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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冷戰結束以后，民族主義浪潮迅猛興起，對當代國際關系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民族主義研究再次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本文分兩大部分剖析了近代德國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文化民族主義形成的背景，并對不同時期文化民族主義的特征和影響作了進一步的論證。認為近代德國文化民族主義對德國產生過諸多積極的影響，特別是在德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文化民族主義者們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德國資產階級自從產生以來在政治上的軟弱決定了它的兩面性。因此，也就使近代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兩面性和不徹底性。
　　關鍵詞 德國 文化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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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戰格局解體以后，民族主義浪潮再次席卷了世界舞臺，并對當代國際關系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在今天的歐洲，重新統一后的德國正高舉民族主義大旗向著世界政治強國的方向邁進。德國的崛起與壯大引起了人們沉重的思考。回首德國近代以來歷史，我們就不難發現，它所前進的每一步，無處不刻印著民族主義的痕跡。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和社會實踐運動，是近代歐洲工業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德國近代的民族主義，作為一種不同于英、法等西歐國家的表現形式——文化民族主義，它曾給德國帶來過欣喜輝煌，也造成過悲愴與災難。本文擬就對德國近代文化民族主義的產生、發展和演變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 啟蒙時代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與文化民族主義的產生
　　１７到１８世紀之交，在世界范圍內，由于新的世界貿易通道的開辟和現代世界貿易往來的擴大，英法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漸走上了產業革命的道路。新興的資產階級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已經開始了向封建統治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斗爭。此時的德國，由于長期的戰亂和異族統治，仍處于四分五裂之中。國內關卡林立、貨幣不一，嚴重障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再加上封建專制的腐朽和統治集團的驕奢淫逸，更進一步加深了德國社會的黑暗。在這種小邦林立、諸侯割據、專制勢力強大、戰亂綿延的情況下，新生的德國資產階級表現得極為軟弱。當法國近代民族主義通過啟蒙運動發展成為對民族國家的熱愛與忠誠的時候，德國正處于艱難的民族意識覺醒時期。受法國文化的影響，１８世紀德國社會的上層階級瞧不起許多具有德意志特點的東西，他們采用法國風尚、服裝禮儀、生活方式和觀念以及語言，并以此作為文明生活的國際標準。國家的分裂、外來文化的入侵、統治集團的腐朽、資產階級的軟弱等等促使一大批思想比較激進的知識分子對德國歷史進行了嚴肅而沉重的思考。他們以筆作槍，試圖以文化的方式來啟發德意志民族意識的覺醒，并希望能借助于文化上的聯系來推動德國的統一。他們的行動，不僅促成了近代德國民族意識的覺醒，而且奠定了近代德國民族主義的雛型，即文化民族主義。它的產生，不僅為法國大革命以后德國文化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也極大地削弱了奧匈帝國的統治，是近代德國民族主義的最初表達。
　　從１７—１８世紀之交到７０年代，是德國文化史上的啟蒙時代。這一時期，在德國的哲學、文學和音樂領域，幾代知識分子以反對神權與專制，崇尚理性、平等、自由，向往民族統一為主要目標，以飽滿的熱情、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具有明顯時代特征和民族風格的思想與作品，抒發了他們純樸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識，對德國近代民族意識的覺醒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哲學領域，啟蒙運動前期的哲學家托馬修斯、萊布尼次及其弟子，由于受法國啟蒙思想的影響，開始倡導人權與理性，并以物質和精神的和諧論駁斥了“絕對神權”的謬論。到了康德時期，即啟蒙運動鼎盛期，德國的哲學思想有了突破性的進展。他的批判哲學在追求人的思想自由和藝術創造自由等方面較前又跨進了一步。