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對于薩特研究者來說，薩特文學和哲學的關系是一個無法回避的重大課題。薩特一身兼文學家和哲學家兩者而有之，在兩大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深入探討薩特文學和哲學的關系，是完整準確地把握薩特這個人物的關鍵。　　　　　　　
　　關于薩特文學和哲學的關系，通行的看法是：薩特主要是一個哲學家，他是用形象化的文學語言來圖解他的哲學。實際上薩特文學和哲學的關系十分錯綜復雜，需要用綜合分析的方法進一步探討。本文是這一嘗試的初步結果。
　　　　（一）　　　　
　　有一點應該是很明確的，但很少見論者提及，那就是：文學，在薩特一生中始終占有頭等重要的地位和意義。而哲學，則是在薩特到了一定年齡才進入他的生活，并且與文學相比，始終只處于次要地位。
　　薩特童年時發生了兩件大事，使他一生與文學血肉相連，文學成為他生命的意義。一是一歲零三月時喪父，二是失去對上帝的信仰。
　　由于幼年喪父，薩特隨母親寄住在她的娘家。母親在娘家不受尊重，對薩特無權威性，薩特視之如姐。外祖父異常寵愛薩特，視為上帝賜給他安度晚年的禮物。一直到十歲，薩特都是生活在一個老頭（外祖父）和兩個女人（外祖母和母親）中間，沒有小玩伴，十分孤獨。外祖父是語文教師，家中藏有豐富的文學書籍。在外祖父的影響下，薩特很小就對書產生了特殊的愛好。孤獨之中，書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伴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的生活是從書本開始的，從懂事起就泡在外祖父的書房里啃那些文學作品。他從書本上獲得的東西要比他在實際接觸物體中獲得的東西多得多。外祖父在不經意間培養了薩特對文學的愛好，對讀書和寫作的濃厚興趣。　
　　母親寄居娘家不受尊重，連帶地，薩特因這種寄居生活感到自己存在的偶然性和無意義。他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但又完全依賴他人（外祖父），他處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就抽象意義而言，他占有一切，他富有，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另一方面，實際上他一無所有。后來母親再嫁，他與繼父的關系也是這樣。于是，由于移情作用，他就在詞語中來行使自己的所有權，詞語成了他滿足占有欲和實在感的工具。這是他從童年就對文學寫作感興趣的重要原因。
　　薩特童年時對上帝信仰的喪失使他在文學中尋求那種類似宗教的不朽。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他們常常在餐桌上拿對方的宗教信仰取笑（雖然并不含惡意），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母親也并沒有十分虔誠的宗教信仰，只是例行公事地帶薩特去教堂。在這種家庭氛圍中，小薩特受到熏陶，認定無論何種宗教信仰都沒有真正的價值。在他十二、三歲時，終于有一天早上，他在等隔壁同校的女孩去上學，一個念頭突然跳進了他的腦海：“上帝并不存在！”從那以后他就成了一個無神論者，再也沒有恢復過任何宗教信仰。但是在法國那種天主教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一個人即使拋棄了任何宗教信仰，潛在地卻受著宗教傳統的影響。于是小薩特在文學中找到了宗教的不朽。他把對宗教的需要變成對文學的渴望。他認為，如果他能寫出一個具有獨創性的句子，就創造了某種絕對的東西，就會使自己處于永恒之中，作品會超越時代而存在，作者也會超越時代而存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薩特都具有這種藉文學而不朽的思想。　　
　　薩特初次接觸哲學則是在中學畢業讀高師文科預備班的時候。他讀了柏格森的《時間與自由意志》，被它深深吸引，產生了研究哲學的欲望。報考巴黎高師時，他選擇了哲學專業。但他這樣做仍然首先是從文學角度考慮的。薩特這時把哲學理解為對人的心理狀態和活動的系統描述，這樣，哲學就可以作為文學創作的方法和工具。他認為當一個哲學教師會有助于自己處理文學題材，可以從哲學研究中得到一些新的真理，但他并沒有打算以哲學為寫作對象，他看不出自己在這個領域會有什么建樹。他對哲學的興趣代替不了他自小就有的文學創作的欲望，相反地，這種興趣倒是為文學服務的。總之，他并不想成為一個哲學家。他晚年總結說，最后他還是成了哲學的創作者，這在他自己看來也是很奇怪的事［（１）］。有論者說，薩特在巴黎高師“選擇了哲學為終生事業”［（２）］，顯然是不確切的。　　　　
