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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代社會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構，是通過四個層次來體現的，由里及表，它們依次分為：1.商文化中心區；2.商文化亞區；3.商文化附庸區；4.商文化周邊地區青銅文化。這種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構猶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歷代商王室居于塔尖，通過政治控制、軍事征服、宗教影響、文化傳播、商業往來等渠道，把商代疆域與文明推進拓展到十分遼闊的邊遠地區。
　　一　商文化的中心區
　　商文化的中心區是指由商王室直接控制的地區，包括王都和王都所依托的五畿地區，商代甲骨文稱為商、中商、中土、大邑商。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指出，先商文化的育成地區是在今豫東商丘和豫北、冀南地區。分布在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南部的先商文化漳河型─—輝衛型遺存，很有可能是商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商湯滅夏以后，商文化進入二里崗階段，這時，商文化的中心區逐漸向西轉移，華北平原的西部和伊洛平原成為商文化的主要活動區域。鄭州商城和洛陽偃師商城以及位于晉豫交界的垣曲商城是商文化在中原地區確立王權統治的重要標志。洛陽盆地和晉南平原原本是夏王朝的中心地區，很顯然，商王朝勢力的西漸是伴隨著商湯滅夏的改朝換代而發生的。
　　商湯滅夏后，王朝的都邑又經歷了五次遷徙，據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商王仲丁將都邑從亳遷于囂（áｏ＠①），河ｄàｎ＠②甲自囂遷于相，祖乙居庇，南庚遷于奄，盤庚遷于北蒙，曰殷。祖乙遷都，文獻有不同的記載，《尚書序》說祖乙圮于耿；《史記·殷本記》言祖乙遷于邢。仲丁所居áｏ＠①都，可能就是現在發現的鄭州商城，河南安陽殷墟遺址應當是盤庚所遷的殷都。很明顯，進入殷商階段，商王朝的中心區又向東北方向偏移，安陽恰恰處在華北平原的中部。
　　商湯滅夏前，曾有八次遷徙，商湯立國后到盤庚，又有五次遷徙。商都屢遷，原因比較復雜，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歷代商王都想在黃淮大平原上尋求一處政治力量均衡，物產豐饒，由此能夠駕馭中原地區的理想城址。盤庚遷殷后，商王朝終于找到一處較為理想的城址。安陽殷都處于商王室實際控制的疆域中心，從這里可以有效地統治華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區，并能夠駕馭四土的方國。安陽殷都及其依托的中原地區，成為維護商王朝穩定發展，構成商代疆域地理的基礎。
　　根據甲骨文記載，都邑和王畿地區是由歷代商王、王族和子族以及和王室世代聯姻的異姓貴族控制著。
　　二　商文化亞區
　　考古資料揭示出圍繞在商文化中心地區的外圍，形成一條環形文化帶，其間有規律地分布著若干商文化的地方類型和由這些地方類型所構成的方國，這一環形文化帶，或可稱為商文化亞區。它們與中心地區商文化同源，而后異化。
　　在二里崗文化階段，商文化亞區的地方類型有以河北藁城臺西遺址為代表的臺西類型，以湖北黃陂縣盤龍城為代表的盤龍城類型，以陜西關中地區老牛坡、北村、易家堡為代表的商文化關中類型，以山西垣曲商城為代表的垣曲類型，以山西晉南東下馮為代表的東下馮類型等。上述商文化的地方類型起始的年代都在二里崗文化的下層。從考古學角度觀察，各類型遺址的主要文化特征，包括城墻構筑，宮室營造和布局，文字的使用，埋葬制度及其反映出的禮制和宗教習俗，青銅器、玉器的制作，甚或主要的陶器器類、器形和組合，都和鄭州、偃師商城典型的二里崗類型商文化保持了極大的相似性或同步發展。　　
　　進入殷商文化階段，上述商文化地方類型或綿延不斷，繼續發展，或被迫退縮，以至消亡，一些新的地方類型又在不斷派生、形成。商代晚期，武丁階段，商王室又掀起一次較大的擴張浪潮，使商代前期的政治疆域得到鞏固，并有進一步的發展。《詩·商頌·殷武》談到武丁的武功文德時說“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昔有成湯，自彼氐羌”。《今本竹書紀年》也記載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武丁時期的甲骨卜辭記錄了商王室“伐南土”的史實（甲編2902、2907）。山東益都蘇埠屯，山東平陰朱家橋，山西靈石旌介村，河南大別山羅山縣蟒張鄉天湖商代墓地和湖南寧鄉等地商代遺址和墓葬的發現，是這種地方類型的新代表，它們是分布在商王畿地區周邊的方國，其考古文化面貌和安陽殷墟為代表的中心商文化保持了較大的相似性。
　　商文化亞區環形文化帶所分布的眾多方國，是商王朝歷次向四方進行軍事殖民和領土擴張的直接產物。在二里崗文化階段，以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為中心的商王朝，曾經掀起了一次大的領土擴張浪潮。關中地區老牛坡遺存，湖北盤龍城類型，垣曲商城類型的最初形態就是商通過軍事武裝手段向四方殖民的據點，是商王室直接統治西土、東土、北土、南土的軍事方城。以關中老牛坡為代表的商文化關中類型延續時間最長，歷經二里崗下層、上層文化直到殷墟階段。很明顯，在二里崗下層階段，以伊洛為中心的商王室，曾大規模地向西土擴張，老牛坡遺址位于關中平原中部，地土肥沃，是商王室在西土擴張的重要軍事據點。垣曲商城是商王室向西北擴張的門戶，藁城臺西類型則有可能是商王室向北擴張的據點，而盤龍城則是當時商王室向長江流域擴張的據點。這些商文化地方類型的早期考古學內涵，基本和伊洛地區中心商文化特征相同，實際上是典型商文化的外延和拓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逐漸和當地土著文化相互同化、融合，并同中心商文化拉開距離，慢慢形成了既具有商文化主體因素，又有自身特征的地方文化。
　　商王室在中原文化區周邊地帶設置的諸多方國，多位于交通要沖，戰略重地，具有重要的軍事進攻和防御功能。商王室向四方擴張時，它們是橋頭堡；商王室衰落時，為抵御四方部族、方國的侵擾，它們又成了拱衛、防御王畿地區的屏障。一些學者認為，湖北盤龍城是商代南土雀國的遺存；商文化關中類型可能是文獻記載的崇國。山東益都蘇埠屯墓主人為亞＠③，大墓可能是商代東土諸侯溥姑的墓葬，山東平陰朱家橋遺址以及鄒縣、滕縣商代遺存可能是商奄的遺存。山西靈石旌介是商代方國族的遺存。河南羅山縣蟒張是商代方國息族的墓地。湖南寧鄉可能是商代王族族的遺存。這些由商文化地方類型衍生出來的方國、諸侯，或是商代的王族、子族、多子族，或是與商王室有血緣關系和姻親關系的重要貴族，它們都處在由商王室用血親關系和姻親關系編織出的各級網絡的交接點上，成為商王朝政治、軍事統治的支柱。
　　商代甲骨文中屢次提到的四土，可能就是指上述方國諸侯所代表的東土、西土、南土、北土。這些地區也是商代農業經濟的重要基地，卜辭常有祈求東土受年（合集9735）、西土受年（合集9742）、南土受年（合集9738）、北土受年（合集9745）的記載，四土方國為商王室提供了充裕的糧草和經濟作物。
　　商文化亞區文化帶處在商文化中心區與商文化周邊地區青銅文化之間的中介地區，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使其成為不同地區青銅文化相互交流、傳遞、融合的樞紐和中間環節。商文化關中類型的確立，使高度發達的中原地區的商文化，迅速影響到先周文化、早期蜀文化以及西北地區的青銅文化，加快了這些地區青銅文明向縱深發展的步伐。盤龍城類型的確立，也對江南地區青銅文化，諸如吳城文化，荊南寺─—石門─—皂市青銅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階段，中原地區商王室曾多次掀起擴張的浪潮。由商文化諸多地方類型形成的商文化亞區，是這種軍事移民和政治擴張的直接產物，它們實質上是商王室直接統治權力的外延和拓展。與之相伴共生的是高度發展的商文化以極快的速度向四方傳播和擴散。其在中國青銅文明的發展進程中，猶如巨石擊水，掀起了巨大的波濤。中心地區商文化向四方的幅射和周邊地區青銅文化向中原地區的回歸、交融，明顯加快了中國青銅文明的進程，也使得中國境內青銅文化的內涵顯得更加寬廣深邃，絢麗多姿。
　　三　商文化附庸區
　　商代社會政治疆域的第三個層次是由有相對獨立性但又臣服于商王室的諸侯方國組成的。這些方國諸侯所代表的青銅文化類型都有自己族源和獨特的發展體系。它們與商文化并不同源，但并行發展，且在相當長的階段內歸順臣服于商。第三層次的文化帶，或可稱為商文化的附庸區。
　　商文化附庸區的范圍極為廣泛，向東可能已延伸到渤海和黃海區；向西，進入隴山東西；向北可達燕山南北；向南已深入長江以南的鄱陽湖、洞庭湖和太湖流域。
　　商文化附庸區的地方類型主要代表，西部有以關中平原西部和隴東高原為代表的先周文化，西南有以成都平原和漢中盆地為代表的蜀文化，和以川東到湖北宜昌以西長江峽區為代表的巴文化，長江流域有以鄱陽湖地區為代表的清江吳城文化和以洞庭湖、澧水流域、湖南長沙、寧鄉等地為代表的石門─—皂市文化，以蘇皖南部地區為代表的湖熟文化，東部有以山東、蘇北地區為代表的岳石文化。
