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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理論曾是引起學術界最多關注的一個史學理論，它影響了中國歷史學界的幾代人，也取得了進入教科書的崇高地位。但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學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受到來自各方的質疑，而這一理論力圖論證——“中國傳統社會沒有西方影響也會自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觀點，更被視為荒謬。不過，我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提法雖然不妥當，但也有其合理的內核，這就是對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
　　　　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歷史回顧
　　縱觀20世紀的社會科學界，我認為，它最大的特點是理論與方法的不斷更新，不論是多么深奧的理論及新穎的方法，很少能在史學界流行50年以上。以法國的年鑒學派而論，從20年代開始培育，到布羅代爾兩部史學巨著的問世，它在70年代走到鼎盛，而后進入迅速下滑時期，現代的歐洲史學界，已經將年鑒學派看作是一種過時的理論。當年鑒學派如日中天的時候，很少有人會想到它如此迅速地走向滑落。“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也是這樣，它從提出到鼎盛階段，及最后被中國經濟史學界基本否定，也不過50年時間。
　　風起于青蘋之末。最早對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批評來自海外。早在20世紀50年代，西方學者中即有人認為中國學者的資本主義萌芽論是為了論證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一段話，毛澤東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注：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據1952年本重印，第62頁。）
　　一些學者指出，毛澤東此文原作于1939年12月，但在該文原版中，并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提法。共和國成立后，中共中央成立了《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入選的毛澤東文章，都經過專家們的重新審定。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也是這樣，以范文瀾為首的一批馬列主義史學家對此文進行了認真的修改，“資本主義萌芽論”便是他們加進去的，而后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所以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提倡者是中國史學家。它的出現，不是為了論證毛澤東的理論，而是毛澤東接受了中國史學家提出的這一理論。在這一點上，西方學者從一開始便誤解了中國學者。
　　以范文瀾為首的中國史學家為何提出“資本主義萌芽論”？這是因為，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近1000年來，推動世界發展的主要動力來自西歐與東亞，而且，在前500年里，中國領先西歐是明顯的。但在近500年里，歐洲卻慢慢地趕上了中國，并在工業革命發生后，大大超越了中國。（注：［德］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的東方》一書認為，中國在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前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劉北成譯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因此，比較東西方的歷史，人們不能不對中國為什么落后產生興趣。對這一問題的爭論，伴隨著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論戰，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開始了。不過，早期的論爭主要集中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性質方面。但在共和國成立的前后，人們漸漸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其實在中國的傳統社會里，早就出現了類似歐洲資本主義之類的生產關系，但這種生產關系為何不能在中國成長為參天大樹，從而推動東方走向與西方相似的近代化歷程？這一問題逐漸引起了中國史學家的關注。傅衣凌先生在1946年完成的《清代中葉川陜湖三省邊區手工業開礦及其歷史意義》一文中，論證了清代中葉四川、陜西、湖廣三省邊區出現的工場手工業。（注：傅衣凌：《清代中葉川陜湖三省邊區手工業開礦及其歷史意義》，《廈門星光日報》歷史雙周刊1946年，又見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這是學術界第一篇研究清代工場手工業的論文。但傅衣凌先生的這篇論文發表在地方性的《廈門星光日報》上，因此，在國內學術界的影響較小，北方的學者也許根本沒有看到過。除了傅衣凌先生之外，其他的一些歷史學家，也就這一問題進行過探討，不過，這些探討都是初步的，沒有形成系統理論，也沒有“資本主義萌芽”這一提法。1957年人民大學歷史系的學者在編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時說：“過去雖然有史學家朦朧地提過，但沒有提供一定的史料和確切的論斷”，“至于資本主義萌芽生產因素萌芽問題，是解放以后中國歷史學界提出的一個新問題”。（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集》《編者的話》，三聯書店，1957年，第3頁。）這一評價大致是真實的。
