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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是當前臺灣當局三大“邦交”區域之一①。臺灣當局持續拓展與非洲國家關系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國際上凸顯其所謂的“獨立政治實體”地位。上世紀90年代以來，臺灣當局的“外交”政策開始從兩蔣時期的“漢賊不兩立”向“務實外交”轉變，其對非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維持一定數量的“邦交”關系。盡管陳水扁當局仍采取“金錢外交”等各種手段積極鞏固對非關系，但受國際形勢變化及中非關系不斷深化的影響，當前臺非“邦交”關系逐步萎縮、臺在非“外交活動空間”也進一步被壓縮。本文擬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臺與非洲關系的發展歷程、動因以及趨勢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臺非關系的歷史演變
　　自上世紀50年代非洲國家大規模獨立運動開始后，臺非關系基本經歷了發展、萎縮和鞏固調整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至70年代初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前。這是臺非關系的發展期，也是海峽兩岸在非洲進行“外交”拉鋸的時期。二戰結束初期，非洲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亞和利比里亞，當時國民黨政權與埃及建有大使級外交關系，與南非、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等少數國家建有領事級外交關系②。1949年國民黨當局敗退臺灣后，在較長時間內只保持與南非的“領事級”關系③。這既與當時非洲地遠偏僻，影響力不大及國家數目不多有關，更重要的是當時國民黨當局與美關系密切，不敢公開支持非洲國家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運動，限制了臺與非洲新獨立國家的建交進程。隨著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非洲民族獨立運動迅猛發展，非洲約有3/4的國家相繼獲得獨立，臺灣當局對非活動轉趨積極，利用在聯合國占據的席位謀求與非洲國家發展關系。據統計，從1950年至1972年間，臺“官員”共計出訪635人次，訪問次數最多的地區就是非洲。④臺灣當局還針對非洲新獨立國家普遍急于解決糧食供應危機的狀況，從60年代初就向非洲提供技術援助，派駐各種“農技團”⑤，協助非洲國家滿足糧食的自給自足。整個60年代，臺灣當局與祖國大陸在非洲展開激烈的外交拉鋸戰，但臺占據明顯優勢，臺在非“邦交國”最高達22個，與大陸最高差距曾一度達9國之多。
　　第二階段：從1971年臺灣當局被逐出聯合國到1988年蔣經國去世，為臺在非“邦交”關系急劇萎縮時期。1971年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后，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與臺灣“斷交”的狂潮，到1972年10月就有29個國家與其“斷交”，尤其是美臺“斷交”、中美建交后，臺灣當局在國際上日益孤立，與臺保持“外交”關系的國家銳減至21個，而臺在非洲的“邦交國”也從1972年的15國萎縮至5國，1984年后又跌至歷史的最低點，僅存南非、馬拉維和斯威士蘭3國。1972年蔣經國接掌“行政院”，面對國際環境的轉變，被迫調整“外交”策略，要求在進行“外交”工作時，應靈活結合“變”與“不變”兩大原則，認為“實際的做法不宜膠柱鼓瑟，至少要曉以利害來開展工作……”⑥。1973年更明確提出所謂“總體外交政策”，主張“應透過多方面管道與其他國家維持關系，……除了形式上的外交關系外，也要注意本質上的外交”。⑦臺灣當局一方面盡最大努力維持現有“邦交”關系，另一方面則是通過一切可能途徑，與“無邦交”國家發展經貿、科技、體育、文化等方面的實質關系，并力爭提升為半官方關系或建立正式“邦交”。到1978年，有140多個國家與臺保持“實質關系”⑧，而在非洲臺不僅與甫“斷交”的岡比亞、布基納法索等國仍維持實質關系，與無“邦交”的安哥拉、毛里求斯、尼日利亞等國也建立起實質關系⑨。但因臺灣當局仍堅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總體“外交”收獲不大。
