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沉思  ——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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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西方哲學的主要傾向之一就是為一切科學陳述找到一個絕對的、不容懷疑的基礎。哲學家們在試圖為整個世界和人自身尋找確定性時,不能回避哲學的基本問題,即人與世界的關系或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探究的主題固定不變,而建立哲學體系的嘗試卻在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解決的方法也在不斷改變。在近代西方理性主義哲學家看來,應通過純粹理智的思考,通過直觀的認識和邏輯的論證來獲得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真正把握和對人的本質真正理解。處在不同時代的哲學家們在尋真去疑的過程中,常常懷疑以往哲學的正確性,并通過對以往哲學懷疑和批判,企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笛卡爾便是其中一位。他以懷疑的精神和反經院哲學的勇氣寫下了他的重要哲學著作《形而上學的沉思》。
      一、懷疑方法
  17世紀的歐洲正是封建社會制度開始走向崩潰、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時期。經院哲學舊的知識和認識方法成為自然科學的發展障礙,使得哲學家懷疑其真實性和效用。這樣,時代就要求出現新的哲學思想來總結各門學科發展的成就,制定新的研究方法,以推動科學的進步。因此,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就成了近代哲學家最關注的中心問題。笛卡爾迫切地感到必須徹底改造舊哲學,在哲學上開拓一條新的道路。他于1640年完成了《形而上學的沉思》(亦譯為《第一哲學沉思集》)一書,試圖建立起能夠解釋世界的新知識體系。
  在《致神圣的巴黎學院院長和圣師們》信中,笛卡爾強調了自己哲學方法的重要性。他首先向神學家申明寫作此書的正當動機,即不反對宗教神學。在這種神學保護的外衣下,笛卡爾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我一向認為,上帝和靈魂這兩個問題是應該用哲學的理由而不應該用神學的理由去論證的主要問題。”〔1〕笛卡爾指出宗教信仰的局限性,認為只有用自然的理由即人類的理性來加以論證上帝和靈魂這兩個問題。而對上帝的認識,不是本書的目的,本書的研究的重點是采取一定的辦法和方式研究“靈魂和肉體”的關系。笛卡爾自信自己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為什么要研究“靈魂和肉體”的關系?因為笛卡爾懷疑以往理論尤其是宗教神學對二者關系論述的真實性。哲學作為把握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就是從世界觀的高度說明人與世界的關系,靈魂和肉體的關系問題是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每個哲學家無法回避而必須要回答的問題。笛卡爾以懷疑精神、批判精神“敢于在本身里執行這個任務”——“全力以赴地去闡明真理”〔2〕,勇敢地探索世界和人的本性。 笛卡爾知道,論證靈魂和肉體的關系問題需要充足的理由,因為以往偉大人物提出過許多可以理解的理由,因此就要“從哲學的角度上,出于好奇心并且仔仔細細地再一次找出一些最好的、更有力的理由,然后把這些理由安排成一個非常明白、非常準確的次序,以便今后大家都能堅持不移地確認這是一些真正的證明”〔3〕。這里, 笛卡爾明確表明了自己的求真的欲望、認真態度、邏輯學的方法和達到的目的。為了達到“真正的證明”的目的,就要尋找解決問題的一種科學方法。笛卡爾制定過一種解決科學中各種難題的方法,他試圖以此方法來解決靈魂和肉體的關系這一哲學的基本問題。笛卡爾堅信自己論證理由的充分和真實可靠,令人信服。可見,笛卡爾的哲學是求助理性,求真知、檢驗疑團,提供的是追求真理的方法。
