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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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南蠻、于越
    中國是個土地廣袤的大國,中華民族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不過,作為國名的“中 國”和作為族名的“中華民族”,都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而出現的,古代的情 況并不如此。
    我在拙作《我對清史編纂的管見》[1]中,曾經回憶1981年5月在北京香山參加中國民 族史討論會的往事。事前因譚其驤先生之囑,要我在會上作關于“中國”源流的發言。 為了這四五十分鐘的發言,我曾遍索資料,引經據典,頗花了一番功夫。其實,凡是文 化較高、人民較多的民族,在古代都有把其所聚居的地區視為中心的思想。例如在印度 ,今恒河中游就有一個“中國”,梵文作Madhyadesa,艾德爾在《中國佛教手冊》中解 釋:“中國,印度中部的王國”[2]。《水經注》卷一《河水》也記及這個“中國”, 稱其“人民殷富”。“人民殷富”,大概就是他們自視為“中”的原因。同樣,古希臘 人也認為他們居于世界之“中”,因為亞洲(Asia)和歐洲(Europe)這兩個地名,按語源 學研究來自古代希臘文,前者意為“日出之地”(The region of the rising sun),后 者意為“日落之地”(The region of the setting sun)[3]。這類例子很多,不勝枚舉 。我當年的發言,因為沒有留下底稿,早已忘了,不過還記得曾經引及《詩·大雅·民 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民勞》的“中國”,無非是 今豫、晉、陜三省的一小部分,不過是古代漢人聚居的一個區域地名,《民勞》的“四 方”都是很大的。《禮·王制》把這“四方”稱為蠻、夷、戎、狄。以本文討論的南方 為例,“蠻”,既是族類之名,也是地名。《山海經·海內東經》:“浙江出三天子都 ,在蠻東。”浙江就是今錢塘江,“三天子都”指的是今皖南諸山,這個地區的地名, 古代漢人就稱為“蠻東”。
    由于越人文化落后,又沒有文字,所以有關越史和越文化的早期記載,都出于“中國 ”漢人文獻。從這些文獻中獲悉,早期越人是南蠻與“中國”最早溝通的族類,顯然也 是南蠻中的最大族類。所以今天對于越文化研究這個課題,首先必須從先秦“中國”的 漢人文獻中探索。
    我國史籍最早記錄越人活動的是今本《竹書紀年》,周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1世紀末 ):“于越來賓”。必須說明的是,《今本竹書》為宋人所搜輯,學術價值不能與《古 本》相比。王國維作《今本竹書紀年疏證》,卷首《自序》說:“始知《今本》所載, 殆無一不及他書,其不見他書者不過百分之一。”所以我們對此書要作一點分析,因為 “于越來賓”這一條,恰恰就在“百分之一”以內。按《今本》所載關及越事者共18條 ,亦惟此條不見于其他古籍記載。特別重要的是,《論衡·超奇篇》說:“白雉貢于越 ”。《異虛篇》說得更清楚:“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于周公。”王充撰《論衡》 之時,《竹書》尚深埋于汲冢之中,他無疑是根據當時越地傳說寫此“獻雉”之事的。 周公于成王七年歸政,但由于其聲名甚高,越地傳說仍稱周公,并不矛盾。所以今本《 竹書》的這一條可以視作信史,其時距良渚文化的下限不過一千年。
    按照先秦人物的年代排列,管仲是最早提及這個地區的人:“越之水,重濁而洎,故 其民愚疾而垢”[4](《水地》第三十九)。幾句話,把當時越地的自然環境和越人的低 劣素質和盤托出。我們宛如看到了公元前7世紀的一幅圖畫:在一片潮汐出沒、沮洳泥 濘的沼澤地上,一批斷發文身、又臟又羸的蠻子,在那里掙扎生活。
    以后是墨翟,他在世稍晚于越王句踐,所以聽到一些句踐練兵的殘暴傳說:“昔者, 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知其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 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能勝數也”[5]《兼愛下》。越人好勇,這是普遍流行于“ 中國”的南蠻故事,類似的記載不少,甚至現今還有人認為“越”學從“@①”,是一 把砍殺的刀斧,以證明這個民族稱“越”的淵源,其說雖謬,但也不必厚非。
