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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可謂工業文學全面啟動和初步繁榮的時期。在這個文學和政治關系至為密切的年代，政治環境、文化氛圍、經濟狀況，以及與此相關的思想原則和價值觀念，都會對工業題材的文學創作產生強大的制約力。工業文學形態的每一次興衰演變，無疑帶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并顯示著文學規律自身運作和文壇現象互為影響的結果。如果說，棄舊向新的時代巨變和新中國工業化的偉大進程，為當代工業文學的崛起提供了歷史契機，那么，新中國特定文學生態環境中對工農兵文藝方向的倡導，前蘇聯現實主義工業文學創作風貌的直接影響，以及當代工業文學作家隊伍的時代構成與創作素質，則為工業題材文學拓展提供了自身的發展動力。由此可知：“文學變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它隨著場合的變遷而千變萬化。這種變化，部分是由于內在原因，由文學既定規范的枯萎和對變化的渴望所引起，但部分也是由于外在的原因，由社會、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變化所引起。”（注：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第309頁，三聯書店1984年版。）
　　五六十年代的工業題材創作熱潮，并非個體的、分散的、偶然的文學現象，它是特定年代里文學觀念與時代力量整合的結果。工業文學作家群體的不斷聚集與成長，工業文學創作在不同體裁領域的拓進，以及具有那個時代經典意義的工業文學作品的出現，共同構成了17年工業文學的整體景觀。
　　建國初期，結束戰爭走向和平的新中國主要面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重建。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開始了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建設的第一次轉移。工業小說在這一背景下的崛起，首先是以老作家的筆耕拓荒和中長篇小說的群體涌現為標志的。草明的《火車頭》（1950）、白朗的《為了幸福的明天》（1950）、艾明之的《不疲倦的斗爭》（1953）、肖軍的《五月的礦山》（1954）、雷加的《春天來到鴨綠江》（1954）、周立波的《鐵水奔流》（1955）等等，共同記錄下共和國經濟起步的最初足跡。這批作品或以解放前夕的護廠斗爭和恢復生產為題材，或以新中國的工業起飛以及勞動競賽為內容，創作基調為正面描寫和熱情謳歌。歌頌勞動，歌頌創造的基本主題；大公無私，忘我勞動，勇于犧牲精神的工人階級主人翁形象；敵我之間的階級斗爭，先進與落后力量的矛盾糾葛，加之棄舊向新時代的動蕩色彩，構成這批小說的總體風貌。其創作陣勢雖然令人矚目，但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未能達到應有的高度。一則由于作家是在生活積累和藝術準備都不夠充分的情形下匆忙上陣，因而造成了表現新的工業題材的急促和困窘。二則作家們一味陷入當時文學觀念規定的格局，生活故事的平淡，人物形象的單薄，藝術描寫的沉悶和粗略，以及概念化的創作傾向，使得這批老作家未能超越他們從前的作品。
　　本時期的工業題材的戲劇作品之多，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所沒有的。涉足新的藝術表現領域，深入體驗和把握城市工業生活，成為劇作家們的共識。從選材角度和主題開掘上看，這些劇作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在工廠生產和勞動競賽中表現普通工人的階級覺悟和自身形象的塑造。《紅旗歌》（魯煤、劉滄浪等執筆）、《不是蟬》（魏連珍）、《六號門）（天津碼頭工人集體創作）、《四十年的愿望》（李慶升等）、《裝卸工》（大連黑嘴子車站工人集體創作）、《家務事》（陳桂珍）、《百年大計》（叢深）、《劉蓮英》（崔德志）、《幸福》（艾明之）等劇作，及時反映了處于偉大歷史轉折時期的普通工人的思想風貌。