  笛卡爾在該書《前言》中進一步申明自己的新方法,“和人們通常用的方法大不相同”。當時經院哲學的認識事物方法是以某些宗教信條為根據,按照一系列固定的邏輯公式(如三段式),推導出維護宗教的結論。這種論證方法從來不管論證的前提是否可靠;即使在前提可靠情況下,推出的結論已經包含在前提中,無新內容;再者,像三段式一樣固定的邏輯公式只與事物的形式方面有關,完全不涉及內容,因此結論玄而空,是主觀的東西。笛卡爾的懷疑方法與之相反,是先通過理性懷疑來確立論證前提的真,這種理性的懷疑是在接受觀念前進行系統懷疑,摒棄舊的偏見的思考,這樣推導出的結論既真實又有新內容。
  笛卡爾的普遍懷疑和歷史上的懷疑論大不相同。以前的懷疑論所懷疑的對象是人的認識能力本身,即理性;而笛卡爾的懷疑是方法的懷疑,其目的是找到真理,他并不懷疑人有能力達到真理。笛卡爾懷疑的對象,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舊有的知識,一類是人的認識活動本身。他懷疑他學過的數學、神學、哲學和其他學科的真理性;他懷疑感覺、想象、推理這樣一些認識活動的可靠性。
  實際上,笛卡爾決定撇開一切假設和經驗,從思維開始創立一個全新的哲學體系——按照幾何學的方法從最簡單明了的定義、公理出發,用理性思維來演繹、推導出一系列的定理的辦法建立新哲學體系。這一新的哲學體系所使用的懷疑方法,是針對經院哲學信仰主義的方法而提出的,這種方法貫穿在本書的整個沉思過程。
      二、人的精神之特性
  在沉思提要中,笛卡爾簡要地概括他的沉思結論,提出存在著兩個相互獨立的精神實體和物質實體,從而表現為二元論;同時又認為上帝作為“無限實體”創造了精神實體和物質實體這兩個“有限實體”;確立了真理的標準就在于觀念是否清楚明白。
  要建立永久不變的哲學基礎,必須確定前提的真,這就需要考察我自身的認識能力。人的認識能力可分為感性認識能力和理性認識能力,或者稱為經驗的認識和理性的認識,前者依賴于人的感官,后者依賴于理性的抽象思維。以培根為代表的經驗論者強調經驗對于人的認識的重要性,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唯理論者強調理性是人認識事物根本。笛卡爾認為,人對事物的正確認識依靠人的理性能力,人所感覺的東西是不可靠的。他在《第一個沉思》一開篇就明確指出這一點,討論關于上帝和人的靈魂問題,要“進行嚴肅認真的沉思并且能夠脫離感官的干擾、完全從各種成見中擺脫出來”,“再從根本上重新開始”,“我要認真地、自由地對我的全部舊見解進行一次總的清算。”〔4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笛卡爾首先從他的“全部舊見解所根據的那些原則下手”,這些原則是什么?他通過反思得出過去的全部舊見解“都是從感官或通過感官得來的”,被“我當作最真實、最可靠而接受過來的東西”,這些舊見解是不值得信任的。因為感官是騙人的,決不能完全加以信任。他指出人的抽象思維比形象思維更可靠,因為抽象思維是對事物的一般特性的概括,“一般的物體性質和它的廣延,以及具有廣延性東西的形狀、量或大小和數目都屬于這一類東西”,即人的抽象思維的結果,這些“更一般的東西是真實的、存在的”,“都含有某種確定無疑的東西”〔5〕。而具體的東西是通過人的感官作用于人腦的形象思維產物, 其真實性不能確定。這樣,笛卡爾就將人的認識能力分為感性認識能力和理性認識能力,認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給人帶來真實認識,應懷疑早先信以為真的見解,包括對上帝信仰。同時,要對“日常的生活方式”注意,因為“日常的生活方式”是相信人的感官的舊的思維方式,是一切所見之物舊見解,不具有真實性,不值得信任。“現在的問題還不在于行動,而僅僅在于沉思和認識。”〔6〕
  這里,笛卡爾并沒有完全否定人的感覺作用和人通過感官所獲得的知識,笛卡爾對感官、經驗的這種看法只是強調人的理性的作用。懷疑之后,他開始沉思“人的精神本性”,確定立論的基礎。
  笛卡爾在第一個沉思中指出人的理性在人的認識事物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從而確定了理性的地位。在第二個沉思中,他要說明人的精神本性,說明人的本質是人的精神。笛卡爾在第一個沉思的基礎上進行新的沉思,試圖找到解決自己內心的疑惑辦法,也就是要找到可靠的東西,確切無疑的東西,即立論的支點、依據,也可說是笛卡爾哲學的基本命題。為了尋找這種真實的東西,笛卡爾假定自己感知到的東西是不真實的、是假的,連自己的感官和身體都是假的,假定的結果推出“我思故我在”這個真命題。笛卡爾認為通過自己的假定和對一切事物仔細地加以檢查之后,“最后必須做出這樣的結論,而且必須把它當成確定無疑的,即有我,我存在這個命題,每次當我說出它來,或者在我心里想到它的時候,這個命題必然是真的。”〔7〕