    還有一位莊周,他是公元前4世紀人,當時越國已經敗亡,南北的經濟和文化交流當然 較前趨于發達,所以他舉了做生意的例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 所用之。”[6](《逍遙游》)說明到戰國中期,這個地區確實還很落后。
    最后還可以舉《呂氏春秋》的例子。呂不韋雖然入仕于秦,但是生活于戰國后期,也 算得上是個先秦人物,而《呂氏春秋》記敘之事,多半也是他聽到的早年傳說,此書《 遇合篇》說:“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這無非是一種比 喻,說明“中國”人和南蠻之間的文化差距。《呂氏春秋·知他篇》中記及吳、越二國 的話:“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語言通”。這是先秦“中國”人 提及南蠻語言并且指出吳越同語的惟一文獻。至于南方人操的是什么語言?《孟子·滕 文公上》有一句話概括:“南蠻jué@②舌之人”。用現代意思表達是:與“中國”人相比,這些人說的是像鳥叫一樣的外語。
    討論越文化研究,我寫這一段發端,主要是為了說明,在先秦時代,“中國”是“中 國”,“南蠻”是“南蠻”,漢人是漢人,越人是越人,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類,界 限是截然分明的。但由于漢人在文化上顯然大大超越當時的“四夷”,勢力強大,所以 不僅可以穩坐自居其“中”的位置,而且提出諸如“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 中庸》)之類的綏靖口號,是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這是一個方面。但另一方面, 正是因為“中國”的文化高,有文字,才有可能為“四夷”的先秦史和先秦文化積累寶 貴的資料,于越就是其中之一。現在我們研究古代越史和越文化,從文獻資料上說,大 多要依靠先秦的漢人著作。例如“于越”這個名稱以及越人第一次到“中國”朝聘—— 這是于越從傳說時期進入歷史時期的標志。
    此后,事情逐漸起了變化,南蠻人開始強大起來。首先是與于越“習俗同,語言通” 的句吳,他是南蠻中最早崛起的一族。但從現存的文獻記載看,它與“中國”的溝通比 于越要晚得多,一直要到吳王壽夢元年(前585)才“朝周適楚”(注:《吳越春秋·吳王 壽夢傳》。但《左傳·宣公八年》已記及吳,故“壽夢元年,朝周適楚”以前當有漏記 。)。卻隨即向“中國”動武,《左傳·成公七年》(前584):“春,吳伐郯,郯成。季 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后來又發生了這“一族 兩國”[7]多次戰爭,最后是《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冬十一月,丁卯,越 滅吳。”越王句踐于是揮軍北上,遷都瑯邪,稱雄“中國”。這一番過程,在先秦的漢 人文獻《春秋經傳》中都有明確記載。如我在《論句踐與夫差》(注:原載《浙江學刊 》1987年第4期,收入于陳橋驛《吳越文化論叢》,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一文中所說 ,越國是在戰國七雄之前最早稱雄的國家。它囊括了從今山東東翼直到今錢塘江以南越 故地的大片領域,政治、經濟、文化必然都有較大發展,可惜我們很難從文獻資料中檢 獲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在先秦的“中國”文獻中,只記及它的武功,如《墨子·非攻下 》:“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而《呂氏春秋·順民篇》記及齊莊子以攻 越之事問于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