第二，在戰爭年代轉向和平建設的背景上，表現工業戰線干部的人生調適和領導姿態。出版于1950年的《在新事物的面前》（杜印、劉相如、胡零），是一部解放初期較早反映我國工業生活的作品。它敏銳地提出了面臨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我們的干部應當如何接受新事物、適應新形勢的嚴峻課題。《考驗》（1954）是著名劇作家夏衍建國后的第一部劇作，它表現出老作家滿腔熱情開拓新題材的可貴精神。劇作旨在描寫共產黨人在和平建設時期肩負的新使命和面臨的新考驗，同時觸及了工業戰線上反對官僚主義的重要問題。
　　上述劇本多采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生活氣息濃郁，情感真切動人，對建國初期工業戰線面臨的問題有著敏銳發現。但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取材范圍狹窄，走不出“車間文學”的格局；偏重于寫生產事件和勞動過程，忽視了對人物性格、命運的細致刻畫；表現新題材的熱情雖高，但對新生活的熟悉把握不夠，思想藝術表現的平面化和表層化，使劇作“對于新時代還只能作浮光掠影的反映。”（注：周揚《論〈紅旗歌〉》，載《文藝報》1950年2卷4期。）
　　對于勝利者抒寫頌歌的時代而言，面向社會的、集體的、激昂的創作姿態成為建國初期詩歌領域的一種定格。大規模經濟建設前景的鼓舞，帶來詩歌題材的大幅度轉移；勞動與建設，勞動者的忘我精神和英雄主義，開始在工業題材詩作中得到富有詩意的展示。中國作協于1956年出版的《建設的歌》，以中國新詩史上第一部反映經濟建設為內容的詩歌合集，與《到遠方去》（邵燕祥）、《玉門詩抄》（李季）、《伐木聲聲》（傅仇）等眾多的個人詩集一起，共同凸現了50年代詩壇“工業詩歌熱”的盛況。
　　縱觀這一時期的工業詩歌，其創作基調，是以頌歌的方式傳達出贊美勞動與建設的主題。表現了新生活的喜悅和激情，卻少了幾分清醒把握經濟建設形勢的憂患意識。就詩歌觀念而言，強調詩人與革命者的結合，將社會的政治理想與詩歌的藝術價值等同起來，融為一體，使詩人偏重面向社會，抒人民之情，寫時代“大我”。所以工業詩歌多為經濟起步時代粗線條的大寫意，而對建設者豐富的內心世界和個性化的生活體驗揭示不夠。從藝術的表現途徑來看，遵循“美是生活”的現實主義原則，歌唱生活，充滿真情實感。但另一方面，由于對生活和藝術的理解過于趨實，工業詩歌多為客觀外部世界所囿，側重于現實人物和生活事件基礎上的抒情，客觀寫實色彩強烈，詩歌意象與藝術靈性不足，缺乏超越生活的力量。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時代。毛澤東適時地提出“雙百”方針，給文藝界帶來思想解放的空氣和藝術創造的活力。加之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和“解凍文學”的影響，我國的文學創作出現了轉機，對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有了新的理解和深化。不再只是一路頌歌的吟唱，以直面人生的勇氣和文學鋒芒，去正視工業戰線的現實癥結和人生問題，傳達出工業文學創作的另一種聲音。詩人蔡其矯在《川江號子》《霧中漢水》中，以憂患生活的沉重，表現了五十年代詩歌少見的另一種色調和情緒。通訊特寫方面，在《在橋梁工地上》和《本報內部消息》的發表，揭示了我們黨和國家的肌體中存在的保守主義、官僚主義等弊端，具有現實的警醒意義。1956年全國第一次話劇創作高潮中出現的“第四種劇本”，突破了工農兵劇本的創作模式，不按階級配方、政治面貌來給人物貼上各種思想標簽，而是尊重生活本身的規律，發現生活中的獨特形態，以人為中心來創作。它們不再是政策和條文的傳聲筒，而成為生活的積極干預者。柯夫的《雙婚記》，劉川的《橋》，特別是何求的《新局長到來之前》，更是以諷刺喜劇的形式，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驕下諂上的官僚主義科長形象，對工業戰線上存在的現實弊病給予犀利的嘲諷。工業小說領域里陸文夫的《平原的頌歌》，耿龍祥的《明鏡臺》，張弦的《上海姑娘》、舒群的《在廠史以外》，李國文的《改選》，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都表現出直面現實、干預生活的文學指向。