  在得出“我思故我在”這個真命題后,笛卡爾要說明“這個確實知道我存在的我到底是什么”,即“人是什么”、“人的本質是什么”。要想解釋“人是什么”,必須先說清楚精神與物質或靈魂與肉體的關系。他明確承認物體的存在并給予界定:“至于物體,我決不懷疑它的性質;……物體,我是指一切能為某種形狀所限定的東西。”〔8 〕物體性的東西不存在于我心里,而靈魂的那些屬性中的思維是屬于我的一個屬性,只有它不能跟我分開。通過一步步分析,結果是“我”嚴格來說“只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也就是說,一個精神,一個理智,或者一個理性”。因而“我是一個真的東西,真正存在的東西了。”〔9 〕人的精神作為人的本質屬性比物體更容易認識,這是笛卡爾第二個沉思進一步要說明的。為什么精神比物體更容易被認識?笛卡爾分析我作為一個在思維的東西的屬性,得出精神的特點:精神是用思維領會,物體是通過想象、感官領會。前者抽象、概括,具有確定性;后者具體、豐富,易變而不具有確定性。
  笛卡爾的第四個沉思中仍然是考察人的精神特性。前面的沉思使得笛卡爾“已經習慣從感官里把我的精神擺脫出來”,去認識自我能力,發掘認識真理的精神過程。他堅持認為,人的理性認識能力是人認識真理和辨別錯誤的唯一方法。人的感性認識能力并不可靠,不能給人以正確的認識。抽象的觀念、純粹的精神比具體的物質性東西更容易清楚、準確地被認識。認識事物的途徑是從抽象到具體,從精神到物質,從絕對到相對。上帝的存在是萬物存在的基礎,因此從深思上帝走到認識宇宙間的其他事物。這是從對無限的信仰進到對有限事物的認識思維過程,先尋確定性的純粹精神或上帝,后推及不確定的具體事物。上帝成為至上的存在體,是真理的源泉,人出錯的原因是因為人的意志沒有正確的判斷力,對事物采取無所謂的態度。
      三、關于上帝
  尋找到了理性的確定性的特點,明確了“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后,笛卡爾“脫離開我的一切感官”,通過苦思瞑想又要試圖找到上帝的確定性。論證上帝及其存在是笛卡爾第三個沉思的內容。尋真去疑是人的理性的本性,笛卡爾倡導這種理性精神,用懷疑、批判的理性之光來照耀上帝存在的舊信仰。為什么一個具有至高無上、神圣的、賦予人的本性的上帝常常使人出錯?這也是笛卡爾很久以前的一個疑惑。上帝的存在與人的錯誤存在不能自圓其說。因此,為了解惑,笛卡爾尋找機會。他說:“我應該在一旦機會來到的時候,檢查一下是否有一個上帝;而一旦我找到了有一個上帝,我也應檢查一下他是否是騙子。”〔10〕不管檢查的結果如何,已經說明笛卡爾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在理性法官面前,事事平等,都要接受他的審判。理性的精神不是先信仰后認識,而是先認識后信仰。這種精神與基督教教義是相對立的。笛卡爾從“我的存在”開始分析,把“‘凡是我們領會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東西都是真實的’這一條訂為總則。”〔11〕那么從這個真理標準出發就要追問:什么是能被“我們領會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東西”?一個個體存在離不開精神和肉體兩方面,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我的感覺不能帶給我真實的東西,而在我心里呈現的觀念或思維的那些東西是我領會得清楚和明白的,因此它們是真實的。我的內在的本性是精神、思維。笛卡爾從“我”作為個體、內在的存在推出上帝作為全體、外在的存在。并且也是從“我”推出上帝觀念的。
  實際上,笛卡爾的“我”是認識的起點,是認識主體,但認識主體并不是本體。因此想要走出“我”的狹隘圈子,至少必須在觀念上承認有一個外界,也就是說必須越出經驗去設定一個超驗的本體。在笛卡爾那里,這個本體就是上帝。笛卡爾是從他的認識論中引出他的本體論,上帝作為觀念的存在原來只是認識論中的一個結論,但是它一旦獲得了實在的存在或形而上學的存在后,就變成了本體論的大前提。因此,笛卡爾哲學中的認識論的秩序與本體論的秩序正好相反。在認識論中,“我”是原始項,上帝是派生項;在本體論中,上帝是原始項,“我”是派生項。上帝作為觀念是后于“我”自身的觀念的,作為存在卻先于“我”的存在。因此上帝從觀念到存在的轉化是笛卡爾認識論向本體論轉化的標志,笛卡爾是通過上帝存在的證明來完成這一轉化的。
