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的創作及其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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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莉是一位很典型的東方女性。上海的一家文學雜志在刊發她的名作《煩惱人生》時,配有她的一幅系著圍裙、操持炊務的剪影,那份嫻淑和能干,大致就是池莉在生活中的樣子。她的文友說她十幾年前在一家鋼鐵廠的防疫站當醫生時,就“以善解人意廣受好評”。她“溫和、能干,善于把生活安排得有條不紊。白天,她穿著白大褂四處拜訪病戶,晚上,學英語、織毛衣,偶爾寫點詩”;在“單身宿舍里,她把屬于自己的半邊領地經營得十分整潔舒適。她會炒菜,會勾花邊,會用冷燙精給別人燙發,發式可以與理發店的媲美。她樂意為朋友們幫忙”,“總給人一種干干凈凈、文文靜靜、恬恬淡淡的感覺”;“池莉如果不當作家,會是一個很好的醫生。十幾年后的池莉,給人的印象依舊如此只不過這時候她已經有一個美好的家庭:“丈夫很聽話,女兒很可愛”,雖然“小說一篇接一篇地爆響”,但她仍“不喜歡也不善于拋頭露面,公眾場合要她亮相,她總是平平淡淡地說幾句就逃跑。”她似乎依舊是“對過日子比寫小說更感興趣”,同時她也是個“會過日子的女人”。如果不當作家,她會是一個很好的家庭主婦。
  池莉的這種性情,在她的小說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她的創作始于八十年代初,小說處女作似乎是一篇名為《該死的貓》的作品。這篇作品描繪了家庭婦女吵架的場面,雖然作者本人不擅此道,卻把吵架者的神態和心態刻劃得維妙維肖,入木三分。可見池莉把她在生活中的那份細心也帶入了她的文學創作活動之中。如果說這篇作品還免不了有初學寫作者對于技巧的偏好的話,那么,她的第一篇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作品《月兒好》,就純粹是作者一己情懷的自然流露了。正是這篇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又有一種悠遠的情韻的極富抒情意味的作品,奠定了池莉作為一個小說家的最初的風格基調;池莉小試成功,其得益處就在于她把她的創作和她的為人揉成一個整體,二者相為表里,幾至密不可分。
  作為一代知青作家,池莉當然也有過一些反差極大、對比強烈的人生經歷。這屬于時代的共性。如同其他知青作家一樣,對那一場改變了一代人的“上山下鄉”的運動,她的早期作品如《勇者如斯》也有所反映。但這對于池莉的創作來說,似乎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倒是她少年時代對于江漢平原的一座小鎮的見聞和印象,以及日后她在社會上扮演不同的人生角色所獲得的生活體驗和感受。從這一點上說,池莉的創作一般不取重大的社會歷史題材,大半是她的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日常生活。這也許又與她的看重“過日子”的態度和性情有關;池莉后來被人稱作寫生活的“原生態”,實在是她的這種藝術個性和取材習慣的一個自然的結果,而不是為著某種藝術上的講究而作的刻意追求。
  依時間劃分,池莉的創作有兩個大的發展段落。其一是八十年代初的棱角初露,但從1982年發表《月兒好》到1987年發表《煩惱人生》,其間有數年時間,池莉的創作幾乎是一片空白。在這期間,她經歷了一次重大的人生挫折,又“從大病中死而復生”,“歷盡艱辛闖過生活的險灘”,并且在最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完成了大學中文系的學業。經歷了這個時期,她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覺得自己是“從云朵錦繡的半空中踏踏實實地踩到了地面上”。這對于池莉十分重要。從此,她的人生和創作同時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嚴格說來,主要是這一階段的作品,才構成了池莉作為一位新進的小說家在藝術上的基本特色和標志。