　　分布在中國境內的先周文化、巴蜀文化、吳城文化、荊南─—石門─—皂市類型、湖熟文化、岳石文化在各自獨特的自然生態地理環境中孕育、形成，都有著自己根本不同于商文化的發展序列和考古學的文化特征，但在其發展過程中又和中心地區商文化密切相關，息息相聯。
　　先周文化是指武王滅商以前，活動在較為廣闊的地域內，以姬周部族為主體并融合其它民族和部族一起創造的，具有獨自特點，并與已知的西周文化有著明顯淵源承襲關系的考古學文化遺存。
　　迄今所知，屬于殷墟階段的先周文化遺存集中分布在渭水、ｑｉāｎ＠④水、涇水流域，東界在子午嶺以西，西界在隴山以東，北界在六盤山以南，南界在秦嶺北麓，東西長約200公里，南北寬約300公里，其中以關中平原西部、隴東高原地區先周遺址最為密集。較為典型的先周遺址和墓地有寶雞斗雞臺，寶雞市晁峪、石嘴頭、金河，長安ｆēｎｇ＠⑤西，岐山賀家、禮村，鳳翔西村，扶風劉家、北呂，武功鄭家坡、岸底、黃家河，長武下孟村、碾子坡，甘肅崇信縣于家灣，甘肅平涼廟莊等。
　　已發掘的先周文化遺址和墓地，基本可以分作兩種文化面貌各異但又密切相關的文化類型，以發掘地點和典型遺址命名，第一類遺存可稱為姬家店·石嘴頭·晁峪─—劉家─—斗雞臺類型；第二類遺存可稱為鄭家坡─—北呂類型。姬家店·石嘴頭·晁峪─—劉家類型共有的器類是分襠扁袋足鬲，雙耳圜底罐，腹耳圜底罐，單耳罐等。發展到斗雞臺類型，雙耳和腹耳的圜底罐及單耳罐逐漸消失，分襠袋足鬲和折肩罐普遍發展，成為典型器組，并對西周文化的分襠鬲、折肩罐等器類具有重要的影響。
　　武功鄭家坡遺址被分為連續發展的三期，各期的典型器類有各類聯襠鬲、深腹盆、折肩罐等。鄭家坡早期的年代不會超過殷文化武丁階段，約在殷墟二期后段或二、三期之交。鄭家坡中期的年代約相當于殷墟三期到四期前段，鄭家坡晚期遺存約相當于殷墟四期到西周初年。西周文化的聯襠鬲，深腹盆器類，顯然系由鄭家坡類型發展演化而來。
　　鄭家坡早、中期遺存中發現有高領分襠袋足鬲，形態和劉家墓地陶鬲相似。劉家類型遺存的年代和鄭家坡早、中期遺存相當，或略有先后。
　　姬家店·石嘴頭·晁峪類型分布在ｑｉāｎ＠④水以西，關中西部淺山丘陵地帶，涇水中上游的長武碾子坡、甘肅平涼也有類似遺存。初步估計，姬家店·石嘴頭·晁峪遺存的年代有可能早到殷墟一、二期階段，這類遺存當是關中地區時代最早的先周文化遺存。根據標型學的研究，姬家店·石嘴頭·晁峪類型的主要陶器群都和辛店文化的山家頭類型和姬家川類型有若干相同之處。
　　很有可能，辛店文化山家頭類型和姬家川類型是先周文化姬家店·石嘴頭·晁峪─—劉家─—斗雞臺類型的源頭，商代二里崗階段到殷墟早期，活動在甘青地區的辛店文化山家頭類型和姬家川類型的一些部族曾經大規模地向東游徙，穿透寺洼文化分布區進入關中西部。近年來，已經在涇、渭流域的天水、平涼、莊浪一帶，發現有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交匯的跡象，一些典型的姬家川類型的遺物，在寺洼文化安國類型分布區內陸續出土，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辛店文化東移，與寺洼文化交匯并對先周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的歷史過程。　　
　　先周文化的兩類遺存在陜西地區并不是交替出現的，相反，它們從始到終一直是共生、共存關系，相互之間不斷融合、交匯，形成先周文化內涵中缺一不可的有機整體。典型的姬家店·石嘴頭·晁峪類型遺存比較單純，以高領扁袋足鬲為主，基本不見聯襠鬲，但在長武碾子坡先周文化早期遺存中，則是高領袋足鬲和聯襠鬲共存，仍可以袋足鬲系統作為主體遺存。鄭家坡早、中期遺存都以聯襠鬲為主，但遺址中仍出土一定數量的高領扁袋足鬲和高領圓袋足鬲。
　　殷墟文化二期以后，先周文化的兩種遺存均已推進到關中平原西部、中部，兩種類型文化遺存在關中地區共生、共存，而不是相互排斥。這時，類似于劉家墓地的遺存和類似于鄭家坡早、中期遺存的聚落遺址交錯分布在渭水、雍水、ｗéｉ＠⑥水、漆水、ｚｈì＠⑦溝河和美陽河兩岸臺地上。但就每一處遺址而言，各自又都相對獨立地保持了自身主體的文化特征。
　　武王滅商前后，在關中地區，這兩類文化遺存多共存于同一遺址、同一墓地，它們逐漸融合為一體。
　　在同一時空領域范圍內，這樣兩種不同文化類型共生、共存的聚落布局，體現在政治方面，雙方可能是一種高度發展的聯盟關系，經濟方面，可能是一種互補互益的協和關系，婚姻形態上則有可能是一種互為對象的聯姻關系。這種狀況已經暗示出先周文化的形成，絕不是一個單一的民族、部族創造的，在先周文化的軀體內，起碼應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胞體或大的部落聯盟集團，共同譜出了先周文明的樂章。這兩大集團可能就是古文獻資料所載的姬周集團和姜炎集團。
　　先周文化研究的另一個基點，則是必須要注意商周時期活動在陜甘地區一些地方類型的考古文化。這些地方類型的考古文化各有源流，他們活動的地域和先周文化交錯相接或相互重合。先周文化在陜甘地區孕育、形成、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都和這些地方類型的考古文化發生過極為密切的關系。
　　寺洼文化墓葬的陶器組合比較固定，以馬鞍形雙耳罐、單耳罐、高領小口罐、鬲、簋、豆為主，各墓數量多寡不一。這種程式化的組合很具特色，可以表明圭洼文化總體和先周文化是并行發展的兩種文化。在隴東地區，即涇水及其支流流域，寺洼文化遺存則稍靠西北，與先周文化接壤。先周文化植根于這樣的環境中，它的形成和發展勢必與寺洼文化息息相關。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兩者必然要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寺洼文化主要盛行土坑葬，葬式和葬俗與先周文化基本相似。寺洼文化流行癟襠鬲和袋足鬲，以癟襠鬲為主，這種陶鬲在形態、制法上和先周文化的癟襠鬲有若干相似之處。
　　寺洼文化的遺存大多數分布在渭水、涇水、白龍江流域的山谷臺地，比之關中平原，這里的自然地理條件并不優越。而在這樣廣闊的地域，錯綜變化的生態環境中長期生存的民族，應該是潛力很大，具有頑強活力的民族。寺洼文化遺存所代表的民族，可能就是史籍文獻中記載的羌戎。他們之中的一些部族已經和周人融為一體。在與商人的長期斗爭中，羌戎民族和周人結成了可靠的同盟，陜甘地區廣闊的地域，成為周人穩固的后方基地。周人對商人斗爭的勝利，實質上是姬姜部族和西土部族聯盟的勝利。
　　先周文化的研究與陜西地區商文化緊密相關。西安老牛坡、銅川、耀縣北村、華縣南沙村、扶風白家窯、益家堡、岐山京當、王家嘴及其它地點商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這些資料使我們確知，商文化曾經長期居留在關中地區。一方面，商王朝向關中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擴張和殖民活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阻礙和抑制了先周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具有較高文明程度的商文化，通過各種渠道影響較為后進的周文化，可以這樣說，先周文明的產生及其外部動力是關中地區的商文化。
　　商文化在陜西地區的活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相當于二里崗下層、上層至殷墟一期遺存所代表的商文化。典型遺址有華縣南沙村、耀縣北村、西安老牛坡商代早期遺存，其文化內涵和偃師、鄭州商城基本相同。這一時期，以豫西河洛地區為根據地，商文化急驟西進，迅速席卷關中地區。商人勢力進入關中，從渭水為界，分南北兩路并進。北路由銅川、耀縣經淳化、禮泉至扶風、岐山。南路由華縣至藍田、西安、戶縣。根據扶風白家窯、岐山京當所發現的商代遺存，可知至遲在殷墟一期階段，周原已被商勢力覆蓋。除寶雞西部外，關中地區幾乎全為商文化占據。第一階段是商文化活動的全盛時期。目前，在ｑｉāｎ＠④水東岸至華縣的廣大地區，沒有發現周人這一時期活動所留下的遺跡。
　　第二階段，相當于殷墟二、三期遺存所代表的商文化。典型遺址有西安老牛坡商代晚期遺存、禮泉朱馬嘴、扶風美陽、益家堡遺址。上述遺址的文化面貌已與安陽殷墟所代表的典型的晚商文化有較大的差異，表現出許多明顯的地方特點。近年來，在鳳翔、岐山、扶風、武功發現一些先周遺址和墓址，時代與第二階段關中地區的商文化遺存基本同時，或略有先后。典型遺址有武功鄭家坡、柴家嘴、南石灰店子先周早期遺存，以及扶風劉家先周墓地。這一時期，商周兩種力量在岐山、扶風、武功一帶已經開始接觸，相互交錯，互有消長。殷墟出土的武丁時期的卜辭，也記載了關中地區商周兩種勢力互相爭斗、相互聯合，周人對商人時叛時服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第三階段，相當于殷墟四期遺存所代表的商文化。這類遺址在關中西部已基本不見。1978年，在距離老牛坡不遠的袁家崖村發現一座商墓，銅器組合是一觚一爵，陶器有鬲、罐、簋、尊。袁家崖墓葬的器類和組合與豐鎬地區先周墓葬有一定差異，同時也與典型的殷墓不同。這座墓葬的時代約在帝乙、帝辛之時。袁家崖墓葬區是老牛坡商代遺址的組成部分，老牛坡商代遺址的下限應該就是袁家崖商墓所代表的年代。這一時期，商文化勢力銳減，已退縮至渭水南岸，西安以東至渭南較為狹窄地區。第三階段是陜西地區商文化的衰敗階段。商文化退縮和衰敗的直接原因同關中地區先周文化的迅速崛起和急驟發展相關。這時，關中平原的廣大區域，沿渭水及其支流ｑｉāｎ＠④水、ｗéｉ＠⑥水、涇水、漆水、乃至灃水流域都發現先周文化的遺存。據史籍記載，周人勢力此時已東出潼關，進入豫西地區，越黃河進入山西，陜、甘、晉、豫部分地區已為周人所據，周滅商態勢已基本形成。