　　如上所述，資本主義萌芽論的首倡者是范文瀾。范文瀾是一位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的中國歷史學家，他提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有其時代的超越性，在國內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尚在“萌芽”的時候，他的資本主義萌芽論便搭好了這一理論的基本框架，并將有關早期資本主義的討論納入了論證“中國社會沒有西方影響也會自行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軌道。現在看來，正是這一概括給中國前資本主義形態下的早期資本主義研究帶來許多問題。海外史學家誤認為中國學者是在論證毛澤東的理論，一直過了很久，才有部分人認識到：中國歷史學家是在討論自己提出的問題。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始于20世紀50年代，鼎盛時期是在20世紀80年代前期。其主要代表有李文治、傅衣凌、吳承明等。不過，當時的討論主要是在國內學術界，我們注意到：海外歷史學家即使對中國史學家研究資本主義萌芽論表示理解，但也從未接受過這一觀點。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地點，都有一些海外史學家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提出過批評。而這些批評在20世紀80年代逐步傳入中國，影響了一大批中青年史學家。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似乎走到盡頭，提倡資本主義萌芽論的老一輩史學家相繼進入高齡，而新一代的史學家對這一問題沒有很大興趣。更為重要的是，80年代有關資本主義萌芽的論文已經陷入一個僵化的模式，論者首先敘述某一地區及某一行業相關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后論述某一地區及某一行業的企業與雇傭勞動的產生，最后必然要補上一段——這些企業與雇傭勞動如何受到封建勢力的壓迫，因此，資本主義萌芽必然中途夭折。這種三段式論法一旦形成，任何人寫有關資本主義萌芽的論文都不可能脫離這三段論，所有的創新都被扼殺。這種論文，沒有幾個人愿意寫，所以，是資本主義萌芽論自己扼殺了自己。
　　在一片寂寞的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有學者提出：最好不提資本主義萌芽論。迄至90年代末期，批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的觀點終于從潛流涌入地表，成為撼動史學界的火山爆發。就像布羅代爾的學生往往成為批判布羅代爾方法的領頭人一樣，當年著力論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年史學家以及他們的學生，現在已經成為批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最積極的一批人。應當說，他們的質疑是有力的，有些地方擊中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要害。
　　第一，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理論基礎受到質疑。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史學界，五種生產方式還是國內史學家必須遵奉的前提。但隨著史學研究的深入，多元化的史學觀念越來越得到多數人的贊同，多線說開始取代單線說。倘若我們接受多線說，自然會對五種生產方式說產生疑問。李伯重等人指出：“以往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基本出發點，是世界各民族的歷史發展都必然遵循一條共同的道路。資本主義是這條道路上不可回避的一個階段，所以，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注：李伯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與現代中國史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23頁。）而在多線說的框架下，五種生產方式不再是人類必經的共同的社會階段，也就是說，中國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不一定會進入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假如這一前提成立，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相信資本主義萌芽會在中國的歷史上生根發芽？而且事實已經表明，現代中國未經過成型的資本主義階段已經邁入社會主義社會，它也反證了資本主義萌芽論者立論前提的不真實——資本主義不是中國的必經道路！