  池莉這一階段的創作除收入本集的作品(不包括《月兒好》)之外,尚有《少婦的河灘》、《雨中的太陽》、《長夜》和《你是一條河》、《一去永不回》、《白云蒼狗謠》、《預謀殺人》、《凝眸》等中、短篇小說。這些小說在藝術上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將詩歌的意象引入小說,或用小說的故事營造詩歌的意象。《少婦的沙灘》、《雨中的太陽》可作代表。在這里,“沙灘”和“雨中的太陽”,都是一種藝術意象,作者借這種意象凝聚作品的題旨,使作品的情節在總體上顯示出一種象征的意味。例如“沙灘”的意象即是借長江航道上一片突兀而來、倏忽而去的沙灘,象征一位少婦因邂逅一位中年男子而經歷的一次感情的探險。“雨中的太陽”則借它的朦朧的光環象征生活尤其是愛情變幻莫測的奇異色彩。這些作品的情節最終都結穴于作者所捕捉到的這些內蘊豐富的中心意象。或者說是從這些中心意象出發,輻射出全部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因為有這種中心意象的籠罩和滲透,這些作品因而就顯出一種詩意的空靈,帶有很濃的抒情意味和散文的情調。這些作品基本上還保持了《月兒好》的那一份清純之氣,只不過經過了作者的人生閱歷一番沉淀,在藝術上顯得更加柔韌與醇厚。
  其二是將空靈的詩意融入平實的敘述之中,作品的結構也改變了以中心意象為結穴的輻射方式,改作《清明上河圖》式的對于社會人生的散點透視。正因為如此,以中心意象為依托的整體象征模式也趨于消失,改由生活本身顯示其意義和價值。這些作品因而更加逼近生活本身的形態,更顯自然和更少人工的修飾。池莉被歸入“新寫實”作家的行列而且以寫生活的“原生態”著稱,主要是因為這一類型的作品。這一類型的典型代表即是收入本集之中、被人稱作“人生三部曲”的《煩惱人生》、《不說愛情》和《太陽出世》等。以《太陽出世》的創作過程為例,這篇作品的創作動機源于一次真實的生活體驗,某次夜班,作為實習醫生的池莉經過“十二個小時不吃不喝不上廁所連眼皮都不曾合一下”的緊張工作,終于迎接了一個新生嬰兒的降臨人世。這時候: 
  護士推走了幸福的產婦,我來到陽臺上,深深呼吸著清晨的空氣。我一身血污一身臭汗,疲憊不堪。突然,我看見了太陽。東方正好是一片園林,新生的太陽正在燦爛的云霞里冉冉上升。我的淚水再也忍不住滾了下來。初次接出一個新生命的強烈感受與這太陽出世的景象不知怎么就契合在了一塊兒,自己被感動得不行。
  這便是《太陽出世》的妊娠。在這里,物象(太陽)和心靈(感受)契合,無疑也將這個瞬間的場面意象化了。只不過她不再把這種在瞬間感受中凝注了主觀情志的“物象”引入作品,作為一種籠罩全篇的整體意象,而是把它存留下來,讓它成為一種心靈的回聲,在記憶的時空里經久不息地回蕩,使與之有關的物事都發出同樣的聲響。這也就是池莉自己所說的“骨子里頭”的詩意。這種詩意見之于作品,已“遠遠不是當年的那種詩畫一般的景致了”,而是在“骨子里頭蘊含著”,“誰都看不見”,只有作者才“體味得到”。池莉的這一類作品,也可以說是她的大多數作品,都是這種深入骨髓的詩意不動聲色地自然流露的結果。對這種“內斂”式的創作方法,池莉自己解釋說:
  我的好些小說寫得實實在在,但它卻起源于從前某一次浪漫空靈的撞擊。凡是震撼過我的任何一個人,一件事,一段河流,一片山川,我都無法忘記。它們象小溪一樣伴隨著我的生命流淌,在流淌的過程中豐厚著,演變著,有一天就成了一篇或幾篇小說。