    但“猛虎”并不持久,《古本竹書》魏武侯十七年(前380),即越王翳三十三年:“于 粵子翳遷于吳。”由于王族內部篡殺相繼,如我在拙著《于越歷史概論》(注:原載《 浙江學刊》1984年第2期,收入于《吳越文化論叢》。)一文中所述,周顯王三十五年( 前334),越王無疆(或作@③)伐楚大敗,為楚人所殺。《越世家》說楚“盡取故吳地至 浙江”。越國的世系從此斷絕,但浙江(錢塘江)以南的故越地仍為越所有,《越世家》 說:“越以此散,諸侯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按《古本竹書》魏 襄王七年(前312):“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 、象齒焉。”派公師隅北上的這位越王是誰?史籍沒有記載,當時距無疆敗亡不過20多 年,這位不在越世系記載之中的越王就能以這樣一大批物資遠送“中國”,說明于越的 世系雖絕,但還有較大的潛在力量。
        《越絕書》及其他
    前面討論的越史與越文化,都是根據先秦的“中國”文獻,對于于越來說,這些文獻 的價值是十分重要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些由遠離越地的漢人按當時流行的傳說寫 成的文字,對于越史特別是越文化,后世的研究者不免有一種了望和鳥瞰的感覺。因為 從這些文獻中,人們看到的于越,還僅僅是一個并不清晰的輪廓。所幸于越自己還留下 了一宗重要的文化遺產,即越地越人的先秦文獻《越絕書》。此外還有少量在東漢之初 身居越地的學者們的著作,成為后人研究越文化的重要源泉。
    對于《越絕書》,我在中學時代就已經接觸,雖然饒有興趣,但一直感到從文字到內 容都有許多不解之處。以后隨著年齡增加閱讀面的擴展,才對此書逐漸有所理解。從20 世紀40年代起陸續做點筆記,探索一些問題,如作者、卷篇、版本、佚文等等方面。到 50年代開始撰寫論文,卻因一系列針對知識分子的運動和最后的“十年浩劫”而擱置。 70年代末期,因學校學報索稿才發表了這篇《關于<越絕書>及其作者》(注:原載《杭 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收入于《吳越文化論叢》。)的論文。由于《四庫提要》循 明人之說,以此書卷末幾句隱語定其作者為東漢袁康、吳平,后人多深信不疑,所以我 撰此文加以駁正。其實我所提出的觀點前人也已有議及,我只是作了一些解釋,認為此 書應為先秦著作,但東漢初人對此書作了整理和補充。
    此文甚得學報的重視,為了刊物卷首的英文目錄,他們特請當時外語系主任鮑屢平教 授與我商量翻譯之事。鮑先生精于英語,但疏于這類冷僻的古籍。由于文中提及清李慈 銘對此書之名的解釋(注:《越縵堂日記》三函十二冊,同治九年三月十一日。),他很 認真地去查了《越縵堂日記》。而我實在并不贊同李氏的意見,所以最后他還是按我的 理解,把書名英譯作The Lost History of Yue。在當時,我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譯法 ,所以并不介意。但以后幾次去日本講學,卻有好幾位日本學者與我談及,說他們原來 對此書書名頗有不解,看了這個英譯,才使他們豁然開朗。讓我很感謝鮑先生的處事認 真。所以后來在點校本《越絕書序》[8]中,我又重提了此事。
    前面說到《四庫提要》因循明人而把作者定為東漢初人,對此我是很早就不茍同的。 上述此書書名的英譯就表達了我長期來的見解。東漢去春秋已遠,雖然于越傳說如“獻 雉”之類在越地流傳的還有不少,但若無一樣底本或其他成帙的素材,怎能寫出如此一 部大書來?特別是像《吳地傳》和《地傳》兩篇,單憑傳說是絕對拼湊不出來的。此書 之所以稱“絕”,必然是于越世系斷絕以后,越人慮越史之絕而撰寫的。所以寫作年代 必在無疆敗亡,越人返回浙東故越地以后。當時,越人中的上層人物受漢文化熏陶已深 ,漢字在越人中流行已久,所以越人已能捉筆作書。而從書中記吳地、越地甚詳,而未 及句踐北遷后定都200余年的瑯邪,說明作者是無疆敗后從吳返越人物,并不熟悉瑯邪 之事。
    《史記·孫吳列傳正義》引《七錄》,稱《越絕書》有16卷,隋唐《三志》著錄同。 但從宋代起已經缺佚,今本作15卷,共19篇,與宋以前的本子相比,缺佚已逾十分之二 。但與前述先秦“中國”人的幾種文獻相比,其內容顯然要豐富得多。此書《吳地傳》 和《地傳》兩篇,記載今蘇州和紹興一帶的山川地理、風土民俗甚詳,因而被稱為是地 方志的鼻祖(注:萬歷《紹興府志》卷五十八。)。此書有多篇記敘句踐與夫差之間的錯 綜復雜關系以至最終滅吳等史事,因而被認為是“復仇之書”。(注:小萬卷樓本《越 絕書》清錢培名《跋》。)此書記及軍事、戰略、兵器的篇幅不少,所以有人認為是“ 兵家之書”(注: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卷七。)