　　總的來說，薩特對自己的哲學成就是不太重視的。他多次表明，甚至在他完成了《辯證理性批判》這部哲學巨著之后他還是這樣說，他的本意不是當一個大哲學家，哲學方面他只是想寫一點簡短的思想札記之類的東西。薩特在１９７４年后雙眼幾乎完全失明，不能看書和寫作。這一時期他的社會政治活動在公眾中仍有巨大影響，他還同別人一起合寫哲學性很強的書，但他多次流露出這樣一種情緒：他實際上已經死了，他已失去了生存的理由。這是因為，他首先把自己看成了一個作家，一個文學家，至少在潛在的意義上講，文學是他的生命。　
　　　　（二）　　　
　　從相互影響和作用的角度來看，薩特文學和哲學的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在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它們之間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作用和影響。
　　薩特早期的作品沒有在語言形式上作文學和哲學的區分。他發表于１９３１年的《真理的傳奇》，既是一部文學作品，又可看作是一部哲學著作。這一時期他認為用文學語言、用華麗的隨筆語言可以表達哲學。后來，他逐漸認識到這樣做不妥，哲學不可能用文學語言來表達，它有一套專門的語言。到他發表小說《惡心》、哲學著作《想象》的時候，他已經克服了把文學和哲學兩者相混的毛病。　
　　薩特在思想成熟期從語言角度對文學與哲學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自己獨特的結論。　
　　他認為，從語言角度看，文學與哲學的區別，在于文學不是單義的而哲學應力求單義的。在文學作品中，每一句話都不是單義而是多義的，這些意義相互重迭。一句話可以容納所有其它的東西，因此包含著一個表達總體的意義。哲學語言則應該是單義的。哲學家應該盡可能地不用文學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思。他應該使語言透明、概念清晰。哲學自有一套專門技術性的術語，必須使用這套術語。這套術語的每個詞都是作為符號使用，有嚴格的單義性。每個句子也應該只有一個意思。一個句子并不能包含整部哲學著作的總體意義。只有把所有這些句子合在一起，才能創造出一種多層次的總體意義來。
　　薩特認為，由于文學語言和哲學語言的這種區別，文學作品就要講求風格，哲學著作只需要清晰明白，沒有什么風格問題。把這種看法落實到寫作實踐中，薩特寫起哲學著作來，不打草稿，不加修飾，一氣呵成，速度極快。他寫哲學名篇《辯證理性批判》的情景使波瓦爾驚嘆不已，覺得是在看一場上乘的武功表演。而他寫起文學作品來，卻是字斟句酌，仔細推敲，要打許多遍草稿。也正是由于這種區別，他寫哲學著作時往往服用興奮劑以加快寫作速度（《辯證理性批判》就是這樣寫出來的），而寫小說時從不服用興奮劑（寫《自由之路》時曾嘗試過一次，覺得不行，此后不再這樣干）。也正是由于這種區別，他在雙目近乎完全失明、喪失閱讀和寫作能力時說，用錄音機或許還可以搞哲學，卻決不能搞小說。哲學既可以講給別人聽又可以寫給別人看，而小說只能是寫給人看的。　
　　薩特在從語言角度研究文學和哲學的關系時，還注意到了它的另一方面，即兩者的內在聯系。　
　　薩特認為，哲學要求詞語的單一性，但這種對單一性的要求又不同于自然科學。在一定意義上說，自然科學語言同人沒有關聯。哲學不是這樣，人既是論述它的主體，又是它論述的客體。不能把哲學歸納為任何一種科學，它是以概念模擬為手段，來盡可能地在散文中接近人的單個普遍的水平。正是這一點，使哲學離科學較遠而離文學很近。因為文學真正深層的交流部分，也就是人的單個普遍之所在。另一方面，文學作品雖然并沒有自我意識的總體性，但它的語句以其模糊性，以其非自我意識的濃縮形式具有哲學最終尋找的意義。
　　由于文學和哲學之間有著這種既相互區別又不能完全分割開來的復雜關系，一個同時從事這兩方面工作的人，搞的好就會兩全其美、相得益彰，搞得不好就會發生串流、相互干擾。這兩種情況在薩特那里都屢有發生。
　　薩特早期作品《真理的傳奇》等是相互串流的例子。用華麗的隨筆語言寫哲學文章，結果是不倫不類。《惡心》則是相得益彰的例子。《惡心》首先是一部小說，是一件藝術品，它首次完美地體現了薩特獨特的藝術個性，這是毫無疑問的。同時它的獨特性也來自于薩特哲學思想的獨創性。將偶然性、荒謬性當作哲學思想的基本內容，這是薩特所獨創的。以獨創性的思想作為基礎，以成熟完美的藝術形式把它表達出來，這是《惡心》獲得巨大成功、在法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只有重要地位的根本原因。《惡心》可以說是哲學的深刻性和文學的完美性結合得近乎天衣無縫的典型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曾有一個很長的時期，薩特處于文學和哲學相互串流和干擾的狀況中。這段時間，他開始仔細研讀馬克思的著作，想給自己的歷史人學確立一個哲學基礎。同時他又在進行文學創作。他發現，這種哲學思考嚴重地影響和干擾了他的文學寫作。無論他寫什么，這種思考都纏繞著他。寫著文學作品卻又無法擺脫哲學思考的干擾，這使他在寫每一頁、每一行時都有一種得了疝氣似的痛苦。戰后十多年來，他有許多文學作品沒有完成，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而他寫那部影響了整個西方思想界的哲學巨著《辯證理性批判》的一個主要動因，就是為了擺脫這種串流的干擾，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把自己所有的哲學思考都放進一口棺材里即寫進一部書中，從而結束這種痛苦的狀況，可以安下心來寫一些自己喜歡寫的文學作品［（３）］。　
