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紋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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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紋是一種古老的裝飾文樣,在研究、弘揚民族文化優秀傳統的熱潮中,不少人關注過這種紋樣,也有不少議論,諸如“”紋是土家族的吉祥紋樣,“”紋是中原漢族的傳統紋樣,“加珞”(十字紋)與“”紋是藏族傳統紋樣等等,這些問題,不僅提出了這一紋樣的民族屬性問題,并涉及研究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傳承問題。不少人一直認為該紋樣是中原漢族文化的傳統紋樣,經歷代的發展,傳播到了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而且可以找到許多傳播的載體、媒介,如絲綢上的紋樣中不少是“”紋或者“”紋的變體。瓷器上、刺繡等工藝品以及服飾藝術紋飾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紋樣。當然這些工藝品首先是在中原漢族地區發展起來的,一般說少數民族地區的絲綢、瓷器工藝的發展較晚,甚至到今天,有的民族尚不能生產絲綢和瓷器,西藏高原至今都不生產瓷器,也不生產絲綢和絲綢繡品。
  這一紋樣在世界不少地區也曾流傳,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中有此紋樣,現代“二戰”中的德國納粹黨曾用這一紋樣作旗徽帽徽圖案。這樣以來,該紋樣具有的特定內涵,究竟是“善”、是“惡”、是“福”、是“禍”、是“吉祥”還是“殘暴”呢?
  有人發表文章說:“同一紋樣,可以有不同的內涵”,據說,“土家織錦中的和希特勒的帽徽有些相象,但不能等同視之。因為在階級社會,不同階級對藝術的真、善、美有著不同的標準;即使是同一紋樣,也有著不同的內涵。”接著又說,“土家織錦的是土家吉祥如意的象征,是對和平、幸福、發達、昌盛的追求。這與希特勒帽徽的含義完全兩樣,涇渭分明。而且,土家織錦中的比希特勒的帽徽要早若干個世紀,這怎么能相提并論呢?”〔1〕他最后提出, “不能形而上學地看問題。如果因為土家織錦中的“”與希特勒的帽徽有些相似而認為是法西斯主義,就把這象征土家人民共同心愿的“”紋從錦壇中抹去,那是不適當的”〔2〕。 不難看出該文作者是以維護民族文化利益為出發點,弘揚民族藝術傳統為主旨,雖然是一片熱忱,可惜的是他并沒有以足夠的論據把二戰中德國旗、帽徽的涵義說清楚。倒使自己的論點陷入形而上學。
      “”紋淵源和原義
  要弄清“”紋的含義,在各地流傳的情況,不能只是“瞎子摸象”式的斷章取義,應弄清楚這種符號的源流,及其最基本的含義。“”紋在世界許多地區流傳,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彩陶紋樣中。在中國發現有這種紋樣的原始陶器,比較集中地出現在青海省的馬廠文化中。馬廠文化最早是于1924年在樂都縣(舊稱碾伯縣)馬廠垣發現的。馬廠垣現隸屬民和縣。馬廠類型文化分布,在青海境內主要在民和、樂都與西寧。
  馬廠文化有以下特點:馬廠類型的人們是以農業為其經濟生活的主要來源,在遺址及其文化遺存中的墓地,發現有不少粟類農作物遺跡。這些粟類裝在較大的粗陶容器中。其數量相當可觀,有的一處放置三、四個大粗陶甕,而且都裝滿了粟,表明農業生產達到了很高水平。人們經營農業的同時,還從事紡織業與制陶業等手工業活動,有許多石器,如石斧、石錛、石鑿、石刀和紡輪等作為隨葬品。隨葬品男女有別。據84座墓葬材料的統計,53座男性墓中有45座墓隨葬斧、石錛、石鑿等生產工具;而在31座女性墓中有28座隨葬石、陶制成的紡輪,這一統計數字表明男女有分工,男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女人主要從事紡織勞動。