。此書又記及許多農田水利,畜牧養 殖,旱澇災異,并涉及各種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等,所以也是一部經世致用之書。《越 絕書》[8]不僅內容豐富,而且與前述各種先秦“中國”人所撰的文獻相比,許多資料 都是此書所獨有,所以值得珍貴。可以隨手舉個例子,前已提及,越人沒有文字,而古 代越語也早已消亡。先秦漢人提及南蠻語言的唯有《孟子》的“jué@②舌”。但此書中卻保留了不少古代越語。如我在《紹興方言序》[9]中指出的:“除了含句、烏、 朱、姑等屬于人名和地名的專門名詞外,還記及了‘越人謂船為須慮’,‘越人謂鹽曰 余’,‘夷,海也’,‘菜,野也’,‘單者,堵也’等幾個普通名詞。”所有這些, 我在點校本《越絕書序》中已敘其詳,這里不再贅述。
    東漢初人袁康、吳平整理此書,是此書得以流傳后世的一個重要機遇,是功不可沒的 。而他們在整理工作中,還增加了當時流傳的于越故事和補充了先秦以后的資料。所以 他們的工作,屬于早期的越文化研究。從袁、吳的工作聯系到東漢初期,這實在是越人 流散以后越文化研究的發端時期,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時期。從現存的成果來看,除了 《越絕書》以外,還有《吳越春秋》和《論衡》兩種。從保存越文化資料的價值來看, 《越絕書》當然是首要的。但《吳越春秋》和《論衡》的價值,也都遠遠超過先秦的“ 中國”人著作。所以對于這幾種文獻,今天的越文化研究者,必須加以特別的重視和仔 細的鉆研。
    所以有必要把《吳越春秋》和《論衡》這兩種早期的越文化研究成果也略作說明。前 者是山陰人趙曄的著作,其體例屬于編年史,內容除當時越地流行尚多的先秦故事以外 ,主要還是參考了《越絕書》,所以清錢培名《越絕書札記》(注:《小萬卷樓叢書》 ,又附于張宗祥點校《越絕書》卷末,商務印書館1956年出版。)說:“趙曄《吳越春 秋》,往往依傍《越絕》。”不過從體例說,《越絕書》是以事立篇,各篇并無明顯聯 系。而此書是一部按年代編撰的于越(包括句吳)的完整史書,有裨于后人研究先秦越文 化的系統概念。此外,趙曄時代的《越絕書》當然還是完整的足本,今本《吳越春秋》 中有不少《越絕書》所不載的資料,除了趙曄自己的搜集以外,必然還有今本《越絕書 》的佚文,這就是我們今天能在此書中獲致許多他書所無的獨家資料的原因之一。還要 指出的是,今本《吳越春秋》也并非東漢完書。《四庫提要》說:“是書前有舊序,稱 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十卷,殆非全書。”這話不錯,現在我們可以從其他 古籍中檢錄的此書佚文不少,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資料。如《水經·漸江水注》:“《 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于越曾立都諸暨北界的埤中,這是越史和 越文化中的大事,都為今本所佚,并為其他任何古籍所未曾記及。至于萬歷《紹興府志 ·序志》說它“雜以讖緯怪誕之說”,這話也不錯,但是應該考慮到,趙曄撰書之時, 上述先秦“中國”人所撰諸書(包括《越世家》)他都能看到,所以此書中的“怪誕之說 ”有許多是屬于“外轉內”的,現在把這些文獻進行對勘,大部分都能查實。由于我往 年曾撰有《吳越春秋及其記載的吳越史料》(注:原載《杭州大學報》1984年第1期,收 入于《吳越文化論叢》。)一文,對此書有較詳評論,這里不再贅述。
    最后說《論衡》,此書是一部綜合性的理論著作,并非專敘越地越事,而且今本也有 較多缺佚,我往年曾撰有《論衡與吳越史地》(注:原載《浙江學刊》1986年第1期,收 入于《吳越文化論叢》。)一文作過說明。雖然今本論及的越中故事不多,但由于王充 是一位博學多才、見識超群的學者,所以《論衡》中記及的越地越事,實在不同凡響。 書中也記入了一些當時在越地流行的傳說,但是經過他的判斷篩選,所以沒有收入那些 被先秦“中國”人(包括《越世家》)檢去的荒謬不經的東西。像“象耕鳥耘”這類在上 述這些文獻中都有記載的荒唐故事,只有他出來作了科學的解釋。特別是對于有些至今 還有人捧牢不放的如“越為禹后”和禹到會稽召開全國諸侯大會等荒謬絕倫的故事,也 都由他出頭一筆否定。