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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9839(2002)01-0065-07
　　精神是小說之魂。一部作品，無論長短，能否寫出一種精神來，是衡量其成功與否的 重要標志。正如我們閱讀古今名著，感觸最深的往往是蘊涵在作品中的精神所在：一種 鼓舞，一種啟迪，或者一種難以言表的滋潤……。
　　所以，我認為，精神探尋是40年代的小說創作值得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也是以往研 究較為薄弱的一個方面。對于這個時期文學創作，人們在理解和把握上往往存在著一種 隔膜，由于這是一個風云變幻、天翻地覆的年代，因而大家的著眼點常常集中在其史詩 般高歌猛進、大起大落的一面，集中在政治本身以及政治影響下的種種文學現象。或者 突出解放區文學的服務作用，或者強調國統區創作的反戰情緒、強調作家對黑暗、腐敗 、殘暴的揭露，即使注意到某些獨特的意義不同的文化景觀，如錢鐘書、徐@①、張愛 玲等，大多也是因人因文，就事論事，徘徊于贊嘆、欣賞和泛泛品評之中。當然，這些 研究也是重要的、有價值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工作，但其局限也是明顯的：一是 零星和片面，缺少一種聯系的目光和全局的審視、把握；再是浮光掠影，缺少一種更深 層次的體味、挖掘和展現。筆者以為，研究40年代小說創作，“精神探尋”是一個十分 重要的契入點。它是貫穿40年代眾多文學思潮的突出主題，是散見于各類作家思想天地 的中心意象，是小說創作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背景和原因，同時，也是一個鮮明的、濃 郁的但長久以來卻被忽視了的時代特征。應當指出，其它時期的小說創作當然也包含眾 多的精神探索的因素，有些作品甚至達到了相當的水平，但能像40年代小說創作這樣集 中、這樣強烈、這樣廣泛，尤其是這樣以群體的面目出現，并達到如此深度和高度的卻 實在不多見。而且，我們發現，它們所取得的成就和達到的境界，即使在以后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內也還沒有被超越并且似乎一時難以超越，這一切無疑具有了更深的意味。
　　重溫一個時代是令人感慨的，尤其是重溫一個留下諸多輝煌、諸多意味、諸多探索、 諸多遺憾的時代。
　　 一、意向和氣象
　　審視40年代的小說發展，我們首先注意到一種醒目的現象，那就是創作風格的深刻變 化。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是戰爭，持續不斷的戰爭 。整個40年代幾乎是伴隨著血與火度過的，這種狀況對廣大作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 響。首先，它徹底打破了作家們的平靜安穩的生活秩序，使每個人無一例外地承受著動 蕩年代生存與靈魂的熬煎，這種熬煎的意義不僅在于極大地豐富了作家們的生活積累和 情感感受，更重要的是程度不同地拓展了創作者精神天地的廣度和深度。其次，戰爭的 漫長和殘酷，使相當多的作家相繼拋棄或超越了膚淺的樂觀和漂浮的幻想，進而在苦悶 和抑郁中開始較為深刻的思索。他們的目光透過戰爭的硝煙，轉向在這特殊時期更加突 出地暴露出來的社會黑暗和痼疾，轉向文化傳統和民族性格優劣得失，“國民性”問題 又一次被認真而強烈地提了出來，這一切清晰地折射出一代文化人極具意義的精神覺醒 。第三，戰爭和苦難激發了作家們空前的思想勇氣和創造激情，激發了他們對自己前途 命運和歷史作用的沉痛反思，許多作品表現出極為濃郁的精神探索的意向，這是作家群 體對于戰時社會的獨具特色的貢獻，是“五四”探索傳統經過20多年的發展和積淀后一 次頗具活力的迸發，同時，也是這一時期一批作家創作風格深刻變化的原因所在。