  馬廠文化時期制陶業十分發達。陶器器形、裝飾已很復雜,有獨創特點。陶器表面裝飾有繩紋、錐刺紋、劃紋、附加堆紋和繁褥的彩繪紋樣。彩繪以黑為主,兼有紅、黑二彩。在器物上部往往施一層紅色或紫色的陶衣。
  (附圖 h10312.JPG
  馬廠文化是馬家窯文化(也稱甘肅仰韶文化)四個類型之一,其年代經碳14測定為公元前三千年。美索不達米亞的彩陶屬新石器時代中期。從兩地出土的彩陶上的“”紋樣來看,已經是十分成熟而定型的一種紋樣,它同現代流行各地的“g”紋樣沒有什么差別。不僅如此,而
  (附圖 h10313.JPG
  在中華大地上自古流傳一種對繁衍之神的崇信。對繁衍生殖崇拜的形象表征,具有多種形式。在漢代畫像石圖形中,有不少伏羲與女媧的形象。如四川新津寶子山漢代石棺畫像所表現的伏羲、女媧為:伏羲舉日,女媧舉月,兩尾相交的形象;東漢武梁祠石室畫像中,伏羲與女媧執規與矩,雙尾相扭。到漢代已經是原始社會生殖崇拜活動的高級階段,當時把陰、陽之體,用神話中的人身龍尾的形象來表現。再追溯之,在原始社會文化遺存中,赤裸裸地正面表現,甚至夸大突出女性、男性生殖器官的形象特征,則有不少出土文物。如陜西黃陵出土的龍山文化遺物陶祖。(圖3)
  在馬廠文化中出土有人像彩塑壺,在陶壺的頸腹部塑有一全身人形裸體像。可以看出塑像的性器官是被有意識突出的,有意思的是該形象既有男性的特征,又有女性的特點,是謂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的神秘形象。對其性別問題,學術界認為是男女復合體,是兩性同體崇拜,是父權制與母權制斗爭的產物。〔5〕
  在父權與母權制斗爭過程中,男性的崇拜逐漸被重視并流行。在新石器時代,父系氏族逐漸成為社會的主體,并隨著彩陶紋樣的發展,把男(陽)女(陰)的自然形象特征抽象化為符號。表現男性的凸符號,中國古代稱之為“勝”。(圖5)傳說中的西王母頭戴勝, 想必也是凸的基本形態。西王母戴“勝”作為頭飾,大概喻義陰陽之合,萬物之生。
  凸(勝)可以簡化為“⊥”,“⊥”的上下二方連續變為“+”(圖4),所以“+”紋也是陽性符號, 如今醫學上仍然把“+”作陽性符號。而勝“凸”可作二方組合如圖(5—1)所示,稱為“雙富貴”,其二方連續圖案如圖7所示,稱“富貴不斷頭”。凸紋的四方連續圖案,其中心便是“”紋,如圖5—2所示,故此紋應表示“陽”。
  從這些資料分析,該紋樣為陽剛之象,“陽”、“勝”,強雄之謂;《易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生長繁衍為世事之喜;陰陽之交,天地之始,高媒之神,萬物之yòu@①,保護神之象。再從漢字的引伸,可以找出許多同義詞,如喜慶、吉祥、長壽、永葆、富貴、常青、英勇、無畏等等。這些涵義應該是該紋樣的原義和它在中外各地流傳的基本意義。
      “”紋的藝術生命力
  該紋樣從表義的符號到抽象的圖案衍化,已經屬于藝術的范疇、美學范疇。美要不拘泥于具體。特別是圖案、紋樣之類的工藝美術,這個領域美越具體也越容易過時。美要抽象,抽象的美和具體事物結合最不容易感到陳舊。圖案、圖畫都有流行的時代,有的流行時期長,有的流行時期短,其原因除圖案、紋樣本身的寓義之外,它的藝術形式之美學特點也是至關重要的。
  美的生命時間長短要看作品余地留多少。留有余地,引起聯想,引人入勝。在中國工藝繪畫中,畫成紅花綠葉,倒不如畫成金花黑葉更耐人尋味。
  畫中之形象、色彩,孕育于大自然之形色;然而繪畫中之形色,又不能是自然之形色。畫中之理法,孕育于自然之理法;然而自然之理法,又非畫中之理法。畫為心源之靈,有別于自然之態。
  “”紋具有圖案性,更具有虛幻性。其線性變化使它具有特定的美的形式,它的形式美給人們留有充分余地。看到它的人可以使想象飛騰,可以使其意念幻化。可以想象它是穩定的,也可以視其為旋轉的。可以看作方形、多角形,也可以理解為環、圓、圈、球形的衍化。如果視其為旋轉的形體,就是輪的形象。故此,美的規律賦予“”紋以無比的生命力。