例如《書虛篇》的“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吳君高說,會稽 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于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夏禹巡狩 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于此山?”“禹時,吳為裸國,斷發文身,考 之無用,會計如何?”在《恢國篇》中,他干脆否定了先秦時期(例如《尚書·禹貢》) 所謂的“大一統”:“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王充,他不愧是一位科學地 研究越文化的前驅。
        越文化研究的躍進
    東漢以后的漫長年代里,越文化的研究沒有多少成果。由于先秦“中國”人的著作流 行一時,而后來的《史記》《漢書》等在一個尊經崇儒的社會里具有極高的威望,致使 越為禹后、吳為周后等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在一個很長的時期,既沒有出現像王充這樣 的人物,也無人繼承和發展《論衡》的成果。
    當然,局部的研究還是有的,而且也得到一定的收獲。例如對于于越語音的研究,唐 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吳地“號曰句吳”:“句音鉤,夷族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為 于越也。”宋劉昌詩《蘆浦筆記》卷四“于越”云:“《春秋·定公四年》,書于越入 吳。注云,于,發聲也,《史記》又書為于越,注云,發聲也。”這實在是在《越絕書 》的基礎上,對“jué@②舌”語音的又一次發明,是對后人越語研究的重要啟發。清李慈銘所謂“蓋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姚、暨、虞、剡,亦不過以方言名縣,其義無得而詳”(注:清李慈銘《息茶庵日記》,載《越縵堂日記》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或許就是受唐宋人啟發的成果。
    此外還可以舉出一些秦一統以后越人流散的研究。其中首先是胡三省在《通鑒》漢紀 四十八“山越”下所注:“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這才讓 人明白《后漢書·靈帝紀》記及的“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夤”,此“山越”原來是秦驅 逐越人時就地逃入深山的。另外,明焦hóng@④說:“此即所謂東越、南越、閩越 地。東越——名東甌,今溫州;南越始皇所滅,今廣州;閩越即今福州,皆句踐之裔。 ”(注:《焦氏筆乘續集》卷三。)這對秦一統以后越人流散與分布的研究,也很有參考 價值。東漢以后的漫長時期中,可以稱道的越文化研究,或許就是上述幾例而已。
    越文化的躍進是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發軔的。當時出現了一批思想活躍,見識寬廣, 根底札實,治學勤奮的史學家,他們既深入鉆研古代有關越人的大量文獻,又細致地鑒 別分析這些文獻,先后提出了不少前無古人的科學創見。如顧頡剛、羅香林、衛聚賢、 蒙文通、楊向奎諸氏,都發表過在這個課題中不同于前人見解的論文。其中特別是顧頡 剛。我在《大禹研究序》(注:《大禹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序又收 入于《吳越文化論叢》。)中,一開頭就指出:
    我生平十分佩服科學家,特別是那些在相關科學還比較落后,利用相關科學的成果和 資料都比較困難,卻能依靠自己的優厚天賦和非凡勤奮,依靠自己的觀測、實驗、思考 ,提出當時讓人大吃一驚而事后逐漸獲得證實的假設、學說、理論的科學家。因為我是 一個地理學者,在這門科學領域中,這樣的科學家有兩位。
    我在此《序》中提出的第一位是創立“大陸漂移說”的德國科學家魏根納(Alfred Lothar Wegener 1880-1930)。《序》中接著說:“在魏根納提出‘大陸漂移說’的十 余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科學家顧頡剛(1893—1980)在歷史地理學領域中提出了一個四 座皆驚的論點:‘禹是南方神話中的人物’。‘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會稽(越)’。”[1 0]