　　1958年，由于左傾思潮的泛濫，隨著“大躍進”運動刮起的“浮夸風”盛行一時。不僅以大煉鋼鐵為標志的工業建設處于高溫、膨脹、浮夸狀態，反映這時期工業題材的創作也充擴著虛假浮泛、粉飾現實的內容。但曾幾時，當年貼在車間、工地和高爐上的，在全國上下飛舞的詩傳單，早已被歷史所遺忘。包括那時頗有影響、甚至出自于名家之手的劇作，諸如田漢的《十三陵水庫暢想曲》（1958）、劉川的《烈火紅心》（1959）、陳恭敏的《沸騰的一九五八》（1959），也因受到浮夸風影響，而造成作品失真現象。
　　另一方面，工業題材的文學創作又依照藝術發展的自身規律，在歷史曲折中執著前行，在作家的藝術積累中結出碩果，這使得具有17年文學經典意義的工業長篇小說皆出現于此時。艾蕪的《百煉成鋼》（1958）、草明的《乘風破浪》（1959）、羅丹的《風雨的黎明》（1959）、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1958）等作品，從正面反映工廠生活和表現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它們雖然不同程度地帶有特定時代的社會思潮印記，藝術價值高低不一，但它們在那個年代所達到的難能可貴的創作高度，它們復雜的作品面貌所引發的種種創作話題，都給工業文學留下了值得思索、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
　　六十年代前半期，工業文學創作面臨的社會背景，一是黨對文藝政策調整，催生了文藝界的新氣象；二是接踵而來的階級斗爭擴大化，使整個社會為一種高度政治化了的情緒所籠罩，文學作品的面目更加嚴峻、緊張，充滿了火藥味。本時期的工業小說，雖有《彩霞萬里》（鳳章）、《最有辦法的人》（馬識途）、《家庭問題》（胡萬春）、《路考》（張天民）、《時間》（焦祖堯）、《鐘聲》（陳桂珍）、《二遇周泰》（陸文夫）等作品在那里支撐著短篇創作的半壁江山，但長篇小說已明顯出現落潮趨勢。
　　這時期，政治抒情詩的大量涌現成為一時景觀。詩歌創作的藝術表現從實到虛，由具體走向抽象，生活場景動輒與時代高度、宏觀時空和政治理想相聯系。即使寫到具體的生產勞動，作者的眼光也看到了整個世界的階級斗爭形勢，詩歌的政治使命空前強化。于是，鋼廠澆鑄的不再是普通的鋼件，它或變成了“撥散滿天陰霾”的“利劍”；或“一身豪氣一身光，巍然戰斗在火熱斗爭的前線上”。這種“典型化”的概括方法，豪壯、粗曠語言風格的追求，為詩人們普遍認同。總的來看，代表這一時期創作高度的工業題材抒情詩，首推郭小川的《林區三唱》（1962），傅仇的《伐木聲聲》（1964）；較有影響的工人作者為孫友田、曉凡、劉鎮、戚積廣、王恩宇、王方武、黃聲笑等。工業題材敘事詩的成就，則在阮章競的《白云鄂博交響詩》（1964），特別是在李季的《楊高傳》（1958—1960）、《向昆侖》（1964）等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本時期的工業戲劇，一是側重表現工業戰線的“三項革命實踐”，寫工人階級在其中經受的人生鍛煉。《第二個春天》（劉川）、《激流勇進》（胡萬春、佐臨、童洛）、《一家人》（胡萬春、陳恭敏、費禮文、洪寶）、《初升的太陽》（孫維世）可為代表。二是選擇“不斷革命”的題材定勢，強化工人階級的政治使命感。如《春之歌》（崔永志）、《千萬不要忘記》（叢深）、《電閃雷鳴》（胡書鍔）、《比翼高飛》（重慶市話劇團）、《包鋼人》（高彬、吳新泰、林鳳山）等等。上述劇作的選材立意藝術描寫雖充滿生活氣息，但終因不同程度的政治理念束縛，而影響了劇作應該達到的創作高度。
　　　　　　二
　　17年的工業文學形態，從整體面貌上看，它對那一時代工業建設生活的反映，既表現出新的視角，新的特點，拓展了一向薄弱的文學題材領域，也形成了自身的創作模式與時代局限。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以后的工業文學創作有著重要啟示意義。