　　薩特晚年創作的傳記巨著《家庭的白癡》即《福樓拜傳》則又是文學和哲學相得益彰的例子。薩特寫《辯證理性批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研究福樓拜。薩特一直想為福樓拜寫一部傳記，但又感到自己缺乏應有的方法。他認為寫作《方法問題》（《辯證理性批判》導論），可以為《福樓拜傳》奠定一個方法論基礎。他寫作《福樓拜傳》也確實得益于他這一時期的哲學思維成果。這部傳記是文學作品，但又不同于他以前所寫的《惡心》這樣的小說，薩特稱它是真實的小說。其中自然有作者的大量想象，但又都是福樓拜真實情況的再現。薩特把福樓拜完全作為一個個體，同時又完全作為他那時代的表現來讓讀者感受和理解。薩特在這個文學工程中所想做的不是文學和哲學形式上的表層結合，而是一個宏大的立體結構，它以哲學方法論為基礎，以文學為血肉，綜合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政治學、民俗學等多方面的東西為支架，再現一個總體化的人和一個時代。正由于這部作品以深刻的哲學方法為依托，文學和哲學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綜合成不同凡響的效果，使之成為當代傳記文學的一個獨具特色的豐碑。　
　　　　（三）
　　薩特文學創作面廣類多，幾乎無有不涉及者。他的文學和哲學的關系也因其創作的時期和種類的不同而隨之變化。我們只有聯系他的各具特色的種種文學創作，才能更深入地探討這種關系。
　　他的小說代表作的是《惡心》。我們前面已經談到了，《惡心》所描寫的既是一個獨特的人的心理活動，又是同“存在是什么，人是什么”這些人生根本問題密不可分地聯系在一起。它是通過藝術創造，不斷地加工提煉，最后達到文學最深層部分－－人的單個普遍的存在，在這里與哲學最終追求的意義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這也正是許多作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薩特的其它小說再未達到這樣的深度。他的多卷本長篇小說《自由之路》甚至沒有寫完。究其原因，是缺乏這種文學和哲學深刻的自然結合，有的還蹈襲了傳統的傳奇故事的套套。這種最高境界畢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與小說相比，薩特在戲劇方面的成就更高一些。他的十來個戲劇在上演時幾乎個個都產生了轟動效應。薩特看重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把哲學和戲劇聯系起來考慮：他認為當代哲學在本質上是戲劇的。苦思冥想實體所具有的不變性或揭示現象過程所蘊藏的規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哲學的注意力已放到人的身上。人既是動因又是行動者，他制作并演出自己的戲劇同時經歷著自己境況諸矛盾，直到他作為個體被毀滅或他的沖突被解決。戲劇是表現當代人活動的最恰當的工具，它在某一側面把活動著的人完全截留下來。所以說當代戲劇含有哲學意味而哲學又帶有戲劇性。同時薩特也認為，關于人的實在的各種看法又是不能互換的。哲學是戲劇的，但它并非象戲劇那樣來研究個性，所以又不能把兩種東西混淆。　
　　薩特認為，戲劇中的人物是有個性的，同時戲劇又應當表現人類普遍的境況和在這種境況下自我選擇的自由。戲劇最使人感動的東西，是正在形成的性格，是選擇的時刻，即自主選擇道德和終生的時刻。只有讓各種各樣的觀眾都統一起來才成其為戲劇，因此必須找到普遍的境況，即所有人共同的處境。使人物陷入普遍的極端的處境，不能不作出選擇，于是他們在選擇出路時就選擇了自己：這樣，就可以寫出一出好戲來。正是在這個地方，戲劇達到了哲學也在追求的最高境界：單個的普遍存在。
　　在薩特的文學作品中，傳記所占的比重最大，他花的氣力也最大。薩特的主要傳記作品有《圣·熱內：一個喜戲演員和殉道者》、《詞語》和《家庭的白癡》（《福樓拜傳》）。　　　
　　《圣·熱內》本來是薩特為熱內作品的選集寫的一個序，但后來寫的篇幅長得出奇，有５７８頁，完全超出了序言的體例，寫成了一部關于熱內的長篇傳記。國外評論者認為，不論在哪一種情況下，它都是研究薩特所必須參考的一部主要著作。而薩特本人在晚年表示愿意留傳給后人的幾部著作中，就有這一部。關于這部書的性質，薩特晚年說，《圣·熱內》是一個長篇文學隨筆，不是哲學著作，但他在這書中又一直創造性地運用著哲學概念，從這個角度講，稱它為哲學著作也可以［（４）］。薩特在寫《圣·熱內》時深入研究了辯證法，從哲學的角度看，它代表《存在與虛無》和《辯證理論批判》之間的一個重要階段。薩特哲學的一個關鍵概念－－自由，在《圣·熱內》中比在《存在與虛無》揭示得更為充分。薩特多次談到，《圣·熱內》也許是他對自由解說得最清楚的一本書。　
