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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人們只注意和強調船山經濟思想中“重農抑商”的一面，有些學者甚至斷言：在湖南這樣經濟落后的閉塞地區，不可能產生反映資本主義萌芽的先進經濟思想。今天，讓我們稍稍推開船山經濟思想的大門，就不難發現其中蘊藏著多么豐富的寶藏，這對于弘揚湖湘文化中過去長期被忽視的精華，振興湖南的經濟，仍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船山生當明末清初，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盡管這種經濟萌芽仍匍匐在封建的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重壓之下，得不到正常的生長和發展。但是，這種新經濟關系的萌芽不僅已經敏銳地反映到船山經濟思想中來了，而且船山還為之“破塊啟萌”，催生助長而大聲疾呼，提出了一系列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經濟主張。
　　　　　　一、反對國家行政干預，提倡人民自謀生計
　　船山認為，發展社會生產的根本辦法在于“嚴以治吏，寬以養民”（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309頁。），即在嚴格管理官吏、 減輕人民負担的前提下，用正確的方法去引導、鼓勵人民去發展生產，而不是用強制命令的“法”去督迫人民搞生產。他說：“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為路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193頁。 ）即治理天下要遵循自然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用引導的方法讓人民自覺自愿地朝著上級指引的道路前進。具體地說，就是提倡國家放寬政策去引導人民自謀生計，反對國家用行政命令甚至苛刑峻法去干預人民的生產。他說：“人則未有不自謀生者也，上謀之，不如其自謀；上為謀之，且弛其自謀之心，而后生計愈蹙。故勿憂人之無以自給也，籍其終不可給，抑必將改圖而求其所以生，其依戀先疇而不舍，則固無自斃之理矣。上唯無以奪其自生之力，寬之于公，而天地之大，山澤之富，有余力以營之，而無不可以養人。”（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710頁。 ）即主張發揮每一個人“自謀其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不需要國家去包辦代替（“上為謀之”）。只要國家不剝奪人民“自謀其生”的權力，并且放寬政策（“寬之于公”），以天地的廣大，山河的富有，就沒有不可以養活人的。
　　船山反對國家的行政干預，還表現在他反對官府的“墾田令”上。他說：“墾田之不足為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蕪而思墾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寢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墾與，吏雖窳，不能奪也；其不能墾矣，吏雖勤，不能勸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283頁。）他認為農民思念開墾荒地，是睡覺也不會忘記的事情。荒地之所以暫時未開墾，是目前力量有所不及，農民墾荒的積極性是自發的，決不以官吏的勤惰為轉移。所以，船山主張實行農民自由墾荒的政策：“任其墾而姑不以聞之縣官”。（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283頁。）他認為官吏如果大張旗鼓地去宣傳、督促墾荒，農民反而不敢墾，因為農民害怕官府在新墾的土地上廣征稅收。戶口的增加也同樣如此。船山認為，“人非茂草灌木，蹶然而生”，新增加的戶口多半是從外地遷來的，可地方官吏卻把這當做自己的“政績”，對上邀功請賞，對下增加自己的搜刮對象。船山揭露這是“飛鴻偶有所集，哀鳴更苦。”（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283頁。）所以， 船山主張實行寬松的人口自由遷移政策：“邑有逃亡”，朝廷不應“罪其守令”；“邑多新附之民”，也不必“賞其守令”。（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843-844頁。）這實質上是主張解除封建國家與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嚴密束縛與人身奴役，有利于農民成為能夠自由遷居、自謀生計的自由勞動者。這無疑有助于當時資本主義萌芽的生長和發展。
　　　　　　二、大力發展商業的“天下交相灌輸”思想
