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國村落研究的一個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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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與浙江省社會學會共同發起、策劃、組織實施的一項中國村落研究課題名為“經驗中國:50年鄉村社會變遷研究”,它聯合了浙江大學、浙江師范大學、浙江林學院、中共臺州市委黨校以及浙江省方志學會、省鄉村社會史學會、省倫理學會、省政治學會的學者共同參與。這項課題以杭州市蕭山區義橋鎮、臨安市昌化鎮、義烏廿三里鄉后樂村、瑞安塘下鎮、仙居縣中街鎮以及一個已消失了的村莊——杭州市石橋鎮中舟社區(1999年以前是中舟行政村)等6個行政或自然村落為研究個案。此項研究試圖通過這6個個案研究,來透視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進程、發展道路、發展方向、發展機制,折射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軌跡、經驗和啟示。
   一、研究的視角
  社會變遷(social vicissitudes)來源于西方發展社會學和現代化理論,現已成為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普遍使用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中國社會學理論中較有代表性的理論之一。“社會變遷”在社會學中主要是指社會結構的整體性、根本性變遷,它不是指社會某個領域的變化,而是指社會生活具體結構形式和發展形式的整體性變遷。我們如果把社會結構理解為社會生活和社會制度的規律性的(相對)穩定狀態,那么社會變遷即可稱為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生活、社會觀念、社會制度的變化。并且這種變遷的實現往往不是通過暴力的強制手段或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而是通過發展生產力和確立新的社會經濟秩序來完成的。
  一般社會學的理論從古典學者那里開始,一直在研究幾個最基本的問題:社會秩序是如何維持的?內部的和外部的變遷是如何實現的?社會成員又是如何為其生存和人類再生產獲取資源的?社會變遷理論就試圖研究并確定社會的內部與外部變遷,社會變遷的實體、動力、規律、單元、層面,社會變遷的初始動因、基本前提、一般形式、實際過程、具體途徑等。社會變遷理論還試圖研究、確定社會變遷的維度,如速度、深度、方向和可控制性,以及能夠改變原有制度的外部和內部的變革力量,并解釋它們之間的關聯。如果我們要問,社會變遷意味著什么,社會變遷的基本軌跡是怎樣的,如何衡量并揭示其變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控制并預測社會變遷,那就是當今學術的前沿問題了。
  社會學最初借鑒生物學概念,如“組織”、“結構”、“功能”等來認識社會和社會變遷,并構建了社會學的基本框架。這是結構功能主義的宏觀視角,它以國家和地區為分析單位(如歷史結構理論),適合勾劃整體的形貌。功能主義的概念主要是來自于生理學家用肉眼觀察人體的認識,而現代學術則需要采用各種微觀手段深入社會肌體進行研究。因此,社會學賴以生存的“整體性研究的方法論”需要在核心概念上有重大突破。這就又形成了新古典主義的微觀框架,它以個人為分析單位(如均衡和現代化模式),適合說明細微的機理,但又過于簡單。并且,兩者在理論上也沒有形成互補和呼應的關系。因此,尋找一個可以測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視角便成了解決該問題的有效辦法。
  由于中國社會學基礎理論的相對貧乏,以往的研究很多是照搬西方社會學的理論、概念和分析方法,并沒能使我們對中國現實又很清晰的認識,有時還會產生許多困惑。比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自由憲章》中非常重視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自發、自生的秩序。這種自發、自生的秩序在英國近一、兩個世紀里,產生了一種自由主義的結果,但同樣是這種秩序,在東方、在中國、在一些古老的東方小民族里,卻沒有走向自由?這正如有學者所說,別人的理念成為尺子,而自己成為被裁量的對象,在喪失自我的時候,也喪失了真正發展的可能。(注:項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2頁,三聯書店,2000年。)