　　第二，近年國際經濟史學界的研究成果證明，以往被視為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基石也產生了動搖。資本主義萌芽論者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出現；但布羅代爾的研究表明，資本主義有時是反市場的；在國內的理論界，經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討論，“市場經濟并不一定會推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多數人的信仰，這一前提的建立，也動搖了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存在基礎；其次，歐美經濟史學家多年的研究使他們傾向于這樣一種看法：近代早期歐洲的經濟發展不會必然導致近代工業資本主義，英國工業資本主義的出現是一種特例，其他國家資本主義的產生，都是受英國影響的。既然英國的工業革命道路在歐洲是唯一的，是其他國家所無法重復的，中國也不可能重復英國的道路。（注：［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李伯重、連玲玲譯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頁。）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業化》一書，更進一步論證了中國最發達區域江南不可能走英國工業革命之路的原因。（注：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這些批評否定了明清時期中國走上英國發生工業革命道路的可能性。
　　第三，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推理邏輯也存在問題。“有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與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都是‘假問題’。是‘萌芽’就應能開花結果。如果幾百年都不能開花結果，就不能算萌芽。否則歷史上的萌芽就太多了。”（注：張分田等：《中國社會開礦及相關理論問題學術研討會述評》，《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31頁。）這一質疑是有道理的，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者指出了明清時期的早期資本主義形式，卻又馬上否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成長的可能性，從而使自己的研究陷入了一個自我否定的陷阱——他們既然認為這些萌芽是不可能成長為大樹的，那么，他們有什么權力將其命名為萌芽？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者提出：是封建主義與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正常發育過程，但所謂來自“封建主義”的干涉與外國資本主義的競爭，是每一個國家在近代化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歐洲的封建主義其實比中國的地主制社會更能制約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英法德等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都受到來自外國資本的激烈競爭，為什么這些國家的資本主義可以脫穎而出，唯獨在中國傳統社會中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萌芽全部夭折？自相矛盾的推論，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失敗的原因。
　　　　二、西方學者與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
　　站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大廈的廢墟上，不免有幾分惆悵。這個一度為中國學者引以為驕傲的理論，現在已經是許多學者深恐沾邊的陷阱。但實際上，研究傳統社會中孕育的資本主義因素，是20世紀西方史學家普遍的課題。布羅代爾晚年完成的巨著是這樣取名的：《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在他看來，英國工業革命發生前，歐洲的傳統社會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因素。對于“資本主義”這個詞，布羅代爾是這樣解釋的：“資本主義這個名詞直到很晚，即在20世紀初，才臻于成熟，并顯示其爆炸力。在其深刻含義上，資本主義帶有真正出生那天的胎記，這樣說最為可靠，但把資本主義的降臨提前到1400和1800年間，這豈非犯下歷史學最忌諱的過錯？對于這個倒置歷史順序的罪過，我并不感到過分內疚。歷史學家為事后確指他們研究的問題和時期，發明種種詞匯和名稱：百年戰爭，文藝復興，人文主義，宗教改革等等。這個不屬于真正的市場經濟，而且往往與之絕對相矛盾的層次，我必須為它找到了個特別的名詞。不可抗拒地出現在我面前的，正是資本主義這個喚起許多聯想的名詞。”（注：［法］費爾南·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二卷《前言》，顧良、施康強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第3頁。）倘若張芝聯的理解沒有錯，布羅代爾是這樣解釋資本主義的：“第三層是資本主義，這是一種由少數商人組成的壟斷經濟，這種壟斷最早是與集市并行存在的，一些微型資本家利用信貸與遠距離貿易操縱市場價格，逐漸發展成大資本家、批發商、銀行家、交易所大王，成為一個有錢有勢的社會統治集團，他們不僅控制國內外市場，而且往往對市場經濟起阻礙作用、破壞作用。”（注：張芝聯：《布羅代爾的史學方法》，錄自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中譯本，第一卷，9-10頁。）