　　這種變化大致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整體創作傾向的改變。像是一股浪潮沖擊、 席卷著戰時的文壇，除解放區文學獨具特色的文化傾向外，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總體格 調發生了重大的轉向。其突出特點是：從自信走向疑問，從明朗走向晦暗，從青春傾訴 走向理智審視，從激情塑造走向哲學思考。被譽為民主革命時期最冷雋的現實主義作家 的沙汀是這一特點的重要代表。進入40年代，沙汀筆下的鄉村生活愈加陰森慘淡、充滿 悲劇色彩，《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則達到了某種極致。這是一種全景式 地剖析和展現：各類名流的陰險與腐爛，知識分子的幻滅與痛苦，貧苦農民的艱難與抗 爭，三者相輔相成，巧妙地構成一個半人半獸的完整社會結構。不僅知名作家作品如此 ，許多文壇新作也深刻地體現出這種變化，特別是40年代后期的一些作品。以1948年出 版在上海的兩部長篇小說為例，豐村的《大地和城》以20年代北方農村為背景，入木三 分地剖析了傳統農民的復雜心態。作品的深刻之處在于通過文化心理透視，從特定的側 面反省了中國農民在自發狀態下從生存、遭劫、反抗而不可避免地變質毀滅的苦難歷程 。李廣田的《引力》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時代青年從希望、失望到絕望，再到產生新的 希望的全過程，“從昏天黑地的淪陷區走到昏天黑地的大后方來了”，這種頗具力度的 展現和揭露以及由此生發的種種思考，我們今天讀來依然感到沉甸甸的。其二，是個體 作家的風格轉換，最為突出的是巴金。40年代巴金迎來了自己創作生涯的第二個高峰期 ，但其創作風格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文學史家將這種現象概括為“青年巴金”向“中 年巴金”的轉變。他開始關注蕓蕓眾生，關注社會重壓下個體生命的艱辛與無奈，敘述 格調也由熱情奔放轉為冷靜傷感。《憩園》、《寒夜》雖然還是寫家庭矛盾、代際沖突 ，但與以前相比，思想內涵已有重大變化。在“激流三部曲”中，家是黑暗的象征，是 扼殺生機、摧殘人性的枷鎖，走向社會則是唯一的出路；而在《寒夜》、《憩園》中， 家則不只是可怕的牢籠，同時也是溫馨的歸宿；社會不再是光明的化身，同樣也是風險 重重。作者一改過去寫作一味抨擊的激情與痛快，字里行間常常流露出一種理解、同情 乃至感傷和嘆息，正是這種悲天憫人的蒼涼情懷，這種舊夢依稀的遙深感嘆，使《寒夜 》、《憩園》成為巴金作品中最富感染力的藝術珍品。茅盾亦是如此。我們說40年代是 茅盾創作的又一個豐收季節，不僅是指他寫出了一批緊隨時代的小說和戲劇，更為重要 的是因為他創作出了《霜葉紅似二月花》這樣一部渾融老到、風格獨特的作品，顯示出 其藝術世界的遼闊、深邃和成熟。這部小說確實是茅盾創作中的一個特例，它一改作家 常用的政論式的、社會剖析式的宏大敘事手法，有意識地和現實拉開了一定的心理距離 ，更為注重日常生活，滿紙都是家庭倫理，人情風俗，文化氛圍非常濃郁。茅盾無疑十 分看重這部作品，他曾在不同場合一再談起，特別是在“文革”后期極為困難的處境中 ，這部作品成了他內心深處某種理想和情感的寄托，并在秘密狀態中續寫了部分章節。 《霜葉紅似二月花》以細膩的筆觸揭示出作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在一定意義上是更為 真實的一面，同時極為深刻地展現出作家精神追求的某種變化，而這兩點，恰恰是作家 內心深處十分珍視的。無論是個體創作風格還是整體創作趨勢，40年代小說創作這種變 化是有目共睹的，它像天邊一抹曙光，預示著也代表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