  因此,我們的研究將不從結構、功能、規則等已有概念出發,而是徹底地從“社會事實”本身入手。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非常強調社會事實對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他在其著名的《社會學方法的準則》一書中說:“把社會事實視為物這個命題,是我的方法的基礎。”(注: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第二版序言,商務印書館,1999年。)“我們對社會事實作如下界說,這個定義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內容: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還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與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表現如何,都叫做社會事實。”(注: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第34頁,1999年。)
  那么,在進行中國鄉村50年社會變遷研究中,什么才是鄉村50年社會變遷中的“社會事實”呢?我們以為,鄉村社會變遷過程中“社會事實”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什么叫“日常生活”?匈牙利女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在《日常生活》一書從多方面分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結構和一般圖式的特征。她認為:首先,日常生活具有重復性,是以重復性思維和重復性實踐為基礎的活動領域;其次,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是以給定的規則和歸類模式而理所當然、自然而然地展開的活動領域;第三,日常生活具有經驗性和實用性。阿格妮絲·赫勒說:“如果個體要再生產出社會,他們就必須再生產出作為個體的自身。我們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為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注: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重慶出版社,第3頁,1990年。)
  這就是說,所謂日常生活,就是旨在維持個體生存和再生產的各種活動的總稱。這各種活動至少包括以下三個基本層次:
  一是日常消費活動。衣食住行、飲食男女等以個體的肉體生命延續為宗旨的日常生活資料的獲得與消費活動,是日常生活世界最基本的層面。
  二是日常交往活動。雜談閑聊、禮尚往來、情感交流、游戲等以日常語言為媒介,以血緣關系和天然情感為基礎的日常交往活動,占據著日常生活的重要地位,并隨著物質財富匱乏問題的相對緩解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日常交往活動會愈益頻繁,愈益豐富,它構成了人的日常社會活動。
  三是日常觀念活動。這是一種非創造性的、以重復性為本質特征的自在的思維活動。它包括傳統、習慣、風俗、經驗、常識等自在的日常思維。
  從日常生活本身出發,正是我們這次對中國村落研究的一個基本視角。我們力圖通過對人的具體日常生活的直接觀察,描寫村民日常生活的活動圖式、內在結構、實踐范圍、運行邏輯、歷史演變,以及日常生活的沖突與裂變、消解與建構;通過對村民日常生活的敘述,直觀地展示出他們生活的基本樣式及其變化,在日常生活中來捕捉、描摹村落變遷的歷程和軌跡;并在對日常生活細瑣敘述的背后,努力發現隱藏其后的一些變量,如時間安排,空間格局,基本的關系網絡。這就像法國年鑒學派的布羅代爾他們,就是從日常的米、糧食、衣服等現象發現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規律,我們力圖通過民俗來了解民情,從中發現其與文字歷史的差別。
  生活事件構成日常生活最主要的事實。因此,生活事件分析(life event analysis)也就可能是尋找、挖掘、把握“社會事實”的最佳方法之一。這種方法的基本假設是:在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中,總會有一些重大的事件影響了當事人的發展。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是指當事人很看中它。反之,如熟視無睹,則不能算作重大事件。其次還要看當事人產生了何種體驗。第三,對這種體驗,當事人又對它作出了什么樣的評價。這實際上是考查被研究者在人生經歷中的重大事件、體驗感受和自我解釋。如果我們能夠發現這些重大事件及其影響,如果能夠把許多人的情況總結出來,那么我們就不僅能夠解釋某類人的生活軌跡,而且可以從中發現個人發展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
  互動就是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交往,又是如何使這種交往產生實質性意義的。這種研究側重于人和小的群體而不是大規模的社會結構。日常生活的互動論視角強調人民總是處在創造、改變他們生活世界的過程中,總是在互動中發展、變遷。