　　陜西地區的商文化對先周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迄今所見先周墓葬和遺址中出土的青銅禮器，從器類、形態、紋飾到冶鑄工藝，都和商代銅器保持了較多的一致性，以致兩者之間很難區界、劃分。先周文化的陶器和兵器與典型的商文化有較大差別，但其中仍有相當數量的器類源于商器或受其影響而成。玉器的加工和制作也明顯打上商文化的烙印。關中地區許多先周晚期和西周早期的墓葬都帶有腰坑，這種葬俗也來源于商文化。認真研究陜西地區商文化和先周文化的內涵，可以發現它們之間存在著許多相同、相似的文化特征，尤其在殷墟二、三期以后，關中地區的商文化和先周文化之間更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聯系。
　　歷史上的陜甘地區一直是多民族活動的重要場所，在這種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孕育、產生、發展起來的先周文化，其內容和表現形式必然是十分豐富和多姿多彩的。所以，認識和探索先周文化，也必須是多層次、多網絡和富有立體感的。如果把先周文化理解為姬周部族的文化，僅僅只探索某種器類，例如一種陶鬲的演變軌跡，以此來勾畫先周文化的面貌，可能會出現某種偏差。還有一種傾向，一些長期從事陜西地區考古工作的研究者，很希望能在關中地區找出自陜西龍山文化到先周文化，一脈相承，持續不斷的考古文化發展序列，但在研究過程中，卻忽略了某些重要的空缺環節，所以，在同一地區內，這種密閉的直線條的考古文化序列，就可能帶有某種人為的構想，多少會偏離真正的、復雜而又深邃的歷史進程。
　　公元前20世紀左右，活動在黃河流域的許多部族都經歷著重大的變動。在這段時間內，進入關中平原定居的不會是一個民族或部族，而是有多個民族或部族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生息、繁衍、興旺、衰亡、遷徙、流動、分裂、融合。先周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就是要在這種特定的時空領域中找出這些民族或部族生息繁衍、發展變化的軌跡，以及產生這種變化的內在力量的外部動力，并研究它們與先周文化形成的關系。
　　巴蜀文化　　漢中盆地和川西平原的蜀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由于盆地四周高山的環繞和阻隔，從史前時期開始，這里就形成了與中原地區有別的獨立文化區。四川盆地又處于黃河和長江水系上游的交匯區，眾多的川流谷道又使其和北面的青藏高原、隴東高原，東北部的關中平原和東南部的長江中下游平原有著某種時隱時現的文化聯系。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四川地區盆地西部的史前文化諸類型就不同程度地表現出甘青地區彩陶文化和中原地區龍山文化的某種風格。川西地區的青銅文化類型以廣漢三星堆、月亮灣、新繁水觀音、彭縣竹瓦街、成都十二橋、漢源背后山、忠縣泔井溝為代表。早期蜀文化的源頭是三星堆一期文化遺存。碳十四數據測定，其年代大約在距今4700──4500年左右，文化特征是以尖底罐、缽、小平底罐、長柄豆為代表的陶器群，部分器類明顯受到二里頭文化的影響。進入青銅文化時代，蜀文化有了較快的發展。
　　青銅文化時期蜀文化發展較快的地區，是與商文化關中類型交接的漢中盆地。漢中盆地北倚秦嶺與尖中盆地相接，南靠巴山與四川盆地相連。獨特的地理位置使漢中地區成為巴蜀的門戶，中原地區通往巴蜀地區的樞紐。漢中盆地的城固、洋縣、漢中一帶遺存有豐富的商周遺址。ｘǔ＠⑧水河兩岸的呂村、五郎、蓮花、蘇村一帶已發現數十處較大的遺址，出土上千件青銅容器和兵器。根據現有資料分析，漢中盆地的商代遺存延續時間較長，從二里崗階段一直延續到殷墟三、四期，其間大約有三百年左右。
　　漢中盆地城固地區商代銅器群大部分都是本地鑄造的，青銅容器和青銅兵器占有較大的比重。青銅容器的器類和風格，濃郁地保存了商文化的特征，很明顯，在其形成階段，受到商文化關中類型的強烈影響，兩者之間發生過密切的聯系。城固銅器群兵器中以三角形援體為特征的戈、ｋｕí＠⑨，舌形刃的斧鉞，類似鐮形的兵器，又顯示出其不同于中原商文化的獨特風格。高度發展的商文化關中類型是蜀文化青銅文明形成的外動力，作為中介地區，漢中地區早期蜀文化的遺存，直接對四川盆地的蜀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廣漢三星堆早期古城的發現，揭示出殷墟階段蜀文化都城內涵。這座古城東西長1600──2100米，南北寬1400米，總面積2.6平方公里。在古城附近先后發現兩個大型祭祀坑，出土金、銅、玉、石器物4000余件，其中有高達2.62米的青銅人像和五十余件巨型的青銅頭像以及具有明顯宗教意義的青銅樹。新繁水觀音、彭縣竹瓦街、成都十二橋也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這些驚人的發現，充分顯示出蜀文化已經達到很高的文明程度，國家已形成。
　　殷商甲骨卜辭中有商王室伐蜀、伐叟的記載，一些學者以為甲骨文中所指的蜀和叟，可能就是漢中地區和四川地區的蜀文化。
　　寶雞＠⑩國墓地的發現表明，蜀文化的分支曾深入到關中西部渭水流域，并與周文化有密切的關系。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表明，蜀人也曾參與過周族對商王室的戰爭，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歸順臣服于周王室。
　　進入春秋戰國階段，蜀文化又有了長足的發展，分布的地域大大拓寬，成都青羊宮羊子山祭壇遺址、成都新都戰國大墓、成都百花潭戰國墓都是近年來戰國蜀文化的重要發現。新都大墓在戰國早期，是一座甲字型大墓，墓早年被盜，但器物坑保存尚好，出土大批珍貴器物，充分展示出戰國早中期蜀國青銅文化的面貌。新都大墓青銅禮器的形制、紋飾、組合和楚器有若干相似之處，反映出楚蜀文化的交流。其中一組五件的列鼎，標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級。百花潭10號戰國墓出土的鍪、釜、甑等炊器是典型的巴蜀器物，這些器物以后流傳到關中地區的秦國，對秦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蜀地青銅容器從紋飾、組合形式都呈現出中原化和楚式化的傾向，但青銅兵器仍保留著自己的地方風格，柳葉形青銅短劍、三角援戈、舌形刃斧鉞都是典型的器類。巴蜀文化的兵器，商周時曾波及到隴東高原、關中盆地和中原地區。進入春秋時期，中原地區列國的兵器都發生了極大的變異，柳葉形青銅短劍、三角援戈都已基本消亡，但在四川盆地，這些兵器卻被頑固地保留下來并有所發展，成為區別于中原地區的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并對楚地、滇地的兵器有深刻影響。
　　巴文化的面貌和淵源，目前還不明晰。江漢平原的西部，從宜都、宜昌到三峽區秭歸一帶曾發現相當于夏商時期的文化遺存，它們被稱為紅花套──毛家套類型。這類遺存的主要器類如尖底缽、罐，高柄豆，三足ｇｕī＠⑾和四川境內的巴蜀文化較為接近，是否有可能是巴蜀文化的一個源頭，值得注意。宜都清江出土過相當二里崗階段的銅ｌéｉ＠⑿，似可證明商代前期，巴族已和商文化有所接觸。西周時期，巴和濮、楚、鄧國曾被命為周王室南土方國，國君與周天子同姓。春秋到戰國時期，巴族主要活動在川東地區，向北發展到漢水流域，向東越三峽進入江漢平原西部。巴蜀同處四川盆地，蜀國居川西，巴國居川東，兩國世為仇讎，但文化面貌卻保留了很多共同的特征，巴人和蜀人的文字、巴蜀兵器、以船棺葬和土坑葬為主的埋葬習俗，都保持了共同的特征，以至被統稱為巴蜀文化。巴人和楚文化也有較多的聯系，巴楚兩地流行的樂器ｃｈúｎ＠⒀于，可被視為巴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
　　公元前316年，巴蜀相攻，皆告急于秦，秦惠文王后九年，秦滅巴、蜀，后改置蜀郡、巴郡。
　　吳城文化　是商代南方的一支重要的地方文化，以江西省清江吳城遺址命名。主要分布在長江以南、鄱陽湖的贛江中下游地區，典型遺址有清江吳城，新干大洋州，九江神墩，萬年肖家山和鷹潭角山等；根據出土器物分析，清江吳城，新干大洋州是吳城文化的中心地區。吳城文化被分作三期，早期始于二里崗上層文化，中期約在殷商文化階段，晚期約相當于殷末周初。根據各地區遺存的內涵，又被區分為神墩類型、吳城類型和萬年──角山類型。吳城文化的遺物明顯分作兩組，甲組器物以印紋陶、釉陶和原始瓷器以及青銅兵器、農具、工具為主，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乙組器物則具有中原商文化特點。吳城文化發展的趨勢是由早而晚，由神墩類型經吳城類型向萬年──角山類型發展。甲組器物文化因素逐步加強，乙組逐漸減弱。