  收入本集的作品都可以作如是觀,當然其中尤以她的“人生三部曲”表現最為突出,讀這些作品,既能滿足人們親炙實在的人生經驗的愿望,無虛無飄渺和故作艱深之感,又保持一種詩意的空靈,不至流于枯澀和板滯。這些作品之所以讓人覺著既親切感人又富于內涵,其原因蓋出于此。
  其三則是放棄詩意的追求,向縱、橫方面作多種形式的嘗試和探索。這可以看作是池莉的創作的一次重大轉變。其中的代表作如《你是一條河》、《預謀殺人》和《凝眸》等,企圖在個人的生活閱歷之外,從更廣闊的歷史時空中取材,展示人的命運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這可能使她此后的作品獲得一種深厚的歷史感,并且把她對于人生的詩意的領悟,最終沉淀為一種歷史的哲學。雖然目前尚未達到這樣的高度,但從上述作品看,至少在藝術上已日見厚重,和逐漸顯示出一種駕馭歷史所必不可少的雄健的氣魄和粗礪的作風。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由空靈到平實,由平實而轉入厚重,這是池莉在短暫的創作經歷中所發生的藝術的上變化。有這種變化和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作證明,池莉的小說創作的發展前景當未可限量。
  收入本集的作品是池莉的創作在上述兩個發展階段上的主要代表作,尤其以第二個階段的第二種類型的作品最為集中,也最為突出。這些作品因為與作者的人生閱歷直接相關,有些甚至就是取材于作者的個人生活,或作者對于某事、某人的親歷和見聞,例如在寫作《煩惱人生》時,作者和她的新婚的丈夫就居住在如印家厚那樣局促的生活環境中。在寫作《太陽出世》時,她剛剛取得了作為一個母親的全部經歷和感受。《金手》則除了人名外,幾乎全是真事。如此等等,這使得她的這些作品不但打上了她的個人生活很深的烙印,而且她也把她的性情和某些文化觀念滲進了她筆下的人物和對社會生活所作的評價,從而使這些作品中的人事也如她個人一樣,帶有很濃的東方文化的情味和色彩。
  首先是她筆下的人物都有很濃的中國作風和氣派。收在這個集子中的作品雖然只是池莉的小說的一部分,但就這一部分作品中的十來個主要人物而論,如果他(她)們從小說中走出來,走到人們面前,進入人們的生活,大家會覺得他(她)們就是自己很熟識的朋友,如果你是外賓,你會覺得他(她)們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很地道。
  這種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指她筆下的人物的思想情趣,生活方式和人生態度。例如她比較成功地塑造的第一位女性明月好(《月兒好》),對于個人在婚姻問題上的波折所持的態度和處理方法,就是很“中國式”的。在中國古代,男子“變心”毀棄婚約或丈夫遺棄妻子,本來就是文學的一大題材和主題。在這些作品中,男子一無例外地都要受到作家的譴責,而受傷害的一方,即那些“棄婦”和“怨女”,卻多得人們的憐憫和同情。這當然是文學在向強大的男性社會爭取一點有限的女權,或盡它的義務,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尋求一點微弱的平衡。池莉的作品實際上仍屬于這類題材范圍,但她并沒有過多地去譴責那位感情已發生了轉移的大學生,也沒有著意瀉染受了委曲的明月好的怨責,相反,卻讓明月好保持一種人格上的尊嚴和品德上的優勢,對比之下,那位“負心漢”不但顯得形容猥瑣,而且內心也經受著痛苦的情感的折磨。雖然時代已發生了變化,愛情和婚姻趨于解放和自由,但池莉的道德天平仍然是向著女性傾斜的。這不應當完全看作是池莉的女權主義,而是基于中國人一種傳統的道德觀念。因為即使是在以感情為依舊的婚姻領域,背棄諾言和契約,同樣是一種不仁義的行為。更何況受傷害者是一位品德端莊、為人正派、處事賢惠的女性。對于這樣的女性,中國人從來是懷著敬仰之情的,不管是在過去時代還是在今天都是如此。這也可以看作是中國文化的一種情結,池莉讓明月好作了這種情結的一個藝術的符號,從而滿足了讀者也滿足了她自己對于東方女性美的審美需求。
