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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潘燕　實習生　莊會寧）
　　在某高校中文系學生自發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幾位學生很認真地向自己的老師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作為一名文科學生，我們目前耗盡心力學習的一切，包括漢語音韻、古典文獻、以至楚辭漢賦，于校園外那個熙熙攘攘的社會，到底有什么用？
　　或許是因為學生提問時的認真，或許是因為身外世界對自己學術研究的干擾越來越大，總之，“有什么用”的問題真的觸動了一向潛心學術的幾位先生。從他們談到這件事時激動的神情中，可以感到，這些在濃厚的學術氛圍里苦心孤詣多年的學者，在要求學生嚴謹治學的慣性思維之外，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代中國，是否真的已不需要致力于精神層面的人文科學？
　　　　　　困境
　　人文科學研究者的困惑其實已延續了數年，這首先體現在因經費投入不足造成的種種外在困境上。“遠看象逃難的，近看是進社科院的”，這句流傳在社科院的順口溜道出了社科研究人員的辛酸。在物價飛漲的今天，許多教授、副教授的收入只有六七百元，不少人要靠在非研究單位的另一半來負起養家的責任。而與著名學者陶大鏞先生相同資歷的同學，在臺灣的月收入已是自己的50倍。
　　社科界有一個著名的基金投入等式：即國家一年的社科基金數＝1.2公里沈大高速公路的費用。這個等式形成于“七五”期間，當時的社科基金數是每年500萬，“八五”期間漲到1000萬， 然而扣除物價上漲指數后，等式依然成立。
　　歷數因經費問題造成的學術困境是容易的，從研究者的收入待遇到杯水車薪的社科基金，從日漸萎縮的圖書資料到完成數年仍無錢出版的學術著作……外在的困境又反過來影響師資隊伍、生源質量，并深刻地影響未來的學術研究水平。
　　北大文史哲三系，曾經是全校生源最好、錄取分數最高的系科。而去年考入北大的33個全國狀元，竟無一人報考文史哲三系。歷史系錄取的考生中，第一、二志愿為“歷史專業”者，不到錄取人數的40％，其余均為其它專業調劑來的。與此形成悖論的是，恰恰是這三個系的師資力量最強、學術根基最厚。值得注意的是，經過一年的學習，文史哲三系又幾乎是全校轉系學生最少的部分，相反倒是常有理科轉文科，經濟、計算機等熱鬧專業轉向冷門專業的情況發生。由此可見較高學術研究水平的魅力以及高考學生在填報志愿方面存在的盲目性。產生這種盲目現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來自社會和家長的影響。
　　近年出現的“考研熱”，一度讓學者十分興奮，然而仔細分析成因，卻并不令人欣慰：僅就文科類而言，依然是經濟、法律類熱，文史哲冷；從考生組成看，主要有兩類，一種是應屆畢業生中對分配沒把握，希望通過考取研究生“緩期三年執行”的學生；另一種則是應、往屆師范院校畢業生，希望通過考研改變自己從事教師職業的清苦生涯。不為學術而來，必然影響考生素質及入學后的學習動力。先天不足、動力再不足，年輕一代學者的學術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一位青年學者談到學術的未來時頗多感慨：我沒有辦法去勸那些欲離學術而去的學生，盡管有的很有潛力。82年我每月工資是72元，96年為600元，按通行扣除物價指數的算法，你可以估算一下。14年了， 不說別的方面，起碼在待遇上，我沒有感受到什么變化，至于前面有怎樣的光明，我很難確認。就是這位學者，去年申請到了4000元的課題費，錢未到手，便按規定被學校抽去5％，系里抽去10％，在剩下的3000多元中，必須包括的支付有：課題所需的材料收集（購買、復印、查詢等）、會議往返機票及出版補貼，甚至包括為及時出書而必須付出的請客費用……
　　即使這樣，能申請到項目也還算是幸運。
　　社科院自己有課題基金，但是像哲學所這樣有190人的大所， 每年也僅能申請到兩三個院里的課題，支持力度平均1萬元。 談起國家社科基金，一些人文科學研究者認為無論是課題設置還是支持力度，近幾年都比較弱：課題數有限，而有限的課題又大多集中在應用領域。我們并不反對適當地厚今薄古，但要有個度，不能一味地重視實輕歷史、重應用輕理論。