　　1989年發現的新干大洋州大墓是吳城文化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大洋州大墓呈土墩形，這種墓葬形制與中原商文化迥異。墓中出土的青銅容器、玉器和中原地區商文化保持了較多的共同性，但青銅兵器、農具和硬紋陶器表現出很多地方特點，青銅器的鑄造以石范為主，陶范為輔，也表現出獨特的地方風格。新干大墓相當于吳城文化二期，約在殷墟二期前后。
　　吳城文化晚于商文化盤龍城類型，并且明顯受到盤龍城類型商文化的強烈影響，吳城文化中廣泛出現的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也對中原地區產生過重要影響。
　　新干大墓的部分青銅容器也和漢中盆地、四川盆地早期巴蜀文化的器物相似，漢水可能是兩種文化溝通的谷道。新干大墓的一些兵器又呈現北方草原的風格。這一切可以說明，當時中國境內的諸多青銅文化的傳播渠道是多源交錯，相互暢通的。
　　新干大墓出土的三件一組的編鐃和殷墟婦好墓出土的五件一組的編鐃，都是中國境內較早的青銅樂器。其對商代晚期鐃、ｂó＠⒁在兩湖、江淮地區的傳播是有重要影響的。
　　吳城文化區范圍內的瑞昌銅嶺是商周時期著名的銅礦。商周王室對南土的經略，其中重要的一個目的，在于對銅礦的掠奪。對銅礦資源的爭奪和分配，恰恰也成為黃河流域商周青銅文化和長江流域南方青銅文化相互溝通的一種有效手段。
　　地處鄱陽湖──贛江流域的吳城文化土著的地方特色要比洞庭湖──湘江流域更為深厚一些，這恰恰說明，湖南境內的主要的商代晚期遺址是商王室及其貴族在繼盤龍城類型之后，對南方地區縱深擴張和發展的結果。吳城文化的主流則顯示出有別于中原商文化的土著特色，中原地區商文化對吳城文化的影響和滲透，相對要薄弱一些。吳城文化的族屬有可能是古代的揚越。
　　兩湖文化　　主要是指長江南岸的湖北、湖南境內青銅文化遺存。這些遺存大多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綿延連續到商周時期。根據分布地域和文化面貌不同，又可分為幾種不同的類型。
　　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的荊南寺類型是在繼湖北龍山文化之后較早的青銅文化遺存。荊南寺早期遺存相當二里頭文化階段。在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階段，當地的土著文化明顯歸服于盤龍城類型，并深刻打上中原商文化的烙印，但從器物群體上仍然保留著土著文化的重要特征。
　　洞庭湖澧水流域的石門──皂市─一班竹類型，在二里崗到殷墟階段，也明顯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強烈影響，青銅文明的發展達到了相當的高度。湖南寧鄉、安化、桃源、石門、醴陵、常寧、湘潭、長沙等地多次出土殷商階段的青銅禮器，數量之多，制作之精，在江南地區都是罕見的。這些禮器以各種動物造型的銅尊為主，有象尊、豕尊、羊尊、牛尊等，充分體現出湖南地區商代青銅文明的高度發展。寧鄉出土的兩件虎食人卣，一件在法國色努施奇博物館，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館，都是極為罕見的珍品。兩湖地區出土的大型樂器鐃、鉦、銅鼓，對以后商代晚期與西周時期中原地區禮樂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兩湖地區是商代南土疆域，可以確知，在二里崗到殷墟階段，商人勢力曾多次直接嵌入這一地區。盤龍城類型和湖南寧鄉、長沙等地商文化類型，是這種擴張的直接產物。商文化的侵入，和兩湖地區長期存在的土著文化勢必長期斗爭，相互影響，逐漸融合，這種矛盾對立和膠著的局面，也必然造成兩湖地區青銅文化紛繁多樣，絢麗斑斕的面貌。
　　兩湖地區青銅文化遺存或可稱為夏商之際的苗蠻遺存。
　　江淮文化　　處在淮河以南長江以北的江淮文化區是中國境內青銅文化的南北分界線，也是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和南方地區青銅文化相互聯系的中介文化帶，具在重要的鏈條作用。
　　在安徽和江蘇北部，已發現上百處商代遺址，另外，在嘉山、阜南、肥西、肥東、穎上、潛山、六安、廬江、舒城、壽縣等地也多次出土商代墓葬和窖藏青銅器。
　　淮河以北的皖北大平原是華北平原的一部分，商代，這里已成為中原文化區的一部分。淮河以南長江以北，皖西、皖南和皖中地區，淺山密布，丘陵連綿，河道交錯，間有盆地，這種復雜的地理地貌，又為商周時期眾多的、林立的小國，提供了理想的地理生態環境。
　　江淮文化區的考古文化面貌主要包含四類文化因素：①中原地區商文化因素；②本地區的土著文化因素；③長江以南吳城文化與湖熟文化因素；④環渤海地區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因素，但主流仍是本地區的土著文化因素。江淮文化區考古文化的多源因素，正是由于所處南北文化交接地帶的地理環境所決定的。這些文化因素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互有消長，也構成了這一地區考古文化的復雜多樣性。
　　一些學者推測，江淮文化區可能是商代人（夷）方分布區。商代甲骨、金文中多有記載征人（夷）方的資料。西周、春秋時期，安徽境內有徐夷、淮夷、吳、越、六、英、群舒、巢、桐、鐘離、蕭、許、ｇǔ＠⒂、蔡等國，它們都與周王室發生過十分密切的聯系。
　　湖熟文化區太湖馬橋文化　　湖熟文化分布在長江下游兩岸的丘陵地帶，北抵江淮，南達太湖流域，以江蘇省江寧縣湖熟鎮命名。已發現的遺址多在河流、湖泊沿岸的土墩和崗地上，又被稱為“臺形遺址”。比較而言，湖熟文化的土著特征比吳城文化和江淮文化區更為明顯。湖熟文化同樣也受到商文化的影響，并同江淮文化和吳城文化以及東南的太湖地區馬橋文化發出過密切的聯系。太湖流域的馬橋文化，可能是由江浙地區的良渚文化發展而來，但又受到吳城文化和湖熟文化的強烈影響。由江淮文化區、湖熟文化區和太湖馬橋類型的文化內涵可以看出，商文化的影響，由北向南，在逐漸減弱，而各個地區土著文化特征，由北而南，逐漸得到加強。
　　岳石文化　　在中國文明進程中，山東地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區，自大汶口文化到山東龍山文化，它們都對中原地區文明孕育和形成，產生過重要的影響。
　　岳石文化是繼山東龍山文化之后，在海岱地區出現的一種地方類型青銅文化，其晚于山東龍山文化，早于二里崗上層文化，延續時間大約從公元前20世紀──公元前15世紀。已知的岳石文化分布范圍以山東半島為中心，向南波及淮河地區，向北延及遼東半島，向西影響到豫東地區。岳石文化被區分為三類型：半島區域的照格莊類型，魯北地東的郝家莊類型，魯中南地區的尹家城類型。岳石文化普遍被認為是海岱地區的東夷文化，其鼎盛階段大約在夏代后期。以岳石文化為代表的東夷諸族，對夏王朝的由盛轉衰產生過重要的影響。夏代衰亡，商代初期，商人勢力迅速崛起并向東擴張，這種擴張浪潮迫使岳石文化不斷向東退卻，并逐漸和商文化趨于融合。岳石文化雖然在削弱，但在商代晚期，仍對山東地區青銅文化具有重要影響。
　　二里崗文化到晚商階段，海岱地區青銅文化遺存大致有三種類型：一類是由中原地區商王族東進形成的遺存，其文化內涵和豫東、魯西典型商代遺址內涵基本一致，是商王朝向東方擴張的直接產物。山東益都蘇埠屯兩座中字型大墓，可能是商代東土方國蒲姑國君的墓葬，從族徽銘記知道，亞＠③系商代王族的一支。以山東平陰朱家橋和鄒縣、滕縣一帶為代表的商代遺存，可能是商代東土另外一個重要方國商奄的遺存。蒲姑和商奄都應納入商文化亞區，是商王室向東擴張的重要據點。
　　第二種類型是東夷土著臣服于商，成為商的附庸，這類遺存主要分布在魯中南和魯北地區。山東滕縣前掌大遺址是一處包含龍山──岳石──早商──晚商各時期的大型遺存，已發現帶墓道大墓五座，墓主應是商王朝東土方國諸侯，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實體有雙重來源，既接受商文化的巨大影響，又保留了東夷土著的傳統。山東壽光的商代墓葬出土有“己”的族徽，被推定為紀國遺存。紀國墓地陶器群存在著濃厚的地域性色彩，反映了紀國原本可能為東夷土著，以后歸順、臣服于商，成為商王朝在東土的方國。江蘇銅山丘灣社祀遺址和徐州高皇廟遺址所代表的方國，前掌大墓地所代表的方國和滕縣杞國，似可作為商文化在東方的附庸國。
　　第三種類型是以東夷土著文化傳統為主，商文化影響較少，這類遺址主要分布在膠東半島及附近地區，長島縣珍珠門遺址是其代表。珍珠門遺存與岳石文化有繼承關系，文化內涵保留有較多的地方文化傳統。海岱地區從史前時期就同中原文化圈有著密切的聯系，又是商文化向東方拓展的重要地區，因此，以岳石文化為代表的東夷土著文化和中原商文化同化、融合的步伐明顯快于其它文化。殷商階段，東夷文化諸族成為商王室的重要方國，在商王朝向四方的擴張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商代晚期，商與東夷的矛盾激化，東夷屢叛，《左傳·昭公四年》“商紂為黎之ｓōｕ＠⒃，東夷叛之”，《呂氏春秋·古樂》說：“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東夷叛亂，這是導致商王朝崩潰的一個重要因素。《左傳·昭公十一年》在記述這件事時說：“紂克東夷而殞其身”。