布羅代爾之所以將資本主義的產生提到14世紀，是因為他在當時的集市中看到了微型資本家的崛起。假使同樣的事實在中國出現，老一輩的史學家一定會稱之為資本主義萌芽，他們不敢稱之為資本主義，是因為，在他們的潛意識中，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代名詞，如果承認14世紀中國或者歐洲有資本主義，就等于承認當時的中國或者歐洲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其實，資本主義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種在市場上追求利潤的企業，它可以存在于商品經濟發達的許多時期。所以，布羅代爾直接用資本主義這個詞，而不是給它加上“萌芽”這個中國流行已久的標準化名詞。
　　在布羅代爾之前，歐洲有許多歷史學家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之前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馬克斯·維貝爾說：“哪里有用企業方法來供應人類集團所需要的工業，哪里就有資本主義的存在，而不管需要的內容是什么。更具體地說，一個合理的資本主義企業就是一個附有資本會計制度的企業，也就是，根據現代簿記和結算的方法來確定它的收益能力的一個機構。”（注：［德］馬克斯·維貝爾：《世界經濟通史》，婉曾ｙì＠①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233頁。）這種企業的出現，維貝爾將其追溯到中世紀的熱那亞城市共和國，甚至追溯到羅馬帝國時代這一制度的萌芽。（注：［德］馬克斯·維貝爾：《世界經濟通史》，婉曾ｙì＠①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233頁。）將維貝爾的資本主義定義比之布羅代爾的定義，二者是有區別的，布羅代爾將資本主義看作是商業資本的運作，而維貝爾將其看作是一種進行工業生產的企業。但其核心都注意到：資本主義的核心就是資本問題，就是以資本追求資本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維貝爾嚴格區分早期資本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雖然在所有各歷史時期中都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但是日常需要靠資本主義的方法來供應，卻純粹是西方的特征，而且，即使在西方也是在19世紀以后方始成為無可避免的方法的。在早幾世紀所看到的這種資本主義的肇端，只不過是先兆而已，甚至16世紀多少帶點資本主義性質的機構，想來也可以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取消而不至引起任何重大的變革的。”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存在的最起碼的先決條件，就是把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作為一切供應日常需要的大工業企業的標準”。（注：［德］馬克斯·維貝爾：《世界經濟通史》，婉曾ｙì＠①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第234頁。）可見，維貝爾在這里強調的是大工業與會計制度二個方面，并將其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二大基本條件。
　　現代資本主義起源于英國工業革命，而工業革命又有其特殊性。如李伯重指出：“近年歐洲經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證明，英國模式有其特殊性，即使在歐洲也不具有普遍意義。”（注：李伯重：《英國模式、江南道路與資本主義萌芽》，《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這就是說，歷史上的早期資本主義并非理所當然地推出現代資本主義。倘若我們接受這一點，我們也只得承認：中國歷史上的早期資本主義不可能推出一條類似英國的工業革命道路。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沒有意義。
　　因為，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一整套相關資本主義制度的出現。尤其是以銀行為核心的金融制度，更是資本運行的前提條件。在英國革命之前，合理的資本會計制度業已出現，進行數字化管理的社會條件已經具備，雇傭制度在英國已經十分流行，大量人口進入城市，為城市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勞動力。這一切都使工業革命在其發生后，能夠立即發揮其社會效應，否則，工業革命也可能在不協調的氣氛中被冷漠的環境扼殺。因此，當我們強調英國工業革命的特殊性的時候，不要忘記：這一特殊性只有建立在早期資本主義普遍發展的前提下才有意義。
　　其實，傳統的經濟史學家一方面看到現代資本主義與早期資本主義的巨大區別，另一方面也看到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延續的歷史過程，布羅代爾《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一書，便是這一史觀的代表。對我來說，我可以接受英國工業革命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但我并不將其看作是脫離歐洲早期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歷史突變。
