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體質與文化復興——余光中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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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余先生,我曾聽過您做的題為《中文·英文》的演講,其中有一個提法引起了我的興趣。這就是您說的“中文的體質”問題。您長期以來“白天教英文,晚上寫中文”,卻沒有損害中文的韻味,正得力于您中文體質的強壯。那么,您是如何把中文練得這樣棒的?
  余:這跟我們那一代人有關系。我讀中學的時代是在抗戰的時期,從1937年到1945年,那個時候,還沒有電視、電影,課外的娛樂就是看舊小說、新文學及中文譯文小說,其中舊小說尤其多。舊小說情節很有趣,語言又介于文言與白話之間,這樣看多了,語文就通了。當然這種通并不是那種大通,那種色彩斑斕的通。可是,至少語文的基本表達不成問題了。這就給我以很大的幫助。今天的學生升學壓力很大,課外又有各種娛樂選擇,比如電視、電影、網絡,課外閱讀就相對較少,尤其不會看古典小說。那些古典小說如果被拍成電影他也許會去看,但如果要他透過文字來看,他還未必能夠懂,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再加上那個時候沒有復印的,那就得手抄,就得仔細看看文字,筆畫不能摘錯,所以筆誤、別字就相對較少,而且還有利于書法。所以,我們那個時候中文就要好一些,當然我們又不如五四那一代。所謂中文的體質好,一方面是讀書人的中文的體制好,另一方面是整個社會對中文比較重視。相比之下,現在有好些學者寫的論文都糾纏不清。
  曾:那么,就您看來,什么樣的中文才算是地道的中文?或者說,什么才叫“通”呢?
  余:對于一般場合的中文表達來說,句子不能太長,語法不能太復雜。長而不亂、且有層次,那當然是另一種境界,這里只是講一般的運用。
  曾:現代漢語所受到的最大的威脅應該是來自外語的沖擊。您如何看待中文的西化現象?
  余:西化扭曲過后的中文,離中文的本位越來越遠。句法是英文的句法,想法也是英式的想法,這就是中文的一個危機。比如說“你最后一次見到老張是在漢口”。其實老張也沒有死,這事實上與英文表達中的"last"有關,因為"last"既可以指最后的一次,也可以指上一次(最近的一次),可是他學英文也沒有學得很通,所以就變成了“最后一次見到老張”。這個區別表面上不太明顯,其實是個問題。諸如此類,西化所帶來的問題是很大的。
  曾:但是從您身上我卻發現,您在中文和英文兩個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您就沒有感覺到過西化的威脅?
  余:當時我們讀英文是從初一開始的。教師的英文很好,中文也蠻好,所以他在翻譯和講解英文的時候不會用生硬的中文來遷就英文,然后我自己也是在課外看了很多中文方面的書。所以,就能夠保持中文的暢通,這樣就能夠保持中文和英文間的平衡了。
  曾:我記得您在一篇談自己的中文啟蒙的文章中寫道:“我相信一個人的中文根底,必須深固于中學時代,若是等到大學才來補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國文之類的課程不過是虛設。”(見余光中《自豪與自幸——我的國文啟蒙》)您是不是很看重中學時代對強健中文體質的重要性?
  余:我的意思是說,中學老師把關把得好,到了大一,你的中文就自然會好了,如果中學時代沒有打好基礎,到了大一,中文是不能補救的。
  曾:您現在經常到中學去演講,您感覺自己與中學生之間能夠非常容易地溝通嗎?存不存在所謂的“代溝”問題?
  余:不會。因為中學生還比較純,對大人講的話還能比較認真的聽,大學生的想法就不一樣了。那個時候,他們為了迎接我的演講,還出壁報。每個人把我的作品找來讀,每個人還寫一篇讀后感,然后就貼出來,拉得有二三十公尺那么長,這使我很感動。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次很好的練習。所以對15歲到18歲那個階段的學生,我是很喜歡與他們交流的。
  一般我是應邀到學校的周會或者是高二高三年級去演講,我有時候會把演講的內容轉到詩的朗誦上。我有兩首詩被選入中學的課本,一首較陰柔,一首較陽剛,我就讀給他們聽,讓他們有一種感性的認識,喚起他們的興趣。他們一聽,就會覺得這樣動聽、傳神、有表情,感情一打動,他們就能接受了。
  曾:對于很多中學老師來說,詩歌教學可以說是最難的了……
  余:那就得把教學的方式改變一下,教師不能用平面的教學,而是用感性的方式激發他們的興趣,學生就會受到感染。老師照本宣科,自己也感到無可奈何,那么學生就不會聽你的了。
  曾:現在我就想讓您做一個示范。假設您就是中學老師,由您來講一下您的那首《鄉愁》,您會怎么講?