　　船山雖然說過不少“賤商”的話，如蔡尚思先生在《王船山思想體系》一書中曾大量引述并加以貶斥的船山所說的“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之類的話，但如果以此來證明船山是“重農業而輕工商業的”，則未免失之片面。其實船山攻擊的主要是那些勾結暴君污吏或勾結“夷狄”、賣國求榮的奸商：“暴君非賈人無以供其聲色之玩，污吏非賈人無以供其緩急之求”（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 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89頁。 ）；“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503頁。）；“而其網利以削人之衣食，陽與而陰取者”；“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靡爛。”（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123頁。）可見， 這里攻擊的主要是前資本主義時期即封建社會里專為封建統治者腐朽奢侈生活服務的畸形消費商業，以及不等價交換對農民的殘酷經濟掠奪，特別是那些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無恥奸商！而對于那些有利于國計民生，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商業活動，船山不僅不加以反對，卻是為之大唱贊歌，熱情提倡。船山首先高度肯定了商業“通天下之貨賄”、“通貧弱之有無”的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商品流通職能，明確地提出了大力發展商業的“天下交相灌輸”的“裕民富國”主張。他說：“天下交相灌輸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物滯于內，則金錢拒于外，國用不贍，而耕桑織＠①采山煮海之成勞，委積于無用，民日以貧；民貧而賦稅不給，盜賊內起，雖有有余者，不適于用，其困也必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1056-1057頁。 ）船山高度評價了商業對“富國裕民”的巨大作用，認為只有大力促進全國各地的商品流通（“天下交相灌輸”），才能充分滿足人民日常生活的多方面的需要，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奠定國家強大的經濟基礎。他特別高度評價了金錢作為一般等價物，在商品流通中的巨大作用，認為其發達程度決定著國家的貧富強弱：“金錢者，尤百貨之母，國之貧富所司也。”所以，船山大力主張發揮金銀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流通作用與貯存作用。他說：“錢則流通于四海而無不可得”，無論在官在民，“雖百年而不改其恒。”（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939-940頁。）還說：“唯錢少而銀不給， 故物產所出之鄉留滯而極乎賤；非所出之鄉阻缺而成乎貴。民之饑寒流離，國之賦稅逋欠，皆職此之由，上下交患貧而國非其國矣。錢多則粟貨日流，即或兇荒，而通天下以相灌輸，上下自無交困。”（注：《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噩夢》，第585頁。）他認為金、銀體積小而不易磨損和腐爛，便于攜帶和長期貯存，它本身又具有價值，特別適于用作一般等價物的貨幣，行使促進商品流通的職能。他主張國家應該發行足夠的金銀貨幣和質好量足的銅幣，實行金銀本位制，嚴禁劣錢、朽幣的流通，以維護幣值的穩定，有利于商品的流通與經濟的繁榮。
　　正是建立在對商業重要性認識的基礎上，船山對從事正常商業活動的商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并明確地提出了保護商人的“紓富民”的主張。他在《黃書》中對此作了精辟的論述：“天地之奧區，田蠶所宜，流肥潴聚，江海陸會所湊。河北之滑、＠②，山東之青、濟、晉之平陽，秦之涇陽、三原，河南大梁、陳、睢、太康東傅于穎，江北淮、揚、通、泰、江南三吳濱海之區，歙、休良賈移于衣冠，福、廣番舶之居僦，蜀都鹽、錦，建昌番布，麗江＠③＠④金碧所自產，邕、管、容、貴稻畜滯積，其他千戶之邑，極于瘠薄，亦莫不有素封巨族冠其鄉焉。此蓋以流金粟，通貧弱之有無，田夫畦叟鹽鮭布褐、伏臘酒漿所自給也。卒有旱澇，長吏請蠲賑，卒不得報，稍需日月，道＠⑤相望。而懷百錢，挾空券，要豪右之門，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矣。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注：《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黃書》，第529-530頁。 ）船山氣勢磅礴地論述了祖國萬里河山各不相同、極其豐富的物產資源，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無限廣闊的國內市場，再一次闡明了“天下交相灌輸”的裕民富國思想。