　　國家在文理科投入上，差距也在日益拉大。下面這樣兩組對比數字也許能說明些問題：
　　——據統計，“八五”期間共完成社科課題1500項，平均資助力度為每項1.2萬元，而同期自然科學基金的數字為每項10萬元。
　　——以工科為主的清華大學一年的科研經費為2.5億， 而以基礎理論學科見長的北京大學只有6000萬元，其中文科經費又只占這6000萬元的1/10弱，不到600萬元。
　　當然，理工科的儀器設備、實驗室建設需要大筆資金，相對于文科要有更多的投入，可并不意味著文科的投入就可以無限地縮減。由于經費緊張而連帶出的一系列問題，目前已嚴重地干擾了社科領域的研究與發展。
　　首先是研究人員所必需的一些學術交流活動無法進行。社科院哲學所一年核算下來，每個人只能有200元的出差費用； 歐洲一考古組織曾邀請北大考古系一位學者參加其所在領域的研討會，就因為經費無著落而無法成行。會后，該考古組織為中國這一方面的權威學者未能參加會議而深表遺憾。
　　其次是學術著作出版難。由于專業范圍狹窄，讀者對象有限，客觀上限制了學術著作的發行量，因而各出版社在選擇學術著作出版時總是慎之又慎，且明碼標價：每10萬字需補貼給出版社1萬元。 為解決出版難問題，國家及一些研究單位紛紛設立出版基金，然而總體上有限的投入分攤下來，不過是小補之哉。于是，著作寫出幾年而不能付印的事情在學術界便屢有所聞。位列94—95年考古十大發現的《西晉遺址發掘報告》早已整理完成，就因為出版需要幾十萬的補貼而一擱再擱，至今已整整三年。一些稀缺學科不僅沒有論文發表的園地，甚至連教科書都要從國外買來，再自己翻譯加工。更遑論出版學術專著。即使終于出版了，學者們得到的稿費又低得可憐。王福堂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方言專業的博士生導師，他傾注十幾年心血編著而成的三本專著出版后，得到的稿費是2000元人民幣，還不夠他贈書給朋友的花費。王老師對此的平靜和無所求的心境讓我們在感動之余，不能不反身自問：難道這種為學科發展做出極大貢獻的勞動，價值竟被貶低至如此嗎？
　　學術研究所必需的圖書資料連年遞減也是令學者們頭疼的問題。因為經費不足，北京圖書館已減少了700多種國外雜志。 北大圖書館原來的7000多種國內外期刊，現在也縮至6000種。談及此，王義遒副校長極為動情：“我們有一些從清朝時就訂起的國外期刊，歷經軍閥、抗日、文革都沒停，今天反而被迫停了。”
　　“因為經費緊張，我們整個研究所將不得不從現在這個本已十分擁擠的辦公地點再搬回以前的危房。原因很簡單，租出這里的房子，所里一年就可以有些收入。研究人員的生活就能小有改善。”在某文科類研究所一間十五、六平方米卻密密地擺了七、八張桌子的辦公室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人員向我們歷數著研究者們的窘境：國外一些人文科學雜志是我們搞研究必讀的國外雜志，如今即使在北圖，也只能找到92年以前的；我們的專業年會83年開過一次，至今沒有錢開第二次；專業學刊出到第三期便被迫停刊，直到去年靠香港一位女士的資助，才出了第四期。可下一期的出版經費又在哪里呢？
　　　　　　價值何在？
　　學術研究的境況如此窘迫，真讓人懷疑它是否有存在的意義。
　　采訪過程中，不斷有人引用“存在決定意識”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來論證現實國情下人文科學萎縮之必然。不錯，人文科學是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水平，是社會文明程度的標志，然而與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比較起來，畢竟屬上層建筑的范疇，生產的潮起潮落，看得見、摸得著；精神的潮汐，不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人們不會有深切的感受。在這個由經濟關系變革引起社會倫理、觀念、信仰變革的轉型期，人們冷落人文科學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