　　從“戰爭——建設”互相轉換的視角，來確立觀察、體驗和表現生活的支點，來塑造工業戰線的某種領導干部形象，是17年工業文學形態的特點之一。新中國的成立，迎來了以大規模經濟建設為標志的新時代。在五六十年代光榮、復雜而嚴峻的社會生活面前，那些從現代文壇上走過來的老作家，往往以一個經歷過“民主革命”的戰斗者的眼光，透過歷史與現實，戰爭與和平，革命與建設的聯系，在工業建設領域來尋求戰爭歲月的斗爭主題與建設年代的勞動主題的有機結合。于是，在從事工業文學創作的作家筆下，今日工業戰線的建設者、領導者，往往是昔日戰爭歲月的戰斗者。人物形象的歷史跨度，聯系了“戰爭——建設”的社會變遷；人物性格的多向發展，又提出了面對工業時代的新課題。《鐵水奔流》中部隊政委出身的老干部劉耀先，《在和平的日子里》曾經一同爬過戰壕的工程隊隊長閻興和副隊長梁建，《延安人》里當過黨中央警衛隊長的工地材料主任黑成威，《乘風破浪》里來自延安根據地的老革命宋紫峰，《在新事物的面前》里指揮過千軍萬馬的經理薛志剛，《考驗》中有著戰爭閱歷的丁緯和楊仲安，以及《楊高傳》中從三邊走向玉門的工業干部楊高，都是帶著戰爭歲月煙塵的工業戰線領導者形象。在陌生的工業建設形勢面前，他們首先面臨的是學習和適應、由外行變內行的新課題和如何發揚戰爭年代優良傳統，繼續革命的嚴峻考驗。因而，矛盾沖突，往往以兩元對立的狀態，在經歷過生死考驗的戰友之間展開。如何改善和加強黨對工業企業的領導，反對官僚主義、經驗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就成了作家筆力所指的重心所在。
　　從工人與農民的天然聯系中，來看五六十年代工人形象的特殊構成，來表現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轉變的歷史側影，是17年工業文學形態的特點之二。中國工業歷史短，規模小，大部分工人是從農民轉化而來。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它的成熟只能依賴著工業的高度發達與長久的歷史冶煉。從初登中國歷史舞臺到成為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它是以新生社會力量的面貌而出現的，作為建國初期具有農民特色的工人，他們既秉承和張揚了中國農民質樸、勤勞、仗義的天然美德，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小農意識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在大工業協作生產中所培養的新時代主人翁意識，所形成的大公無私、集體主義、組織紀律性以及階級友愛精神，又使他們更多地超越著農民意識。五六十年代的工業文學作品，比較準確地把握了這個特點。作家筆下的工人形象，多來自農民；在工廠生活的鍛煉中，又不斷超越了農民。這其中雖有較為成功的形象，但總的來說，還未能充分體現出工人階級的宏偉氣魄。《百煉成鋼》中的青年爐長秦德貴，《乘風破浪》里的煉鋼能手李少祥，《為了幸福的明天》中的模范工人邵玉梅，皆為這樣的典型。對工人與農民天然聯系，又不無區別的特點，《風雨的黎明》倒是透過一些片斷和插曲，給予了十分鮮活的表現。作品寫到剛解放時，許多失業的鞍鋼工人暫居附近農村種地謀生，他們按自己的習慣來生活，打破了農村的安靜和秩序，甚至破壞了農民敬神拜佛的信仰。他們看不慣農民不講究速度的慢騰騰，不喜歡農民式的精打細算，各人顧各人；即便是種莊稼，也不忘記搞些農具小發明。盡管工人在農村一時解決了溫飽問題，但他們無心“安居樂業”，所留戀的是工廠里龐雜的機器喧聲，是工友們流水作業的集體勞動。一旦工廠發出復工召喚，這批工人便義無反顧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作品通過充滿感性的藝術筆觸，留下了解放初期工人的真實畫像，也留下了如何真實地把握工人特點的幾多思考。