通篇觀之，船山極力反對的是“金死一家”，即那些富裕的官僚、地主把大量的金銀財寶死藏在家中，或者窮奢極欲地揮霍一空，而沒有將這財產投入到創造新的社會財富的擴大再生產中去，或是投入到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商品流通領域中去，也就是說沒有轉化成為使資本主義萌芽得以發展的原始資本，船山認為，即使是“極于瘠薄”的“千戶之邑”，亦莫不有掌握大量財產的“素封巨族”，只要他們把手中的財富投入生產或商業流通領域，就能解決很多窮人的生計問題。特別是突然發生旱澇災害的時候，國家如果救濟不及時，就會有很多人餓死路邊，而只要那些豪門大戶能夠及時開倉相救，“則晨戶叩而夕炊舉矣”。對此，船山高度肯定地指出：“故大賈富民者，國之司命也。”并明確地提出了保護和減輕商人負担的“紓富民”主張：“故懲墨吏，紓富民，而后國可得而息也。”（注：《船山全書》第十二冊《黃書》，第530 頁。）這不僅是主張嚴懲貪官污吏，實質上也是主張解除封建國家對商人和商業的政治壓迫與經濟摧殘，鼓勵當時的封建地主把手中的糧食、金銀貨幣向商業資本或借貸資本轉化，鼓勵原來的地主向原始的資本家轉化。
　　船山還深刻地看到：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主對農民土地的大量兼并，以及自然災害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大批離開土地的“失業之人”。對此，船山主張國家應“多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注：《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噩夢》，第577頁。）， 為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就業謀生的機會。他提出，對這些“無食之民”不是無償地奴役，而是實行“募工”制，按照他們的勞動量而“支給工食”，使他們成為出賣自身勞動力的雇傭勞動者。他還提出，應該廢除對手工業者所實行的封建人身奴役的“班匠制”，而改行“招募和雇”的自由勞動雇傭制，即對當時的手工業工匠每年“歲役三日，酌其庸直多少，量加路費”，按照他們每天勞動價值的多少折算成銀兩向國家納稅之后，就應“給以當年經收信票，即往他處，本歲不致重征”（注：《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噩夢》，第586頁。）。這實即是提倡技術工匠的自由流動， 有利于工藝技術在全國的傳播并促進手工業的發展，船山還看到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以及技術高低的區別，提出對手工工匠要“稱其難易巧拙而分餼之”，即按照他們工作的難易與技術的高低而分別給予不同的報酬，并把他們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均算”成銀兩，“隨宜支給，不可以一匠抵一匠之用”。至于對那些“召募不以其道，工食＠⑥侵，役使過度，刑責過峻”而造成手工工匠消極怠工、粗制濫造的貪官污吏，則“但責之部司之官而不責之匠”，即只責罚造成這些后果的官員而不責罚工匠。他還進一步提出，對于那些技術高超、卓有貢獻的“大匠”，還要“別建職名，豐其祿秩”（注：《船山全書》第十二冊《噩夢》，第587頁。）， 給予特別的獎勵與優厚的待遇，這些主張，對于解除手工業者的人身奴役，提高手工業者的社會地位和鉆研科學技術的積極性，促進手工業生產和整個社會的進步，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這說明船山對發展當時中國的商業和手工業都是十分重視的，不僅大力提倡，而且作了深入的研究。
　　　　　　三、市場調節的熱烈倡導者
　　船山早在300多年前就已敏銳地看到市場調節的作用， 認為商品經濟的運行有其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他指出，金銀貨幣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事雖異古，而圣王復起，不能易矣”（注：《船山全書》第十一冊《宋論》，第111頁。）；“蓋是數物者，非寶也，而有可寶之道焉，故天下利用之，王者弗能違也。”（注：《船山全書》第十一冊《宋論》，第112頁。 ）作為糧食、食鹽等商品在市場上的價格變化，同樣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他說：“乃當其貴，不能使賤，上禁之弗貴，而積粟者閉糴，則愈騰其貴；當其賤，不能使貴，上禁之弗賤，而懷金者不售，則愈益其賤；故上之禁之，不如其勿禁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608頁。）所以， 船山堅決反對國家對商品流通與市場價格的行政干預，主張按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所引起的價格變化的客觀規律辦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鼓勵商人的自由買賣與自由競爭。他說：“省官以省掣查支放之煩，則商既不病；一委之商，而任其所往，商亦未嘗無利也。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莫能怨也。而私販之刑不設，爭盜抑無緣以起。其在民也，此方挾乏以增價，而彼已至，又唯恐其售之不先，則踴貴之害亦除。守此以行，雖百王不能易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902頁。 ）十分精辟而生動地論述了市場調節對平抑物價，促進流通的巨大作用，高度提倡了實行自由競爭的經濟政策：“相所缺而趨之，捷者獲焉，鈍者自咎其拙”。只有這樣才能讓“民獲流通之利。”這是任何圣王、君主都不能改變的客觀經濟規律。