　　第三階段：從1988年李登輝上臺執政迄今，臺灣當局積極推行“務實外交”政策，在鞏固既有“邦交”的同時，對非關系也取得了一定進展。1988年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為盡快擺脫臺灣在國際上的孤立處境，李提出將“采取更實際、更靈活、更具有前瞻性的作為，升高并突破目前以實質外交關系為主的對外關系，相機建立或恢復外交關系”⑩，為其后來推行的所謂“務實外交路線”定下基調。隨后，臺灣當局正式宣布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在外交上“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提出務實的方案，以創機造勢，展布新局”。在此指導下，臺灣當局動用一切資源及可能手段，在非洲展開“外交”攻勢，謀取“邦交國”數目，1989年至1992年，臺先后與利比里亞恢復“外交”關系，與萊索托、幾內亞比紹、中非和尼日爾“建交”，至1992年底臺灣當局在非洲的“邦交國”達到8個(11)。雖然李登輝執政期間臺非關系時有反復，但總體來講“務實外交”策略在普遍落后的非洲地區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從1993年到2000年，臺灣非洲“邦交國”數目始終維持在9個左右(12)，1997年臺與非洲國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南非“斷交”后，“邦交國”數目也未出現下滑，顯見臺灣當局長期經營的“務實外交”對“鞏固邦交”的正面效應。
　　李登輝時期對非“非交”的另一個特點是積極謀求“雙重承認”。1989年10月，臺灣當局與已同中國建交的利比亞“建交”，試圖在非洲制造“雙重承認”的模式，但中國隨即以斷絕與利比亞外交關系的方式粉碎其企圖(13)。1994年，萊索托與臺再度“斷交”后，臺試圖通過第三者斡旋，讓萊與其維持“邦交”，以開啟“雙重承認”的先例，但功敗垂成(14)。1996年底，南非宣布將與臺“斷交”，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臺亦試圖說服南非接受“雙重承認”，但最終未能得逞。
　　2000年主張“臺獨”的陳水扁上臺后，沿襲了李登輝時期的“務實外交”政策，但在策略運用上更注重“可行性”與“有效性”，在目標上更側重于提高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凸顯臺“獨立政治實體地位”。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和影響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臺“邦交國”開始重視對華關系。而且，臺灣當局意識形態掛帥，朝野尖銳對立，加上經濟不景氣，其長期以來推行的“金錢外交”也日漸乏力。從2000年至今，相繼有利比里亞、塞內加爾等國與臺“斷交”，臺灣在非洲“邦交國”僅剩5個，且基本上處于不穩定狀態。
　　二、臺灣當局開展對非“外交”的主要方式
　　臺灣當局對非關系的開展不是建立在“功能性”的需要基礎之上，而是具有很強的政治意圖，因此長期以來臺與非洲國家間并未建立起經濟、安全、社會和文化的廣泛聯系，但為維持并拓展非洲國家對其支持，臺灣當局不得不動用各種資源、以各種手法鞏固非洲“邦交”、拉拢“非邦交國”。總體來看，臺開展對非關系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經貿合作
　　經貿合作可以降低政治因素的干擾和目標國家的顧慮。在臺灣當局與大多數非洲國家沒有“邦交”的情況下，經貿合作成為臺發展對非關系的重要方式。為此，臺灣當局積極在非洲國家設立各種功能性的雙邊經貿發展機構，當前臺在其非洲最大貿易國南非設有三個辦事處，在安哥拉、馬達加斯加設有特別代表團，在毛里求斯和尼日利亞設有商務代表團(15)；臺“經濟部”在科特迪瓦設有商務辦事處；臺“外貿協會”則在埃及、摩洛哥、尼日利亞設有“臺灣貿易中心”，并決定在南非約翰內斯堡增設辦事處，同時還將埃及定為未來重點發展目標，并推動籌組“非洲經貿聯誼會”。臺灣當局利用這些機構加大力度拓展對非實質關系。1997年臺與南非“斷交”后，就一直試圖通過經貿合作與其維持“較高水平”的非正式關系，2001年臺南“次長級經濟諮商會”正式舉行第一次高級別的官方接觸。此外，臺灣當局還積極推動臺商赴非洲國家投資，臺“經濟部”、“國際經濟協會”、“中小企業協會”定期組團赴非洲國家考察投資環境。目前臺灣在主要非洲國家都有投資設廠，其中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尼日利亞兩國。截至2003年，在南非投資的臺灣廠商達600多家，投資金額達15億美元(16)。