　　這是一個大思考的年代，也是一個大收獲的年代。所謂大思考，是指在思考的范圍和 思考的力度上。也許這個時期的思考并沒有二、三十年代那樣迅猛、那樣強烈、那樣尖 銳和震撼人心，但其思維的活躍程度、其思想的質量以及達到的深度和廣度，卻是令人 吃驚和振奮的。在這些方面，不僅二、三十年代不可比擬，就是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內似乎都難以超越。表現在小說創作中，這個時期的許多作品帶有明顯的歷史感，追求 在平凡的人群和平凡的人生中說明一些不平凡的道理，體現一種獨特的精神。因此，這 個時期的作品也許未能像30年代一些大作品那樣聲名顯赫，也未能塑造出影響巨大的人 物典型，但在思想、藝術諸方面卻要更加老到、深遂和成熟，尤其是更加富有理性精神 和歷史氣質。以老舍為例。老舍寫于40年代的名著《四世同堂》，極為深刻地體現著一 代文學大師的信念、情懷和使命感，那種超乎尋常的歷史深思，那種滲入現實肌里的文 化深度，都是一般作家所難以比擬的。作為抗戰時期的作品，《四世同堂》理所當然地 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兇狠殘暴，要謳歌人民的覺醒與反抗，但這些并不是小說的重點， 作品的最為閃光之處在于通過淪陷區民眾屈辱境遇和精神折磨的精湛描寫，對我們傳統 文化的諸多弊端進行了沉痛的反思。小說以明確的批判意識揭露了浮游在北平市民中的 民族劣根性，剖示了他們封閉僵化，麻木敷衍，茍且偷生的精神世界，進而對民族精神 素質進行了清醒惕透的反省。作者滿腔熱情地渴望著在民族解放的戰火中焚毀這種根深 蒂固的劣根性，在古老中國的新生中重鑄理想的民族文化人格。寫于同一時期的長篇小 說《圍城》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抗戰時期的生活，同時，進一步延伸和豐富了這種思 考。《圍城》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它集道德、風俗、人情以 及文化批判于一爐，以一種睿智典雅的筆觸活靈活現地描繪出知識分子的靈魂空虛和精 神病態。《圍城》的價值在于以極高的智慧和技巧深刻揭示了人類精神的某種墮落，在 “圍城”之內你找不到一個真正的英雄，虛偽巧飾，口是心非，寡廉鮮恥，爾虞我詐充 斥其間，無論你自我感覺如何，無論你是否意識到，都注定是一個盲目的尋夢者和為命 運所玩弄的失敗者。人們論述錢鐘書的創作，常常稱之為超逸于政治超逸于時代，將目 光直接指向人生。我則以為，作者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表達著自己政治思考和時代關懷 ，誠如先生在《談藝錄》中所坦言的：“《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 也。”正是這種濃郁的憂患意識使錢鐘書的作品具有了厚重的文化內涵和理性精神，具 有了歷史透視的相當深度，《圍城》等作品對于中國西式知識分子的自嘲以及中國化了 的西方文明的剖析審視，是40年代文學創作的一種共同傾向；與同一時期《四世同堂》 等作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掘和反思，形成了發人深醒的對比和意味深長的補充。而這 兩方面所達到的深度和高度，則是40年代小說創作精神探尋令人驕傲的成就之一。
　　歷史行進到40年代確實走到了一個意義非凡的關頭，經過“五四”以來各種文化思潮 長期的浸潤啟迪，經過數十年外國作品大量的引進洗禮，特別是經過民族存亡生死危機 強烈的刺激震撼，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終于迎來一個產生重大飛躍的特殊時期。優秀的文 學作品不僅參與這一歷史進程而且是其最直接、最形象藝術寫照，從無數創作個體極為 濃郁的精神探索意向到整個文壇蔚為壯觀的思想追尋氣象，40年代小說創作在中國百年 文學史上留下了十分寶貴的一頁。閱讀40年代，我們深切體味到了一種精神的奔騰和思 想的魅力。
　　 二、新鮮與真純
　　據說，著名評論家胡風最初讀到《財主底兒女們》時，曾長時間地沉默不語。后來， 在該書序言中他用詩情畫意的語言告訴人們：“時間將會證明，《財主底兒女們》的出 版是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事件。”敏感的胡風無疑從這部作品中捕捉到某種獨特的 東西，他被深深地打動了，究竟是什么東西引起胡風如此高度的關注呢?