      “”紋樣在西藏高原的流傳
  青海省馬廠文化遺址,學術界認為是古代羌人文化遺址,在青海新石器文化發祥地區有許多以“羌”命名的地點,定羌(寧夏)、破羌(樂都)、臨羌(西寧)。馬廠文化彩陶紋樣中的“+”、“”紋樣,隨著羌人的遷移活動傳向西藏高原。歷史上,甘肅、青海等地羌部族與西藏土著之間的遷徙和文化交流非常頻繁。
  春秋末期有名的羌人先祖無弋爰劍的故事,具體說明羌人在青海的生存和外遷的史實。無弋爰劍的的第四代發展為許多部族,其中唐旄(音毛)羌及無弋爰劍之孫印(音仰)的本部進入了青海西南地區(今玉樹藏族自治州),并進入藏北羌塘地區。
  發羌(“發”讀“卜”,與藏族自稱之“博”同音)約在公元前3 60年進入西藏雅隆地區。牦牛羌、越xī@②羌進入岷江、大渡河和云嶺金沙江流域。白馬種廣漢羌進入白龍江(又稱羌水)流域。參狠種武都羌也進入了白龍江流域。無弋爰劍另二孫忍部和舞部留在湟水一帶地區。
  發羌進入雅隆、唐旄羌進入羌塘的時期,當地的古代居民尚處在七天王時代。在西藏高原流行著一種原始宗教稱“萬字本”,其宗教活動與“”符號有關。
  古代西藏高原流行的“”紋樣中,也有該紋的變體,稱作“雍中”,如圖1—4,表示喜旋之意,也有“堅固不變”之意。它的梵文是“Syastika”其意為“神秘的十字”。
  “”紋樣在西藏建筑彩繪、服飾及卡墊圖案中都有所見。直到20世紀80年代,在日喀則地區江孜縣還有人穿用繡著“”形紋樣的坎甲,此處的“”紋與日、月、火焰圖案結合為一組圖案。可能是寓意日月長存,光輝不息之含義。這種圖形的表現手法有剪布、刺繡和繪制。色彩比較單純,結構比較嚴整。
  該紋樣在西藏民間的流傳,生命力很強,往往不會因為歷史時代的更新而改變其面貌。
  明、清時期西藏工藝品中的“”紋樣,特別是絲織品上裝飾紋樣中的“”紋,顯然是由中原地區傳入的。
      “”紋樣在超凡世界
  此紋樣在佛教文化中的應用更具神秘感。可能是因為這一紋樣所具有的虛與空的抽象性,早在古代印度婆羅門教、佛教的紋飾中都有其形象,在古印度被認為是太陽與火的象征。
  佛教用此紋樣的地方很多,法器、帷幔的裝飾,經卷與壁畫中都有出現。更重要的是在佛像的胸前繪有這種紋樣,作為釋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稱“室利mò@③@④洛剎朗”,其含義是“胸部的吉祥如意”,古代曾有漢文意譯“吉祥海云相”。
  這一紋樣被描繪在各尊佛像的胸前,使之更顯示出特殊的神圣、尊嚴、崇高和威力。神秘的紋樣賦予佛像以神秘,神圣的佛像賦予紋樣以神圣。由于佛教廣為弘傳,此紋樣在民間也被視為具有圣靈的威力,可以保佑吉祥平安,甚至可以逢兇化吉。它與護法金剛有差不多的法力。
      “”紋樣的左旋與右旋形式
  此紋樣在遠古文化中就有其左旋與右旋的形式,在中國五千年前的青海馬廠文化中,有單體右旋“”紋,見(圖1—3),同時也有左旋“”紋。(圖1—1、2)
  在民間的流傳中,兩種形式都存在。土家族的工藝美術中,此紋以左旋形式為多。西藏高原民間手工藝術品中此紋以右旋形為多,如后藏地區的藏族服飾上飾有右旋形式的“”紋。本人在西藏曾拍有該服飾的照片。在西藏的建筑中,也有右旋形式的“”紋。
  不僅在歷代世俗文化中存在左旋與右旋的兩種形式,就是在佛教文化中,該紋樣也存在兩種形式。
  現存昆明市筇竹寺的南無阿彌陀佛像之胸部繪有左旋“”紋。在西藏佛寺的佛像寶座上,或繪或塑之紋樣多為左旋狀。而在布達拉宮所藏唐卡藝術中,繪有右旋形“”紋。
  在佛經中多以右旋形式出現,有時亦為左旋形式。唐代慧琳在《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一)一書中指出該紋以右旋形式為準。也許是由于佛教經典的規范作用,故在中原地區該紋以右旋形式流傳為多。可見該紋的左旋、右旋是其流行的兩種形式,雖然存在兩種形式之原因有待研究,但可以肯定并非兩種紋樣。
      “”紋樣在中原的流行