１７８１年他發表的《純粹理性的批判》，被認為是德國的一次“精神革命”，“如同在法國推翻了舊社會體制基礎的王權一樣，在德國推翻了精神統治基礎的自然神論”［①］。海涅甚至認為，從康德開始的哲學革命“變成了一件民族事業。”在文學領域，民族意識的表現更為強烈。從啟蒙文學家萊辛開始，便注重開創德意志的民族文學。他認為，德意志的文學應表現資產階級的精神和情感，應具有反抗封建專制的意識。１７６７年在他發表的《漢堡劇評》中，他抨擊了前人對德國古典戲劇庸俗的模仿，在法國文化風靡德國的１８世紀，提出了應該上演反映德國人民生活、體現德意志民族特色的作品。萊辛不僅是德意志民族文學的奠基者，也是德意志民族文學的第一塊里程碑。當費里德里希二世醉心于法國宮廷文化、詆毀和蔑視本國文學時，德國文學家通過要求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民族主義情感、振興民族的意識以及痛恨專制與分裂、向往自由與統一的愿望，對于啟發德國民族意識的覺醒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
　　啟蒙時代民族意識覺醒的另一個重要標志就是提倡使用本民族語言。這在德國上層社會和王室普遍使用法語的１８世紀是非常可貴的一種民族情感的表達方式。早在１６８７年，啟蒙運動之父托馬修斯就勇敢地首次在大學課堂上使用德語講課。后來的沃爾夫不僅主張用德語講課，而且提倡用德語思維和創作。他甚至認為，德語“用于科學比拉丁語要好得多，而且用純粹德語所作的表達，若用拉丁語聽起來聲音極為粗野。”［②］在文學領域，許多人都以講德語為榮。１８世紀著名的音樂界開山祖師巴赫，也主張用德語創作，并要求用德語演唱。這種文化傳統與習慣也為后來的文化界所繼承，赫爾德甚至把法語認為是“塞納河的綠色污泥。”民族語言的推廣和應用，不僅促進了德意志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且也表達了德國文化界對外來文化的一種抗拒心理，是近代德國民族意識覺醒最直接的一種表達。
　　由于國家的分裂和社會局勢的動蕩，啟蒙時代從德國文化界開始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沒有能發展成一種較廣泛的社會運動，因此在此基礎上初步形成的近代德國民族主義被局限在文化領域，逐漸地發展成為一種范圍比較狹小的文化民族主義。由于資產階級力量的薄弱和封建專制勢力的強大，這一時期民族意識的覺醒和文化民族主義具有很大的不徹底性。他們痛恨封建專制卻不敢直言時弊，反對神權卻不敢與其徹底決裂，盼望民族昌盛與統一卻很難找到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因此只停留在調和新思想與舊思想、宗教與科學上面，表現出了一種痛苦與彷徨并重的民族主義的表現形式。比如康德的哲學革命，在批判前人唯心主義唯理論的基礎上，推翻了他們關于“上帝、靈魂、自由意志”等所謂形而上學的體系，但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宣傳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而是力圖調和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經驗論和唯理論，論證一種新的、特殊形式的唯心主義先驗論和不可知論，以便為信仰保留余地。這種表現反映了當時德國社會毫無出路的狀況和德國市民的不滿而在實踐上又不得不屈從和安于現狀的矛盾心理。
　　 二 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
　　到１８世紀８０年代，德國仍然是一個小邦林立、諸侯割據、山河破碎的國家。由于歷史的原因，德國資產階級仍然毫無政治地位可言，也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肩上推翻封建統治、實現民族統一的責任，相反卻滿足于對專制勢力的妥協與退讓。恩格斯在談到１８世紀末的德國時這樣寫道：“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體的討厭的東西，沒有一個人感到舒服。一切都很糟糕，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國。……一種卑鄙的、奴顏婢膝的、可憐的商人習氣滲透了全體人民。一切都煩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簡直沒有一線好轉的希望。因為這個民族連清除已經死亡了的制度的腐爛尸骸的力量都沒有。”［③］德國社會的黑暗和民族前途的迷惘，使一大批受北美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影響的知識分子在苦于找不到一條切實可行的挽救民族災難的實際辦法時，在文化領域掀起了一股以尊重人的理性、倡導人文主義思想和民族主義精神的時代潮流，加速了德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形成了德國歷史上一個空前的文化隆盛年代。從古典主義時代到浪漫主義時代，是德國文化民族主義形成并走向鼎盛的年代，是貝多芬、哥德和席勒的年代，是赫爾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的年代。伴隨著古典主義時代的結束和拿破倫對德國的征服，“德意志浪漫主義就成為反對法國人、反對法國革命和反對法國革命精神的思想武器”［④］，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也逐漸表現出明確的政治傾向。文化民族主義者們那種由于法國文化入侵，拿破倫的征服行為和神圣羅馬帝國的解體所造成的痛苦、屈辱和仇恨的民族情緒發展到了頂點，赫爾德的作品被公認為是德國民族主義者對當時盛行于整個歐洲統治階級中間的法國文化霸權的憤怒表達。隨著１８００年以后在德國迅猛興起的民族覺醒，德國文化民族主義者除了反對拿破倫和法國外，也反對德意志統治者和那些半法國化了的德意志上層階級，因為他們已經開始認識到，民族的統一應該首先具備政治上統一，宣傳要實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徽。