　　路翎小說給人最強烈的感受是一種不可遏制的新鮮活力。從《青春的祝福》系列到《 饑餓的郭素娥》、《財主底兒女們》，路翎的創作以噴薄的氣勢激蕩著40年代的中國文 壇。他的作品具有一種天然的強悍和活力，具有一種嶄新的意象和美感，這一切在我們 這片古老的土地上是極為罕見的。路翎的小說主觀色彩鮮明，強烈的內心沖突和復雜的 情緒波折是其突出的特色：一群粗獷的人物，一些痛苦的靈魂，一組激情澎湃、狂躁不 安的形象，不是在精神煉獄中走向毀滅，就是在靈魂剖析中獲得新生。整個現代文學30 年，能有多少人會以這樣的思想、情調和筆觸來燃燒自我、激揚人生呢?路翎的作品顯 示出某種少有的新鮮氣息和沖擊力量。正如評論家邵荃麟所稱贊的，它“充滿著那么強 烈的生命力!一種人類靈魂里的呼聲，這種呼聲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卻叫出了多 世紀來在舊傳統磨難下底中國人的痛苦、苦悶與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覺醒的 最初過程。”[1](第177頁)而胡風則直接稱之為“青春底詩”。
　　新鮮感和豐富性是40年代小說創作精神探索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縱觀40年代，小說 創作真正呈現出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異彩紛呈的局面，眾多的審美觀 念在相互碰撞、交流中，不斷地建構、探索和深化。除了解放區文學在延安文藝座談會 后，在共同的目標旗幟下，獲得某種程度的理性共識外，其余地區無不呈現出多取向、 多層面、多爭論的探索和追求。就像戰爭使一些文化中心遷移散落一樣，40年代的審美 思想也呈現出某種多元散落狀態，這種狀況也許會影響到文藝思潮的集中、強化和造勢 ，然而卻使眾多的文藝探索更加豐富、特異和深邃。此外，這個時期大量外國作品集中 翻譯出版，極大地開拓了作家們的眼界和胸懷。異域文學的藝術智慧和魄力，有效地涵 養了作家們的文化根柢，豐富了他們的表現手段，同時也強烈地刺激著他們的創新欲望 和藝術沖動。
　　最具創新意識、并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這種創新成就的是徐@①和無名氏，他們從另外 一個側面給40年代文壇帶來一種新鮮、有味、活潑的東西，進而顯示出一種獨特的精神 價值。徐@①在《風蕭蕭》“后記”中直言不諱地宣稱：“文學不是記憶或回憶而是想 象。”這種獨特的思想觀念和認識方式，在其作品中外化為一種特定的審美形態，并且 融入其作品的人物、情節以及奇異多姿的景象之中。徐@①的新不僅表現在浪漫艷麗的 愛情故事上，更表現在這些故事所蘊含的深層精神和哲學思索上，那種對個性自由、人 格獨立等西方現代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對出世入世等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依依不舍的 眷戀，交織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種詩意、一種浪漫、一種嶄新的意象。徐@①的作品雖 然缺乏社會歷史的厚度，缺乏觀照現實的力度，卻大大增加了人性和生命的深度。同一 時期，與徐@①齊名的無名氏帶給人們的則是另外一番景致，他在40年代中后期先后發 表了《塔里的女人》、《北極風情畫》、《無名氏初稿》等小說，一版再版，風靡文壇 。與徐@①相比，無名氏的創作風格更加粗豪奔放，給人最突出的感受是洋溢在作品中 的極端色彩和沖突之美。作者就是要通過極度地夸張渲染，直逼人生的兩極狀態，用跌 拓多姿的愛情故事，寫出生命的能量、活力及其可能達到的境界。其現代主義的新穎手 法的確具有一種迅雷疾風般的沖擊力，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聆聽到生命的強勁呼喚，感 受到人生的無限風光，體驗到造化的神秘力量。徐@①、無名氏都被稱為用文學來探索 生命意義的純文學作家，他們對理想化人性的不懈追求，對新穎奇特的藝術手法的大膽 嘗試，不但極大地拓展了現代派的藝術世界，而且為40年代文學園地留下了一道亮麗的 風景。