　　(二)對外援助
　　非洲國家經濟基礎薄弱，急需外來資金來解決社會發展難題，執政當局往往也需要外來資金以度過內部政治危機，這就為臺灣當局以經濟、農業、醫療衛生、教育等名目向非洲國家提供各種援助提供了條件，“援助”成為臺灣當局鞏固“邦交”、發展與非洲國家“非官方”關系的主要方式之一。臺灣當局對非洲國家援助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整合對非援助的專門機構，提高資金分配。上世紀50年代開始，臺灣當局就制定了“先鋒計劃”，對非洲國家提供技術合作及援助，其主要做法就是派遣“農耕隊”、農技團或“漁技團”赴非洲“友邦”協助農漁業生產。1961年臺專門成立“先鋒專案執行小組”，1962年該組織擴大為“中非技術合作委員會”，并于1972年與“外交部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合并為“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海外會)。1996年，臺灣當局合并“海外會”后正式成立了“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17)，成為臺對外援助的主要部門，大大提高了臺對非援助的效率和手段。同時，臺對非援助的資金分配也逐年提升。2000年陳水扁上臺初，臺“外交部”對非國際人道救濟的金額僅占該項預算的3.13%，但2001年躍升至32.81%，2002年增至44.21%(18)。
　　二是擴大對非援助范圍，推動“志愿者”行動。目前臺派駐非洲的各種“農技團”和“醫療團”數量和人數居于各洲前列。據統計，2003年臺派駐非洲的各類技術服務團體達12個，總人數101人，與其擁有12個“邦交國”的“外交重鎮”中南美洲不相上下(19)。臺灣援非的范圍也日漸擴大，已由最初的農漁技術合作擴展至手工藝、醫療、職業培訓、基礎建設、中小企業及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內的各項合作，甚至提供無償技術援助。臺灣當局也非常重視對非洲地區的技術合作。2005年，臺推行對外技術合作計劃總計89項，其中僅非洲地區6國就有32項，其件數和計劃執行經費都超過其他地區(20)。臺“外交部”也將對非洲國家公共醫療合作和援助作為重點考績來執行，通過派遣醫療團駐點醫療，巡回義診、捐贈藥品和必要醫療設備、實施醫療援款計劃等形式在非洲開展長期醫療援助，并采取與非政府組織或專業醫療機構合作的模式來開展短期緊急醫療救助。2005年臺灣當局就與海倫凱勒基金會合作在布基納法索推行“沙眼防治計劃”(21)。
　　三是為非洲國家進行人力資源培訓。留學生教育是臺灣當局對非援助的重要內容。除了通過“國合會”以投資或融資方式協助非洲國家提升整體教育環境外，臺也通過各種區域性合作計劃，協助非洲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為非洲國家開設各種專業培訓班和提供碩博士獎學金。2005年非洲地區11個國家的56名學員赴臺參加臺灣經驗與發展、觀光產業、水產養殖等14項專業研習班。另有6個國家的27名學生赴臺攻讀熱帶農業、水產養殖等8個方向的碩博士課程(22)。
　　四是為非洲國家援建基礎設施或公共設施。2000年8月，陳水扁首次赴非訪問就承諾援助乍得2000萬美金以興建大橋。2003年，臺灣當局與非洲開發銀行(AFDB)合作，協助斯威士蘭開展“公路計劃”(23)。2005年5月，臺協助馬拉維興建艾滋病防治中心。2006年8月，臺灣與乍得“斷交”后，為穩住與布基納法索的關系，臺允諾援建一座價值至少6000萬美金的醫療中心(24)。
　　(三)高層互訪
　　“元首外交”和高層往來是臺灣當局維持對非關系的又一重要方式。陳水扁分別于2000年和2002年兩次出訪非洲，訪問臺所有非洲“邦交國”，成為歷來訪非國家最多的臺灣領導人。2001年，臺“副總統”呂秀蓮也前往岡比亞參加新任總統的就職典禮。陳水扁上臺以來，非洲國家訪臺領導人也明顯增多，僅2001年非洲8個“邦交國”中就有5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訪臺。2005年，臺“邦交國”部長級官員訪臺90次，其中非洲地區28次，并且6個“邦交國”中有4國總統訪臺(25)。
