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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變之一：指導思想上，調控重心從外部平衡轉向內部平衡
　　國際收支的貨幣分析法表明，在實行固定匯率制度并且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完全一體化的開放經濟的情況下，其基礎貨幣從而名義貨幣供應量（在均衡狀態下）成為內生變量而外在于貨幣當局的控制。此時，國際資本流入的增加只能是源于貨幣供應減少的預期，并且將完全抵消貨幣供應減少的傾向而維持貨幣供應量變量（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１９７７））。在允許匯率浮動并且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一體化不完全的現實條件下，國際資本流入增加若能夠增加國家外匯儲備，并且國家外匯儲備增加能夠推動基礎貨幣供應增加，國內名義貨幣供應量將會因此擴張。當然，如果增加流入的國際資本實際用于支付經常項目的負債方外匯需求，國家外匯儲備余額沒有因此變動，或者，雖然國家外匯儲備因此有所增加，但是中央銀行采取對沖（Sterilizing）操作而通過減少其國內信貸來充分消解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對其資產總額的沖擊，那么，國際資本流入增加將不影響國內名義貨幣供應量。但這樣做卻對國內經濟產生負面效應。
　　我國現在正逐步形成以基礎貨幣（Ｈ）和貨幣乘數為特征的貨幣供應機制。開放條件下外資流入和外資順差正是通過影響基礎貨幣的供給來影響通貨膨脹的。基礎貨幣的變化是中央銀行資產運動的結果。一般說來引起我國中央銀行資產變化的因素有三個：一是中央銀行的再貸款，其中包括各種專項貸款，對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二是外匯金銀占款；三是財政透支與借款。如果把外匯儲備獨立出來，則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存在以下關系：
　　 △Ｈ＝△ＮＦＡ＋△ＤＣ
　　其中ＮＦＡ是指外匯儲備、黃金、對外國政府或中央銀行的債權。ＤＣ是國內信貸，包括財政透支以及對專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上式表明，外匯儲備的增加直接擴大了基礎貨幣，再通過乘數效應，會大大增加貨幣供給總量。
　　在貿易順差或資本盈余導致外匯儲備不斷擴大的情況下，貨幣供應會相應地增加。這是我國自１９９４年以來的情況。到１９９５年底我國的外匯儲備比１９９３年底增加了５００多億美元，由此增加的基礎貨幣超過４０００億元人民幣。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沖消性”的貨幣政策，壓縮其它的國內貨幣供給，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很必要的。但是，為了更多的外匯儲備而放棄本來可以達到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和引起失業增加，也是不可取的，何況我國還是一個勞動力過剩和低就業比較嚴重的大國呢？１９９５年底我國外匯儲備已有７３６億美元，超過合理水平，為了保持外部平衡而增加外匯儲備，進而引發通貨膨脹，而失去內部平衡，這一做法實不可取。
　　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威脅的一個重要方面仍將是通貨膨脹這種內部不平衡。在對外貿易不斷自由化和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自由兌換的情況下，國內的通貨膨脹，往往又會引發貿易逆差和國際收支不平衡，產生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如果不消除通貨膨脹，在人民幣匯率上就經常會面臨這樣的兩難選擇：不貶值，貿易品的價格競爭力下降，貿易平衡難以維持；而貶值又會加劇通貨膨脹。因此，為了避免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的危害，避免我國經濟陷入通貨膨脹——貶值——更高的通貨膨脹——再貶值的惡性循環，避免因通貨膨脹引起國際收支不平衡，需要首先消除通貨膨脹。
　　此外，浮動匯率制下，國際資本流動量大、速度快，匯率變動頻繁，給資本項目與經常項目的收支帶來了很大的波動，要使外部一直保持平衡是困難的，若犧牲內部平衡達到外部平衡，更是得不償失。過去，由于我國用匯困難，為了創匯，不得不犧牲內部平衡追求外部平衡。但現在，經常項目已順差，資本項目大量盈余，這種趨勢仍在加強。我國信譽好，借入外資較容易，因此今后央行應注重國內經濟平衡，而且，大國不同于小國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外交易在大國的整個交易活動中所占的比重比國內交易要低得多。我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在內部平衡的基礎上追求國際收支平衡，而不應以破壞內部平衡的方式去實現外部平衡。實現這一轉變應成為指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個基本取向。
　　轉變之二：調節方式上，由行政干預轉向市場調節
　　在一定的匯率水平下，一國商品的貨幣成本與物價水平高于其他國家，自然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進口。相反，一國商品的貨幣成本與物價水平低于其他國家，則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進口。由于這兩種情況導致的國際收支不平衡被稱為貨幣不平衡（Monetary Disequilibrium）。然而，事實上并不總是本幣貶值有利于出口或本幣升值有利于進口。彈性分析理論的創始人英國經濟經濟學家馬歇爾及其后的瓊·羅賓遜、勒納提出了進出口商品不僅與貨幣成本有關，而且也與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有關。該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貨幣貶值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即如果在進出口商品供給有充分彈性的條件下，貨幣貶值能否改善貿易收支取決于進出口商品供求彈性。所謂進出口商品的供求彈性，是進出口商品的供求數量對進出口價格變化反應的程度：彈性大，說明進出口商品價格能在較大程度上影響進出口商品的供求數量；彈性小，說明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化對進出口商品供求數量的影響較小。一國貨幣貶值，會使出口價格下跌而促進出口，進口商品價格上升而使進口受到抑制。