　　商文化附庸區的諸多青銅文化的分布地域，都處在相對獨立的地理、生態環境之中，周圍由高山丘陵或河流、湖泊同其它青銅文化類型作自然區劃。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每一青銅文化類型都保持了相對的獨立性。這些青銅文化類型大多是由本地區或鄰近地區龍山文化嬗變、衍化而來，它們各自有著自己獨特的發展譜系和族源。
　　每一青銅文化類型都有自己的中心文化區，中心區域或有城墻環繞，或由山川作障。中心區域多設有象征著權力和等級的宮室、祭臺、大型墓地和用于宗教祭祀禮儀的青銅禮樂器，它們的青銅文明都已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夏商階段，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向四方幅射，加速了周邊地區青銅文明發展的進程和與中原地區同化、融合的步伐。各青銅文化類型中，青銅禮樂制度向中原青銅文化的趨同，是這種文化之間相互浸融的重要標志。印紋硬陶、原始瓷器和青銅樂器的北傳，為中原地區青銅文化增添了多姿的光彩，更加豐富了中國境內青銅文化的內涵。
　　殷代甲骨卜辭中有關四方和多方的記載，就是指分布在中原地區商文化周邊的青銅文化遺存，它們與被稱為四土的商文化亞區的青銅文化類型的含義有所不同。甲骨文中出現的周方、人方（夷方）、虎方、犬方、＠⒄方等即是諸種青銅文化類型的具體稱謂，當時的商代四方，確實是方國林立的局面。這些方國，大多是作為商王室的友邦、附庸存在的。隨著商王室的勢力消長，它們叛服無常，成為商王朝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也為西周王朝的構筑，奠定了新的基礎。
　　四　商文化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
　　商代社會政治疆域的第四個層次是由商文化附庸區之外的周邊地區青銅文化諸類型構成的，按地域，可劃分為北方地區青銅文化和甘青地區青銅文化。
　　北方地區青銅文化　　是指在相當于夏、商、西周、春秋、戰國時期，分布在西起鄂爾多斯草原，東到鴨綠江畔，活動在陰山、燕山南北，長城內外廣大地區的青銅文化遺存。這些青銅文化遺存內涵豐富，特征鮮明，延續時間較長，分布地域廣泛，遷徙、流動頻繁，其發生和發展，都同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諸文化和商周青銅文化有著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關系。目前，中國境內已發現的考古資料，大體可以勾勒出北方地區青銅文化的面貌，在遼闊的蒙古草原和燕山南北的丘陵臺地上，可能分布著幾種不同類型的青銅文化遺存，它們各自有著自己獨特的譜系和發展序列，相互之間又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①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　　內蒙古中南部和晉、陜北部黃河兩岸黃土高原區是著名的鄂爾多斯草原青銅器的主要分布區域。朱開溝遺址位于鄂爾多斯草原的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石樓位于晉西北高原，綏德位于陜北高原。這三處的考古發現，基本可以概括鄂爾多斯草原、晉西北高原和陜北高原青銅文化的面貌，以考古發掘的地點命名，可以稱作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用以確指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考古學內涵。
　　朱開溝遺址的發掘，基本確立了以鄂爾多斯為中心的內蒙古中南部及鄰近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朱開溝遺址劃分為四區五段，年代始于龍山文化晚期，下限約在殷墟文化的第一期，最晚的墓葬有可能到殷墟文化二期。在遺址的第三階段，開始出現小件青銅器銅錐、臂釧、耳環等，第五段開始出現青銅容器、兵器和工具。這些器類和器形的特征表明，朱開溝文化在形成階段就受到中原地區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強烈影響。
　　鄂爾多斯草原是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的育成地區之一，但這一地區并沒有能成為商代前期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繁盛階段。殷商階段，這一文化的發展趨勢明顯南移，晉陜黃土高原成為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的中心地區。
　　黃河兩岸的晉西北高原和陜北高原孕育和形成了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鄂爾多斯青銅文化的繁盛階段。在陜北高原的綏德、吳堡、清澗、子長、延川、淳化等縣和晉西北高原的石樓、保德、忻縣、左玉、柳林、吉縣等地先后發現了四十多處商代晚期青銅墓葬。陜北清澗縣李家崖、綏德薛家渠等地還發現多處同時期的古城和其它居住遺址。
　　石樓·綏德類型青銅器群大體分作四期，各期年代與殷墟文化四期互相照應。在青銅器中，青銅容器數量較多，主要器類有鼎、ｙǎｎ＠⒅、簋、壺、瓿、尊、卣、爵、觚，青銅兵器也占有較大的比重。這些青銅容器無論就器類、器形、紋飾風格以及各墓葬的組合形式都與中原地區商文化保持了較多的共同性。有個別青銅容器的形體和紋飾呈現出變異，但從大的形態特征上仍可以看出，這些器類是從商代殷墟銅器中脫胎而來。石樓·綏德類型和殷商文化之間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高度發達的殷商文化的直接影響下，殷墟階段，北方地區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類型迅速發展到自己的鼎盛階段。
　　中原地區商文化在二里崗階段是一個極度擴張和向四方殖民的階段，這時，商人的勢力曾沿黃河、渭河西漸，迅速控制了關中平原、汾河平原，并沿汾河谷道北上，控制了晉東南和晉中的大部分地區，對晉西北和陜北黃土高原形成鉗形包圍的態勢，但由于黃河、呂梁山、蘆芽山的阻隔，商人的勢力滯留在呂梁山東麓，基本上沒有進入黃河兩岸的黃土高原區，鄂爾多斯高原則更是商王室鞭長莫及的地區。二里頭到二里崗階段，黃河兩岸的黃土高原區和河套地區基本上是一個比較獨立的文化圈。
　　進入殷墟階段以后，商文化向西北擴張的勢力銳減，而此時，活動在河套地區、鄂爾多斯草原、陜北高原和晉西北高原眾多的部族則開始大規模地向南、向東南移動。通過黃河谷道、洛水谷道，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所代表的眾多部族與方國同關中地區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有了頻繁的接觸，交接線在關中平原的北部銅川、耀縣、淳化一帶。通過汾河谷道，向東南，這些部族與方國又在晉南和晉東南地區同商文化頻繁接觸；通過漳河和沁水谷道，這些部族、方國可能還威脅過豫北地區商文化的中心勢力。
　　殷墟二、三期階段，是北方地區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的全盛時期，這一時期，銅器的遺存地點相當密集，東西和南北橫跨的地域也相當遼闊。考古調查表明，在黃河和無定河兩岸，還發現了多處屬于這一時期的古代城址。這種遺存的態勢基本可以表明，在殷墟階段，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的中心區域已經由河套平原和鄂爾多斯草原，向南移到了黃河兩岸的黃土高原區，形成了一種由北向南、向東南擴張發展的局面。