  昔炎帝,原居姜水流域,為上古姜姓部族首領,號烈山氏。姜與羌在遠古乃一字,故為羌人。炎帝東遷至黃河流域,曾與黃帝戰于阪泉(今河北涿鹿東南)。炎帝東漸把古羌人文化帶入中原,同中原文化融匯。
  這一紋樣在中原文化中流傳的情況,不像在西藏高原和佛教文化中那樣神圣,但也是用于歌功頌德,祈福祝壽。由于該紋樣在封建社會,特別是上層社會大雅之堂長期沿用,它那原始意義,生殖繁衍崇拜的意義早已淡化。那些儒家學子根本不去追溯其原義,甚至有意回避與儒家觀念不諧和的性崇拜。于是在人們的觀念中只留下了“吉祥如意”、“福壽延年”的象征義。
  到唐代盛時,歌舞升平,好大喜功的武則天,為祝愿自己皇位的穩定,政運亨通,在長壽二年(公元693 年)特頒旨宣告定名“”紋為“萬”字讀音。唐代以來中原都沿用“萬”的讀音。由于皇家對這一紋樣的尊崇并將其應用于貴重禮儀之品,金玉絲帛之裝飾,于是也為民間廣為仿效,成為中原一帶民間廣為流行的紋飾。
  由于這一紋樣自身的形象特征,適合以單獨紋樣、二方連續紋樣和四方連續紋樣的方式存在,并有一些它的變體形式,故而被廣泛用于民間工藝品,不論建筑、雕刻、彩繪、書畫、陶瓷、錦緞等都曾有這一紋樣出現。
  隨著漢文化中絲綢、陶瓷、書畫的廣泛傳播,特別是在中世紀以前就已在海外廣為弘揚,該紋樣也隨之在海內外風行。
  (附圖 h10314.JPG
      “”紋在其他民族文化中之流傳
  生活在中國南方的少數民族文化中,也有該紋樣的流傳。南方一些民族,多善刺繡、織錦、染織等手工藝。在這些工藝品的裝飾紋樣中,時時可看到它的形象出現。
  土家族就是以織錦聞名的民族之一。土家族素以“土花鋪蓋”著稱,其織工精巧,色彩絢麗,享有盛名。土家族姑娘出嫁時,在所有嫁裝中,織錦是最珍貴的,土家稱其為“西朗卡普”。每一件西朗卡普上都織有“”紋飾。而且在嫁禮的枕頭、枕巾、帳簾、門簾上也有它的形象。土家姑娘的家人把該紋樣視為“家發人興”的祝福。土家人習慣把“”紋同“+”、“×”紋看作是同一紋樣的變體。在一些不便以此紋表現的物品上,便以“+、×”紋作為它的簡化形式。土家族在捆扎禮品時,都用紅絲線或紅緞帶捆扎成“+”、“×”形結。如在祝賀新婚的“挑火”(賀禮)上,用紅紙條貼成“+”字。“挑火”一般是粑粑、黃豆、米、酒等食物。不僅作為賀喜禮品,也用于祝賀親友新屋落成。
  對新生命的誕生,土家姑娘的娘家人望月最重要的是送“蓋裙”、“腳鋪蓋”,這兩件禮物都是土家族的織錦工藝品,上邊有“”紋。其他物品,如帽子、鞋子、圍嘴(口水墊)等,也都繡有這一紋樣。新生嬰兒的穿戴、睡具之上也都有此紋樣,以預祝小孩長命百歲。
  尚有一些習俗同此種紋樣有關,如小孩入睡后,大人離開時,要用黑灰在小孩額上畫個“×”,再把火鉗張開插在旁邊,黑灰所畫“×”紋,火鉗張開成“+”字形,都可以看作“”紋的象征。婦女產后滿月回娘家時,要在小孩額上畫一個黑“+”字,以祈平安健康。這可以稱之為“萬”字文化吧。
  在廣西、云南、湖南、廣東、貴州等地同各民族雜居和聚居的苗族、瑤族的裝飾紋樣中也有此種紋樣,其涵義也大致相同。
      “二戰”中德國納粹黨徽之紋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法西斯旗幟上的“”紋圖案,隨著侵略戰火的漫延,留給人們深刻的印象。因此不了解“”紋源流的人們,便把“”紋同法西斯的暴行聯系起來。難怪有人提出“同一紋樣,可以有不同的內涵”,如果說一個紋樣在不同場合中,可以引伸它的意義,當然是有的,但是所引伸的意義,應該是同義而非反義的。
  說起“二戰”中德國旗徽的紋樣,它也是具有褒義的勝利符號。任何一個政治集團或軍事集團,都是以正面的,甚至是美妙而神圣的言詞和足以代表美妙言詞、神圣使命的圖形作為自己政黨的標志。
  “二戰”中德國旗徽的“”紋,曾經是雅利安人爭取勝利斗爭的標志。這中間還有一個歷史的誤會。
