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經濟倫理研究面臨的不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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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 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636(2008)04-0045-04
  一、西方經濟倫理研究面臨的問題
  西方經濟學理論顛覆了西方傳統的倫理學理論。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前提是:人是自私的;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個人都在追求著自己的利益,從總體上可增進效率,因此使整個社會受益。西方經濟學被看成是科學,就是因為它把利益看成是一個確定不變的前提。當利益都被簡化為金錢后,對經濟學的量化研究也就成為了可能。這種理論在西方倫理學方面的理論基礎主要是以邊沁和穆勒為代表的功用主義的結果論。也就是說,根據結果而不是動機來判斷一個行為的價值,包括道德上的價值,用中國的古語說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功用主義可以分為快樂功用主義、幸福功用主義和理想功用主義,它們分別把價值簡化為快樂與疼痛、幸福與痛苦和各種主要的價值,然后再進行功用主義的計劃,以幫助人根據功用來進行行為選擇。這種理論表現了現代社會中的多種價值的存在,人處于選擇一種價值就不得不失去另一種價值的困境中。而西方經濟學則把一切價值都簡化為了金錢。
  西方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利潤。人只為了獲得金錢而工作,企業通過提供專業化的產品和服務來獲取利潤。什么職業獲得多少金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一個職業能掙多少錢,主要由其技能的高低和承担風險的程度來決定。由于工資狀況相對穩定,所以一個人在選擇專業時就認可了自己未來可能掙到的工資。而且因為西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已經比較成熟,每個職業能夠容納的員工和工資狀況都是透明的,人比較容易根據這些信息來規劃自己的職業生涯。人們普遍認為,在職業競爭中,在自己喜歡的領域更能發揮自己的潛能,因此更具有競爭能力,因此這又把人的專業選擇主要指向了自己喜歡的職業。人們知道,只要自己學習了某個職業的專業知識,并在某個職業中具有競爭力,在正常情況下就能夠在這個職業中找到工作。
  個人在職業生涯規劃中失敗了,通常也不會引起對于政府的抱怨。其主要原因是:第一,自己的職業是自己選擇的結果,自己應當對自己的選擇結果負責,不管這種結果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第二,政府為每個人提供了進入各個職業的權力。如果一個人想當總經理,他可以注冊自己的公司。如果經營虧損,那就證明了他自己的失敗。他雖然因為失敗而感覺痛苦,但是他不會認為這種痛苦是來自政府或者他人。在西方社會中,不少失敗者不把自己的失敗歸咎于社會、政府或他人,因此不會造成政治問題,只是造成了個人的心理問題,他們更多地是需要心理咨詢師的幫助。第三,個人的存在主要是個體性而非集體性的,其他人,包括親戚朋友,都認為個人的失敗應該自己負責,這樣個人即便是抱怨也得不到回應,因此沒有把抱怨集中起來形成革命的力量的可能。因此,雖然西方社會中也存在著不少失敗者,但社會制度基本上是穩定的。
  西方的主流倫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圖。他認為人的靈魂或精神世界由三個部分組成:理性、意志和欲望,其中理性是人類獨有的,因此是人身上的最高貴的部分。理性追求的是最高的善,其中包含著對于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的理念的追求。這種追求屬于精神追求。而意志是服務于理性的。欲望則是讓人能夠滿足生存需要,使人具有健康的身體作為理性的承載物。當這三者各就各位地處于和諧狀態時,也就是各自均有節制、勇敢和智慧這三種美德時,人就能夠處于一種幸福狀態。這種和諧的美德就是公正。這樣,節制、勇敢、智慧和公正就成為了西方倫理學的四大“主德”。在這種美德體系中,人追求的最高價值是精神性的真、善、美。因為它們都是精神性的,因此不存在稀缺的問題。