　　真的不足為怪嗎？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民族，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大國，在現代化建設的艱難轉軌中，難道真的可以不要人文科學，不要信仰追求、價值意義等等而能生存下去，乃至富強起來嗎？
　　也許下面一些調查對我們了解這一問題不無裨益。
　　零點市場調查公司最近在城市居民中作的一次調查中，有兩個“高居榜首”頗耐人尋味：一個是在諸多宗教角色中，財神爺以92.7％的中選率高居榜首，金錢的地位排在各大宗教角色之首位；另一個是在“宗教行為表現”測試中，25歲以下年齡段公民的宗教行為頻率竟高居各年齡段之榜首。
　　另一項調查也顯示了同樣的憂慮：
　　在零點公司關于“父母及子女對未來成人之期待”的調查中：“堅強不怕困難”和“獨立自主”被排在前兩位，而“尊重別人”“講究禮貌”和“樸素節儉”卻被排到倒數的位置上。尤其是“有堅定的信仰”這一重要而根本的成人標準，受到家長和學生的普遍丟棄，分別排在所有12項指標中的第10位、11位。信仰是人格的基石，精神的原動力。沒有信仰而又“堅強”、“獨立”的人，極可能為達到個人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對于一個社會來說，信仰的喪失將在很大程度上，對未來的社會秩序形成威脅。
　　一名23歲的男青年用刀兇殘地砍死了自己的母親。他稱自己殺人動機是因為要遵從老天爺的意志；一名出租車司機僅因為和行人發生口角，便在眾目睽睽之下，喪心病狂地將人打死，而圍觀路人面對被打者孩子苦苦的哀求，竟無一人挺身而出……
　　類似的事件近年來時有發生，我們的社會怎么了？幾千年文明史演進到20世紀末，竟開始上演一幕幕愚昧與野蠻的悲劇、丑劇！——是這個社會生病了嗎？
　　在這個鋼琴、電腦進入家庭，而做人的基本準則和信仰卻被眾多家長和子女共同遺忘的時代；在一個對各種價值觀念充滿懷疑嘲弄，而又缺乏真正建設性批判的時代，社會對于人文思想的呼喚該是多么地迫切而急需。
　　再看看身邊這個科技迅猛發展的世界。自1945年廣島、長崎上空升騰起巨大的蘑菇云起，人類便開始了對于自造技術的恐懼歷程。盡管災難源于政治，但原子彈爆炸后，幾位參與研制這一具有毀滅殺傷力武器的專家仍無法不被自己的良知所譴責，因為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他們無法面對因自己的知識而造成的人類慘劇。而今天，當那些拜倒在魔教膝下的理工科高材生在地鐵施放沙林毒氣時，他們還會有本世紀中葉那幾位科學家的良知嗎？
　　幾年前，一個名叫盧剛的留美理科博士生，曾在中美兩國知識界引起極大震驚，在他瘋狂地槍殺了包括導師同學和自己在內的幾條生命的背后，作案原因僅僅是因為自己的論文沒有被導師通過。
　　如果將人類的理性分為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話，那么，正如金錢不能代替價值、倫理等人文內涵一樣，工具理性也不能取代人文理性存在的巨大意義。一個社會人文精神的進步必須與技術進步的步伐相一致，因為宇宙間最可怕的事情，莫過于把大規模毀滅性技術放在一個獸性和商業性十足的理性動物面前。
　　“中國人均占有1畝多耕地，而美國是我們的十幾倍； 美國消耗著全世界30％的能源，而中國將近五分之一的人口集中在中原一帶……國情差別如此之大，而如果我們只引進他們的科技、經濟及相關法規，卻不在現有國情基礎上對社會進行必要的人文調劑，一旦亂起來，引起危機共振，將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對比了中美兩國國情后，一位青年學者對于社會現狀不無憂慮。
　　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文盲；而世界上每四個文盲中，就有一個中國人——這種僅屬于我們的貧窮、愚昧，再加上現代商業與科技對人們的大規模誘惑，足以毀滅一個缺乏反思與自省的民族，這一切，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重視那些能夠點燃愛和智慧之火的人文科學嗎？