　　英國工業革命是生產力方面的發展，早期資本主義則使英國社會中出現了以企業方式追求利潤增長的生產關系變革。工業革命的發展，使企業制度成為社會中最基本的生產關系，而企業制度又使工業革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潛力。二者相輔相成，促進英國進入現代社會。
　　從這個角度去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我們必須鏟除資本主義萌芽可以推出工業革命的幻想，但也必須看到，它引導了中國史學家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馬克斯·維貝爾認為早期資本主義可以前推至羅馬帝國時代。這是因為，只要有發達的商品經濟，便有可能有想在市場上謀利的企業。中國的史學家中，有人將資本主義萌芽前推到唐代與漢代。從他們找出的例子來看，確實能證明當時有市場上的企業經營行為。早期資本主義理論并不排斥這些。中國古代史上有三次商品經濟的大潮，第一次從戰國到東漢，第二次從晚唐到宋元，第三次從明末到清初。在這三次商品經濟浪潮中，找到一些為市場生產的企業經營的個別例子，并不奇怪。但它成為一種普發性社會現象，則要到明清時期。對這些結論，我們并不需要太多的論證，因為，近50年來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已經為我們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是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合理內核——對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的解剖與研究。
　　　　三、“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合理內核
　　當我們放棄了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幻想與教條，便使我們對中國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變得輕松些，我們不再需要尋找資本主義萌芽不能成長為參天大樹的原因，也不必為它出現于漢唐時期而困惑，我們只需對各時期各行業的早期資本主義企業進行盤點，從中歸納出規律性的東西。
　　中國的漢代是一個官營經濟壓倒一切的時代，由法家桑弘羊等人經營的官有鹽鐵業，將民間最有利的企業都收歸國有。民間雖有發達的商品經濟，但只有少數行業中出現了企業化經營，并隨時面臨被官方沒收的命運。因此，在漢代商品經濟浪潮中，私人企業只是個別行業出現的少數浪花。
　　宋代其實是中國官有經濟發展的一個高峰，不論在鹽、鐵、酒、茶、刻書等行業，都可以感到官方因素的強烈影響。所以，雖然在宋代出現了初級工業化傾向，城市經濟也有巨大的發展，但無處不在的官府，使民眾不可能在各行業中獲得較高的利潤，主要利潤都流入官府的手中。這是宋代少有巨商的原因。
　　宋朝對手工業的管制，受到民眾越來越頑強的抵抗，于是，一個又一個的行業從贏利變為賠本，宋朝只好允許民眾承包。而承包制的長久實行，又使各行業出現了私有化過程，宋朝廷終于發現，最好的方法莫過政府向私人抽稅，而不要過問具體的生產與流通過程，鹽業中的鹽引制便是這一改革的體現。迄至宋代晚期，許多官營企業要么瀕于破產，要么給私人承包，實行半私有化。政府在手工業中獲取的利潤逐步減少，宋朝的財政也走向危機。元朝的官營手工業只存在于部分行業，其規模無法與宋朝相比。而明朝建立后，對手工業的管制一開始是相當嚴格的，但它同樣經歷了宋朝的種種問題與危機。可以說，明朝是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后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大多數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所以，如果說中國農業的私有化出現于戰國與漢代，那么，中國手工業的完全私有化，則遲至明代。我們弄清楚這一背景，就可以知道：為什么唐宋時期只會有個別的早期資本主義企業存在，而在明清時期會成為一種普發的現象。
　　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并非所有的行業都出現了早期資本主義。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的行業，其市場多處于不斷擴大的過程中，而明清國內市場發展的經驗表明：只有少數行業的市場是在不斷擴大之中。在這一時期，為市場而生產的商品，大多數來自進行簡單再生產的小生產。由于市場的狹小，他們不得不用種種方法限制生產的規模，這就導致行會的興起。明清中國的城市手工業流行行會制度，這使大多數城市手工業都無法進行擴大再生產，這是我們在明清時期的城市中較少找到資本主義的原因。與其相比，一些與國際貿易相關的農村手工業以及一些新興產業，由于其市場處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中，便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企業化生產。這是明清早期資本主義企業主要出現于農村的原因。
　　　　四、早期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代化
　　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對一個社會的變革具有重要意義。現代人類的歷史是由工業革命推動的。發源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向世界各地的傳播，促進了世界各國走向現代化。但是，英國工業革命在各地引起的回應卻是不一樣的。有的國家迅速接受了英國的工業革命，走上工業化的道路，而另一些國家，則始終無法融入工業社會，在工業化道路上舉步維艱。二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其社會內部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