　　《詞語》和《家庭的白癡》也都具有非薩特莫屬的個性特征。《家庭的白癡》我們在前面已作了介紹，被評論界認為是傳記文學史上的奇書。而《詞語》系薩特自傳，一出版即被列入暢銷書的首位，薩特因此書而獲１９６４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者授獎的理由是，“他那思想豐富、充滿自由氣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對我們時代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兩部書都得益于他以其深刻獨特的方法論和人生觀作為思想基礎。薩特成功的傳記文學作品都是同他的哲學思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但在語言形式上并沒有重犯早期作品的錯誤，他是嚴格地將其作為藝術品即文學作品來創作。《家庭的白癡》同《辯證理論批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我們決不會把前者看成是一部哲學專著，它的確如薩特所言，是一部真實的小說。而《詞語》，盡管它獲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思想的深刻性，但為讀者和評論界所首先稱道的，是它那無與倫比的藝術魅力和個性。薩特是把它作為一部純美文學作品來創作的，他也的確達到了這一目的。　　　
　　綜上所述，薩特早期主要致力于小說，中期是戲劇，中晚期則著重在傳記，這每一時期每一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凡屬十分成功、產生巨大影響的，都跟他把自己深刻的哲學思想揉合于其中分不開。而且有的文學作品，在薩特自己看來，是比其哲學專著更能表達自己的某些哲學思想。但這些文學作品并不只是他哲學思想的圖解，它們首先是具有獨特個性的藝術品，它們的魅力在于達到了文學和哲學深層次的結合：充分體現了人的單個普遍的存在。
　　　　（四）　　
　　薩特的文學和哲學活動是屬于他的精神生活，但就薩特這個特定人物而言，如果不聯系他的實際社會生活和活動來予以考察，就難以準確地把握他的文學和哲學關系。　
　　如前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薩特一直保有一個自幼就形成的思想：他可以借助于文學而達到不朽。因此在對待文學和哲學的關系上，他一直把文學放在首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薩特生活的一大轉折。在經歷了應征入伍、被俘后關入集中營、參加抵抗運動等重大生活事變后，薩特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不再認為文學有一種永恒不朽的價值，也不認為文學可以拯救一個人或完全改變一個人。他的文學觀由“不朽”變為“介入”，他開始提倡作家或文學介入現實和社會的必要性。薩特對自己以前的文學觀是有所揚棄的。
　　與此同時，薩特的哲學思想也有了根本的變化。他從一種古典傳統式的哲學思想過渡到那種哲學與行動、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思想。他開始對馬克思的哲學感興趣并深入地研究了辯證法。薩特認為，哲學探討的是人的存在，任何不歸結為探求人的生存的思想都是毫無價值；由此出發，哲學家就把哲學變成自身。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薩特的文學和哲學在介入社會、介入人生上具有一致性。但與哲學相比，薩特仍然更喜歡文學。在他看來，即使從介入的角度考慮，文學也比哲學更有價值。哲學不能直接介入時代、介入現實生活；它不是為同時代人寫的，而是超越時間超越現實的思辯；它談論的是遠遠超出我們今天個人觀點的那些東西，其目的是闡明一種從本體論出發來構想世界的方法；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被其它東西超越。文學則相反，它始終是以某種方式直接參與生活；它記錄的是當今的世界，是人們通過閱讀、談話、激情、旅行發現的世界；它是一個人同他人交流自己一種獨特的感受；所以，文學反倒有一種比哲學更絕對的性質。　