　　北京平谷劉家河，河北盧龍縣ｈàｎ＠⒅各莊、青龍抄道溝、張家口、北京地區也多次出土鄂爾多斯青銅兵器和蛇紋陶鬲，表明這種文化已越過燕山進入京津唐地區，這里是夏家店下層和上層文化圈。殷代武丁到文丁時期的王室甲骨卜辭中以較多篇幅記載了活動在殷人西北方、北方的諸方國如＠⒃方、土方、鬼方等與商王室錯綜復雜的關系，其中主要是戰爭、征伐。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遺存和上述諸方國在地域分布范圍上重合，它們之間或許有著密切的關系。《易·既濟》記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未濟》記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這些文獻資料似可表明，北方地區青銅文化遺存，曾長期作為商王室西北界的敵對集團存在，對商王朝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先周階段，分布在晉陜黃土高原的方國、部族已經同周族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古本竹書記年》記載，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丁山先生指出，鬼戎當即鬼方的別名。西周時期，周王室同西北地區的方國、部族一直處于緊張對抗的狀態。《小盂鼎》銘文記載，周康王命令貴族盂征伐鬼方，其中一次就斬首4812人，俘虜13081人，并俘獲戰車百余乘。兼有大量牛、馬、財物。西周晚期，鬼方、ｘｉǎｎ＠⒇狁勢力大盛。《多友鼎》銘文說：“＠（２１）允方興，廣伐京師”，《詩·小雅·六月》也說ｘｉǎｎ＠⒇狁“既整其眾，處于焦獲，侵鎬及方，至于涇陽。”《虢季子白盤》、《兮田盤》、《丕＠（２２）殷》銘文和《詩·小雅·六月》、《詩·小雅·出車》等篇都記載周人在洛水之陽、大原、朔方等地博擊ｘｉǎｎ＠⒇竦那榭觥睿愧蒯衤怕漚鋼人，沿洛水、涇水南下，其勢已直逼京師豐、鎬。從《小盂鼎》和《多友鼎》銘文可以看出，鬼方和ｘｉǎｎ＠⒇狁同西周王朝的戰爭，車騎占有較大的比重。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毋城廓常處耕田之業。”《漢書·匈奴傳》記載略同。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ǎ＠⒇狁考》說：“其見于商周間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則曰ǎｎ＠（２２）狁，入春秋后則始謂之戎，繼號曰狄，戰國以降，又稱之曰胡，曰匈奴。”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相互勘照可以知道，在大青山、陰山、燕山南北廣袤的草原和山地，確曾存在歷史傳統悠久，文化特征鮮明的北方草原青銅文化，它們和中原地區商、周、秦漢文化交相輝映，為中華民族古老的文明增添異彩。朱開溝·石樓·綏德類型青銅文化是北方青銅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朱開溝·石樓·綏德青銅文化的孕育和形成，是同中原地區史前文化和夏、商文化息息相關的。全新世大暖期各階段氣侯和環境的變化，為草原青銅文化的形成準備了充足的外部條件。根據古土壤和其它資料推定，鄂爾多斯地區全新世大暖期最濕潤階段在距今6000年左右，當時，這一地區的溫度和降水量都比現在要高。良好的自然條件，使內蒙古中南部成為原始農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大約在距今7000─5000年，晉南、冀北、關中地區仰韶文化不止一次地沿黃河谷道向鄂爾多斯草原和河套地區發展。這種由南而北向鄂爾多斯草原和河套地區移民和遷徙的浪潮可能一直延續到龍山文化階段。朱開溝文化的早段仍然可以看出其與關中、豫西、晉南、甘肅隴東和河北地區龍山文化保持了較多的一致性。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階段，內蒙古中南部和晉陜地區的史前文化是以原始農業為主的文化，就整體的文化特征觀察，可以把它們劃歸到史前時期的中原文化區范疇以內。
　　大約到朱開溝文化的第三階段，這種情況起了變化，鄂爾多斯地區氣侯逐漸轉向干冷，農業經濟的生態條件逐漸失去，畜牧業經濟有所發展。在朱開溝文化第五期，進入殷墟階段以后，鄂爾多斯地區和晉陜黃土高原區的文化遺存可能已由農業經濟轉向半游牧經濟。草原生態環境的變化，即由仰韶階段的暖濕性的物侯環境經龍山文化階段逐漸向干冷性的物侯環境變化，促成了內蒙古草原由原始農業向畜牧業文化和農牧交錯文化的發展過渡，也直接促進了活動在草原地帶諸部族大規模的遷徙、移動。這種部族間的遷徙和移動，為黃河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帶文化的交流和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
　　②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　　夏家店下層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極富特點的青銅時代早期文化。本世紀30年代，日本學者考察發掘內蒙赤峰紅山后地區，提出“赤峰第二期文化”，并斷定其時代在戰國時期。1960年，中國科學院對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進行試掘，明確指出，“赤峰第二期文化”實質上包含著兩種不同性質、不同年代的青銅文化，并正式分別命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此后，通過在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廣大區域進行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有關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內涵、面貌日漸清晰。
　　根據各地區相異的文化面貌和內涵，夏家店下層文化曾被區分為燕北類型、燕南類型。一些學者又根據地域、水系，將夏家店下層文化區分為三個類型，一藥王廟類型，代表西遼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類型；二、大沱頭類型，代表海河北系夏家店文化類型；三、壺流河類型，代表壺流河流域夏家店下層文化類型。新的意見以為，由于燕山南北廣大區域內諸文化主體因素，淵流和族屬的差異，已經不能簡單用夏家店下層文化來概括諸多文化類型的總體特征，因此應該分別命名并重新圈定“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分布范圍。內蒙古東部草原和遼西山前臺地，即西遼河水系流域是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主要區域，主要遺址包括蒙古赤峰、寧城、敖漢旗、庫倫旗、奈曼旗和遼寧西部朝陽、建平、北票、凌源、阜新地區。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代表陶器類有尊形鬲、壺形鬲、罐形鼎、無腰隔ｙǎｎ、鼓腹盆、淺盤豆。陶質以夾砂灰陶、夾砂褐陶為主，紋飾以繩紋為主，素面、磨光陶器也有相當比例，籃紋、方格紋較少。部分墓葬出土的陶器有用紅、白、黃色繪制的“云紋”或“動物面目紋”圖案。陶器以泥條盤筑和套接法為主，鬲身多模制，耳、足等部位用榫鉚法結合，部分器物有輪修痕。已發現的金屬制品多是小件器物，如青銅刀、耳環、杖首及黃金耳環。尚未發現大件青銅器。石器和骨器在遺址中大量存在。
　　根據遺址存在的疊壓和打破關系，夏家店下層文化可分為連續發展的四期，碳十四測定其年代約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左右。
　　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較為密集地分布在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大凌河、英金河、陰河流域的兩岸臺地上，這些河流均屬西遼河水系區。在英金河和陰河流域，發現了四十多座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城遺址，這些石城背臨山崗，面對河流，往往是成群、成組分布。一般石城的面積為1─2萬平方米，城內保存建筑基址40─100多座。每座石城當是一個獨立的社會單位──氏族或部落。一組石城群則可能是一個部落或部落聯盟。陰河流域的遲家營子石城面積約10萬平方米，尚存石砌建筑216座，估計城內建筑基址總數達600座以上，這座規模－、宏大的石城可能是這一組石城群的中心。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墓地多分布在城址或聚落的周圍。敖漢旗大甸子墓地已發掘千余座墓葬，大多數成人墓葬陪葬一鬲、一罐或一盆，墓葬填土中埋有用于祭祀的整豬，只有20余座墓葬在墓葬形制，隨葬器物方面較為優厚，說明當時已存在著貧富等級差異，但這并沒有動搖氏族社會的公正傳統。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氏族族葬墓地和聚族而居的聚落遺址形態，正反映出夏家店下層文化雖已跨入文明的門檻，但并未形成統一國家的組織。西遼河水系地處北緯41°─43°，恰好是北方寒帶草原和燕山以南暖濕帶兩大生態系統的交界帶，它的西北是荒漠平原，南有燕山，東臨醫巫閭山，獨特的自然條件，構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史前時期的興隆洼、趙寶溝、紅山、小河沿文化都在這里孕育形成。全新世冰川期以后的暖濕氣候，為這一地區的原始農業提供了良好的生態條件。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經濟仍然是以種植粟類谷物為主的農業經濟。本地區的森林草原地帶，氣候相對寒冷，也為狩獵經濟提供了良好的場所。
　　夏家店下層文化普遍流行占卜的習俗，占卜多用動物的肩胛骨和肢骨稍加修整而成，在卜骨上發現有圓鉆和灼燒的痕跡。