　　法國、荷蘭、比利時和德國，都是歷史上早期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因此，它們接受英國工業革命之后，能夠迅速完成工業化，與英國共同構成最發達的西歐地區。美國則是一個英國移民起主導作用的國家，所以，它順利地移植了英國工業革命的一切成果。在東方國家中，　日本是早期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區域，這一國家由于盛產金銀等貴金屬，貨幣經濟在德川幕府時期獲得大發展，城市化的程度遠遠高于世界各國。在其城市中，生產各類商品的企業已經出現。因此，當它進入近代社會之后，能迅速引入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進行社會化大生產。
　　以往的學者認為，中國的近代化完全是西方工業革命影響的結果。即使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提倡者，也認為中國近代工業，主要來自于西方的影響。在他們看來，由中國社會中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都在封建社會的壓迫下夭折，因而，它對中國近代化不可能做出貢獻。
　　資本主義萌芽論者不承認近代本土的企業有資本主義性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這些企業大都沒有應用機器生產，不能算大工業。實際上，機器生產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證明了機器生產并非必備的前提。不能說沒有機器生產便沒有了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更重要的是它內在的生產方式。它是一個企業運營制度，可以用機器進行生產，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進行經營，尤其是在商業方面，世界上有許多大型的資本主義商業性企業，它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在流通領域作文章，而不是以機器生產為主。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于近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企業的判定。中國傳統手工業應用機器生產是較遲的，但我們不能說它不是資本主義企業。以武夷山的茶號與茶莊為例，從清初到1949年，它一直延續了300多年，其中有一些企業在香港注冊為公司。（注：記得傅衣凌先生生前對我說過，他看到過建甌茶莊在香港注冊的商標，注冊時間約為1880年左右。調查表明：建甌的詹金圃茶莊確實曾在香港注冊。）除了沒有使用機器生產外，它從外殼到內部，都是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
　　事實上，機器生產并非中國本土企業不可逾越的界限。中國傳統的繅絲業與井鹽業，都是較少受外國資本影響的傳統行業。繅絲業由中國資本家引入了歐洲的繅絲機器，井鹽業自動引進了外國生產的抽水機，這些機器都在生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機器的引進并未改變這些企業的性質，它早就作為一個謀取利潤的企業而存在，而且，四川井鹽業早就有較大的雇傭規模，我們不能說機器的引進才使它從小生產進入工業化大生產。如果我們看透這一點，我們就可知道，實際上清代的傳統工業有相當部分都延續到近代，并占有重要地位。我們必須考慮這些企業在近代中國的地位。
　　我認為，清代早期資本主義企業的發展，對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是有意義的，它至少表現于四個方面：其一，一些早期資本主義企業在晚清時期仍在順利發展，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源頭之一。這方面主要的代表是閩浙茶葉生產與四川井鹽業。
　　茶葉是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中國茶葉的生產，一向控制在中國資本家手中。當武夷茶暢銷海外的時候，不論是山西商人還是廣東行商，都在武夷山區購置了許多茶地，進行茶葉生產。他們管理茶葉生產與銷售的機構，或稱為茶莊，或稱為茶號，每家茶號，下轄若干個茶廠。茶廠又稱為茶棚，它分布于各地的茶園，它雇傭女工上山采茶，雇傭技工烘制剛摘下的新鮮茶葉。茶號與茶廠的生產，無疑都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企業經營。（注：徐曉望：《明清閩浙贛邊山區經濟發展的新趨勢》，《明清福建社會與鄉村經濟》，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在清代前期200年內，這些茶號與茶廠，生產了向英國出口茶葉中的大部分，因而也成為清代中國早期工業化的一支主力軍。晚清時期，五口通商，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沿海，他們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想控制中國的茶葉貿易。不過，由于深入中國內陸不容易，他們對中國茶業的影響，始終是在購銷過程中，并未進入生產領域。晚清時期，隨著世界市場對中國茶葉需求的增大，茶號與茶廠都獲得巨大的發展，從而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力量之一。與之相同的還有四川井鹽業，它在清代即有發達的雇傭制度及相當規模的生產，進入近代以后，井鹽業引進了機器生產，生產效率更為提高。類似的產業還有東北的榨油業，分布于各地的制糖業、釀酒業、造紙業、礦冶業等等。
