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經濟理論的發展狀況及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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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知識經濟時代正開始取代工業經濟時代。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給人類帶來了空前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全面、系統地研究知識經濟理論是人類在把握歷史性機遇的同時避免其可能帶來的危機迫切需要。從知識經濟發展的脈胳來看,它是在農業和工業經濟中孕育并發展起來的。其理論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淵源并與知識在經濟中的作用的重要性密切相關。從發展態勢來看,知識經濟理論已經歷了醞釀階段,正處于初期發展階段,它需要經濟學界做出長期的努力才能過渡到成熟階段。
      一、醞釀階段
  早期的經濟學家就開始注意到了知識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亞當·斯密(AdamSmith )就曾指出新的專家階層為創造服務于經濟的知識起著重大作用。
  現代古典經濟學的鼻祖馬歇爾(Afredx Marshel)認為資本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著知識與組織,甚至認為知識是生產中最大的動力。可以說,馬歇爾是最早提出知識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的經濟學家之一。
  倫敦學派和新奧地利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哈耶克(Fredich ·A ·Von Hayek)非常關注知識的作用。他是最早關注隱含的、 與具體場景有關的單個主體知識的先驅之一。他將知識分為科學知識和與特定場景有關的知識,并認為正是這種不斷變換的特定場景決定了經濟個體之間的相對優勢。
  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熊彼特(Joeph Alols Schumpeter)更是重視知識創新的決定性意義。他在他的創新理論中,認為引起經濟不斷發展的動力就是創新;認為創新決定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生、發展與必趨滅亡的過程;創新決定著經濟周期。實質上,他承認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為工業經濟形態演變為知識經濟形態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由于當時知識對經濟作用的程度相對較低并且物化在機器和勞動力中,熊彼特等人在如何定義知識、如何使其成為一種獨立的要素等研究方面存在較多的理論缺陷。因此,他們的理論在當時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1956年,索洛(Solow )為在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確立科學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作出了開拓性貢獻。首先,他假設技術是一種免費的公共產品,生產要素投入報酬不變,市場是完全競爭性的。然后,在哈羅德——多瑪模型的基礎上,生產函數中引入了一個除勞動和資本之外的變量即技術進步。索洛用他的模型分析了美國1909年到1949年的經濟增長。在扣除資本和勞動力的貢獻之后,得到技術進步在此期間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為87.5%,從而確立了技術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另外,在他的模型中也較好地反映了最終產品市場的競爭性、技術使用的排他性和物質生產的規模收益不變等情況。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索洛自己也承認他的模型存在一些重大缺陷,主要為不能將技術納為一種內生變量、技術進步僅是時間的函數、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和資本無關、技術是免費的公共產品、對生產要素投入報酬不變假設不成立等。
  之后,以丹尼爾遜(Denisn)等人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索洛模型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丹尼爾遜將傳統的生產要素(如資本、勞動力、土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扣除,剩余的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余值。丹尼爾遜進一步去掉勞動結構變化,規模經濟及其它因素的影響,最后將余值劃分成為兩部分。一部反映了技術進步,另一步反映由于技術差距所引起的追起因素。丹尼爾遜放松了索洛的一些嚴格假設如允許內部結構不均衡、規模收益的產生等,對全要素生產率也作了較深入的分析。
  阿羅(K·Arrow)認識到索洛將技術進步視為經濟系統的外生變量的缺陷,他希望建立一個反映技術進步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他認為技術進步是知識和經濟積累的結果。這些知識和經驗又是人們從經濟活動的實踐中學習而來。據此,他于1962年建立干中學模型。他利用該模型得出了產出對勞動的報酬是遞增這一結論。這為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1975年,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在《后工業化社會的來臨》一書指出:信息和知識是后工業社會的關鍵變量。他還提出了知識的擴散模式即貝爾模式。
  1985年,日本@①屋太一在《知識價值革命》一書中指出,未來的社會是“知識價值社會”。
  鑒于知識的重要性的遞增,美國政府于1985年授權Calgary 大學成立“知識科學研究所”(KSI)。 該研究把知識作為一個體系加以了全面的考察。同時也研究了知識對社會和經濟各個方面的作用過程與機制。
      二、初期發展階段