　　(四)“金錢外交”
　　以金錢收買等方式鞏固既有“邦交國”、發展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系，是臺灣當局開展對非關系的重要途徑。1991年，為換取與中非共和國第三次“復交”，臺灣當局付出了1000萬美元的代價(26)。1992年臺又以幫助尼日爾政府解決財政危機的方式換取“復交”(27)。1995年，為與岡比亞“復交”，臺前后付出將近8000萬美元的巨額“援助”。1997年，臺又通過提供給赤貧如洗的西非島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3000萬美元援助的方式獲取“建交”(28)。2005年10月，津巴布韋反對黨議員席卡拉披露，其所屬政黨曾接受來自尼日利亞和臺灣總數25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29)。同年，馬拉維前總統穆魯齊因涉嫌私吞臺灣等地捐助的1200萬美元巨款而被該國檢調機關偵辦(30)。
　　考慮到非洲“邦交國”多數經濟落后，為維持既有“邦交”關系，臺灣當局還往往以巨額“經濟援助”來套牢非洲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家。據報道，陳水扁上任以來，對乍得的經援超過1億美元。為籠絡塞內加爾，僅“促進塞國經社發展五年(2001-2005年)合作協定”一項，臺灣每年向其提供高達1000多萬美元的援助(31)。2005年臺塞“斷交”后，陳水扁自曝過去10年臺對該國的援助款項高達50億臺幣(約1.6億美元)(32)。此外，為討好“邦交國”，對其無力或不愿償還給臺的貸款，臺灣當局也只能隱忍不發，臺“外交部”也不得不利用每年的“外交機密預算”來打消因此形成的巨額呆賬。
　　(五)“民間外交”
　　陳水扁上臺后，提出所謂“全民外交”的新理念，即動員“國會”、經貿、政黨、學術、文化等在內的各種力量發展有別于正式官方“外交”的“二軌外交”。2001年5月，臺借助學術活動的名義，邀請非洲著名人士訪臺，其中包括時任非洲聯盟秘書長的科特迪瓦人埃馬拉·埃西。此外，臺還利用宗教活動擴大在非洲的影響，臺宗教界在南非成立國際佛光會，通過施舍和捐贈等活動宣揚臺灣。體育文化交流也是臺灣當局加強與非洲國家聯系的重要形式，2002年臺灣當局利用世界杯足球賽在韓國舉行的機會，邀請塞內加爾球隊訪臺，推行所謂“體育外交”(33)。2003年9月，臺“中華女子足球隊”赴南部非洲四國訪問比賽。同年10月和12月，臺還分別邀請岡比亞、馬拉維及塞內加爾等國民族舞蹈團體赴臺表演(34)。
　　隨著財政狀況日趨吃緊，在非洲進行大規模“輸血式”援助和“金錢外交”已無以為繼的情況下，近年來臺灣當局開展對非關系的途徑與方式也在發生變化。2005年以來，臺灣當局加大了對非洲產油國的“外交”攻勢，試圖以石油投資與合作來鞏固既有“邦交”，并提升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系”。今年6月，臺“國安會”指示國防部以代號“安行專案”恢復與利比亞的軍事交流，此項交流不僅包括邀請利比亞重要軍方人士赴臺參觀軍演，更同意出售通訊、戰車通話系統、步槍等輕兵器給利比亞(35)。
　　三、臺灣當局開展對非關系的動因與局限性
　　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非洲維持一定數量的“邦交國”，一直是臺灣當局彰顯“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的存在，在國際社會維持其“法統”地位的重要依恃。民進黨上臺后，爭取“臺灣主權獨立的國際承認”成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在臺灣整體“外交空間”日益萎縮的趨勢下，非洲國家的重要性反而日益凸顯。
　　盡管臺非“外交”成果有限，且相當不穩，但臺灣當局仍不遺余力地鞏固和提升臺非關系，主要出于以下考慮：一是穩住非洲“外交”陣地，防止“外交崩盤”。非洲是臺“邦交”關系反復較大的地區，現有“邦交國”中除馬拉維、斯威士蘭外，其他3國都曾與臺有過“斷交”經歷。盡管臺灣當局力圖通過加大對非洲“邦交國”的“經援”來降低“斷交”危險，但非洲“邦交”不穩狀況并未改變。臺灣當局担心一旦非洲國家突然“外交轉向”可能會對中南美“邦交國”造成示范效應，從而導致整個“外交”陣地的崩盤。二是突破“外交困境”，爭取國際支持。非洲“邦交國”是支持臺灣當局參與國際社會、為臺灣“發聲”的主要力量之一。從1994年開始，非洲“邦交國”一直是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的主要提案國或連署國，同時也是為臺“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等政府間國際組織搖旗吶喊的主要力量。此外，非洲“邦交國”也是臺灣當局推行“過境外交”、提升與無“邦交國’，“實質關系”的重要憑借。2001年12月，呂秀蓮利用訪問岡比亞之機過境法國和奧地利，(36)2005年5月，陳水扁出訪中美洲回程時曾“過境”利比亞，均被視為臺“外交重大突破”。
