江戶學習西洋兵學、洋學，后來研究西洋政治學，特別是德國政治學，成為日本最初的德國研究家。他于1863年出版了日本最初的立憲政體論《鄰草》，認識到“政體”、“制度”是西洋文明的根本，是西方列強強盛的原因，并表現出強烈的學習、移植的欲望。他在書中認為，對抗西方列強，僅僅制造軍艦大炮、振奮士氣是不夠的，最根本的東西是確立“人和”即國內一致。而“得人和，沒有仁義之政而不能，是甚難之事，但這里有易施仁政，亦易得人和之一術。此一術雖為漢人所未知，但實為治天下不可缺少之良術。……其良術決非奇異的東西，唯言改革當時的政體，立一種政體。此政體實乃以仁義為旨公明正大之政體，是漢人不曾知之處”。（注：轉引自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5頁。）在這里，他借清朝之名，而喻日本之實，表現出了對西洋政治制度的關心和注意。1869年加藤又發表了《立憲政體略》，并出版《國法泛論》，介紹德國立憲君主制度。此外，他還著有《真政大意》（1870）、《國體新論》（1874）等書，宣傳“天賦人權”的政治主張。他說：“凡為人者，無貴賤上下、貧富賢愚之別，決不能為他人所束縛拘制，自己一身之事，皆從其欲而成。”（注：轉引自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頁。）加藤認為人們為了保護“任意自在”的天賦權利，相互結合而形成了國家，而相互結合是人類的天性，因此強調國家基于人的天性而成立，應“以人民為主眼，特定求人民安寧幸福為目的”，（注：轉引自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頁。 ）他把國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都歸之于人民，但未把人民看作由契約而組成國家的主體，國家還不是人們作為的產物，而是根于人性的東西。
　　到1874年“民選議院建議”提出后，“自由民權”運動就要開展起來的時候，加藤弘之卻放棄了他“天賦人權”的思想，以“時機尚早”為理由提出反對意見，說“欲使我國開化未全的人民全體參議天下大事，而采其公議，以制定天下的制度——憲法，”這“恐怕是等于緣木求魚”。（注：加藤弘之：《設立民選議院之疑問》，轉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51 頁。）1877年東京帝國大學創立時，加藤弘之任首任總理，致力于“進化論”思想的傳播。1882年，也就是福澤諭吉《時事小言》出版的第二年，他從進化論的立場，發表了《人權新說》，批判自己早年所宣傳的“天賦人權”論，鼓吹達爾文主義，宣稱“優勝劣敗是天理”、思想發生根本轉變。他說：“余才47歲時，即明治十五年，著述《人權新說》小冊出版，此為余之主義開始之著述。……余之宇宙觀人生觀乃全然變化。于是先論述吾之權利決非天賦，全為依進化而漸次造成者，此即前揭所著《人權新說》是也”。（注：加藤弘之：《弘之自傳》，轉引自朱謙之：《日本哲學史》，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214頁。 ）后來他把“進化論”思想擴大到國家間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原則，主張國家對個人的至上權，極力鼓吹“國家有機體論”基礎上的國家主義，提倡侵略戰爭。他認為，“只要為自己的利益、幸福，則對于他國而起侵略戰，也沒有可非難的理由”，日本應“以武國主義為主眼、為經，以帝國主義置之第二位為緯”，（注：加藤弘之：《弘之自傳》，轉引自朱謙之：《日本哲學史》，三聯書店1964年版，第222頁。 ）與福澤諭吉鼓吹“內安外競”、拋出“脫亞入歐論”一樣，加藤弘之鼓吹“國家有機體論”基礎上的國家主義，也使他最終成為赤裸裸的軍國主義者，他的思想為日本的擴張侵略提供了理論基礎。
　　 西村茂樹與傳統道德的復活
　　西村茂樹作為“明六社”成員之一，早期也是學習兵學、洋學，在啟蒙運動中作出不少貢獻。但是與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一樣，隨著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開始向傳統道德方向傾斜。西村在1873年就說：“由倡導國中上下開化之說，而為人心輕薄，為奢侈，為貪欲，為放蕩，為狡猾，此是開化之邪路”，（注：轉引自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頁。 ）對人們破壞道德的開化行為發出警告。1875年他又在《修身治國非二途論》中，重彈“修身”與“治國”相連續的道德與政治不分的傳統老調，強調個人道德修養的重要性。1876年，西村創立了“東京修身學社”，致力于日本傳統道德的復活和弘揚。他認為“明治維新以來教育進步雖顯著，但德育失其基礎，人民道德甚不及昔”，（注：轉引自崔世廣：《近代啟蒙思想與近代化——中日近代啟蒙思想比較》，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89 年版， 第149頁。）因此主張恢復儒教中某些因素。1884 年他將“東京修身學社”改為“日本講道會”，1887年再改為“日本弘道會”，并正式出版了他在前一年寫成的《日本道德論》，主張采用西洋哲學和儒教的長處，取長補短，來改造儒教，以使儒家忠孝道德以新的形式復活。