  上帝的觀念在笛卡爾那里最初不是通過肯定的方式,而是通過否定的方式論證的。他是從“我”自身的觀念的不完滿性中推出上帝的觀念的完滿性的。“我”的不完滿不是通過與上帝比較才被知道的,而是直接被經驗到的。“我”之所以是有限的、暫時的、變化的、無知的、無能的觀念,并不是因為上帝是無限的、永恒的、不變的、全知的、全能的觀念,而正好相反:上帝之所以是如此完滿的觀念只是因為我是如此不完滿的觀念。笛卡爾正是從對“我”自身的觀念的否定中達到上帝的觀念的。所以上帝的觀念決不比“我”自身的觀念先出現于我的心中。
  在本體論中,上帝是萬物的創造主,但是作為觀念,它卻是從“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中推出來的。笛卡爾在建立“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則以前,曾對一切都表示懷疑,那時他明確表示自己對上帝并沒有清楚明白的觀念,因為他把上帝當作一個騙子。上帝的觀念作為清楚明白的“天賦觀念”出現在“我”心中只是在“我”已經有了對自己的觀念之后。
  “我”是主體,是天賦觀念賴以存在的根據。與“我思故我在”這個經驗原則同時產生的是一條真理的標準,即“清楚明白”。“我思故我在”之所以是真實的原則,僅僅因為它是清楚明白,而它的清楚明白只是對我而言的,也就是說,我清楚明白地經驗到它。所以不僅是第一原則,而且連真理標準也是主觀的、經驗的、笛卡爾的天賦觀念之為天賦觀念,只是因為它們具有清楚明白這一特性。這樣,天賦觀念就不再是客觀的或理念的,而是主觀的、經驗的了。因此,笛卡爾的“我”才以真正的主宰者的姿態出現。上帝之所以成為必要,一方面是因為通過它作為本體可以為我的認識引出一個非我的對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通過它作為觀念來保證我的認識的正確性,以便用一個公認的權威來證明凡是“我”清楚明白地經驗到的觀念,本身就是清楚明白觀念。所以笛卡爾的出發點和根據仍然是經驗的、主觀的、內省的。笛卡爾覺得自己對上帝的沉思還有局限性,需要信仰來彌補。
      四、靈魂與肉體
  笛卡爾在第三個沉思中,由上帝的存在推出了物質性的東西的存在。那么物質性的東西是否能被人們認識呢?笛卡爾通過分析,認為人能清楚地認識物質性的東西。物質的特性形成的觀念已存在于人的思維之中,如物質性的東西有“量”或“廣延”。人能認識物質性東西的“有關數目、形狀、運動以及諸如此類的無數特點”。關于產生有關物體性東西的觀念既不是從我心里產生的,又不是上帝直接或間接地送給我的,只能“來自或產生于物體性的東西”,“因此必須承認有物體性的東西存在。”〔12〕這里,笛卡爾肯定了物質性東西的存在。他要進一步說明肉體這個物體與人的靈魂的關系。他相信人的肉體比其他任何物體都更真正、更緊密地屬于人,“因為,事實上我決不能像跟別的物體分開那樣跟我的肉體分開。我在身體上,并且為了身體,感受到我的一切飲食之欲和我的一切情感。”〔13〕我有一個肉體,自然用疼、餓、渴等等感覺告訴我,我不僅住在我的肉體里,我和它非常緊密地連結在一起,融合、摻混得像一個整體一樣地同它結合在一起,我決不懷疑其存在的真實性。但是,笛卡爾指出,肉體與靈魂有本質的區別,人的本質在于人的靈魂,“我確實有把握斷言我的本質就在于我是一個在思維的東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個實體,這個實體的全部本質或本性就是思維。”〔14〕而肉體“它只是一個有廣延的東西而不能思維,所以肯定的是:這個我,也就是說我的靈魂,也就是說我之所以為我的那個東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體有分別的,靈魂可以沒有肉體而存在。”〔15〕笛卡爾還具體分析精神與肉體的差別。
  由于笛卡爾二元論哲學中即包含著唯心主義,又包含唯物主義,因而《形而上學的沉思》遭到了來自左右兩方面的批判。笛卡爾的“沉思”已引起了神學家們的不安和恐慌,神學家的反駁目的主要是說明笛卡爾對上帝存在論證的不充分或不正確,看到了笛卡爾的“懷疑”在動搖他們宗教信仰的基礎。關于來自哲學家的反駁,主要是唯物主義哲學家霍布斯和伽森狄的反駁。這些反駁反映了唯物主義哲學關于思維與存在關系和無神論思想。他們基本上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立場上,批判笛卡爾的唯心主義先驗論。不同思想的交織碰撞,反映了其時代哲學的焦點和特點,也更能反映笛卡爾“沉思”深刻性、針對性和時代性。