　　臺灣當局拓展對非關系的根本目的是在國際上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在臺灣當局動用各種資源全力鞏固非洲“邦交”陣地的努力下，近10余年來臺在非“邦交國”始終能保持在5個左右。但是，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持續增強以及一個中國政策的國際框架日益穩固，臺開展對非關系的內外制約也非常明顯。
　　一方面，海峽兩岸在非洲地區的實力對比和影響力的差距越來越大，使臺灣當局謀求擴大在非洲“國際活動空間”的制約也會越來越大。目前，中國在非洲對臺已形成壓倒性優勢。53個非洲國家中已有48個國家與中國建交，占非洲地區總面積的90%，總人口的近98%。而且，自1955年萬隆會議以來中非關系就一直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平等相待的基礎上，中國支持非洲民族獨立運動，并以不附帶任何先決條件的經濟援助幫助非洲國家發展經濟，得到非洲國家普遍認同和贊賞，維持了在非洲擁有良好的國際形象。中國在聯合國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重大國際政治經濟機構中的作用對非洲國家也有重大影響力。隨著中國全面崛起，其對非貿易、投資和援助的“硬實力”也在不斷增強。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非累計投資達60多億美元，有800多家企業進駐非洲，在非修筑鐵路2000多公里、免除非洲國家債務達100多億人民幣(37)。今年11月，中國領導人在北京舉行“中非合作論壇”中又提出了8個方面的政策措施以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38)。中非戰略合作關系的不斷深入，將進一步拉大兩岸在非洲的實力對比，臺非關系的發展空間將進一步受到壓縮。
　　另一方面，臺非關系先天不足，基礎不牢，局限性明顯。首先，非洲國家基礎薄弱，不易與其建立堅實利益基礎。2000年民進黨上臺之初，臺在非洲有8個“邦交國”，隨著利比里亞、塞內加爾和乍得先后與其“斷交”，目前僅余5個(岡比亞、布基納法索、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馬拉維、斯威士蘭)，它們不僅國小(其中面積最大的布基納法索僅27萬平方公里，最小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只有1000平方公里)，而且基本上都屬于國際社會公認的最不發達國家，外債負担沉重，年人均國民收入約300美元左右。臺灣當局維持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主要依賴的是經濟手段，但一旦無法滿足要求就極有可能轉向。其次，臺非“官方往來”的深度相對有限。由于非洲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影響力相對有限，難以對臺謀求“國際承認”產生實質效果，因此臺非交往一直是“去少來多”，臺高層對訪非的積極性相對較低。陳水扁上臺后10次出訪，僅兩次訪非。臺“國安會”和“外交部”官員訪非頻率也遠遜于其它地區。臺非之間每年“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的交流互訪人數和次數遠不及其外交“重鎮”中南美地區，臺在非洲地區舉辦或參加的國際會議和國際活動的次數相比也較少。再次，臺非關系的范圍、領域狹窄，政治性遠大于功能性。臺非雙方在政治、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化生活上差距較大，因而彼此可以展開對等合作的領域很少。盡管臺灣當局積極促進雙邊經貿關系，但成果不大，增長速度緩慢。2003年，臺非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1億美元，只占同期臺全球進出口貿易總額的1.5%。且在非洲地區的主要貿易對象是“非邦交國”的南非和尼日利亞。主要進出口國也是埃及、安哥拉、尼日利亞等“非邦交國家”。臺商在非投資不僅有限，且分布極不均勻，主要集中在南非和尼日利亞(39)。而且，投資方向也較單一，主要是臺灣當局鼓勵臺商赴非投資辦廠，在現有“邦交國”中，臺除因石油合作對乍得有較大投資外，僅在個別國家有規模不大的零星投資。