  余:我會首先講作者寫這首詩的內心的想法,把創作的背景、兩岸的形勢講一下,然后會來朗誦。為了加強戲劇性,我會采用分組朗誦,比如說,當一組的同學讀到“我在這頭”的時候,另一組就回答說“母親在那頭”。接著,我會講這首詩的格律。這首詩絕非自由詩,它有韻律,就拿第一節來講,“小時候”“鄉愁”“這頭”“那頭”共有四個呼應。最后再講思想情感方面的東西。老師也可以說,鄉愁是一種摸不著、看不見的情感,那就得用具體的東西來落實,將抽象變成具象,那就是“郵票”、“船票”等意象。
  曾:與您這么強健的中文的體質相比,我們這一代人的中文體質要差多了,而且,現在有很多外在的條件對我們學中文、加強中文體質非常不利。比如說英文的沖擊、網絡的興起等等。如果做一個比較的話,您學中文的那個時候所處的時代是以語言為中心的“文字中心”時代,而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以圖像、色彩為中心的“視覺中心”時代。
  余:因為英文已經變成世界語,至少是準世界語了。學生看電視、看電影、看廣告、讀說明書,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夠接觸到英文,英文就在它的周圍,那么,他就會對英文產生一種崇拜。還有,他會認為中文我本來就會,沒有什么了不起,更不會對自己中文不夠好而感到不舒服。既崇拜英文,又忽略中文,這就導致中文的根較差。像我呢,我會去分析中文跟英文有些什么不同,就是把它看透了,我就不怕它了。像我上次上的,“學生應該愛國”本來是個很好的句子,但你硬要說“一個學生應該愛他的祖國”,這就是英文的說法。可是呢,有的人就是不注意這種區別,不知好歹,就照著英文的說法來說。
  中文的生態破壞了,英文侵略進來了,但是英文本身并沒有罪,問題在使用英文的人。
  曾:中文的式微從深層次來說是我們的文化在20世紀一直處于弱勢地位。
  余:現在的中文文化處于弱勢,而外來文化則是強勢,對中文的信心不夠,所以也就不重視中文。在魏晉,在唐朝,中國的文化是強勢,中文一直到西域都是沒有敵手的,一直到了印度,才有一個跟它抗衡的語言。那時我們翻譯了不少的佛經,對中文有一些影響,但是當時梵文并沒有進入中國的教育制度,科舉制考的只是中文。所以影響不算大。唐朝那個時候,長安街上也有很多的和尚,中文里面也有印度語,比如“伽藍”“夜叉”之類,可以說是充滿外來語,但是中文屬于強勢,可以抵抗得住。錢鐘書就曾講過一個笑話,說儒家對佛教有很強大的壓力,比如說,為什么那時將“尼姑”叫“尼丘”?就是因為孔子名“丘”,就是沖著儒家來的。現在不同了,英文進入了考試制度,進入我們中學生的生活之中,美國的勢力就在我們的四周。我們沒辦法不面對。
  曾:如果要增強國人的中文體質,出路只有復興我們的中華文化。
  余:對。要恢復我們對文化的信心,尊重我們的文化,加強我們對歷史文化的認識,要像我一樣的人來指出中文與英文的來龍去脈、差異。我這次來,在南京大學也舉行過一個演講,叫《創作與翻譯》。我其中講過一段,就是我對王爾德的戲劇的翻譯。王爾德的戲劇里面充滿了語言游戲,翻譯他的戲劇對中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一般來講,當然譯文會比原文差一點點。可是呢,王爾德有時想要對對子。英文也可以對仗,但與中文相比,它就差多了,因為中文是方塊字,天造地設可以對仗,而英文的對仗即使是意義對仗了,在音節也會長短不齊。所以,我有一次在國際報告會上講,我翻譯王爾德的戲劇中對仗部分的時候,我的翻譯要比原文好。那些專家一聽,你這家伙口氣倒大了。我的意思其實是在這一修辭格上,中文是強勢,英文是弱勢。舉個例子來說,在王爾德的一出戲劇里,一個老女人想要那個男人來娶她,她就對他說,你為什么抱獨身主義。原文的直譯是“一個厭世主義者我可以了解,一個恨女人者我決不了解”,我就譯成“一個人恨人類而要獨善其身我可以了解,一個人恨女人而要獨抱其身我決不了解”,這樣譯文就比原文要好得多了。這樣原原本本地講,中文就有它的特長之處。如果有學者將這些講給中學老師,老師再講給學生。像這樣進行分析,就不一樣了。
  曾:的確如此,消極的防御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只有我們把中文和英文都學通了,才能更好的增強中文的體質,才能使我們的文化立于不敗之地。您的談話給了我們很好的教益和啟示。
《語文教學與研究》武漢G31中學語文教與學余光中/曾軍20012001 作者:《語文教學與研究》武漢G31中學語文教與學余光中/曾軍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2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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