　　文學上由不朽到介入，哲學上由唯理思辯到結合行動和實踐，薩特從４０年代后期起，有大量的精力花在那些隨筆文章上。這是他的非哲學作品中最近接近哲學的部分，風格十分樸素，談的是這個時代大家都很關注的人物和事件，也可以說是對這個時代的各個方面－－政治、文學、藝術－－的一種批判的反思。薩特說，在他所寫的東西中，最可能流傳后世而且他也最愿意留給后人的，就是把這些集合在一起的十大本《境況》文集。薩特在經歷了很長一段對文學著迷的時期后驚醒過來，最后認定，從根本上說，最好的作品總是在沒有太多的苦心經營的情況下寫成的。他后期不再寫《惡心》、《詞語》這樣的文學性極強的小說，而致力于‘什么都有一點，又什么都不是”的隨筆文章，這種對文學性的勘破和洞穿是一個原因。薩特的隨筆文章，既是文學作品，又有很強的哲理性。看來薩特好象又回到青年時代把文學和哲學混在一起的做法上去了，實際上這里呈現的是否定之否定。這不是文學和哲學在形式上的混同，而是兩者內在的融合，統一于人的單個普遍的存在之中。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薩特提出了介入文學、為時代而寫作的口號，并且身體力行，較多地參與社會活動，在各種重大政治事件明確表示自己往往是十分獨特的態度；在１９６８年“五月風暴”之后更是同當時的左派毛主義者密切聯系，積極活動在法國政治舞臺上，有不少論者認為這一時期的薩特與其說是文學家和哲學家，還不如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對政治的興趣大大超過了文學和哲學。對此我們應作深入分析。　
　　薩特從小就立志當一個作家，并對作家生涯有種種設想。他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有一個起步的青年時代，一個創作輝煌的中年時代和一個投身于政治的老年時代。他是以雨果等人作為自己的榜樣的。這樣，當他晚年較多地投身于政治時，他并沒有改變初衷，他的基本身份仍然是作家，他是作為一個知名的老年作家而投身于政治的；晚年投身政治不僅不與當作家的初衷矛盾，而且是作家生涯的完滿體現。實際上在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的同時，他仍在認真細致地寫作和修改文學作品。《家庭的白癡》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直至他雙目近乎完全失明才放棄最后一卷的寫作。這期間他政治上的朋友多次勸說他放棄《家庭的白癡》的寫作，改寫一本關于平民的小說，被他堅決拒絕。可見，即使在他從事政治活動較多的晚年，文學在他的生活中仍占有首要地位。他介入政治，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都是為了－－用他自己的話說－－讓自己沉下來，他覺得自己此前一直是在人的精神生活中遨游，甚至達到不食人間煙火的程度。現在他要徹底改變這種狀況。他甚至說，看到世界上還有孩子正在饑餓和死亡線上掙扎，與之相比，《惡心》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始終不能忘懷于文學；他在《詞語》中說，一個人童年的夢，到了５０歲仍然會殘存在他的生活中。理智認識是一回事，情感體驗又是一回事。他力求把這兩者統一起來，比如在《家庭的白癡》和《境況》文集中。但在兩者發生矛盾和沖突時，顯然，歸根到底，他仍然是把文學放在首位，而不是讓文學屈從于政治。　　　　　　　　　　　　　　　　　　　　　　
　　如上所述，我們對薩特文學和哲學之間的關系從而對薩特其人作了一個總的分析和把握，大致可以得出這樣幾點結論：一、在薩特一生中，文學始終占據第一位，而哲學則處于次要地位；二、薩特文學和哲學之間的關系頗為錯綜復雜，既有相得益彰的情況，又有相互串流的現象；三、薩特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凡屬十分成功的，都達到了文學和哲學的深層次結合；四、薩特早晚期的文學、哲學觀及對政治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他把文學放在第一位，把文學當作自己的生命這一點則始終未變。　
　　　 （作者：黃忠晶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　張育銘〕
　　注釋：
　　（１）（４）西蒙娜·德·波瓦爾：《永別的儀式》，英文本第１５５、１５６頁、１２７頁。
　　（２）杜小真：《一個絕望的希望－－薩特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６頁。
　　（３）薩特：《在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英文本第９－１１頁。
　　
　　
　　
晉陽學刊太原057-063J4外國文學研究黃忠晶19951995 作者：晉陽學刊太原057-063J4外國文學研究黃忠晶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1:0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