　　四、臺非關系發展的基本趨勢
　　隨著中國崛起和國際大環境的變化，臺灣當局謀求對非關系有所發展將越來越難，臺在非洲的“外交活動空間”日益縮小已是必然的趨勢。但同時我們也應看到，未來一段時間內，非洲國家內部的政經環境根本改變的可能性不大，推動臺非關系有所發展的基礎和誘因仍然存在。
　　第一，臺灣當局對非“金錢外交”的誘惑力仍然存在。非洲國家多數貧窮落后，在對華關系上實用主義傾向依舊很強，當權者的政治取向和外交政策容易受到外來利益的影響和左右，因而臺灣當局的金錢拉拢、利誘手段在一些非洲國家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臺在非提升與個別國家“官方實質”關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第二，“能源外交”將是未來臺對非“外交攻勢”的重點。近幾年，隨著國際石油安全環境日益嚴峻以及油價居高不下，加上中東地區局勢緊張，臺為分散能源風險，遂將目光從其傳統的石油來源地中東和東南亞轉向油礦資源豐富的非洲地區，試圖利用其在非既有的“外交”基礎，推動“開拓油源”與“外交利益”相結合的“石油外交戰略”，以達到確保能源供給和提升臺非實質關系的目的。2005年，臺“國安會”和“外交部”專門聯合組建了“臺非小組”，針對非洲石油礦產豐富的國家，進行石油能源開采投資的可行性評估。該小組擬定了名為“緝黑行動”的“海外石油合作計劃”，力圖加大對非洲產油國的拉拢力度(40)。目前臺灣當局已就投資安哥拉、尼日利亞等產油國進行過多次評估。在手法上，臺灣當局主要是利用其掌控的“中國石油公司”(簡稱“中油”)出面，以優惠條件與對象國進行石油勘探、開發、生產等方面的合作。2005年臺“中油”公司就編列了28億元新臺幣的原油勘探經費，主要用于與乍得的油田開發合作。為此，臺乍雙方簽署石油礦區及聯合經營合約，臺已先期投入1700萬美元與其合作勘探石油(41)。臺乍“斷交”后“中油”公司與乍方的石油合作計劃仍在進行。此外，臺也注重對非洲“石油生產潛力國”的投資。臺“邦交國”岡比亞認為貯藏豐富油氣資源，但因資金匱乏，至今未發現任何可供開采的油氣田。臺為先行套牢該國，于2004年在臺北科大成立島內唯一的單一國別留學生班——“材料系岡比亞石油專班”，為該國培養石油工業人才(42)。
　　注釋：
　　①截至2006年10月，國際上與臺灣建有官方“外交”關系的國家共有24個，其中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12個，南太平洋地區有6個，非洲地區有5個，歐洲1個。
　　②(13)(15)盧曉衡主編：《中國對外關系中的臺灣問題》，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64頁，第168頁，第352頁。
　　③④高朗著：《“中華民國外交關系”之演變(1950～1972)》，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年4月版，第78頁，第164-165頁。
　　⑤1960年，臺灣與非洲的利比里亞簽訂其第一個對外技術合作協定，并于1961年向該國派駐“農耕隊”，自此，臺對非洲技術合作正式開始。詳情參見臺灣“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以下簡稱“國合會”)”網站，www.icdf.org.tw。
　　⑥“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施政報告口頭補充部分”，臺“立法院公報”第66卷第18期，第7頁。
　　⑦“行政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及報告并備質詢”，臺“立法院院會記錄”1973年2月24日，第6-12頁。
　　⑧全國臺灣研究會主編：《臺灣問題實錄》，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440頁。
　　⑨參見《“中華民國89年外交年鑒”》之“我國與非洲地區國家關系”，臺“外交部”網站，www.mofa.gov.tw。
　　⑩李登輝于1989年6月3日在中國國民黨十三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的講話。
