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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東方文化周刊》

讀先秦時的寓言，讀者稍加留意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寓言中一些愚蠢可笑的人總是出自楚國（如“買櫝還珠”、“畫蛇添足”）或者宋國。如《莊子·逍遙游》中，宋人有祖傳秘方不龜手藥，但他只靠此藥世代以漂洗絲絮為業，而一個客人購此秘方后則將之獻給吳王用來防治水師將士生凍瘡，得以大貴；《戰國策》中講了一個故事：宋人有學者，學完三年后回家直呼其母親的名字——這在中國是大不敬。其母問他：“你學了三年，反而叫我的名字，什么原因？”其兒子回答說：“我知道圣賢的人，沒誰超過堯、舜，堯、舜是他們的名字；吾知道浩大者，沒有大過天地，天地是其名。現在母親賢不過堯、舜，大不過天地，所以直接叫母親的名字。”

這種赤裸裸的“地域歧視”，究其原因，楚國是后起的超級強國，在中原人眼中是暴發戶，是南蠻，雖然富強但是沒文化，就如美國剛剛強大在歐洲人眼里的形象。而宋國，正相反，它是商人的后代。周武王糾集“聯合國軍”滅了商紂后，對商的遺民不可能采取斬盡殺絕的辦法——否則其吊民伐罪的道義合法性不存在了，先將紂王的兒子武庚和商朝遺民封在中原一塊小土地上，派管叔、蔡叔監控他們，沒想到三人倒勾結在一起造反了。周王朝殺了武庚后，就讓紂王的庶兄微子啟承繼了封地，奉祀商朝列祖列宗。——征服敵國不絕其祀是上古中國政治中一種不無“人道主義”色彩的措施。

后人嘲諷宋人的迂腐、不知權變，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宋襄公。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我們不要宋襄公“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魯僖公十七年（公元前643），諸侯霸主齊桓公死了，霸主的位置空懸多年。當時最強大的是楚國，但楚國形象太差，給中原諸國以蠻橫粗鄙的感覺，自然難以出面當霸主。這時候，宋襄公，這個商朝茍延殘喘下來的小國國君，竟然不知道天高地厚，想過一把“霸主”的癮，來維持國際秩序。他知道干這事沒有強大的楚國答應，那是不行的，于是在魯僖公二十一年派人征求楚國的意見，想自己在鹿上主持諸侯會盟，楚國答應了。公子目夷（子魚）勸諫道：“小國爭當盟主，這是招禍呀。”宋襄公不聽，心想最強大的楚國答應我了，這事能做。他以為大國外交，必定會守承諾，哪知道楚國根本不管這些，而是在耍花招，故意先答應宋國。在會盟時，將宋襄公俘虜，然后再放回家。這對一個國君來說，應當是奇恥大辱。

但宋襄公并沒有因此吸取教訓，第二年有了著名的泓之戰。鹿上之會自己受辱，回國好好韜光養晦就罷了，可宋襄公傷疤未好，竟然追究起鄭國前一年未能受邀參加盟會，親自當兵討伐。鄭國是楚國的被保護國，楚國便出救兵，楚、宋之間爆發了大戰。開戰之初，宋軍是以逸待勞，已經整頓好隊伍了，楚軍還在渡河，掌管軍事的大司馬建議：敵強我弱，我們趁其渡河時襲擊。宋襄公認為如此勝之不武，沒答應。等楚軍渡完河后，部下再請求出戰，宋襄公認為楚軍還沒整頓好隊伍，擺好架勢，不可。當楚軍準備停當，兩軍交戰，宋軍大敗，宋襄公本人也的大腿也被箭射傷。

帶領殘兵敗軍回國的宋襄公，遭到國人的普遍埋怨，認為其太不可思議。宋襄公說了一段很著名的話：“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意即說，君子不會再傷害已經受傷失去反抗力的對手，不擒獲頭發斑白的老兵。古人整軍作戰，不靠地形來取勝。寡人雖然是滅亡的商朝后裔，不能攻擊還沒有擺好架勢的敵軍。這番高論自然遭到公子子魚等人的反對。子魚說，兵以取勝為最高目的，其他的還有什么可考慮的？如您這樣說的話，就等于拱手當人家的奴隸，還打什么仗呀。

宋襄公特別強調他是“亡國之余”，或許是在為自己的“蠢豬式的仁義道德”找理由。可想在商朝時，宋襄公的戰法，是公認的規則，就如我們看中世紀歐洲貴族之間的決斗一樣，偷襲是不道德的。可見這種連打仗也要講規矩，明明白白取勝的舊貴族精神，在中國的上古也曾存在過。但舊禮法、舊道德到底不敵現實的功利，所以《淮南子》評價宋襄公這番高論：“古之為禮，今之為笑。”公子子魚早就明白這個道理了。所以中國歷代帶兵者信奉“兵以詐立”、“兵者，詭道也”。延伸到社會的各個層面，莫不如此，只要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宋襄公以至于先秦寓言中宋人的種種行為，就被看成愚蠢，不開竅，中國人越來越聰明了。

固執地堅守曾有的道德禮儀的人，往往是現實中很難得志的理想主義者。這或許是殷商移民的一種民族特征，孔子就是宋國人孔嘉父的后代，他對弟子說夢見自己坐于兩柱之間，殷商的禮儀是死人停靈于兩柱之間供人祭奠，他知道自己大限將到。可見，孔子一直就認為自己是殷商的后裔，一個現實中四處碰壁而不改其志的“喪家犬”，這和宋襄公是何等相似。

十年砍柴 2011-05-10 20: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