　　探討40年代小說創作的精神背景，我們還想特別指出的是，對平凡和真純的執著追求 ，這是戰爭歲月的另外一種聲音，也是這個時期常常引起今天思考和回味的一處文化景 觀。談到這一點，不能不提到張愛玲和蘇青，盡管人們對這兩位女作家的特點已經有過 諸多的總結和概括，但我以為，平凡和率真應當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方面。張愛玲曾 著意強調蘇青的特點是“偉大的單純”，是踏實地把握住生活情趣，這些見解是頗有見 地的。蘇青與其他女作家不同之處最明顯地在于性格的直率與坦白，其作品“沒有掩飾 ，沒有夸張”，無論是愛是恨，是喜是悲，很少大起大伏，更多的是一種安然和平靜， 在其瀟灑脫俗的筆致之中，散發著濃郁的世俗味和人情味。蘇青一再說自己是一個平凡 的女人，也樂于平凡，她渴望一種世俗的平凡生活，實在的生活，這種坦誠的態度和世 俗的追求曾給許多讀者帶來一種無言的溫暖和親切感。而平實坦率的風格甚至勝過其“ 自傳體”的小說內容，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閱讀蘇青作品，你很難說蘇青作品有 多么深刻的思想，但在作者單純而直率的表達中卻無疑蘊涵著深刻的意味，那是一種自 然的、天籟的、蘊含豐富的意味，令人一讀難忘，回味悠長。正如1945年3月份的《雜 志》月刊在介紹張愛玲和蘇青時所特意指出的：“尤其可貴的，似乎在她們兩位的文章 里，都代表了當前中國知識婦女的一種看法，一種人生觀……。”在這方面，張愛玲似 乎更為明確和突出，她以獨特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識切入現實生活，敏銳地發現并展現出 許多被主流文學所遺忘或忽視的東西。張愛玲認為，人生有飛揚的一面，也有安穩的一 面，強調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而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張愛 玲不斷用坦率的語言闡明自己的觀點，并用自己的小說不斷證明、補充、提升著這種認 識。張愛玲的系列小說，系統完整地描寫了現代都市的畸形人生和畸形人性，進而揭示 出其中積淀著的社會歷史和傳統文化等復雜因素，并由此表達了她對中國現代殖民化過 程中社會生活的某一本質的獨特認識和深切領悟。筆者以為，張愛玲的意義同樣不在于 思想的新穎或深刻，而在于以真誠和坦率構筑了這樣一種姿態：她始終頑強而固執地堅 持著自己的話語方式，細致而癡情地構筑著自己的精神園地，坦率而堅定地恪守著自己 的批判目光，并以自己的系列作品形成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頗具批判內涵和認識價 值的“例外”。“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2]“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 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3]張愛玲用這些極具滄桑感的故事和話語，凝聚成現代文學 史上一個獨具意味的“蒼涼的手勢”，那是對世俗人生審美的、人性的、生命的體驗和 觀照，也是對精神家園另一種風格的苦苦追尋。
　　縱觀40年代的小說創作，精神探尋如同一股涌動的潮水，滲透并浸潤在各種風格的文 學作品之中。它不僅深深影響著小說的思想內容，而且極大地激活了小說藝術形式的創 新和飛躍。