　　(11)高朗著：《“中華民國外交關系”之演變(1972～1992)》，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年4月版，第84頁。
　　(12)到90年代初時，臺灣與當時世界上160多個國家中的120多個維持經貿、文教、科技、旅游等各種實質關系。臺在其中與42個“無邦交國”中設有64個代表及辦事機構，并在其中9個國家以“中華民國”名義設立代表團、處，部分人員享有外交豁免及特權。25個“無邦交國”在臺設有30多個代表機構。參見《加強實質關系至建立外交關系途徑之分析》，臺“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社，1993年12月，第55頁。
　　(14)臺灣《聯合報》，“臺灣烽火外交血淚史”，2005年10月28日，http://mag.udn.com/mag/news/storypage.jsp?f_ART_ID21525。
　　(16)(34)(39)參見《“中華民國92年外交”年鑒》之“我國與非洲地區國家關系”，載于臺“外交部”網站，www.mofa.gov.tw。
　　(17)臺“國合會2005年年度報告”，第10頁，http://www.icdf,org.tw。
　　(18)“中華民國92年外交統計年報”，臺“外交部”編印，2003年9月，第94頁。
　　(19)臺“外交部”編印“中華民國92年外交統計年報”，2003年9月，第90、91頁。
　　(20)臺“外交部94年度施政績效報告”，第32頁，臺“外交部”網站www.mofa.gov.tw。
　　(21)臺“外交部94年度施政績效報告”，第35頁，臺“外交部”網站www.mofa.gov.tw。
　　(22)臺“國合會2005年年度報告”，第84頁，http://www.icdf.org.tw。
　　(23)臺“國合會2004年年度報告”，第138頁，http://www.icdf.org.tw。
　　(24)臺灣《自由時報》，“鞏固布基納法索，我助建醫學中心”，2006年8月7日。
　　(25)臺“外交部94年度施政績效報告”，臺“外交部”網站www.mofa,gov.tw。
　　(26)(27)(28)余克禮等主編：《臺灣問題實錄》，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442頁。
　　(29)星島環球網：“涉金援津巴布韋反對黨，臺外交部否認”，2005年10月27日，http://www.singtaonet.com。
　　(30)新浪網：“馬拉維前總統涉嫌私吞臺灣金援被捕”，2006年7月28日，http://www.sina.com.cn。
　　(31)臺灣東森新聞網：“中塞邦交分分合合，近8000萬美元經援塞國”，2002年6月30日。
　　(32)臺灣《聯合報》：“扁爆料給塞國50億，立委轟泄密”，2006年11月7日。
　　(33)臺灣《中國時報》：“盛宴演成‘烏龍院’，‘足球外交’變調”，2002年6月26日。
　　(35)《參考消息》：“傳臺灣與利比亞展開軍事交流”，2006年8月3日，第8版。
　　(36)臺灣《中央日報》，“呂秀蓮出席岡比亞總統就職禮”，2001年12月23日。
　　(37)臺灣《中國時報》：“中非論壇，邀我五友邦與會”，2006年10月19日。
　　(38)《人民日報》2006年11月5日。
　　(40)《環球時報》：“臺多管齊下與大陸爭奪能源，積極拉拢非洲產油國”，2005年7月15日。
　　(41)臺灣《聯合報》：“臺乍合作采油，中油2000萬美元恐泡湯”，2006年8月6日。
　　(42)臺灣《青年日報》：“積極鞏固非洲外交陣營，反制中共謀我作為”，2006年7月6日。
臺灣研究京50～55D6中國外交劉佳雁/潘飛20072007
劉佳雁，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外關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潘飛，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外關室研究實習員。
作者：臺灣研究京50～55D6中國外交劉佳雁/潘飛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1: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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