　　人文科學的意義又絕不僅僅停留在道德精神層面。說當代中國處于痛苦和歡樂相交織的轉型期，不僅包括社會和文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傳統的價值觀念、理論體系正遭受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舊的正在逝去，新的尚未建立。因而，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從政府領導部門到實際工作者，甚或小到家庭、個人，都面臨著“何去何從”的選擇。許多新出現的社會現象、許多棘手的經濟難題，看似具體瑣碎，實際上卻源于重大的理論問題沒有解決。當此時代，沒有理由忽略人文科學的存在。一個既具有鮮明時代特征，又能夠超越現實局限且符合國情的理論體系的建立正為整個社會所期待，這是一個填補空白的時代，也是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理應有所建樹的時代。現在，精神文明建設已開始受到從政府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不少人對此憂慮重重。造成目前某種精神文明滑坡現象的原因之一，便是在一個時期中對人文科學建設的忽視。這是我們應當自省的。
　　　　　　反思
　　當然，人文科學研究自身，也應當認真反思。比如，人文科學是從事“社會與人”的研究的，而人文科學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竟隔膜至此，原因何在？
　　“學術出版難是一個問題，但今天真正有學術價值的書又有多少？檢閱近兩年的新書目，你會發現其中存在著大量的偽學術。”談到學術出版現狀，國家古籍領導小組的許逸民先生不無激動：“其內在動因在于少數研究者沒有嚴謹扎實的學風。”
　　時下學術界存在的趨時尚新之風，無疑在進一步加劇著學術研究與社會的疏離。一些研究者忙于引進各種新名詞新術語，把國外一些并不成熟的“理論”生搬硬套過來，不做深入的理解和分析，更不做細密平實的研究，只是急功近利地盲目套用，這種滿紙“主義”的文字，只能留在研究者的案頭，自己一人獨自欣賞。不能對社會起任何影響。
　　此外，故步自封、囿于傳統也是目前人文科學研究方面存在的一個問題。在人文科學領域，我們有太多的歷史傳承，學術傳統，它一方面成為研究者少走彎路的巨大財富，一方面又常常因歷史的浩繁與沉重而阻礙研究者伸向現實社會的視線。一些研究者對傳統過于拘泥，缺乏開闊的視野和清新的思路，在強調材料強調微觀的同時，忽略了對背景整體的宏觀把握。有些研究者皓首窮經一生，最后卻走進了學術死胡同，拾到的不過是一粒無用的芝麻。
　　“人文科學研究，應該是研究者與社會的對話，而不是學者之間的對話，更不是個人的自言自語。”針對上述情況，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的程虎嘯認為：沒有純粹的史學，人文科學研究者除了要具備認真繼承揚棄前人成果的素質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素質就是，要時刻保持對于現實社會的冷靜關注。
　　學術研究水平如何，取決于人才素質。對于老中青三代研究者，青年學者王岳川有這樣一段頗有見地的分析：
　　“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科學研究者要想有所作為，必須經歷一個較長的積累過程，在科學諸門類中，屬大器晚成型。因而如果以60歲為界，對老一代研究人員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到六十歲即退休，對于學術發展學科建設都極為可惜：
　　而中青年知識分子無論是在學科分布、還是在學養結構上，都呈現出參差不齊的缺憾，特別是后者。40歲上下這一代人大致來自這樣幾個部分：工農兵學員、老三屆、恢復高考后77、78級大學生和一些留學歸國者。而無論源自何處，在知識更新整合得如此之快的當代，都不同程度地面臨補課問題，否則很難追趕本世紀初那些學貫中西的大師級前輩學者；
　　至于更年輕的一代，其學術造詣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的抗干擾能力。目前浮躁的社會環境和強大的商業因素對這一代人影響很大，至少我去年帶的那個研究生班，沒有一個人在過我們這樣的書齋生活。”