  而現代西方經濟學卻顛覆了這種傳統的精神價值結構。如果還是以柏拉圖的精神結構為例,在這種結構中,欲望成為了主宰,它支配著意志,把理性作為實現欲望目標的手段。欲望主要具有三個層面的實現方式:活著、舒服地活著、具有標識地活著。人只是活著并不難,而要舒服地活著就難了,而具有標識地活著,則把人的有限欲望變成了無限欲望。在每個領域中成為第一,這就是最好的標識。在經濟領域,人的第一追求就是財富額第一,這個標識是經濟領域中最成功的標識。在人們的欲望從有限欲望變成了無限欲望時,人們的痛苦也就隨之而來了。沒有被滿足的無限欲望就是種無限痛苦。大多數人具有很多種沒有被滿足的欲望,因此具有很多種痛苦。而正是這種痛苦變成了強有力的生產力,促進了社會的快速發展。
  在顛覆了傳統的精神價值結構后,在經濟領域產生了什么樣的新道德呢?在欲望的滿足上,節制不再被鼓勵。欲望最大化地支持著人們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人們隨心所欲地表達著自己的欲望,以人們能夠想象到的方式滿足欲望,以獲得了各種各樣的欲望體驗為榮。在意志方面,冒很大風險最后獲得了財富的人被當成了英雄,而理性中的真、善、美則成為了實現欲望的手段,而不再是人生追求的目標。人不再只因為認識了真理而感覺到幸福,還要看這些真理是否能夠轉化為利潤。人不再只因為善而感覺到幸福,而是要看這種善是否能夠給自己帶來好處。人也不再只因為美而感覺到幸福,而要看這種美在市場上能夠變成多少錢。理性的美德從智慧變成了審慎或者說是算計。在經濟領域,衡量人成功與否的標志變成了金錢。西方通過政治改革,把經濟成功人士的地位放到了至高無上的位置,人最大的成功就是經濟領域中的成功。而且在西方的政治體制下,金錢是可以買到政治權利和個人名望的。只要他愿意,他能夠通過經濟的成功實現財富、權力和學術名望的統一。
  那么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如何保持經濟領域中的道德水準呢?在這里,人需要具有的道德品質主要是信用,因為信用能夠在長期內保持人的利益最大化,信用也能使自己在追求自我利益時,讓他人也能追求到他人的利益最大化。由于人遵守信用和尊重他人利益是以這樣能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利益為前提的,在信用妨礙了個人利益的實現,在個人處于絕望時期看不到前途,這都會使人具有破壞信用和故意欺詐的動機。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國家之間的開放程度比較高,人犯罪后具有更大的空間隱姓埋名和逃脫懲罚。這樣,健全的保證信用能夠被很好地維持的法律體系就是必不可少的。法律能夠剝奪人不該有的幸福,剝奪人不應該有的財富。在剝奪的同時,能夠對遵守信用的人給予鼓勵。法律懲罚產生的成本很大,使得個人不得不考慮這種懲罚帶來的經濟后果。
  在西方社會中,由于人與人之間是競爭關系,因此個人之間難以建立起信用關系,而法律又不會保護私人之間的君子協定。這樣西方社會產生腐敗現象的情況相對比較少,因為腐敗通常需要多方卷入,而當個人之間怕對方背叛時,就很難通過合作來進行腐敗活動。再有,即便是出現了合作性的腐敗,事發之后,被合作伙伴告發的可能性也比較大,這樣讓人感覺到的焦慮較重。現代西方社會經濟學中認可的自私、求奢、冒險、算計,使人能夠得到利益最大化,但是得不到精神幸福。這種經濟的合理性在于效率,它使人自愿地超負荷運轉,從而產生了以前任何一個社會都從未產生的生產力。當人們的物質生活日益富足、精神需求日益強盛的時候,就需要一種更高層次上的、能夠滿足人的精神需求的社會的誕生。那時西方傳統社會中所提倡的把理性放在最高位置上的倫理學還會在新的高度上再度成為社會的指針。也就是說,西方目前的經濟理論是有待于向更高層次的、能夠提供精神價值的經濟倫理的方向提升。
  二、中國經濟倫理研究面臨的問題