  《形而上學的沉思》作為笛卡爾主要哲學著作,是他哲學思想基本闡述,反映其時代特征和如何批判地繼承和發展西方哲學思想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實現了西方哲學由本體論向認識論轉向。西方近代哲學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哲學中心問題由本體論向認識論轉換。這一轉換過程從培根和笛卡爾開始。近代哲學終于從經院的煩瑣而神秘的形而上學中擺脫出來,并且第一次從認識論的角度提出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研究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問題。培根和笛卡爾在這場哲學重心轉換過程中起了先驅者的作用,但是他們兩人卻是從不同的方面發揮這種作用的。
  培根把認識的對象即經驗世界作為自己哲學的起點,通過大量經驗材料的歸納去尋找物質世界的原因,為近代實驗科學奠定了基礎。他的哲學是客觀的、分析的。笛卡爾則從主觀出發,把經驗的主體作為哲學的第一原則,通過少數自明公理,演繹出整個外界對象。笛卡爾從其哲學的第一原則“我思故我在”推演出他的整個形而上學和認識論,但是這個原則本身卻不是邏輯推理的結果,而是建立在純粹的自我經驗上的,它是作為直覺的起點才成為思維的第一原則的。所以笛卡爾決不是從形而上學的意義上去談思維和存在的,他的第一原則是經驗的,而他那一整套唯理論的數學演繹方法都是建立在這個最基本的經驗原則之上的。由于中世紀哲學僅僅只有神學和形式邏輯,哲學只是在培根和笛卡爾的時代又開始有了新飛躍,其二者的結合產生了迄今為止的一切有價值的哲學,可以說,沒有培根和笛卡爾,就沒有整個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
  第二,確立了主體性原則。所謂“主體性原則”,就是強調人的本質在于他有自主自由的能動性、創造性。它以理論的形式表達了西歐近代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不斷得到改造和發展的事實,所以它反過來又對歷史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西方人對自身認識的深化和進一步發展。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奏響了近代人本主義的序曲。作為資產階級哲學的近代哲學,其最高宗旨就是把神的問題還原為人的問題,恢復人的本來面目,建立一種新型的人本主義。這一時期的哲學家把人從宗教神學的枷鎖中解放出來,使人從天上回到了人間。在文藝復興運動的基礎上,近代資產階級哲學家通過理論來論證人的主體地位,把對象化上帝那里去的人的本質又歸還給人。西方近代哲學的主要特征就是認識到了主客體的對立,然后再求統一。因此,在克服這種對立的哲學探索中,笛卡爾用“我思故我在”這一震聾發聵之語宣布了西方哲學史上主體性哲學的開始,標志著人的主體意識的真正覺醒。以此為開端,唯心主義哲學家以理性為最高權威和主宰萬物的無限力量,試圖用理性、精神來克服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人的精神與肉體的對立。近代理性主義哲學家用理性的實體取代了上帝,理性、精神又成了人的本質。笛卡爾通過“懷疑”、“沉思”,樹立了理性的權威,突出了人的主體性。這樣就使西方近代哲學成為主體性哲學。
  由于笛卡爾深信理性具有無限的力量,科學萬能,通過理智的啟蒙,旨在喚醒人的獨立精神,即相信人類自身無窮的智慧和力量,因而,笛卡爾的學說表現出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特點。笛卡爾的科學樂觀主義精神預示:人的世界必將是科學的世界,知識的世界,當代人不再像中世紀的人那樣從宗教信條、從對上帝的信仰獲得知識的確實性以及人生確實性的保證時,他們只能從他們自身中去尋找確實性的理由。從此,人必須自己證明自己的能力,自己確定自己的認識是否正確,自己決定以什么方式來設置認識的對象。這種主體性原則強化了近代個人主義思想。
  第三,建立二元論哲學體系。經過一番沉思,笛卡爾建立了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系統的二元論哲學體系。笛卡爾的二元論立場同他的妥協的政治傾向和形而上學方法緊密相關,由此造成了他的哲學困境和自相矛盾。因此,笛卡爾的二元論不可能貫徹到底,它最終走向上帝決定一切的客觀唯心主義。這種二元論哲學為后來的哲學家所揚棄。