　　實證分析表明，人民幣貶值對出口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對進口沒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其產生的Ｊ曲線效應主要體現對出口的影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幣貶值對出口的影響在半年內較為顯著，而之后幾乎沒有長期的顯著影響。根據Ｊ曲線效應原理，貶值后首先使出口降低，進口可能會增大，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進口受到抑制，出口上升。但長期以來，人民幣連續貶值，常常是在一次貶值以后，出口剛剛由降低轉向上升，緊接著又是一次新的貶值，進入新一輪的Ｊ曲線效應的周期，人民幣貶值只在半年內對進出口有顯著的影響。一般而言，貶值的Ｊ曲線效應中滯后時期約為２—４個季度，而我國只有一個季度。這并不說明我國企業已能夠靈敏地對價格變化作出調整，而是因為人民幣長期處于貶值狀態。如果存在兩次連續的貶值，第二次貶值受到第一次貶值的影響，在貶值初期抑制出口的作用部分被抵消。這樣貶值的作用時滯相對減弱。長期連續的貶值就會造成每一次貶值作用時滯短，同時促進出口的時間也短，表現為貶值影響出口的周期較短。從長遠來看，我國應當走出利用貨幣貶值刺激出口的老路，使匯率政策能夠成為調節經濟的政策。
　　在嚴格外匯管制狀況下，本國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無論貨幣金融當局采用哪一種匯率決定方式和匯率制度，其匯率終究是靠行政命令來決定的。由此必然導致外匯的供應和需求無法表達它所應該體現的匯率水平；反之，匯率也無法靈敏地反映外匯的供應和需求狀況。不是由市場力量而是由行政命令決定的匯率，不可避免的最大弊病就是不準確，不是高于就是低于實際應有的匯率水平。我國人民幣對外匯率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直存在著偏高傾向，即名義匯率高于實際匯率。它的直接后果是進口商品市場價格相對便宜，出口商品價格相對昂貴。由此，會產生一種反出口傾向，其結果必然是挫傷外貿企業的出口積極性，導致出口創匯收入低；低水平的出口創匯反過來又會制約進口，最終會使對外貿易受到阻礙。
　　匯率作為一種貨幣的相對價格，應具有調節一國經常收支的作用。當經常收支出現逆差時，就會發生外匯短缺，導致本幣匯率下降，造成有利于出口的勢態；當經常收支出現順差時，外匯供應相對寬松，導致本幣匯率上長，造成有利于進口的局面。匯率的此種波動是對一國經常收支差額的自動反應。同時又是一種對經常收支差額的調整。匯率的這種自發調節機制有利于一國經常收支的平衡。在貿易活動自由化、貿易主體行為符合市場原則的情況下，匯率通過影響貿易品的國內絕對價格及其國際競爭力，改變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價格，能夠調節資源在這兩類產品之間的配置，調節貿易收支。在發生貿易收支不平衡后，如果外匯市場上匯率自由浮動且進出口的價格彈性足夠高，不平衡所引起的匯率的變化能夠把貿易收支調節到平衡狀態。
　　匯率自由浮動制度的優越性主要是：（１）政府不直接決定匯率水平，不再把匯率當作調節經常項目國際收支的一個政策工具，而把匯率決定的任務交給外匯市場，避免政府控制匯率時匯率水平的不適當引起資源在貿易品和非貿易品部門之間配置的不適當；（２）外匯市場經常地對匯率進行及時的小幅調整，避免了政府間隔地對匯率進行大幅調整給經濟運行帶來的沖擊，但政府仍然能夠通過在外匯市場上的公開操作影響匯率的變化方向和幅度；（３）提高外匯的使用效率，避免政府分配外匯時的“尋租”行為的低效率；（４）在引進國際競爭的情況下，促進貿易品部門效率的提高，避免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對貿易活動的阻礙及對國內低效率貿易品部門的過度保護。
　　適當的匯率水平對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是不難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國家來說，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匯率水平很可能會隨著國內生產部門競爭力的提高而發生很大的變化。在貨幣自由兌換所帶來的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再加上國內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逐步確立，包括進口替代產業和出口產業的國內各產業的競爭力都會大為加強，對市場信號也能迅速作出反應。因此，在經歷了貨幣自由兌換初期本幣大幅度貶值之后，正處于經濟轉軌中的中國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其匯率水平還可能會有一定的上浮。不過，在實行貨幣自由兌換的初期，必須防止本幣匯率過度低估，因其會誤導生產和投資決策，使進口商品和勞務的成本高漲，人為地降低進口品的國內競爭力；而對于國內生產者來說，生產在正常匯率水平下不具備競爭力的產品卻仍然有利可圖。這會使國內企業感覺不到激烈的國際競爭，也就不會產生改善生產經營的動力，企業內部結構和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現代化也就難以實現。
　　但就提高我國總的（而不僅僅是貿易品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及促進我國的經濟發展而言，有許多更基礎性的工作要做，如微觀主體的改革、國內統一市場的建設和區際競爭的加強等，從長遠的角度出發，應當把人民幣匯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促使企業提高生產率，促進產業結構的改善和資源的最優配置。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學院＊
　　
　　
　　
中央財經大學學報京21-23F62金融與保險陳煥永19971997 作者：中央財經大學學報京21-23F62金融與保險陳煥永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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