  中國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也應當是中國的經濟學理論在國際領域中的延伸。現代西方經濟學中認可的自私、求奢、冒險、算計,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的影響比較大。這種認可與中國的私人之間的信任關系的牢固、政府對經濟干預的比較多和法律體系的不完備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國的比較嚴重的官商勾結的經濟腐敗現象,這就成為了中國的經濟倫理理論及國際經濟倫理理論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的核心是信而不欺。
  在中國的傳統市場中主要有三種人: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農民在交了稅,留夠了自己用的糧食外,其他部分可以在集市上銷售。他們在出售商品時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按成本法來計算產品的價格。手工業者通常有自己的店鋪,邊做邊賣。他們同樣是按成本法來計算產品的價格。因此,雖然他們在市場上交易,但是并沒有得到不好的名聲。由于那時的人主要是定居的,互相之間比較熟悉,因此少有欺詐現象。他們也成不了非常富有的人,只是靠自己的勞動保障生存而已。而商人則不然,商人主要是囤積居奇,或設法購買短缺商品,再加價賣出。因而,在仕、農、工、商這個等級結構中,商人地位最低,商人通常不被信任。我國明朝時,由于科舉制度不太完善,有些儒士不得不通過從商來解決生存問題,因此出現了儒商。他們的主要特點就是強調道德在商業中的作用,誠實守信。
  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來,中國大量引進了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其中被人們認可的自私、求奢、冒險、算計,都在中國社會中有了比較大的影響。再有,中國的市場和法律體系尚不健全,于是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經濟倫理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一些學歷比較低的人賺了大錢。其實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否賺錢與名聲好壞和學歷高低并不是成正比的,但是中國人受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很看不起這些人,因此對他們掙了大錢既羨又恨。一方面羨慕這些人,希望自己也能成為獲得巨額財富的幸運者;另一方面依然看不起這些人。因此這些人雖然掙了大錢,但獲得不了相應的社會地位。而且他們掙的錢無論如何花都會被人說,即便是做慈善事業也可能被懷疑是在沽名釣譽,因此他們并得不到西方的有錢人獲得的好的感覺。而且人們通常認為這些人中的相當多的人是靠鉆空子或行賄來獲得他們的財富的,并不是有真才實學的人。這些人也能夠意識到自己的低下的社會地位,因此用這些錢送子女出國,希望子女的社會地位能夠有所提高。這種狀況的后遺癥在于,讓不少人具有了暴富的期望,以為人可以不付出相應的勞動和承担相應的風險,也能夠獲得巨額財富。這便會使人變得浮躁,甚至沖擊到人們勤勤懇懇勞動的道德價值觀上。
  第二,在經濟領域中存在著按產品分級的等級價值觀,職業等級觀念也比較嚴重。在中國,雖然金錢本身是沒有區別的,但金錢的來源是有區別的。通過腦力勞動獲得的錢和通過體力勞動獲得的錢,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不僅具有數量上的差別,還有名譽上的差別。當學歷比較高的人從事體力勞動時,人們就會感覺不可理解。這些人要承受的不僅是勞累,更重要的是被人議論的壓力。在職業選擇上,也不只是掙錢那么簡單。掙同樣的錢,一些職業被人看得起,而從事另外的職業就會被人看不起。西方社會也有這樣的差別,但是遠沒有中國這么嚴重。這些等級觀念不僅影響著經濟的發展,同時使從事體力勞動的人感受不到人的尊嚴,體會不到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看不到自己是通過勞動在為社會做貢獻。