　　停留于生產方案之爭的“車間文學”創作模式，是17年工業文學形態的特點之三。表現工業建設，當然離不開工地車間，離不開工人的勞動，但把工業文學的主題僅僅確定在勞動本身，卻未免過于機械狹隘。造成五六十年代工業文學沉悶、單調、薄弱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題材常常局限于工廠、車間、工地的內部，缺乏廣闊的社會生活層面，也未發掘出獨特的工業文化底蘊，人物事件的描寫緊緊圍繞生產過程本身，情節設置又離不開公與私的對立斗爭，政治掛帥與技術治廠的矛盾沖突，先進工人與保守勢力的生產較量，有高度階級覺悟的老工人和未曾經歷舊社會苦難的青年工人之間的人生差異。書記正確，廠長錯誤，工人先進，技術員保守，或通過勞動競賽激發工人階級的革命熱情，或通過生產事故表現模范人物的英雄行為，矛盾性質需要升級的時候，就以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落網作為矛盾的解決。這種屢屢出現的雷同現象，所反映的正是“車間文學”的狹窄與單調。《百煉成鋼》和《乘風破浪》作為工業文學的代表作，是兩位有藝術經驗、有生活積累的老作家先后創作的。前者是艾蕪1953年寫成初稿，后經修改，1957年發表于《收獲》，主要反映國民經濟恢復時期鋼鐵戰線生活；后者為草明1959年創作出版，重在表現1957年整風運動到1958年“大躍進”背景下的鋼鐵基地的勞動競賽。但兩部作品仿佛根據同一材料而寫，其中有不少情節相似。這種“車間文學”的模式，對工業文學的多樣化和個性化的創作，構成了極大的束縛。
　　一味摹寫生活的趨實風格，是17年工業文學形態的特點之四。出于對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推崇，作家們在真實地再現生活的同時，往往為客觀外界生活本身所囿，把生活中已有的東西當作藝術作品唯一的真實來表現。又由于作家文化素養與藝術視野的局限，工業文學的創作，一是缺乏對世界工業文學名著高層次、大視野的研究和借鑒；二是缺乏作家強大的主體創造力量和超越時尚的勇氣；三是缺乏精神性的探索、詩情的發掘和表現大工業生活的氣魄。如此一來，對生活的實錄與摹寫就成了最快捷、最有效的寫作方式。然而，“藝術家所要做的并不是把現實生活中的情景原原本本復制下來，而是將自己的獨特的觀點所觀察到的現實生活的某些方面或性質加以再現。”（注：H·C·布洛克《美學新解》第70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
　　縱觀五六十年代的工業文學現象，作家創作姿態與社會生活的召喚高度一致，大量涌現的工業文學作品對工農兵文學時代的積極呼應，使這一題材領域形成了與時代、與文壇的同步運行狀態。按理說，此種背景下的文壇應當能夠產生反映工業生活題材的諸多力作；但事實上是，工業文學作品佼佼者甚少，平淡者居多；作家熱情虔誠的創作投入與工業文學的實績之間產生了明顯的錯位。與這一時期表現農村生活題材和戰爭生活題材的創作相比，工業文學始終處于薄弱環節。如此現象，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
　　工業文學創作的上述癥結，究其原因，來自三方面的制約。一是受到生活本身的制約。漫長的農業中國歷史，為廣大來自于這塊土地的作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素材，也給他們打下了深刻的童年記憶和情感烙印。從農民心態中發掘民族的精神特質，從鄉土風情中展示人性、文化與大自然的豐富底蘊，這使得農村題材有著深厚的文學傳統與天然的創作優勢。另一方面，對于炮火硝煙中走過來的一代作家而言，戰爭年代可歌可泣的斗爭閱歷，構成最強烈的創作記憶；寫勝利者史詩的氣度，使他們義不容辭地拿起了筆。正是由于作家對于生活本身的熟悉把握，17年的農村題材與戰爭題材創作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對于眾多作家來說，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生活，本身就是一個嶄新的、陌生的生活領域，作家在生活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匆忙上陣，對中國工業的發展道路缺乏宏觀的明晰認識，對工人的命運遭際感受不深，對工人的職業特點把握不準；因而往往被單調的、機械的生產過程所局限，被生活的表層現象所惑，自然談不上打一口深井，去發掘當代工業生活的底蘊。