  遠古時期,在中亞地區,曾有一個自稱“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團,主要從事畜牧業,擅長騎射,有父系民族社會組織形式,崇拜多神教。約公元前二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期間(相當中國商周時期),雅利阿部族分裂為幾個支系,向幾個地區遷徙。其中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一支向西南轉移,進入波斯,另一支遷入小亞細亞(即今土耳其的亞洲部分)。到了十八世紀,歐洲語言學家們在科研活動中,為了研究的方便,用“雅利安語”這一名詞來概括印歐語系的語言。
  后來人們推論,既然“雅利安語”能夠概括印歐語系的語言,那么講用印歐語系的語言者,必然出自同一祖先。從這一假定的推論中又得出一個假定的結論,認為印歐語系各民族的同一祖先就是雅利安人。
  歐洲的貴族階級又宣稱雅利安人是貴族的先民。種族主義者們進而利用這一歷史的誤會,把自己說成是雅利安人種,即高貴人種。
  德國貴族階層,為擴大貴族的權勢,曾利用“”紋作為“爭取雅利安人勝利斗爭使命”的標志。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制造一種理論,說什么德國貴族具有某種體質上的特點,屬于“純粹雅利安人”的嫡系傳人。于是,法西斯頭子希特勒在1920年采用了“爭取雅利安人勝利斗爭使命”的標志,以“”紋作為納粹黨的黨徽(圖8)。 納粹黨徽用于旗幟為斜置,紋樣黑色,白邊、紅地,外加圓框;用于飛機時外加方框;懸掛廳堂時,有時正置即為“”形。
  由此可見德國法西斯分子的侵略和殘酷罪行,并沒有改變“”紋的基本含義。它仍然是“勝利”、“長壽”的吉慶的褒義。只能說法西斯的鐵路和屠刀沾污了這一圣潔的符號。
  在研究一種廣為流傳的民族、民俗文化時,不能從一時一地出發,更不能有大民族主義或狹隘民族主義的偏見,否則會走進研究的誤區。茲所略悟,愿以共勉。
                      ·附圖見下頁·
   圖1 青海馬廠文化遺址出土彩陶紋飾中的“”紋。
     1斜形左旋“”紋。
     2斜形左旋“”紋。
     3右旋“”紋。
     4右旋變體“”紋。
  (附圖 h10315.JPG
  ? 圖2 土耳其出土的古代西亞彩陶紋飾中的“”紋:
  (附圖 h10316.JPG
  ? 圖3 陜西黃陵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陶祖。
  (附圖 h10317.JPG
   圖4 青海馬石文化遺址出土彩陶紋飾中的“+”字紋。
  (附圖 h10318.JPG
   圖5 中國民間傳統紋樣“勝”
     1“勝”的二方連續圖案。
     2“勝”的四方連續圖案。
     3“勝”的衍變紋樣。
  (附圖 h10319.JPG
   圖6  安徽蕪湖民間挑花工藝品中的“”紋與“福貴不斷頭”紋樣。
  (附圖 h10320.JPG
   圖7 陜西金代九龍壁中“富貴不斷頭”邊飾。
  (附圖 h10321.JPG
   圖8 二戰時德國納粹黨徽標紋樣。*
  (附圖 h10322.JPG
  注釋:
  〔1〕《民族學通訊》,1989年第86期第5頁。
  〔2〕《民族學通訊》,1989年第86期第6頁。
  〔3〕《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頁。
  〔4〕《抓髻娃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頁。
  〔5〕《青海古代文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礻加右
  @②原字為“仰”右
  @③原字為“山”加“集”上加“凹”上
  @④原字為“革”加“末”
  
  
  
南開學報:哲社版津73-80H1語言文字學安旭19961996 作者:南開學報:哲社版津73-80H1語言文字學安旭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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