為了更好地展現表達日趨深邃和豐富的精神探索成果，作家們大膽借鑒古典 小說和外國文學作品的藝術手法，積極汲取不同文學樣式的成功經驗，融會貫通，積極 創造，在小說表現手段和小說體式諸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四世同堂》的全景式、 多線索、大跨度的描寫手法，不僅突破了老舍本人已經形成的固有創作格局，而且為40 年代小說創作增添了一種藝術氣魄；錢鐘書的《圍城》采用的是旅行者的游記式結構， 夾敘夾議，妙語連珠，淋漓盡致地展示出“學人小說”的迷人風采；張愛玲“家史性” 的敘說方式在技巧方面顯示著極深的功夫，而其語言的華麗、雅致、圓融光潤和意象豐 富則形成一種不可替代的藝術風格；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以情感為中心、為主線 、為基調的“青春文體”，使人在耳目一新的震撼中感受到一種藝術的力量。另外特別 值得一提的是師陀的創作實踐。師陀是一位歷史感、責任感極強的作家，為了實現從一 個特定的角度透視中華民族的社會文化氣氛和性格的目標，他的小說進行了各種體式的 寫作嘗試和藝術探索。從早期作品《谷》、《里門拾記》和《落日光》，到短篇集《果 園城記》，再到其著名的長篇小說《馬蘭》、《結婚》，師陀施展多彩多姿的筆墨，從 不同的取向和層面上拓展著城市文學和鄉村文學的境界，極大地豐富了小說藝術的表現 形式。從40年代多姿多彩的小說創作中，我們可以明顯地感受到“文體”創造的傾向， 這是一種主動的進取，也是一種自覺的嘗試，本質上則是小說創作精神探尋極為迫切的 需要。在那色彩斑斕的體式背后，都有一雙精神渴求的眼睛。
　　 三、可能與先導
　　趙園在文藝論集《論小說十家》中提出了許多有意思的問題，一些議論的確獨具只眼 、新意迭出，頗具啟迪性，讀后令人三思。比如，她在論述端木蕻良時，著意指出其40 年代的作品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并且認為“這些可能性卻僅僅部分的變為現實 ”。這些話語帶給讀者一個較為廣闊的認識空間，其內涵是極為豐富的。端木蕻良的作 品誠然如此，放開一點，反思整個40年代小說創作的精神探尋，其實也是一樣。
　　我以為，研究40年代小說創作的精神探尋問題，其意義起碼應有兩點：一是通過文學 作品考察這個時代精神領域所達到的深度和高度，尋找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另一 方面則是通過研討這種精神探尋的起伏消長，探索一個時期的精神成果對后世的影響種 種。如上所述，40年代的小說創作在精神探尋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這無疑是我們民 族精神文化建設進程中一個極為厚重的階段，值得高度重視。此外，這種成就還蘊含著 一種更深層次的價值，那就是為中國小說精神世界更廣泛更深刻地開掘和建構，開辟了 一個較為廣闊的前景，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并且許多優秀作品本身已經成為實現這 種可能性的先導。然而，如同趙園評論端木蕻良所說的一樣，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這 種精神探索的可能性也僅僅是部分的變為現實。40年代小說創作中頗為輝煌的精神收獲 影響所及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走向規范，不斷強化，并且達到某種極致；二是一時中 斷，銷聲匿跡，八、九十年代又被發現光大；還有一種則如彗星閃過，無聲無息，其價 值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評價，開發研究，尚待時日。
　　影響最大，發展最充分的是解放區文學。應當明確，解放區小說的創作實踐是40年代 小說創作精神探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解放區的文學創作極為重視精神力量，它不僅 始終接受強有力的精神指導，而且始終在為實現共同的政治理想、建構一個新的精神家 園而努力。高昂的革命理性和樂觀的奮斗情懷是其突出的文化品格，追求崇高和崇尚英 雄是其始終不渝的精神特征，在解放區嶄新的土地上，作家與群眾第一次凝聚成一種較 為密切的精神聯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們積極主動地改變和更新著自己，試圖以 一種明朗的心境和溫暖的情懷，去感受和謳歌代表著未來和希望的新天新地新生活。