  第三,關系網的利益最大化導致的難以克服的腐敗現象。西方人的利益最大化是個體性的,而中國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以整個關系網為主體的。中國人習慣于生活在關系網之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親朋好友,無論一個人有難或有喜,都能夠在整個關系網中分担或分享。這個關系網可以輻射擴大,而且關系網內有著非常穩固的信任關系。在中國,當一個網內人承諾在某人退休后再把要給予他的賄賂給他,盡管沒有合同,但是這種承諾還是會被相信的,而且通常也是能夠兌現的。而這種承諾在西方社會則比較難以讓人相信。關系網內的道德體系的穩固使得人們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腐敗。中國人侵占具體的他人的利益是會被良心譴責的,而在利用職權牟利時,通常不會受到良心譴責,而且還會因幫助了網內人士而感覺欣慰。網內的舉報人會被看成是叛徒而無法再獲得他人的信任。這就使得中國的官商勾結更容易普遍化,也使得西方的經濟法律體系很難在中國奏效。
  第四,權力、財富和學術名望的“三合一”追求對于道德體系的沖擊。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儒士的成功意味著“三合一”的成功。首先他必須學而優,使之具有了在為學方面的名望,從而能夠得到人們的尊敬;當他學而優則仕的時候,他又具有了權力,從而能夠獲得威嚴;當他的官位升高時,他又能夠得到足以使他風光的財富。因此,一個人的成功意味著權力、財富和學術名望“三合一”的成功,這種成功感是完滿的,沒有靈魂被撕裂的感覺。而在現代社會中,這種“三合一”則被撕裂了,學而優的不一定為仕。盡管他們選擇了為學,但是對于仕途仍有向往。有的學而次優的人為了仕,在學問上自然得不到為頂級學者所具有的名望,再有經濟上也比較清貧。即便有的人是學而優則仕的,離開學界幾年后,在學界的名望也就慢慢消失了。而學而優則商的人,即便成功了,具有財富了,但是得不到學問上的名望,也不具有仕的權力。這些知識精英在潛意識中有著“三合一”的追求,而現實的成功又總是不完滿的,因此他們各有各的憂慮。具體地說,學而優的人通過學術權威不正當地獲得仕的地位和財富;學而次優的仕則通過權力不正當地獲得學術地位和財富;學而優的商則通過財富來購買學術地位和官位。這樣使知識精英界出現了令人失望的學不正經為學,仕不正經為官,商不正經從業的狀況。
  三、結語
  從如上的論述中可見,中西方經濟倫理研究面對的是不同的傳統和不同的問題,因此用西方經濟倫理的方法無法解決中國的道德問題,用中國的經濟倫理的方法也無法解決西方的道德問題。中西方都應當具有各自不同的經濟倫理體系,但是西方研究經濟倫理的三種方法是可以借鑒的。這三種方法就是描述法、規范法和元倫理的方法。關于這三種方法在經濟倫理中的應用,美國學者里查德·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在他的《商業倫理》(Business Ethics,1999)中有比較詳細的論述。描述法主要研究的是現存的道德狀況,更多地需要采用實證的方法;規范法主要研究的是關于應該的道德規范,更多地需要采用的是哲學的方法;元倫理的方法主要解決的是描述法與規范法之間的關系,即從實然判斷中是否能夠推出應然判斷,事實與價值之間是什么關系。另外,在中國的經濟倫理研究中需要首先解決的是如何用馬克思主義來整合中國和西方哲學,然后再用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總體方面來研究經濟倫理,才能夠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和有效性。
經濟與管理研究京45~48B8倫理學韋正翔20082008
經濟學/利潤/倫理學/道德
經濟學研究的是如何獲得利潤,倫理學研究的是道德,所以經濟倫理研究的就是利潤與道德之間的關系,也就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義利問題。中西經濟倫理研究所面臨的歷史與現狀都不同,因此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理論體系也應該是不同的。在西方社會中有效的經濟倫理理論,在中國不一定有效。中國應該采納西方經濟倫理研究中的描述法、規范法和元倫理法,但總體的指導思想應當是整合了中西哲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作者:經濟與管理研究京45~48B8倫理學韋正翔20082008
經濟學/利潤/倫理學/道德

網載 2013-09-10 21: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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