  我們這項研究就試圖從這些最補素、最常見的日常生活事實本身,從村民日常的生活事件中發掘出一些簡單的東西來,然后再拿這個看已有的理論、概念,看有沒有可能從這里形成一般性的學術概念。迪爾凱姆就曾明確地指出:“凡是科學,其目的都在于發現,而凡是發現,都要或多或少地動搖既有的觀念。因此,在社會學中,學者就得按照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并對自己的研究結果堅決表現出無所畏懼的態度。”(注: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第一版序言,商務印書館,1999年。)
  彭伽勒在《科學的假設》中也提出,在研究一個問題之前,研究者必須提出一個假設,用來解釋他的研究可能得出的結果。這個假設不應限制研究者收集具體的資料,而是指導他按照肯定該假設和否定該假設的方式選擇并組織資料。如果這個假設不能夠解釋結果,就要對其做修正,或用一個新的假設代替它,然后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者必須對其初步結果中不規則的東西做出解釋,反復修改最初的假設,并繼續其調查,直到建立起一個令人滿意的命題。(注:轉見馬若孟:《中國農村經濟》,江蘇人民出版社,第28頁,1999年。)
   二、研究的內容
  中國社會的根基在農村底層、在農民,中國的社會發展問題主要是農村的社會發展問題,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干內容也正是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這不僅因為在區位結構上鄉村占居絕對的多數,而且因為鄉村生活模式和文化傳統的任何細微變化都顯示了現代性因子在鄉村社會的擴展。即使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本質上也仍是鄉村社會變遷的過程。
  國外社會學界特別是歐美等國的社會學界關于鄉村社會變遷研究起步較早,微觀實證性理論成果非常豐富。但是對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鄉村社會變遷進程、特別是鄉村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村落居民身份變更、階層變化、社會流動、國家力量在村落中的作用以及在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影響的研究,限于關注興趣或研究條件,尚未有充份、厚重的實證研究以及在實證研究基礎上的理論歸納。
  至于對中國的城市化與鄉村工業化、市場化過程中的村落經濟重組、社區變遷的研究、傳統文化資源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促進農村發展的社會結構因素、村落社會結構對村落發展的作用、國家對村落社會的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在國家社會關系格局中還有沒有傳統村落社會的生存空間、國家政權擴張對村落權力結構的影響、地方政府等外生權力與村落中的內生權力是怎樣結合的、地方政府對村落發展所起的作用、村落文化對村落變遷的作用,等等,應該說基本闕如。
  有一些學者雖然意識到中國的鄉村變遷以及在此過程中的鄉村社會的重建、村落經濟重組等問題不僅具有地緣性意義,而且在整個社會發展研究中也具有類型意義,但是目前也未及真正展開從微觀經驗事實分析到中觀、宏觀理論闡釋和歸納的研究,當然更沒有集中考慮政府政策選擇的有關問題。
  國內社會學界和經濟學、政治學、社會人類學界關于鄉村社會、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村民主政治建設等等,均有相當數量的論著、資料匯編。近5年來這類研究論著迅速增加,在研究方向上正在由鄉村田野實證研究走向面向中國社會經驗的理論歸納,研究水平也有較大提高。這類研究為深入探究中國農村基層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奠定了寶貴的基礎。
  不過,就本課題擬討論的問題而言,一些具有相關性的研究論著則似乎存在兩個不足:第一,有一類研究比較缺少經驗事實分析的基礎,以及在此基礎上體現中國區域特色的理論解釋和政策選擇研究;第二,另一類研究雖然從經驗事實的采集、分析為起點,但是整個研究卻未深及村落基層,特別是對近年來城市化和農村工業化加速的背景下的鄉村社會重建、村落經濟重組、日常生活變革等,未予以足夠重視。