  如果說《月兒好》寫了中國人富于理想的一面,即不管實際的情形如何,都要在心目中供奉一尊精神的偶象,尤其是道德方面的,那么,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收在這個集子中的另一篇愛情故事——《不談愛情》;則表達了中國人的一種講求實際的精神,即使是在婚姻愛情方面也是如此。明明是一篇愛情故事,又為何叫“不談愛情”,這種矛盾的表述只能解釋為,愛情包括它的自然的結局——婚姻在內,是與許許多多在人們看來似乎是與它毫不相干的事情聯系在一起的,諸如門戶、地位、金錢、教養、性情以及日常的生活瑣事等等。當我們談論愛情和婚姻的時候,我們不能不涉及這些問題,甚至首先要談及這些話題。這實際上是愛情和婚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它的現實的生活內容。因此,當我們談論愛情,就不得不談論包括上述內容在內的實際生活,甚至不得不首先談及這一切。否則,愛情和婚姻或者永遠停留在柏拉圖式的永恒的精神領域,或者流于羅密歐與朱麗葉式的千古悲劇。作者讓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演出那么多生活矛盾甚至鬧出感情上的裂痕,意在向人們發出善意的警告,當你準備涉及愛情這塊神圣的領地,你先不忙談論愛情,你得想想你為愛情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你得為它付出代價和犧牲,甚至也得忍受它給你帶來的痛苦與不幸,否則,你只有選擇犧牲愛情。原來作者“不談愛情”,意在“談談生活”,因為愛情是“附麗”于生活的,離開了生活,愛情不是虛無飄渺的海市蜃樓,就是一句時髦之極的開心話,你或許以為這種愛情是過于實際了些,但是想想看,在一個封建思想禁錮既久,物質的生活資料相對貧乏的古老的國度,一代又一代人奉行一種“先結婚后戀愛”(即先由父母包辦或“媒妁之言”組織起家庭這個生活的基本單位“過日子”,然后在“過日子”的過程中逐步培養和建立起夫妻之間的感情)的原則,甚至在今天仍不乏其例外,即使在知識階層也仍存在這種影響的痕跡,難道你不覺得,池莉對她筆下的這一對青年男女回避談論愛情,卻大談他(她)們的日常生活種種,不也是一種頗為“中國式”的愛情的婚姻的模式么。
  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和建立感情和精神上的聯系,包括偏于理想化和比較敏感脆弱的愛情關系,既表明中國人有一種凡事都比較講求實際的務實的傳統,也表明,中國人的生活哲學,是一種實踐的哲學,即一切精神的和理想的東西,大多是寄寓于物質的和實際的活動之中,并且是從中提煉和升華出來的。尤其是涉及愛情、婚姻、家庭等有關倫理道德的生活領域更是如此。這當然與傳統的儒家的思想影響密切相關,但由此也顯示了中國人在自己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環境中所培養形成的一種獨特的思想形式。池莉的作品有許多即是這種思想形式的一個現實的注腳。這種獨特的思想形式的演示,在《太陽出世》和《煩惱人生》表現得更為突出,也更具有典型意義,在《太陽出世》中,那一對先前頗有點渾渾噩噩的小夫妻在人格和精神上的升華,是和一個小生命的孕育、誕生、和成長的過程相伴隨的。也就是說,他(她)們在人生的責任和義務、理想和追求等等問題上的覺醍,是和他(她)們對自己的孩子的責任和義務,以及為著孩子的美好未來而萌生的理想和追求的意識密切相連。這些屬于精神的、意識的或是觀念的、理性的東西,都不是天賦的、或是玄思的結果,而是根源于血肉的實際生活,是從一種生活形式中誕生出來,成長和成熟起來,進而推及全部人生和整個生活的。