　　過去，一直以為海河北系的大沱頭文化類型和壺流河文化類型是從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兩種類型，并且以為大沱頭、壺流河類型晚于藥王廟類型，因而得出夏家店文化漸南漸晚的發展趨勢。現在看來，后兩種文化類型的內涵更為接近先商時期的漳河──輝衛類型。這兩種類型文化遺存介于先商文化漳河──輝衛型和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間，成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先商文化進行交流的緩沖地帶。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壺流河類型、大沱頭類型、先商文化漳河──輝衛型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表現出多種文化在燕山南北相互滲透、傳播、交流和重疊膠著的狀態。
　　夏家店下層文化可能是在紅山──小河沿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二者之間還存在有文化上的缺環，需要填補。夏家店下層文化孕育期間，同時也受到河北龍山文化和內蒙古西部老虎山文化和山東龍山──岳石文化的強烈影響。
　　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時間大約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生態條件的變化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全新世暖濕氣候在距今5000年左右開始轉變。氣溫降低，雨量減少，生態環境驟然惡化。據竺可楨研究，全新世最低溫度期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惡劣的生態環境，使原始的農業經濟逐漸萎縮，而草原畜牧經濟在逐漸的形成，遼西地區夏家店下層文化可能會受到較大的沖擊。二里崗階段，商人勢力急驟擴大，并沿燕山一帶向北拓展，這種社會和部族的矛盾、沖突，可能也是造成夏家店下層文化衰落的社會原因。另外，內蒙中西部半游牧部族的沖擊，也對遼西地區文明給于較大的威脅。
　　有關夏家店文化族屬的推測有幾種論說：東夷族，肅慎，燕亳，伯夷、叔齊孤竹國，先燕，葷粥，東胡，山戎等。以上諸說并沒有定論，這仍是一個值得注意和探討的問題。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分布地域除覆蓋夏家店下層文化區域外，并有拓展，北界已越過西拉木倫河，東界在努魯兒虎山東麓，包括遼西建平大凌河上游一線，南界也越過燕山至冀北灤河上游流域承德一帶，西界尚不清楚。典型遺址和墓葬有夏家店、蜘蛛山、寧城南山根、林西大井銅礦、赤峰紅山后、龍頭山、敖漢旗周家地、翁牛特旗大泡子等。文化區主要分布在熱河山地一帶。
　　根據目前資料，赤峰布克騰旗龍頭山遺址可以視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北部類型，也是年代較早的類型。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流域曾經是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中心地區，并由北向南發展。凌河類型位于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區的南部，可視為南部類型。南山根類型分布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區的中部偏西南地區，可視為中部類型。
　　過去，一般認為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年代，上限可以早到西周早中期，下限可能晚到戰國，現在根據龍頭山遺址的發掘和類型的確立，可以把這類遺存的上限推到晚商的紀年。
　　夏家店上層文化內涵極為豐富，就陶器特征觀察，基本屬于紅褐陶系統，陶色不均，陶質粗糙，火候較低，皆為手制，多素面磨光，以鬲、鼎、罐、瓿、豆、盆為主，炊器多有ｐàｎ＠（２３）式雙環耳，其中筒狀鬲和鼓腹鬲、錐足鼎最富特點。
　　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使用已十分普遍，多系兵器和馬具，以銎柄式直刃和曲刃青銅短劍、肩形銅斧、動物銅牌、頭盔、各式馬具見長，這些器物極具草原游牧文化特色。
　　夏家店上層文化已發掘百余座墓葬，墓葬多在遺址附近，長方形豎穴，多東西向，以石板或石塊壘砌最有特點。墓葬已明顯有貧富、等級差異。南山根M101和M102石槨墓是夏家店上層文化最重要的兩座墓葬。M101是一座典型的石槨墓，時代約在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墓中出土青銅器達500余件，其中青銅容器有鼎、簋、ｆǔ＠（２４）、鬲、瓿、杯、豆形器及雙聯罐，兵器和用具有劍、戈、矛、刀、盾、盔、鏡等，車馬器數量較多。這座墓葬的主人地位較高。墓中隨葬器物基本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具有本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特征的器群。第二組是具有中原周文化特征的銅器，以青銅禮器鼎、簋、ｆǔ＠（２４）和青銅兵器長胡直內戈及矛為代表，第三組是具有鄰近地區如遼西魏營子類型的青銅器物。這種情況表現夏家店上層文化，既同中原地區的西周文化又同鄰近地區其它族屬的青銅文化都發生著密切的聯系。M102的年代和M101相近，墓中出土刻紋骨板，是一件罕見的文物。骨板刻紋內容是以兩駕馬車、射手、狗和鹿組成的畫面，刻劃風格頗類蒙古高原地區同類巖畫的圖像。這塊骨板進一步確認夏家店上層文化屬于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系統。當時，在北方草原地區，可能已普遍使用馬車，不僅用于狩獵，而且還用于戰爭。
　　進入西周紀年以后，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的生態環境逐漸干寒，氣候的變化，引起農業經濟的萎縮，草原游牧經濟在這里逐漸形成。商末周初，中原地區經歷了王朝更迭的政治動亂，相對而言，商末在北方的勢力逐漸退縮。與此同時，以從事畜牧業為主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日益強大。為滿足游牧經濟對牧場的需求，對農業資源的掠奪，夏家店上層文化逐漸向南擴張，并和內蒙古西部和內蒙古東部其它從事畜牧經濟的部族相互融合，在燕山以北，形成了一條綿延千里的文化帶，同燕山以南以農業經濟為主的中原青銅文化集團對峙、抗衡。戰國以來修茸的長城，成為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農業文化人為的分隔線。
　　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源頭并不清楚。一些學者以為夏家店上層文化是由夏家店下層文化經龍頭山類型發展起來的。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夏家店下層文化在商代晚期分別被魏營子類型和圍坊三期文化代替。魏營子類型主要分布于原藥王廟類型范圍，圍坊三期文化主要分布在原大沱頭類型和壺流河類型范圍。魏營子類型和圍坊三期文化雖然都與夏家店下層文化有某些繼承關系，但整個面貌又有明顯不同。魏營子類型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漸演變為夏家店上層文化。圍坊三期文化在西周逐步與周文化融合而成早期燕文化。
　　從分布地域和延續年代上分析，夏家店上層文化的族屬可能與《史記》中記載的山戎有關。
　　西北地區青銅文化　　主要是指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青銅文化。這里，地處中國境內黃土高原的西緣，西南連接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北面有騰格里沙漠，東面，高峻險阻的六盤山、秦嶺使其和中原地區阻隔，形成了和中原地區截然不同的生態環境。冰川期后的曖濕環境，使甘青地區的高原和谷地孕育了極為發達的彩陶文化，夏商時期，這些新石器時代文化相繼發展衍變成甘青地區豐富多彩的青銅文化。火燒溝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是中國西北地區最重要的青銅文化類型，它們都對中原地區商、周王朝的形成和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①火燒溝文化　　又稱四壩文化，最初發現于山丹縣四壩灘，是西北地區時代較早、極富特征的一種青銅文化。1976年，在甘肅玉門火燒溝遺址發掘墓葬312座，隨后又在酒泉縣干骨崖、民樂縣東灰山等地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火燒溝文化內涵基本被揭示。