　　拿破倫被驅逐以后，德國的社會、經濟和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完成民族統一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然而維也納會議無視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統一祖國的渴望，確認了法國和拿破倫對德國的“改組”，組成了一個包括３９個德意志國家在內的、松散的德意志聯邦，民族分裂的局面再次得以維持。再加上法國革命受挫所造成的影響，浪漫主義時代和文化民族主義者們雖向往統一卻又害怕政治革命，故而開始沉溺于民族歷史光榮的過去，醉心于復興中世紀的文化，以此來論證德意志民族是一個具有優秀傳統和創造力的偉大民族，而且這段原始的自然力和生命之力將使德國重新獲得統一。
　　“法國大革命使德意志人敏銳地意識到了國家。”［⑤］１７９３年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家費希特在《論公眾對法國革命判斷的更正》一文中，提出封建特權不應繼承，而應得到國家的同意時方可存在。赫爾德也認為，“德意志人的方式不同于法國人的方式，但并不因此就不值得尊重。一切真正的文化或文明，其根源必然產生于本國”。“每一個民族，即具有共同語言的一群人都有自己的態度和精神。”［⑥］拿破倫征服德國以后，費希特的民族情緒很快暴露出來。１８０８年他在柏林發表的一系列《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說》中，宣稱存在一種不可磨滅的德意志精神，一種原始時代就存在的不變的民族性格，較之其它民族更為高尚，應不惜任何代價排除不論是國際的還是法蘭西的一切外來的影響而保持其純潔性。他的演講具有很大的煽動性，后人甚至因此把他認為是德國的一位民族英雄，看來也是不無道理的。在文學藝術領域，知識分子以他們鋒利的筆鋒和生動的創作推動著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歌德的《歡樂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海涅的《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作為時代的最強音，給德意志蓬勃興起的民族事業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哲學、文學、音樂與宗教的逐漸決裂，充分表達了資產階級向往自由盼望國家統一、民族昌盛的時代呼聲，鞭笞了封建專制制度的殘暴與黑暗，展示了人類的熱情、悲愴與災難，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
　　這一時期，文化民族主義在德國的作用和影響已明顯加強，并逐漸具有了強烈的政治傾向，隨著拿破倫對德國的征服，文化民族主義發展成了一種影響十分廣泛的民族事業。在１８１５年政治局勢反動的情況下，德國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繼續為實現民族統一和改革現狀而斗爭。１８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德國十二所大學的５００多名學生集會，紀念宗教改革３００周年和萊比錫會戰４周年，提出了建立統一的德意志的主張。在耶拿創立的大學生協會成為大學生要求統一運動的活動中心。應該說，在尚未實現政治、經濟統一的情況下，首先從文化上確立民族的認同，可視為一種實現統一的推進方式，可以說文化民族主義是德國艱難曲折的統一道路上的第一塊里程碑。從１８～１９世紀上半葉，德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是分裂的、落后的，但其在文化上是鼎盛的、統一的，經過幾代知識分子的艱苦努力，他們共同創造了一個德國的文化世紀。這種驕傲與自豪感足以使后來的德國人從落后于歷史發展的彷徨與痛苦之中擺脫出來，以高昂的熱情和斗志去完成德國的統一，推動德國的進步，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
　　盡管如此，作為被動反應型民族主義的文化民族主義仍存在很多缺陷和局限。由于受主客觀唯心主義哲學觀和人本主義哲學的影響，哲學與神權的決裂、民族主義者反封建的要求仍是不徹底的，包括費希特和黑格爾也是如此。特別是在１９世紀初期，當德國同時面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任務時，德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者們都沒有能夠把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通過反對封建、實現民主自由的方式來喚醒群眾，促成民族的獨立統一。相反卻受天才論或唯我論的影響，沉溺于德意志民族光榮的過去，把拯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所謂的“英雄”和“天才”身上，并自認為是天才，試圖避開政治斗爭的途徑，通過文化的手段來達到救國的目的。