    顧頡剛提出這種大膽假設的年代,正是蔡元培創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時代, 學術界確實呈現出一番活躍氣象,但是把這位傳統的第一個朝代的開國之君置于南蠻jué@②舌之人的神話之列,在當時顯然是許多人都容不了的。如我在《大禹研究序》中所說:
    那時候顧頡剛還是一個年輕人,竟敢提這樣一個與中國的儒學傳統挑戰的離經叛道的 學說。當時,地質學、古地理學、古生物學、第四紀學和考古學等相關科學,在理論上 和檢測手段上都還相當落后,他是依靠自己的篤學、慎思、明辨等功夫提出來的。此文 一出,一些人佩服他的膽識,另一些人即欲鳴鏑而攻。
    在顧氏提出這種假設以后十年,另一位思想開放的學者冀朝鼎,用英文在倫敦喬治· 艾倫和昂溫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出版了一本《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 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11]的論著,此書第四章以《禹和洪水的傳說》為題,對顧氏 的觀點作了議論。雖然在那個時代,他還無法判斷這種觀點的是非,但是對于這種大膽 的假設,他給予極高評價:
    他對這個傳說的傳統說法所給予的有力批判,似乎已經成功地打破了這樣一種神秘的 理論:即認為中國水利事業的開端,要歸功于一個英雄神靈的仁慈和他的自我犧牲的活 動。通過宗教正統學者反復斷言了若干世紀以后,這種神秘的理論已經獲得了宗教教義 的權威,從而成了在這個問題上的任何科學研究的一個巨大的障礙。只有徹底打破這個 神秘的理論,才有可能對治水活動的起源方面,進行客觀的研究。
    冀朝鼎的著作是議論中國歷史上的水利事業的,所以他指出禹的神話是科學地研究歷 史水利的“巨大障礙”。同樣,對于越文化研究來說,這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雖 然王充在東漢初年已經打破了這個“巨大的障礙”,但是如冀氏所說:“通過宗教正統 學者反復斷言了若干世紀以后,這種神秘的理論已經獲得了宗教教義的權威”。這也就 是我在前面指出的,直到今天,還有人“緊緊捧牢不放”的原因。
    由于旁支科學如地史學、第四紀學、古地理學、古生物學、考古學等和科學的測年手 段在這50多年中的進步,當年冀朝鼎認為“可能證實也可能推翻”的顧頡剛關于禹的神 話出于會稽(越)的假設,現在已經完全證實了。只是當年他所設想的錢塘江的洪水災害 ,現在已經明確是第四紀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幾次海進和海退。關于這方面,我在《越 族的發展與流散》(注:原載《東南文化》1989年第6期,收入于《吳越文化論叢》。) 一文中已經詳細說明了。而且,當年冀氏所說的“神秘的理論”還只及于“治水活動的 起源”,現在,這個“神秘的理論”的面幕已經被揭得更開。我為《紹興史綱》(注: 百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此序又發表于《學術界》2002年第6期。)一書所寫的《序》中 ,曾經引及了《中國文物報》2001年6月6日刊載的一篇占該報一個整版的文章:《夏商 周斷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學術討論紀實》,這是一次有關這個耗資巨大的課題的國際學者 網議,全版除了參加網議的不少國際學者的發言以外,還有此版編者劉星的按語。其中 版末的一段按語最發人深省:
    關于是否有夏、二里頭是否夏以及二里頭文化是否步入了國家社會等問題,我們在上 述的評論中已經多少表明了我們的立場。運用“同代文字證明”的邏輯,我們只能對夏 的存在打一個問號,因為目前還沒有出土文字證明司馬遷關于夏的記載是真實可靠的。
    我在拙《序》中對這段話也作了一點議論:
    我真佩服劉星先生的這段話,他確實說得既科學,又含蓄。“因為目前還沒有出土文 字證明司馬遷關于夏的記載是真實可靠的”,所以,“我們只能對夏的存在打一個問號 ”。司馬遷對夏說了些什么?《夏本記》中抄錄了《禹貢》全文,這里記錄了大禹移山 倒海的神功,竟把第四紀甚至第三紀的地質變遷都包羅在內。……劉星先生的含蓄就在 于此,等到那一天“同代文字”奇跡般地發掘出來以后,能夠找得到司馬遷記載的這些 東西嗎?