　　學術活動僅停留在知識層面是否有用，這實在是一個值得人文科學研究者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國每年出版圖書10萬種，其中社科類要占到20％，而我們的讀者又有多少？人文科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取決于研究者的素質；人文科學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社會，并被社會所接納、重視，亦與研究者的素質密不可分。一名優秀學者，不僅要通過筆和講壇傳授知識，而且要用自己的頭腦和行動給社會以智慧和思想。看著人們從書報攤上買走的一本本“林語堂”“梁實秋”，或古典、世界名著亦或三流雜志地攤文學，我們這些致力于人的精神研究的學者在抱怨社會的同時，是否也能反省一下自身——為什么每年400部長篇小說、 幾百部學術著作，竟很少能挽留住我們的讀者？這個迫切需要思想的社會，到底需要怎樣的人文科學？
　　從社會角度講，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對非物化、非短期近期利益的本能漠視。
　　學術研究本身是一項個性化極強的勞動，如何使人文科學研究與社會有更緊密和諧的聯系，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視。采訪中，我們極為關注這個問題，卻并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文史哲”多了，要進行學科調整，可究竟怎么調？真的只抓幾個重點而一任其它部分自生自滅就算調整？還有我們的課題基金，本來數量就少，可僅有的一點基金也常常因課題設置不當而造成浪費。一位從事文藝美學研究的學者面對專業選題單哭笑不得，因為上面赫然開列的竟是有關城市廁所的美化問題……
　　職稱標志著社會對一個人學術水平的價值評判，要具有權威性嚴肅性，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不是為此就要搞“一刀切”？“我們總是講要形成‘金字塔’結構，而研究單位的水平級別是不同的，在一些學術水平比較高的單位，常常有出過兩、三本專著而評不上副高職稱的。對那些集中較多人才的單位，塔尖能不能寬一些，能不能是個梯形？”談及此，社科院一位研究人員這樣說。
　　在國外，達到一定造詣的學者有獨立的課題基金，選題無需像其他人一樣審批，而完全自主。因為政府相信一名優秀的學者不會對課題不負責任。這樣就避免因主管部門及其他方面問題協調不好而造成的學術損失。我國沒有此規定，又加上課題審定需要的一些“技巧”，許多優秀學者都不能依靠課題基金完成自己的學術想法。
　　前文提到的博士生導師王福堂，因為對方言專業的熱愛，幾乎每年都親自教本科生的方言基礎課，此外還要帶碩士、博士。繁重的教學之外，他花十幾年的時間主持修訂了三本漢語方言方面的高水平著作，卻因為是修訂而執意不署自己的名字。出版社編輯實在看不過去，要附加一個說明，亦被王先生婉言拒絕。這樣一位可敬的學者，卻因為經費問題不能完成多年的學術理想——整理頗具典型性的紹興方言，因為廣泛的大量的方言調查，僅憑每月900元的收入，實在無力支付。
　　在社科這一部分，我們仍保持著“七五”的基建規模，而學術成果卻數倍地增長。采訪中，類似王老師這樣的優秀學者每每使我們感動，除了發展學術外，他們所求無多。
　　在思索社會科學研究的窘境如何擺脫時，猛然想到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的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我很佩服我的母親，因為她很會當家。每次收到生活費，她總是先留出五個孩子上學的費用，然后再安排一家的吃穿用度。母親沒有什么大的功績，只是在拮據的一生中，為社會培養了五個博士，我很佩服我的母親。□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目加僚的右半部。＊
　　
　　
　　
ｌｉàｏ＠①望京14-19C1社會科學總論潘燕/莊會寧19961996 作者：ｌｉàｏ＠①望京14-19C1社會科學總論潘燕/莊會寧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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