  與西方以往哲學研究相比,笛卡爾哲學思想在對人的存在、人的本質和人的認識能力的研究方面,都更為深刻、具體和豐富,已經系統化。笛卡爾的“沉思”使他成為西方近代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以懷疑精神把整個西方哲學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笛卡爾在“沉思”中所具有的勇氣和懷疑、批判的理性精神,是哲學創新和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一種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為此深思。
  注釋:
  〔1〕〔2〕〔3〕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 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頁,第3頁,第3頁。
  〔4〕〔5〕〔6〕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 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5,第17頁,第23頁。
  〔7〕〔8〕〔9〕〔10〕〔11〕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 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3,第24~25頁,第26頁,第36頁,第35頁。
  〔12〕〔13〕〔14〕〔15〕笛卡爾:《第一哲學沉思集》,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4頁,第80頁,第82頁,第82頁。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05~111B6外國哲學楊廷久19981998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是近代哲學家最關注的中心問題。笛卡爾用懷疑的方法來解決靈魂和肉體的關系這一哲學的基本問題。笛卡爾的普遍懷疑同歷史上的懷疑論不同,他的懷疑是方法的懷疑,其目的是通過純粹理智的思考、直觀的認識和邏輯的論證找到真理,來獲得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真正把握和對人的本質真正理解,徹底改造舊哲學,建立起能夠解釋世界的新知識體系。笛卡爾的懷疑是一種理性的沉思,他的理性沉思結論:一是提出存在著兩個相互獨立地精神實體和物質實體,從而表現為二元論;一是指出人的理性在人認識事物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從而確定了理性的地位,實現了西方哲學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理性/懷疑方法/靈魂/肉體/上帝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100875,北京:男,博士生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05~111B6外國哲學楊廷久19981998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是近代哲學家最關注的中心問題。笛卡爾用懷疑的方法來解決靈魂和肉體的關系這一哲學的基本問題。笛卡爾的普遍懷疑同歷史上的懷疑論不同,他的懷疑是方法的懷疑,其目的是通過純粹理智的思考、直觀的認識和邏輯的論證找到真理,來獲得對哲學基本問題的真正把握和對人的本質真正理解,徹底改造舊哲學,建立起能夠解釋世界的新知識體系。笛卡爾的懷疑是一種理性的沉思,他的理性沉思結論:一是提出存在著兩個相互獨立地精神實體和物質實體,從而表現為二元論;一是指出人的理性在人認識事物過程中具有決定意義,從而確定了理性的地位,實現了西方哲學由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理性/懷疑方法/靈魂/肉體/上帝

網載 2013-09-10 21: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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