    科學的發展的確讓人產生一種緊迫感,感到隨時隨地需要迎頭趕上。就拿越文化研究 這個課題來說吧,王充斷然否定了禹到會稽之說,但他還不敢否定禹這個人物的存在。 十幾個世紀以后,顧頡剛果斷地否定了禹的存在,認為這是一個起源于會稽(越)的神話 。現在,《中國文物報》又為這個由禹開創的朝代打上問號。顧頡剛的時代和今天不同 ,他沒有旁支科學的研究成果可以依靠,他是憑借他的天賦和勤奮而提出這種大膽假設 的。為此,我們不得不對這位率先用“層累觀”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史學家表示衷心的景 仰。他在80年前提出的這個假設,無疑是越文化研究中的一次躍進。
        現代與展望
    這里所指的“現代”,是這20年來的越文化研究。從上世紀80年代起,越文化研究有 了很大的發展,獲得了大量的成果。要把這20年的越文化研究作一番評價和總結,這實 在是相當困難的。我只能簡略地作幾個方面的概括:
    第一是研究者的隊伍空前擴大,若干高等院校也加入了這種研究的行列,并且還建立 了幾處越文化研究所,有穩定的研究人員。第二是研究成果,包括專著和論文,在這一 時期大量涌現,為了交流和討論這些不斷涌現的研究成果,曾經舉行了多次學術討論會 ,出版了論文集。
    第三,這或許是這段時期越文化研究獲得顯著成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前面提及的相關 科學的進步,在研究隊伍中,除了以往的歷史學者、歷史地理學者、民族學者和部分考 古學者以外,地質學、地史學、第四紀學、古地理學、古生物學者等也參與了這方面的 研究。而原來的研究者也開始認識到自己的研究必須依靠先進的旁支科學的研究成果。 此外,由于科學的測年手段的出現和應用,過去從文獻里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現在往 往可以迎刃而解。
    舉個例子說明,顧頡剛在80年前提出的作為禹的神話背景的會稽(越)洪水,按當時的 科學發展程度,他只能假設來自錢塘江。而現在,由于第四紀學的研究成果,我們已經 明確了從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幾次海進、海退。在距今約25000年的假輪蟲海退時期, 中國東部沿海的海岸線直達大陸架,沿海的大小島嶼都和大陸相連。從現代海面以下15 5米取得的貝殼堤,放射性炭素測年為14780±700年。可以清楚地知道,大約在15000年 以前,中國東部沿海海面比現在要低150多米。而這次海退以后接著發生的是從全新世 開始的卷轉蟲海進,在距今約7000年前,今浙江的大片平原都淪入海域。今寧紹平原和 杭嘉湖平原,在高程十余米以下,常常出現大片蠣殼層,就是這次海進的實物見證。所 有這些,我往年已在好幾篇文章,特別是《多學科研究越文化》一文中闡明。
    這里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一批越文化研究者在去年進行了關于古代越文化傳播分布地 域的實勘研究。這種研究方法在越文化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創舉,是值得學術界特別 是越文化研究者重視的。按照近年來的研究,古代越人的流散開始于史前,我在《越族 的發展與流散》一文中指出,卷轉蟲海進時期出現了越人的第一次流散,他們的足跡遍 及臺灣、越南、南洋群島、日本甚至太平洋[12]。秦一統以后,越人又出現了第二次流 散,除了遁入深山的“山越”以外,他們的流散地區遍及浙西、皖南、贛、湘、閩、兩 廣、海南、云貴等地。通過對古代越人流散地區的實勘調查,必然可以獲得古代越文化 傳播分布的實跡,這實在是越文化研究中的一條獨特和重要的蹊徑。《浙江日報》于20 03年9月22日以整幅版面,以《追蹤古越文化的變遷足跡》的大字標題作了詳細報道。 在大字標題前面,記者并對這長篇報道作了幾句話的摘要:“今年夏天,12名學者冒著 酷暑在浙、閩、桂、粵、瓊五省區追尋古老的越文化。在22天的實地勘察中,學者們接 觸了大量越文化的活資料,實地考察了許多古越文化遺址。”這個報道發表以后,學術 界不少人來電來信,希望獲得這次越文化實勘調查更為具體的細節和成果。