  比如,在以前,社會學研究農村是著重于:村莊作為一個社會實在,究竟是怎樣被組織起來的,怎樣運行的。而現在考慮較多的是:在人民公社解體、小農經濟恢復以后,中國農村究竟是怎么樣的狀況?是靠什么東西來運行的?怎樣在現在的情形下理解它,各個機構、各個群體分別在其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這個事情和“我”(或者和“我”所在的群體、機構)是什么關系?從學術界來說,對這樣的問題好象一直沒有很好的說法,甚至關于農村現在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人們得出的結論也往往大相徑庭。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我們覺得是和過去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有直接關系的。更明確地說,過去我們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帶有一種很強的僵硬性,帶有將西方的概念、理論生吞活剝、簡單照搬的比附性。它很難面對和容納這樣兩個問題,一個是多樣性,第二個是本土性。例如,在對國家與鄉村的關系研究中,我們以前就是簡單地將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看做一種組織結構的關系,以靜態的概念和框架來研究,而忽略了那些很難納入這個框架中但又時時在起作用的非常微妙的本土化的因素。
  唯其如此,我們研究的基本問題就是社會變遷,或者說,就是現代性因子在鄉村社會、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滲透與擴展,我們將通過這樣的研究來努力實現對50年中國鄉村社會變遷探索性分析,討論城市化與農村工業化加速背景下的新情況以及鄉村社會重建、村落經濟重組、日常生活變遷的進一步發展趨勢,同時,從政府決策的角度,研究政策選擇問題。
  隨著社會變遷的加速,社區的封閉性越來越弱,根越來越淺,變動越來越劇烈、頻繁,能被看作整體社會的具體而微小的傳統性的社區正在消失。新社會空間,超越了固有的地域、體制、身份等一系列社會邊界,展示了另一種可能的社會組織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可能會促進體制的變革,促進原來社會邊界的更改,成為當今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途徑。目前,整個社會越來越緊密地纏在一起,沒有哪個部分可以稍稍脫離外部大社會而存在。沒有哪個研究對象可以用靜態的、相對孤立的眼光來看它。當前社會運行的重要邏輯可能已不是經長期共同生活而積淀下來的結構,而是人們充分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策略而進行的建構。
  同時,我們還以為,要科學把握中國村落社會結構,明確村落變遷的動力機制,可以將村落作為農村社會生活的基礎單位,從家與村的結合原理研究村落內部社會結構,同時研究村落外部市場和政府對村落社會結構的影響,從而把握村落社會整體結構。研究村落社會變遷的主要是探討農戶、村落、地方市場和地方政府及城市因素的結合原理。即在研究村落社會內部結構的同時,還要研究對村落內部結構產生影響的外部環境,主要是村落與城市和市場以及國家的互動關系。
  我們這項研究以杭州蕭山義橋等6個行政或自然村落個案研究為基礎,通過對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諸如上學、做工、當兵、經商、辦廠、糾紛、通婚、分家、送禮、擬親、游戲等50年的追蹤描述、解剖、透視,觀察村落中居民與國家、城市、社會、市場的互動,闡釋鄉村中國現代化的變遷、發展。結合區域比較,形成理論歸納和一般概括。
  從構成農村社會主體的角度出發,重點討論的內容主要是:
  1、村落中的群體(主要是精英和弱勢群體)。通過日常生活中的飲食、住房、交通、婚喪嫁娶等事件,描述50年來村落居民身份變更、階層變化、社會流動;
  2、村落中的家庭和家族。通過生育、婚姻、分家、送禮、擬親、游戲等日常生活事件透視50年來中國家庭家族制度的變遷;
  3、村落中的社區。通過村民的日常生活,透視村落內部及村落與村落之間的社會交往;
  4、村落中的“城市”。通過上學、做工、當兵、通婚、擬親、游戲等日常生活事件,透視村落中的城市化因素積累、擴展以及鄉村與城市的互動;
  5、村落中的市場。通過考察村落生產的某一產品,從其原材料采購、生產、銷售,直到進入消費者手中的整個流程,透視村落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闡釋市場化、全球化的自然進程;
  6、村落中的“國家”。通過教育、文化、經營、訴訟、黨政組織等,透視國家力量在村落中的作用,在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影響。
  本課題擬研究的一些問題主要有:
  1、什么是現代化?現代化的一般動力是什么?傳統文化資源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是什么?村落文化對村落變遷的作用是什么?
  2、中國農村50年變遷的路徑有哪些?工業化、市場化力量對村落變遷的影響是哪些?推動村落變遷的內在主體是哪些?是以農戶為主體還是以村落為主體?村落社區的作為是什么?促進農村發展的社會結構因素是哪些?村落社會結構與內發發展的關系是什么?村落社會結構對村落發展的作用是哪些?發達村落社會結構的特征及其形成條件是什么?欠發達的村落社會結構及其所缺乏的經濟社會條件是什么?