二是受到17年的社會政治要求和價值觀念的制約，把工人階級的政治身份、社會地位與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等同起來，不是從生活本身、從人物性格自身出發去表現工人生活，而是用貼政治標簽的方法，來制造“一個階級一個典型”。這種情形，與下述看法有關：工人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于是，要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的本質”，當然是歌頌其大公無私的品質。即使發生矛盾沖突，也只能在先進與落后、革新與保守的層面上展開。先行的主題觀念和人物塑造模式，導致了某種公式化傾向的流行，作家對大工業生活的獨特發現和獨立思考，作家個性化的藝術創造激情，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遏制，這是17年工業文學作品難以傳達個性化聲音、留下傳世之作的重要原因。三是受到作家文化素養和藝術功力的局限，作家對工業生活的表現缺乏大氣與超越，往往被囿在局部的、形而下的生活層面上，難以產生那種既表現出大工業宏偉氣魄，又洞悉工人群體深層心理獨特性格的里程碑式作品。
中州學刊鄭州95～9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91999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可謂工業文學全面啟動和初步繁榮的時期。透過這一時期工業題材創作的文本現象，可以看出17年工業文學形態的四個鮮明特征：一是從“戰爭——建設”互相轉換的視角，來確立觀察、體驗和表現生活的支點，塑造出工業戰線上的領導干部形象；二是從工人與農民的天然聯系中，來看五六十年代工人形象的特殊構成，表現出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轉變的側影；三是受到當時社會價值標準與文學觀念制約，創作多停留于生產方案之爭的“車間文學”模式；四是受到作家文化素養與藝術功力的局限，創作多推崇一味摹寫生活的趨實風格，缺乏強大的主體創造精神和超越時尚的力量。17年的工業文學形態、特點與弱點互見，開拓意義與時代局限并存，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日后的工業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新中國17年文壇/工業文學形態樊洛平，鄭州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　副教授　河南　鄭州　（450052） 作者：中州學刊鄭州95～9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樊洛平19991999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前的17年，可謂工業文學全面啟動和初步繁榮的時期。透過這一時期工業題材創作的文本現象，可以看出17年工業文學形態的四個鮮明特征：一是從“戰爭——建設”互相轉換的視角，來確立觀察、體驗和表現生活的支點，塑造出工業戰線上的領導干部形象；二是從工人與農民的天然聯系中，來看五六十年代工人形象的特殊構成，表現出農業中國向工業中國轉變的側影；三是受到當時社會價值標準與文學觀念制約，創作多停留于生產方案之爭的“車間文學”模式；四是受到作家文化素養與藝術功力的局限，創作多推崇一味摹寫生活的趨實風格，缺乏強大的主體創造精神和超越時尚的力量。17年的工業文學形態、特點與弱點互見，開拓意義與時代局限并存，其中的經驗教訓，對于日后的工業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新中國17年文壇/工業文學形態

網載 2013-09-10 21: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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