回 首百年文學歷程，這樣的作家作品，這樣的精神狀態，這樣的熱忱和境界實在是不多見 的。解放區的小說創作支撐起一種未來文學的基本框架，逐漸形成一種具有鮮明的價值 原則和獨特理念的創作規范，而一批優秀作品則成為這種規范的開創者和藝術典型。趙 樹理對歷史變革中農民在政治、經濟翻身過程中所實現的思想翻身的精彩敘述，孫犁對 解放區農民、特別是勞動婦女的靈魂美和人情美的浪漫展現，康濯對新舊時代農民精神 世界和家庭成員關系變化的細膩描繪以及劉白羽對人民軍隊生活和戰斗的激情歌頌，都 具有某種開創和規范性質。特別是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風驟雨 》，不僅代表了土改題材小說的最高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預示出這一類作品的文化 走向，同時也給以后同類題材文學創作的精神擴展和突破預設某種可能。隨著人民共和 國的成立，解放區文學理所當然地確立了在中國大陸的主流地位，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陸 文學史基本上就是解放區文學發展、壯大、完善提高的歷史。解放區小說模式在建國后 得到充分的展開和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甚至達到了某種極致。這一方面體現 出其自身的強大生命力，體現出這種模式的適應性和可塑性，尤其可貴的是體現出一種 異乎尋常的活力；另一方面在充分的實現中也暴露出種種缺失，在達到頂點后有時甚至 走向反面。文學創作中僵化教條的思維習慣，以及公式化、概念化的嚴重傾向即是突出 的例子。
　　與解放區的小說相比，其它類型的探尋模式則經歷了極為不同的歷史命運：一部分探 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停止了，甚至一些產生過相當影響的作品在新的文學史中已 很難找到蹤跡；另一部分則是探索主體的思想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因而同樣造成了某種 類型探索的中斷。八、九十年代的文藝思潮中，常常提到的“重新認識”和“重新發現 ”便是對以上兩種現象的一種體現、反應和思考，也是文學史上某種類型精神探索在新 時期的一種回聲和繼承。重新認識的過程首先是一種聆聽的過程，在對茅盾、老舍、巴 金等文學巨匠的重新認識中，人們常常在過去耳熟能詳的作品中體味到一些嶄新的東西 ，常常驚嘆于這些作家曾經達到的思想高度和深度，進而常常尋找到有益于今天的精神 財富。重新認識的過程還是一個交流、思考的過程，我們為過去曾經有過的精神尋找而 觸動，為這種尋找的中斷淹沒而惋惜，在今天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層次上，當我們再次審 視這些文化巨人時常常感到一種意味深長的精神啟迪和滋潤。從80年代初的錢鐘書熱， 到隨 后的路翎熱、張愛玲蘇青熱、徐@①無名氏熱，無不體現著這種精神流動的痕跡。重現 發現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個尋找的過程，圍繞著一位位舊日作家的升溫，固然是由于這些 作家內在的精神力量以及這些力量產生的客觀影響，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今天對這些 力量的需求。這一次次的“熱”，表面上體現著人們對這些作家作品的喜愛，實質上則 是人們對一種精神世界的渴望和尋求，更深的層次上則是種種精神探索在今天的傳遞和 發展。錢鐘書的智慧和眼光，路翎的真誠與激情，張愛玲蘇青的情趣與率真、徐@①無 名氏的奇思與幻想，以上種種都是我們民族精神世界的珍貴成果，是我們的文學創作精 神探尋極有價值的先導，如果說這些作家作品的出現為我們當時的精神探尋提供了多方 面的可能性，如果說這些可能性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只是部分的得到實現，那么，今天的 種種閱讀熱潮，是否意味著那些可能性將會更多的被實現呢?