　　火燒溝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地區，東界可到山丹、武威，西界延伸到安西的疏勒河南岸，南抵祁連山北麓，北至巴丹吉林沙漠的西南緣。已發掘這一時期的墓葬達600余座。墓葬形制大部分為偏洞式墓，墓東西向，以仰身直肢葬為主，青銅器在火燒溝文化墓葬中普遍發現，銅器以模鑄為主，青銅、紅銅均有。器類以小型用具、工具和兵器居多，有斧、镢、鐮、鑿、刀、匕首、矛、鏃、錐、針、泡、釧、管、錘、鏡形物等，這是甘肅境內發現早期銅器最多的一種遺存。個別墓葬中還出土有金銀裝飾品。火燒溝墓葬中普遍殉牲，發現有狗、豬、牛、馬、羊的骨骼，部分墓還發現殉人和以人作祭牲的現象。火燒溝文化的墓葬已經出現明顯的貧富、等級差異，其中一件多范合鑄的權標頭，體現出部落首長的高貴身份和權威。
　　火燒溝文化被劃分為五期，以火燒溝墓地為代表，是火燒文化上行發展的階段，以干骨崖墓地為代表，是火燒溝文化下行衰落的階段，根據碳十四的數據，火燒溝文化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形成，約在公元前1600年逐漸衰落下去。
　　火燒溝遺址發現有石鋤和石磨盤及大量農業生產工具，同時發現炭化的麥粒和大量的栗粒，這表明火燒溝文化是以定居農業為主，并兼營畜牧業的多種經濟。墓葬中普遍發現的海貝、松綠石、瑪瑙珠，表明當時已有廣泛的交換。
　　火燒溝文化的墓葬形制大部分為偏洞式墓葬，這種特殊的墓葬形制是由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類型發展而來。火燒溝文化的陶器以彩陶為主，陶器紋飾風格明顯承襲馬廠類型，有不少器類則接近齊家文化皇娘娘臺類型。這些跡像表明，火燒溝文化可能來源于馬家窯文化馬廠類型，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又明顯受到齊家文化晚期遺存和來自西部中亞地區早期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
　　火燒溝文化的年代大約相當于二里頭文化晚期至早商，從分布地域和埋葬習俗考察，可能是古代羌人文化的遺存。在中國境內早期青銅文化遺存中，火燒溝文化發現銅器最多，冶鑄青銅的技術較高，引人注目。
　　②寺洼文化　　寺洼文化遺物于本世紀二十年代首先被瑞典學者安特生在甘肅臨洮寺洼山發現。隨后，中國學者夏鼐、斐文中也在寺洼山進行過科學發掘，并正式確立寺洼文化。最近半個世紀，在甘肅、陜西等地已發現近百處寺洼文化遺址和墓地。根據目前資料，寺洼文化可區分為兩個類型，即寺洼山類型和安國類型。
　　寺洼山類型和安國類型共有的典型器類為馬鞍形雙耳罐，陶質粗糙，均手制，陶土有大量摻合料。寺洼山類型墓葬出現火葬，安國類型均系土坑豎穴墓。種種跡象表明安國類型文化遺存的上限可以早到殷墟早期階段，主要流行在西周晚期。寺洼山類型有可能早到商文化的二里崗期。
　　寺洼山類型分布在洮河流域，是寺洼文化分布地域偏西、時代較早的一種遺存。
　　安國類型分布地域偏東，時代略晚，就墓葬材料觀察，安國類型可能是由寺洼山類型發展而來，一些學者又將安國類型文化劃定為欄橋──徐家碾類型和九站類型。
　　目前，一般所指的寺洼文化安國類型，典型遺址有平涼安國鎮、莊浪徐家碾、慶陽合水九站、西和縣欄橋等地的考古遺存。安國類型遺存分布較為廣泛，西起子午嶺，越六盤山經隴山西側深入到洮河流域，向南延伸到岷山北麓、白龍江流域，其分布地域大約包括今甘肅慶陽、平涼、天水、武都地區。從隴東高原到甘南谷地，綿延近千里，呈扇面分布在陜甘交界處。安國類型遺存，東北界和北界與北方地區青銅文化朱開溝·石樓·綏德文化在子午嶺一帶接壤，東南界和先周文化、西周文化在隴東高原山地交錯相連，西部伸至洮河流域和辛店文化相合，南界可能還和早期蜀文化接壤。
　　商周時期，寺洼文化安國型曾進入陜西關中地區，鳳縣龍口、寶雞竹園溝、ｍéｎｇ＠（２５）峪溝、扶風周原境內都曾發現寺洼文化遺物。安國類型有墓葬習俗、隨葬器物方面和先周、西周文化有若干相似之處，兩者共有的典型器類是聯襠陶鬲和三角形ｋｕí＠⑨式青銅戈。寺洼文化在涇水上游隴東高原和先周文化區相互交結、重合，兩者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必然互相滲透、相互融合。
　　③辛店文化　　1924年被瑞典學者安特生在甘肅臨洮辛店村發現，半個世紀的考古資料表明，辛店文化是甘青地區內涵豐富，分布廣泛，延續時間較長的一種青銅文化類型。
　　辛店文化分布在黃河上游及其支流涇水、大夏河、洮河流域一帶。在隴山以西，辛店文化遺址和寺洼文化遺址交錯重合，在湟水流域，辛店文化遺址和卡約文化遺址交錯重合。辛店文化可被區分為三個類型，它們是山家頭類型、姬家川類型、張家嘴類型。山家頭類型分布在河湟地區，文化面貌和齊家文化的西部類型有很多相似之處，有可能系由齊家文化發展而來，但山家頭類型諸多的彩陶因素和偏洞式墓葬形制，又表明和馬家窯文化的半山、馬廠期以及火燒溝類型文化有某種淵源關系。姬家川類型明顯是由山家頭類型發展而來，其分布地域靠東，主要在洮河流域和渭水上游地區，這類遺存的年代約在殷商時期，下延可到西周時期。張家嘴類型晚于姬家川類型，分布地域靠西，在河湟一帶，和卡約文化分布地區重合。
　　辛店文化山家頭類型和姬家川類型流行的雙大耳罐、腹耳罐、單耳罐、圜底缽、雙耳分襠袋足鬲和陜西關中周原地區劉家類型文化有很多相似之處，它們都盛行偏洞墓。劉家類型文化應該是由辛店文化山家頭類型和姬家川類型發展而來，辛店文化很有可能是先周文化的重要來源之一。
　　④卡約文化　　主要分布在黃河上游湟水流域的青海湟中、西寧、民和、循化、大通等縣，歷史上稱為“河湟地區”。卡約文化延續時間較長，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和辛店文化諸類型多有重合交錯。兩種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滲透。西寧卡約文化遺址中曾發現一件雙耳錐足分襠銅鬲，伴出有卡約文化陶器。這次發現，似可將卡約文化的年代提到商代二里崗期。
　　縱觀甘青地區諸種青銅文化遺存，火燒溝類型年代最早，主要居于河西走廊地區，卡約文化偏西，主要分布河湟地區，辛店文化居中，主要分布在河、洮之間，寺洼文化偏東，主要分布在洮河和渭水中上游地區。卡約文化和辛店文化的形成，明顯與馬家窯文化半山、馬廠期和火燒溝文化有關，寺洼文化的形成，則和齊家文化有關。幾種文化在其發展階段上，相互滲透、擴張、融合，共同構成了甘青地區青銅文化瑰麗多姿的局面。火燒溝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應該都屬于古代羌戎的文化。商周時期，羌和西戎居于西部，對中原地區發生過深遠影響。根據甲骨卜辭記載，商王朝長期和羌方處于敵對、征討狀態，殷代用于祭禮和人殉、人牲的奴隸，主要來源于羌。羌方在很長的時期內，臣服于商王朝。
　　先周時期，居于西土的周族與羌族結為穩固的部落聯盟，周族和羌族的一支姜，保持了世代的姻親關系，在周人滅商的斗爭中，甘青地區廣大羌戎部族，成為周人穩定的后方和周盟者，隨著商周王朝的更替，羌戎逐漸進入關中地區和中原地區，他們和中原民族同化和融合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三代時期，中國境內各地區部族文化的互動異常活躍，這種部族之間文化相互傳播、交流以至互相融合的浪潮，深深蕩及北方草原地帶和邊遠的河湟地區。中原地區商文化的政治影響和文化影響，通過各種渠道，被及這里，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制約和規范了周邊地區青銅文化的發展進程。各種紐帶，使邊遠地區青銅文化同中原地區夏、商、周三代文化緊密地連在一起，它們作為一顆大樹上茂盛的枝葉，和中原地區共同譜出中國青銅文明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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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阝加敖
　　＠②原字澶去左
　　＠③原字酉加鬼
　　＠④原字氵加開
　　＠⑤原字氵加豐
　　＠⑥原字氵加韋
　　＠⑦原字田加寺
　　＠⑧原字氵加胥
　　＠⑨原字癸加戈
　　＠⑩原字弓加魚
　　＠⑾原字規下加鬲
　　＠⑿原字儡去掉亻下加缶
　　＠⒀原字钅加享
　　＠⒁原字钅加傅去左
　　＠⒂原字扌加日
　　＠⒃原字艸下加鬼
　　＠⒄原字工下加口
　　＠⒅原字虎去幾下加鬲再右加瓦
　　＠⒆原字門內加干
　　＠⒇原字犭加嚴
　　＠（２１）原字廠內加敢
　　＠（２２）原字其右加丸下加女
　　＠（２３）原字板下加金
　　＠（２４）原字竹下加甫下再加皿
　　＠（２５）原字氵加蒙
　　＠（２６）原字氵加云
　　＠（２７）原字火加鷸去鳥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57～92K21中國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盧連成19951995 作者：中國歷史地理論叢西安57～92K21中國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盧連成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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