  3、哪些因素給村落發展及農民生活造成了不必要的困難?農民負担有哪些?農民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哪些因素在影響技術變革、農村資本積累和土地經營方面起了關鍵性作用?農民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4、村落的產業結構是怎樣的?鄉鎮企業重組與持續發展?村落與地方市場是如何交流?是城市化、工業化帶動了農業的發展,還是農業的發展推進了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三十年集體化給人們創造了什么財富,留下了什么財富?阻礙農村落后的發展的社會因素有那些?
  5、村落的文化發展與教育的成熟程度如何?親族關系網絡的作用?宗教信仰對社區規范形成的意義?社會聲望是由什么因素確定的,是職業、技能、知識、報酬,還是社會關系?農民的公正觀念及其表達?外來民工的群體意識及與當地居民的融合度?
  6、國家對村落社會的介入的方式和程度如何?在國家社會關系格局中還有沒有傳統村落社區的生存空間?國家政權擴張對村落權力結構的影響是哪些?地方政府等外生權力與村落中的內生權力是怎樣結合的?地方政府對村落發展起著什么樣的作用?農戶與村落相互作用形式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
  我們希望通過這6個村落的實證調查研究,最后能夠說明:
  中國農村社會是怎樣生長?村落作為一個共同體對國家、社會以及村民的意義是什么,它的變化對國家、社會以及村民又意味著什么?村落的運作機制怎樣?技術對鄉村社會生長的影響如何?村落對公共領域和公共項目是怎樣關心、怎樣對待?農村社區建設的現狀怎樣,其將來的發展趨勢如何?村落中的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因素是如何積累、擴展以及鄉村與城市是如何互動?城市化與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社區如何變遷?變遷的動力機制、變遷類型怎樣?國家力量在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影響。
  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中國農村與西方國家的農村又很不一樣。從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出現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年,可以說是發生了裂變。社會科學應該關注這一變化,應該為社會、為歷史留下點有價值的東西。我們不僅有理由相信此項研究通過對鄉村社會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透視,有助于及時總結和探究中國農村基層50年來發生的革命性轉變,折射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軌跡、經驗和啟示,而且有理由期望此項研究成果能夠于中國鄉村社會變遷與一般變遷理論也有所貢獻,此外還將有助于探究關于中國村落研究的新的視角、方法或范式。
   三、研究的方法
  “方法”最早在古希臘人那里,是指一門學問,即“關于沿著——道路正確行進的學問”。從現代語義學上來說,它也是指“按照某種途徑”,指思想、行動或解決問題的門徑和程序。我們對中國村落研究所關注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是福樓拜式座右銘所推崇的“好好地寫寫那些平庸無奇人”的世事人情。因此,從方法上來說,它是一種被歐美學者稱作“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也稱“定性研究”。
  這種方法是在自然情境下進行,對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社會組織的日常運作進行研究。研究者通過自己親身的體驗,對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義建構做出解釋。這種研究是一個對多重現實(或同一現實的不同呈現)的探究和建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雙方都可能會變,收集和分析資料的方法會變,建構研究結果和理論的方式也會變。因此,質的研究也就是指,“在自然環境下,使用實地體驗、開放型訪談、參與型和非參與型觀察、文獻分析、個案調查等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細致和長期的研究;在當時當地收集第一手資料,從當事人的視角理解他們行為的意義和他們對事物的看法,然后在這一基礎上建立假設和理論,通過證偽和相關檢驗等方法對研究結果進行檢驗;研究者本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個人背景和被研究者之間的關系對研究過程和結果必須加以考慮”。(注:陳向明:《旅居者和“外國人”——留美中國學生跨文化人際交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73-8頁。)