  1986年以后,知識經濟理論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其標志為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羅默根據其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進行的觀察得出了GDP增長率是不斷上升的結構。 這一結論與索洛的經濟增長模型得出的各國經濟增長將趨同并最終達到一致的結論相反。為了解釋這種與傳統的外生經濟增長理論相反的矛盾現象,羅默提出了“有益的外部經濟效果”的概念,即單個企業進行可產生新知識的投資會對其他企業及整個經濟產生正面的溢出效應,從而使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提高。并且在一定條件下,這種效應可以使知識總量的邊際效益提高。據此,他建立了他的第一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之后,他又以技術變革是經濟增長的核心,技術變革是由企業以獲利為目的研究與開發活動(R&D)引起的,知識可以無價地重復使用等假設為基礎,于1990 年建立了他的第二個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得出了以下結論:(1 )在長期經濟增長中,是人力資本決定著經濟增長;(2 )技術進步速度對利息很敏感;(3 )對研究與開發活動的直接激勵比對資本設備激勵對經濟增長更為有效。該模型的主要貢獻為:(1)將生產新知識、 知識物化到資本中及用這些新的資本來生產最終產品等創新過程予以了恰當的處理;(2)使知識成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3)顯示了技術創新所帶來的溢散效果對促進經濟持續增長的機制。羅默的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缺陷為不能反映個人和企業對知識的壟斷權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993年,納迪里(Nadiri)等人對知識的研究與開發活動(R&D )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作了分析。其關注的重點在于產業層次或企業層次等微觀方面。他們認為對R&D 進行投資所產生的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可能不同,需要對知識生產所產生的社會綜合效應進行分析。納迪里的綜合分析表明,對R&D 進行投資所帶來的私人企業回報率或產業回報率平均在20—30%,而社會回報率則為20%—100%,平均為50%左右。
  納爾遜(Nelson)等人則認為,由于知識市場的不完備,使R&D 所帶來的私人回報率和社會回報率存在較大差異,并認為這一差異會對知識的生產、傳播和使用產生影響。他們從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應用過程入手,分析了市場制度的缺陷,為政府干預市場、彌補市場不足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他們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學和技術的界限愈來愈模糊,私人企業也參與基礎性研究以盡開發產品投入市場。所以應在刺激人對企業投資R&D 的積極性和獲取最大溢散效果之間權衡,應合理區分公共知識和私有知識并設計新的市場制度。
  1994年,德魯克(Petre F·Ducker)在其1959 年提出“知識社會”的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其理論。他認為,二十世紀發生了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這些變革孕育了知識社會的出現。知識社會是一個依賴知識工人的社會,而知識工人必須接受正規教育才能獲得工作和社會地位。因此,教育將成為社會的中心,學校是關鍵的機構。同時,知識只為了應用而存在。知識的生產率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產業、一個企業的競爭力。另外,德魯克還對知識社會中的管理藝術、部門構成、非盈利部門的作用、知識資源的共享性,知識對社會及政治創新的需求等作了論述。
  美國信息探索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x Informefion Studise)在其出版的《1993—1994年鑒》中明確指出,由于世界經濟已變成信息密集型經濟,而信息和技術又具有獨特的經濟屬性,信息和技術正在取代資本和能源而成為創造財富的主要資產。體力勞動也正轉變為智力勞動。
  隨著研究的縱深發展。與知識評估有關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1994年11月,在由美國國家研究會和世界銀行共同主辦的題為“為發展調整技術”的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了“國家知識評估”這一概念。1996 年4月,美國國家研究會組織了一個知識評估委會,編寫了評估知識系統(主要為創造和使用知識)的《國家知識評估大綱》。在《大綱》中指出發展中最大的問題在于不知道需要什么樣的知識。在研究方法上,構建了國家系統功能模型作為知識的供方。《大綱》將知識系統的功能分為激勵、創造、吸收、傳播和利用等六個方面,并標明了各功能在模型中的位置,以反映各功能之間的聯系。然后,通過繪制星狀圖表的方式反映各功能的強弱以揭示可能遇到的問題,從而找出癥結,清除障礙。
  與《國家知識評估大綱》從宏觀方面對一個國家進行評估相對應,《智力資本》一書則介紹了如何從微觀上對一個企業進行知識評估。 1995年5月,瑞典的第一大保險和金融服務公司——Skandia發布了世界上第一個公開的智力資本年度報表作為傳統年度財務報表的補充,從而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智力資本理論體系與指標評價體系。1997年,   Skandia 的副總裁列夫·艾迪溫遜(Leif Edvinsson)與米歇爾S ·麥隆(MichelS·Malone)合作出版了《智力資本》一書。 他們認為智力資本存在于經濟生活中并能反映了公司未來的潛力,應予以量化,他們在詳細介紹了什么是智力資本的基礎上,建立了智力資本量化評估模型。他們提出一個企業成功的因素包括財務、顧客、運作過程、更新和發展、人力資源等五個方面,并設置了一些指標來評價以上五個方面。將這些指標綜合起來便是稱之為“Skandia” 導航器的動態的整體報表模型, 用之可以反映公司的智力資本。
  隨著研究的深入, 人們開始意識到一種新的經濟形態正在興起。1994年,C·溫斯洛和W·布拉瑪在《未來工作:知識經濟把知識投入生產》一書中,明確提出了“知識經濟”一詞,并對其內涵和外延作了較完整的闡述,并對知識經濟中企業參與競爭的基本要求作了論述。
  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報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一書中,使用“知識經濟”一詞,并指出“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
  之后,美國政府于1997年、世界銀行于1998年分別接受了“知識經濟”這一概念并用它來描述知識和信息起主導作用的“新經濟”,同時明確宣稱世界正在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自此“知識經濟”一詞開始成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由于知識經濟剛剛興起,傳統的經濟理論又在很大程度上不適應其需要,要用新的理論來指導知識經濟的發展,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
陜西經貿學院學報西安73~7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宋迎春/羅丹19981998作者為西北農業大學經貿學院博士研究生 作者:陜西經貿學院學報西安73~76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宋迎春/羅丹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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