    可以告慰于越文化研究同仁的是,去年的實勘成果現在正在加緊整理,古代越文化傳 播分布地域實勘的論文集有望在年內出版。另外,這種地域實勘的工作今年還要繼續進 行,實勘地域已選定滇黔二省,正在籌劃之中。在越文化研究中,這是一種有創新意義 的嘗試,希望得到學術界的支持和指教。
    回顧以往,越文化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展望未來,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滬44~50G0文化研究陳橋驛20052005古代越人文化落后,沒有文字,所以早期的越史和越文化多存留于先秦的漢人文獻中 。這些文獻很有價值,但也有不少錯誤的傳說。唯一一種由先秦越地越人寫作的是《越 絕書》,此書經過東漢初人的整理補充而流傳下來,價值甚高。此外,東漢初人研究越 文化的著作還有《吳越春秋》和《論衡》,也都有重要價值。東漢以后,由于種種原因 ,越文化的研究者和成果很少。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若干學者以新的思維和方法研究越 文化,其中顧頡剛的研究成果具有創見。最近20年來,越文化研究出現高潮,許多研究 成果相繼問世。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的關于“古代越文化傳播分布地域實勘研究”,通 過對古代越人流散地區的實地踏勘,對古代越文化進行追蹤研究,收獲不小,其成果即 將以論文集形式出版,對古代越文化研究具有創新意義。越文化研究/《越絕書》/傳播分布/地域實勘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27)張東生/何華峰何Memories of a Friend in the Park陳橋驛,國際地理學會(GIU)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咨詢委員,浙江大學終身教授。(浙 江 杭州 310028) 作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科版滬44~50G0文化研究陳橋驛20052005古代越人文化落后,沒有文字,所以早期的越史和越文化多存留于先秦的漢人文獻中 。這些文獻很有價值,但也有不少錯誤的傳說。唯一一種由先秦越地越人寫作的是《越 絕書》,此書經過東漢初人的整理補充而流傳下來,價值甚高。此外,東漢初人研究越 文化的著作還有《吳越春秋》和《論衡》,也都有重要價值。東漢以后,由于種種原因 ,越文化的研究者和成果很少。20世紀二三十年代,若干學者以新的思維和方法研究越 文化,其中顧頡剛的研究成果具有創見。最近20年來,越文化研究出現高潮,許多研究 成果相繼問世。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的關于“古代越文化傳播分布地域實勘研究”,通 過對古代越人流散地區的實地踏勘,對古代越文化進行追蹤研究,收獲不小,其成果即 將以論文集形式出版,對古代越文化研究具有創新意義。越文化研究/《越絕書》/傳播分布/地域實勘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27)張東生/何華峰

網載 2013-09-10 21: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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