  質的研究一般是采用歸納的方法。根據Moustakis的概述,這種歸納的過程通常由以下步驟組成:(1)研究者將自己投入實地發生的各種事情之中,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況;(2)尋找當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當地的文化習俗,孕育自己的研究問題;(3)擴大自己對研究問題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獲得靈感和頓悟;(4)對有關人和事進行描述和解釋;(5)創造性地將當地人的生活經歷和意義解釋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Moustakis,1990)。(注:Moustakis,C.1990,轉引自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8頁。)
  本課題研究的基本框架為三個部分:背景資料(文獻、方志資料);口述史(對當事人的訪談);客觀描述與理論闡釋。我們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質的研究”,是定性研究,是社會學的社區觀察、文獻分析法。社區觀察和調查是村落研究的基礎,對村落實地進行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的方法應該做到:一是要介入,二是介入要有選擇,三是在介入的同時,完全可以保留自己的原來角色,甚至堅持自己對生活的一些看法。當然,如果我們僅僅停留在對社區的實證性研究上,我們的研究就很難達到我們設想的目標。因此,我們在研究過程中要努力體現文獻資料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當事人的主觀感受(口述資料)與研究者的客觀觀察相結合,事件描述與理論闡釋相結合。
  村落研究,一般都不是為了提出具有代表性意義的案例,而是為了通過個案的驗證,對社會科學和社會流行觀念加以評論、質疑和反思。從方法論來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于擺脫既有的規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觀和量的分系,很難免套用既有的理論和信念。從微觀層面得到的認識,尤其是從社區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規范認識的想法,使我們有可能把平日的認識方法,從既有概念到實證顛倒過來。村落研究雖有其特殊性,但它可通過細致而厚實的描寫來反映和檢驗我們所關注的理論假設。
  因此,村落研究應是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具體存在于耳目直觀中的社區總匯,二是形成社區的制度知識。我們的研究正是準備從這樣兩條途徑來達到預期的目的:一是從嚴格的村落社區個案研究開始,積累社會的個案知識,然后個案的一一枚舉即是社會事實本身。這種無限逼近真實的辦法是一種消極然而彌足珍貴的觀察者行為,它側重于描述,并不試圖通過研究者來施加對研究對象的影響;二是假定社會事實的意蘊仍處于未定狀態,只有經過推理和描述才能確定它。通過研究者不斷地解釋,賦予現實以意義,并最終能檢驗我們提出的一些假設。
  口述史是一種很好的搜集、研究資料的方法,用口述史實際上是一個摸情況的過程,在摸情況過程中對一些事情進行一些解釋。口述史的最大的好處就是保持事情的真實性,可以對很多事情提供很精彩的解釋。盡管口述史是一項研究成本很高的活動,但它有著不可取代的獨特優勢,當年費孝通先生寫了一本《鄉村經濟》,馬林諾夫斯基之所以給它那么高的評價,認為它是一個里程碑,實際上也就是因為他大量采用了口述史的方式進行研究。這種方法原來更多的是用于沒有文字、沒有正式歷史記載的社會。我們現在把這個方法用于現代社會,用于村落研究,主要是一方面我們感到現在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能是一個并不真實的歷史,同時,作為個案研究的村落50年的文獻資料大都不齊全。這樣,我們必須依靠口述史的資料來進行研究。
  當然,口述史也有一個毛病,就是它取決于你的樣本情況。你的樣本如果變了,對事情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解釋。國外有一種觀點認為,它帶有較大的主觀性。因此,我們努力將各村落的文獻資料(方志材料)和入戶訪談材料有機結合起來。
  我們的研究所遵循的學術原則是:
  1、“社會事實”的原則。像迪爾凱姆那樣,始終如一地擺脫一切預斷,“把社會事實作為物來考察”。我們將把研究的根基建立在堅固的“社會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已有的概念、理論或規則上。我們從最便于進行科學研究、最能體現“社會事實”的日常生活的方面著手研究村落社會,再通過循序漸進的作業,逐漸把研究更加推向深入,抓住很難為人們所完全掌握的這個社會現實。我們實際上是一個社會現象的“拼湊者”,將村落50年發生的社會事實拼湊成一幅圖畫展示給讀者。其中既有社會事實本身復雜、密集、濃縮的“質”,也有研究者個人合乎邏輯的意義解釋。