　　其二，一些傳統行業一直被中國企業家控制，由自身完成了家庭手工業向機器生產的過渡。這里可以江浙繅絲業為代表。中國絲綢的輸出可追溯到漢代，迄至清代初年仍然十分興盛。迨至清代中期，隨著各國絲織業的興起，海外國家主要從中國輸入的絲綢減少了，而織就絲綢的原料——生絲成為主要輸出品。在生絲生產方面，華人資本一直起主要作用。清代的繅絲業主要流行包買商制度，它的基礎是江浙一帶的家庭手工業。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西方的機器繅絲技術傳入，江浙資本家開辦了許多繅絲廠，從而使繅絲手工業過渡到機器生產，這是由中國商人自己完成的革命。毫無疑問，西方工業革命的成果，是促進他們進行工廠式生產的基本條件。但是，沒有他們經營繅絲業的傳統，也不可能有使用新式技術的中國繅絲廠。類似的企業還有印刷業、出版業等等。
　　其三，一些新式企業的組建，融入了大量的傳統工業。例如，馬尾造船廠的建設，看來完全是新式的企業。其實，最早的輪船制造，不過是在傳統的大帆船上加上蒸汽機，而福州這一地方，一直是中國的木船制造中心。所以，馬尾造船廠的船體建造，使用了許多傳統的木船制造技術與大量的相關技術工人。晚清著名的企業如江南制造局、漢口制鐵廠等，它們的建立，都融入了大量的傳統行業。
　　其四，傳統的金融制度也在近代化過程中發揮過自己的作用。山西的票號與江南的錢莊，都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早期資本主義金融企業。錢莊的產生較早，約在明末清初，它在乾隆時期獲得較大發展，晚清時期更走向鼎盛。而山西票號的出現，約在道光年間，于晚清時期遍及全國，甚至擴張到海外的朝鮮、日本、俄羅斯等國家。它們雖然最后走向失敗，但其存在是中國傳統金融制度向銀行制過渡的一道橋梁，它在近代中國社會的作用不可忽視。
　　綜上所述，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探討，其合理內核在于對中國早期資本主義企業的尋找。事實上，這些企業的發生與發展，構成了推動中國近代化的一支力量。不過，對這一點，只有超越資本主義萌芽論僵化的框架，我們才能看得清楚。日本學者在研究本國近代化問題時，一開始也是強調西方因素的作用，只是到了近十年來，他們才看到日本的近代化也有本土的因素在起作用，而且是起主要作用。在這一基點上，他們將日本的近代化看成是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注：厲以平：《日本經濟史與新經濟史學》，梅村又次、速水融等：《日本經濟史》第一卷《序》，三聯書店，1997年，第2頁。）我認為，與日本相比，近代中國的工業化有類似之處，中國的工業化其實受到兩方面的作用：其一來自歐洲工業革命生產力的推動，其二來自傳統社會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二者哪一個起到更大的作用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我們不可否認傳統企業是中國工業化的一支方面軍。當代的中國之所以能夠萌發出大量的鄉鎮企業，是因為我們早在三四百年前即有了這一傳統，只要遇到機會，便會大發展。以長時段的眼光去看，當代的中國能夠超越許多國家成為世界工廠，正是因為自古以來我們即有這種企業生產的傳統。所以，我們能夠順利地嫁接西方的工業制度，為世界市場而生產。
　　為了理解現代中國鄉鎮企業發展的現象，我們必須理解歷史上企業經營的發展。從這個角度去看早期資本主義問題的研究，我們不能不感謝“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者為我們打好了一個堅實的基礎，問題是我們必須超越他們劃地為牢的理論框框而已。所以，“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在中國史學史上，還是有其歷史地位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廣下加（田下加共）
學術研究廣州80～86K3中國近代史涂曉望20032003近年在學術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引起來自各方面的質疑。但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有其合理的內核，這就是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明清時期廣泛存在的資本主義企業，在工業化因素的推動下，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的輕工業發達、重工業落后的經濟構成，其實與明清時期便已經形成的傳統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合理內核/近代化徐曉望，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福建　福州，350001。 作者：學術研究廣州80～86K3中國近代史涂曉望20032003近年在學術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理論引起來自各方面的質疑。但我認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有其合理的內核，這就是對早期資本主義的研究。明清時期廣泛存在的資本主義企業，在工業化因素的推動下，成為近代中國工業化的主要動力之一。中國的輕工業發達、重工業落后的經濟構成，其實與明清時期便已經形成的傳統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合理內核/近代化

網載 2013-09-10 21: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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