在他們看來，建立一個偉大的民族國家，能表達出德意志人深刻的道德意志和富有特色的文化，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而忽視了民族統一首先需要的是全民族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廣泛的群眾基礎。特別是當文化民族主義者們在目睹了法國大革命的屢次受挫以后，許多人在變革的問題上反對政治革命，主張改良，甚至為此不惜與封建統治階級妥協。歌德和席勒到了晚年，就主張改良，反對革命，并都取得了貴族封號，就連黑格爾也通過其“凡是現實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是現實的”辯證法體系，為現存在封建專制辯護，從而使其哲學觀上升為普魯士的國家哲學。浪漫主義時代，哲學既容納泛神論，又吸收超自然神論；既講理性主義，又強調絕對自我，使唯我哲學發展到了一個極端，即唯我獨尊，目空一切，為所欲為，充分體現了文化民族主義者作為德國資產階級的代表所具有的兩面性和極端性。另外，文化民族主義者盲目排外，妄自尊大，把整個仇恨的鋒芒全部指向外族，沒有能一分為二地從內部找到德國落后和分裂的根本原因，雖有很大的煽動力，但又蘊育著很大的危險性。它為后來仇外、侵略的民族主義埋下了伏筆。第二帝國以后當德國與其它資本主義國家一起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近代民族主義逐漸向殖民擴張主義演變的過程中，它在德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狂熱和侵略行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封建農奴制的反動、資產階級力量的弱小和民族的分裂，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產生的深層原因。近代德國，由于始終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因此也就不可能產生一個獨立的、富于民主和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階層。在封建腐朽統治的高壓下，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退讓，民族主義者們也只好退縮到民族歷史光榮的過去，通過文化的手段來表達他們對民族統一和強大的期望，從而形成了這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民族主義，從１８世紀中期開始，德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較大的發展。１８３４年德意志關稅同盟的建立更進一步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族統一市場的形成。１８４８年的德國革命，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與退讓，又未能完成推翻專制、實現統一的革命任務。革命的失敗，使一些民族主義者和政治領袖深深認識到了政治統一的重要性，從此文化民族主義開始逐漸向政治民族主義轉變。１９世紀５０～６０年代，俾斯麥的現實主義政治哲學主宰了德國，他硬是靠實力政策，即鐵和血的政策，在不到１０年的時間里完成了１００多年以來幾代德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民族統一事業，在國際舞臺上重新恢復了德意志人的“自信”與“自尊”。
　　俾斯麥統一德國以后，德國迅即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德國近代文化民族主義也開始逐漸蛻變為殖民擴張主義，并參加了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它有關民族精神、民族意志等方面的一些傳統為后來的政治民族主義所繼承，對后來德國的歷史也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注釋
　　① ②《德國文化史》杜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１２頁、第１２６頁。
　　③《馬恩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第６３３—６３４頁。
　　④《德國近現代史》（上）科佩爾·Ｓ·平森著，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３頁。
　　⑤ ⑥《近現代世界史》（中）帕爾默·科爾海頓著，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８年版，第５４６頁，第５４５頁。
　　＊＊本課題受校文科重點科研項目基金資助。
　　 （責任編輯 魏曉虹）＊
　　
　　
　　
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85-88K5世界史宋曉芹19971997 作者：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太原85-88K5世界史宋曉芹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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