　　《日本道德論》的要點是：為了確保日本對外的獨立，即“保持本國之獨立，發揚國威于外國”，和加強對內的統一，即“國力強盛”則“治安而隆盛”，也就是說為了加強天皇制絕對主義，“除了發揚智仁勇，即道德以外別無他法”。（注：加藤弘之：《設立民選議院之疑問》，轉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 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29—136頁。）顯然，這并不是單純的道德理論，而是帶有以道德為基礎的國策論的濃厚色彩。依西村看來，道德并不只是人心的問題，而是國家的根本問題。“國家的盛衰治亂，不外是人心的聚散離合”，“人心腐敗渙散，人民主張個人私見，不顧國家大計，都足以使其國家滅亡，這可說是國民道德，即智仁勇衰廢的結果”。而日本的“政府沒有一定的國教，民間也沒有足以收攬全國人心的道德”，因此，絕對主義國家正面臨著嚴重的危機。西村認為，“要維持國家的風俗人心”，需要有道德，“維護”這種道德，又需要有“教”。那么什么教可担當這個角色呢？儒道是“忠孝之教”，這對于“維護萬世一系的天位，端正君臣的地位，美化國民的風俗，不是其他諸教所能及”，對于臣民的教化，具有絕大的能力，所以具備有無比的優越性，“在今天以儒道為本邦道德的基礎”實是最上之策。但是今天僅僅以儒道為日本新道德的基礎，已經落后于時代，是不適當的。因為儒道存在著使人傾向頑固；過度尊重尊屬；在理論上不夠嚴密；過于重視太古而輕視現代；重男輕女；不是“以理為師”，而是“以人為師”等缺點。西村認為在復活儒道的同時，要吸收西洋哲學“研究的精密”、“學理的微妙”的優點，來形成日本道德，挽救國家危機。當然，在《日本道德論》里，期待于國民的主要品德是“智仁勇”，從國家的觀點看來，它的目的在于樹立“忠孝之教”。因此，儒教主義是核心，西洋哲學的合理性、近代性、進步性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而被組織起來的。后來，西村發展到提倡“忠君”、“尊敬皇室”的“國民道德”，成為儒教主義者。
　　西村茂樹的道德主義與福澤諭吉的軍國主義、加藤弘之的侵略主義盡管主張和側重點不同，但目的卻是一致的。軍國主義、侵略主義的目標是對外擴張，但也有著把國民的視線引向國外，緩和國內斗爭的用意；并且，要向外擴張、侵略，也須有安定的國內秩序和國民對天皇制政府的同心協力，而這恰恰是傳統道德能發揮作用的領域。道德主義的直接著眼點是國內的秩序和風習，但其最終目的仍是為了伸張國權，并且，日本軍國主義每一個對外侵略戰爭的勝利，都必然帶來國內傳統道德的強化。正是二者的結合，才使日本一步步走向瘋狂對外擴張的道路。
　　除上面提到的福澤諭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樹外，西周、津田真道、森有禮等日本其他啟蒙思想家在啟蒙后期也幾乎都背棄了自己啟蒙初時的立場，轉向保守和反動。究其原因，一是由其邏輯結構所致。他們認為“天賦國權”、“國賦人權”、“人權”又回歸到“國權”，把國家置于首位，為了國家利益什么都可以做；二是受其階級屬性所限。他們大都是官僚，或者本人雖然不是官僚，卻和明治政府高級官僚有著個人的密切聯系；三是為國內形勢所迫。自由民權運動的高漲，尤其是明治十四年政變，使他們安身立命的明治政權面臨危機；四是受國際環境的影響。19世紀70年代后期，帝國主義列強對峙，爭霸世界，“或使他國滅亡或為他國所滅亡”（注：福澤諭吉：《通俗國權論》，福澤諭吉：《脫亞論》， 轉引自遠山茂樹：《福澤諭吉》，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頁。）的險惡形勢促使他們反思過去的主張。總之，以“明六社”成員為主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初期的思想無疑對促進日本的“文明開化”，推動近代化進程起了較大作用，而轉向后的思想則為日本的對外擴張提供了社會意識和理論基礎的準備。日本是一個從戰爭走向戰爭的國家，而且在日本歷史上，幾乎所有與別國的戰爭都是由日本首先蓄意挑起的，日本民族這種狂妄的對外擴張主義，尤其是從中日甲午戰爭開始的瘋狂的對外侵略擴張，應該說是與其啟蒙后期思想的傳播分不開的。
　　
　　
　　
國際關系學院學報京20～24K5世界史徐文泉20012001以“明六社”成員為主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對日本的“文明開化”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但他們并沒有完成近代啟蒙的任務，以明治十四年福澤諭吉的《時事小言》出版為標志，他們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福澤諭吉鼓吹“內安外競”，加藤弘之宣揚“優勝劣敗是天理”，西村茂樹提倡道德復古，他們的軍國主義、侵略主義和道德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為日本瘋狂的對外擴張、侵略提供了社會意識和理論基礎的準備。日本/啟蒙思想/對外擴張國際關系學院 研究生部，北京 100091 作者：國際關系學院學報京20～24K5世界史徐文泉20012001以“明六社”成員為主的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對日本的“文明開化”及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但他們并沒有完成近代啟蒙的任務，以明治十四年福澤諭吉的《時事小言》出版為標志，他們的思想發生了根本轉變。福澤諭吉鼓吹“內安外競”，加藤弘之宣揚“優勝劣敗是天理”，西村茂樹提倡道德復古，他們的軍國主義、侵略主義和道德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為日本瘋狂的對外擴張、侵略提供了社會意識和理論基礎的準備。日本/啟蒙思想/對外擴張

網載 2013-09-10 2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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