  同樣,為池莉贏得盛譽的《煩惱人生》也具有類似的文化上的特色。正如標題所示,這部作品所集中探討的,是中西哲學和宗教都共同關心的人生“煩惱”問題。現代西方哲學把“煩惱”看作是人生乃至人類無法擺脫的一種生存的困境,認為造成人生“煩惱”的根源,是人的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和需求。既然如此,從根本上擺脫人生“煩惱”的辦法。唯一的只有同時也讓人生得到解脫。這自然很帶悲劇性,無異于是一種死亡的哲學。而且這種哲學又傾向于純粹的內在體驗和形而上的思辨,并不十分熱心探究現世生活。東方的佛教也認為欲望是造成人生“煩惱”的根源,但它是用禁欲苦行和遠離欲界,出世修行的辦法來解決人生“煩惱”問題,這自然也只能得一種精神的慰藉,是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生“煩惱”問題的。唯獨儒家對人生取積極投入的態度,重視現世享受,行樂生主義。他也不回避人生“煩惱”,但自有一套化解“煩惱”的辦法。比如仕途進退,是儒者常常碰到的問題,進則“兼濟天下”,自不用說,即使是退,也不陷入苦悶“煩惱”不能自拔,而是用修身養性即所謂“獨善其身”的辦法來化解“煩惱”。因此儒者大多能保持一種達觀知足的人生態度。這既是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獨有的一種性格特征。
  池莉的作品深得其中三味。在這篇作品中,對工人印家厚來說,所有人生的“煩惱”都是形而下的,即都是與實際的生活密切相關的諸如住房、工資、獎金、老婆、孩子等現實的問題。印家厚雖然不是儒者,但他的處世態度卻是儒者式的。盡管種種的人生“煩惱”常常弄得他十分尷尬,將他置于無可奈何的境地,但他并不把這種尷尬和困境看作是生存的悲劇,而是以一種順應的態度,通過得失互補,福禍相替的轉換,求得精神上的慰藉和平衡。這不完全是自欺欺人的駝鳥主義,而是人生的偶爾得意對于人生的難免“煩惱”的一種積極的化解。“煩惱”和得意之于人生,正如西人所喻,是一枚硬的幣的兩面,原本是共生于一體的,無永遠的得意亦無永遠的“煩惱”,翻過那一面,即可互相化解,故而既無太上極樂的人生,亦無徹底悲觀的人生。儒者常取一種“中和”的態度,故而能常享生之歡樂。所謂“知足者常樂”的“知足”即是有效地控制欲望和需求,不使它無限制地增長,以至于發展到無法滿足而造成“煩惱”和痛苦的境地。這僅靠僧侶主義的壓抑是行不通的,而需要別一種滿足的平衡和化解。印家厚對人生“煩惱”的化解,正是取儒者這種“中和”的態度。
  我也許還應當舉出這個集子中一篇名叫《金手》的作品的主人公對待不公正的人生遭遇的忍耐態度,因為“忍”同樣是儒家的人生哲學的一個重要概念。但是,池莉畢竟是小說家,而不是儒家哲學的教授,她的這篇作品實際上已經超出了儒家的“詩教”“怨而不怒”的風格規范,頗有點抗擊世俗的味道。這是池莉的小說的另一面。因為即使是儒道,也不全是“溫柔敦厚”,也有面折延爭的骨鯁。藝術和哲學因有這對立的存在而愈益豐富。除此而外,集子中的另一個十分精粹的短篇《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同樣是儒家樂生主義的一個表現。這篇作品所寫,無非是飲食男女,而且是極惡劣的氣候和居住條件下的生存景觀,但是,正如工人印家厚從種種的人生“煩惱”中體味到生存的要義一樣,這篇作品中一群普普通通的市民,也正在冷熱炎涼中品嘗著“活著”的無窮滋味。
  (本文是作者為中國文學出版社所出“熊貓叢書”之一:池莉小說集《不談愛情》的外文本所作序言)*
  
  
  
小說評論西安36-4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於可訓19961996 作者:小說評論西安36-4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於可訓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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