  2、“日常生活”的精神。“社會事實”是個逝者如斯、紛繁復雜、不可言說的過程。“日常生活”的精神就是以日常生活和生活事件為研究主線,依循時間的流程,展示事實變化的邏輯。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歷程的所做的年鑒式、日常生活式的忠實記錄,使人們對整個西方社會有了一種大歷史的通透感。在中國,要研究當代社會變遷歷程,沒有這種日常生活式的收集、研究方法是不足以展開其他任何學述研究的,它是整個研究的現實起點。
  3、社會變遷的理論。根據這種理論,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變遷、轉型的社會,一個片刻不停的變化著的社會,一個流動、遷徙、消費模式變幻無常的社會,一個由于傳統制度化的社會秩序業已崩潰而永遠不可能穩定的社會,一個在不斷追求創新、成就、全球一體而又不斷向歸屬,向民族、族群、宗教、地方、性別和家庭的認同回歸的社會。當今的社會變遷創造了一種在前進的召喚和傳統的召喚之間的永恒的搖擺,進步與傳統、存在與行動、歸屬與成就之間的平衡被打翻了。所以,就出現了脫鉤,不妨說是身體與頭腦、記憶與判斷的脫鉤。我們慣之稱之為現代性、人道主義或民主的東西,其特征乃是整合。我們就是要用學術語言來證明這些我們以為已經證明、但實際上還沒證明的現象。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我們這項課題研究的視角是村民的日常生活,研究的內容是現代性在村落與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與擴展,研究的方法則是“質的研究”,是文獻分析、村民訪談、社區觀察的有機融合。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通過這些方法、這些調查研究對社會現象進行解釋,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意義上的每一個解釋和建構、理論上的每一個創新和發現都是嘗試性的,它很可能會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力求將這樣的研究繼續下去,因為我們深知,要使自己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充實、提高就需要這樣的研究,要使中國的社會科學進一步繁榮、發展,也需要這樣的研究。
浙江學刊杭州79~84C4社會學楊建華20022002本文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干內容是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這不僅因為在區位結構上鄉村占居絕對的多數,而且因為鄉村生活模式和文化傳統的任何細微變化都顯示了現代性因子在鄉村社會的擴展。本文作為研究論綱,概述了“經驗中國:50年鄉村社會變遷研究”的課題研究的視角、內容和方法:即以杭州蕭山義橋等6個行政或自然村落個案研究為基礎,以村民日常生活為研究的視角,以現代性在村落與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與擴展為研究的主要內容,以“質的研究”和文獻分析、村民訪談、社區觀察的有機融合為研究的主要方法;希望通過對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諸如上學、做工、當兵、經商、辦廠、糾紛、通婚、分家、送禮、擬親、游戲等50年的追蹤描述、解剖、透視,觀察村落中居民與社區、市場、城市、國家的互動,闡釋鄉村中國現代化的變遷、發展。社會變遷/社會事實/日常生活/現代性/質的研究/口述史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經驗中國:五十年鄉村社會變遷研究》階段性成果。楊建華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郵編 310025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79~84C4社會學楊建華20022002本文提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主干內容是中國鄉村社會的變遷。這不僅因為在區位結構上鄉村占居絕對的多數,而且因為鄉村生活模式和文化傳統的任何細微變化都顯示了現代性因子在鄉村社會的擴展。本文作為研究論綱,概述了“經驗中國:50年鄉村社會變遷研究”的課題研究的視角、內容和方法:即以杭州蕭山義橋等6個行政或自然村落個案研究為基礎,以村民日常生活為研究的視角,以現代性在村落與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滲透與擴展為研究的主要內容,以“質的研究”和文獻分析、村民訪談、社區觀察的有機融合為研究的主要方法;希望通過對村民日常生活世界,諸如上學、做工、當兵、經商、辦廠、糾紛、通婚、分家、送禮、擬親、游戲等50年的追蹤描述、解剖、透視,觀察村落中居民與社區、市場、城市、國家的互動,闡釋鄉村中國現代化的變遷、發展。社會變遷/社會事實/日常生活/現代性/質的研究/口述史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課題《經驗中國:五十年鄉村社會變遷研究》階段性成果。

網載 2013-09-10 21: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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