　　說到40年代小說創作精神探尋的豐富與可貴，還有一種現象值得研究，那就是一批至 今依然很難理解至少很難準確理解的小說存在。這是一片蘊藏深厚的土地，也是一種特 殊類型的探索，一部分極具先鋒意識和現代觀念的作家，煞費苦心地經營出一批意味深 長的藝術之作，這些超出一般讀者接受能力的作品，不僅在那個時代而且在以后相當長 的時期內都是一個特異的存在，像一顆顆孤獨的星星懸掛在舊日的天空中，閃爍著寂寞 的光澤，映襯著什么，證明著什么，也昭示著什么。這些作品的存在，不僅顯示著那個 時期精神探索的廣度，顯示著探索途徑的豐富，同時給一代代讀者留下了極為廣闊的思 索天地。以馮至為例。馮至是詩人，但他的散文和小說寫得同樣出色，他的《十四行詩 》、《山水》(散文)、《伍子胥》(小說)堪稱“三絕”，這些精美雅致的文學創作，不 僅提供了獨特而深邃的個體生命體驗，并且以其藝術的完美、純凈與和諧，特立獨行于 佳作林立的40年代。寫于1942年的詩化小說《伍子胥》可謂一部奇書，作者融合提煉了 自己戰時的生活感悟，把一個流傳甚廣的古代故事與一種現實的人生體驗交織在一起， 進而凸現出一個頗有意味的人生命題：在取與舍的抉擇和決定中，生命如何顯示出特殊 的意義。馮至事實上是以存在主義的觀點來重新理解和處理伍子胥的傳說的，在他的小 說中，人物故事也許是次要的，作者只想通過這些載體表達一種思想、一種情感、一種 精神理念和一種生命的體驗。小說中的許多描述似乎帶有某種神秘的色彩，它好像是作 者對孤獨個體存在意義的一種闡示，又仿佛是對精神世界奇異景致的一種呼喚，這無疑 是作者獨具情懷的精神尋覓，盡管時至今日我們對其內涵的實質和深度依然很難說清楚 ，但它的存在，卻使我們越來越感到一種實實在在壓力和吸引。也許未知中含有更深刻 的意義，也許意義就在于永恒的未知，也許這就是精神探尋的魅力所在。
　　一個年代遠去了，留下了那么多讓人留戀、思索乃至感嘆不已的東西。因此，審視40 年代小說創作的精神探尋，我們時常感受到一種源遠流長的價值、意義、溫暖和力量。 在那個遙遠的年代里，作家馮至曾滿懷深情地翻譯了奧地利詩人里爾克一篇名作《嚴重 的時刻》，詩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哭/無緣無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誰在夜 間某處笑/無緣無故在夜間笑/在笑我//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無緣無故在世上走/走向 我……”詩意真摯，情懷感人。不知為什么，當我撰寫這篇文章時總會想起這首小詩； 不知為什么，這個深情依依的“我”總使人想起那個動蕩而充實的年代。
　　收稿日期：2001-06-25
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65～7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春20022002精神探尋是40年代小說創作的突出主題。從無數創作個體極為濃郁的精神探索意向， 到整個文壇蔚為壯觀的思想追尋氣象，精神的求索在40年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審 視40年代的小說創作，常常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理性精神和深邃的歷史感，感受到一種對 創新意識、新鮮活力和平凡真純的執著追求。40年代的小說創作不僅為以后更深廣的精 神探索預設了種種可能，而且以自己的優秀作品為實現這種可能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先導 。精神探尋/40年代/小說創作/Spiritual exploration/the 1940s/Fiction creationSpiritual Exploration and Fiction Creation in 1940s　　ZHENG Chun　　Shandong University,Literature Collage,jinan 250100,ChinaSpiritual exploration was a prominent theme in the creation of fictions in the 1940s.In that period,the strong desire of innumerable writers to explor e and the splendid atmosphere among the whole literary circle to pursue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spiritual exploration to make a remarkable progress.Loo king into the creation of fiction in the 1940s,we could feel from time to ti me a strong rational spirit and a deep sense of history,and be impressed by an insistent pursuit of creative consciousness,new vitality,and simple purit y and originality.The fiction creation in the 1940s not only paved the way f or the further exploration in the future,but also provided invaluable guid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various possibilities with their own excellent works.山東大學 文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鄭春(1963—)，男，廣東梅縣人，山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作者：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濟南65～7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鄭春20022002精神探尋是40年代小說創作的突出主題。從無數創作個體極為濃郁的精神探索意向， 到整個文壇蔚為壯觀的思想追尋氣象，精神的求索在40年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審 視40年代的小說創作，常常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理性精神和深邃的歷史感，感受到一種對 創新意識、新鮮活力和平凡真純的執著追求。40年代的小說創作不僅為以后更深廣的精 神探索預設了種種可能，而且以自己的優秀作品為實現這種可能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先導 。精神探尋/40年代/小說創作/Spiritual exploration/the 1940s/Fiction creation

網載 2013-09-10 21: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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