　　對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的由國家統制的“官鹽”政策，船山根據市場調節的規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張。他指出：“以擅利于己，而眾害叢集矣。官榷之，不能官賣之也；官賣之，而有抑配、有比較、有增價、有解耗，殃民已亟，則私販雖死而不懲。”這必然造成“徽＠⑦日累于廷，掠奪日喧于野，民乃激而走鋌，于是結旅操兵，相抗相殺，而盜賊以起。 ”（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 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901-902頁。）他認為政府只能在產鹽之地實行統一管理，統一批發給鹽商，在一次收稅、發給鹽商納稅票據之后，就可由鹽商自由販運到全國各地，這就是“官榷之”；但卻不能“官賣之”，即由官府去壟斷食鹽的流通與價格。如果由官府去壟斷食鹽的買賣，到處設關卡，下禁令，禁止商人自由販運，只會使私販被迫鋌而走險，冒死求利，并激起人民的憤怒與反抗。這些論述，同樣體現了船山主張廢除國家壟斷，提倡自由市場經濟的思想，不僅如此，船山甚至對賑濟災民也反對政府的行政命令，而提倡用市場調節的方式去辦事。他說：“歲豐谷熟而減其價，則糶者麇集，谷日外出，而無以待荒；歲兇谷乏而減其價，則販者杜足，谷日內竭，而不救其死。”（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956頁。）他認為遇到災荒之年，災民都希望糧食減價，而一般“俗吏”也希望減價以獲得百姓的贊譽。但這樣做只會“拒商賈于千里之外，居盈之豪民，益挾持人之死命以坐收踴貴之利”，只會有利于大地主、大商人更加屯積居奇，壟斷糧價，謀取暴利。只有堅持按市場價格規律辦事，讓多數商販都有利可圖，才能使“商賈輻輳，民賴以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957頁。）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船山確實是我國古代市場調節最早與最熱情的倡導者。
　　　　　　四、反對閉關鎖國，提倡國際貿易
　　船山提出的“天下交相灌輸”，不僅包括國內的自由貿易，也包括國際貿易甚至同敵國之間的貿易。他堅決反對閉關鎖國的經濟政策，指出：“據地以拒敵，畫疆以自守，閉米粟絲＠⑧布帛鹽茶于境不令外鬻者，自困之術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1058頁。 ）他深刻分析了閉關鎖國只會對自己的國家與人民造成巨大損害：“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之不來也。……若彼之來也，授受于疆場，一夕而競千金之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于是而吾之金錢與其輕赍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軍之無匱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469-470頁。）因此， 船山明確地提出了對外開放的國際通商甚至對敵國也實行通商的主張。他說：“夫唯通市以無所隱，而視敵國之民猶吾民也，敵國之財皆吾財也，既得其歡心，抑濟吾之匱乏，金錢內集，民給而賦稅以充，耕者勸耕，織者勸織，山海藪澤之產，皆金粟也，本固邦寧，洞然以虛實示人，而奸宄之徑亦塞。利于國，惠于民，擇術之智，仁亦存焉，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為也。”（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1057-1058頁。 ）正因為對外開放的國際通商甚至敵國間的通商政策有如此巨大的好處，所以，船山高度贊揚推行這一政策的東晉名將祖逖“可謂善謀矣”（注：《船山全書》第十冊《讀通鑒論》，岳麓書社1988年第1 版（下引《船山全書》皆是此版），第469頁。），并高度評價大力發展航海事業、 從越南引進早稻種的宋仁宗是“有大德于天下者”。
　　船山的這一系列經濟主張，與其同時代的黃宗羲所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都充分地反映了當時中國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而且從世界范圍來看，船山的市場經濟思想也是居于世界先進水平，比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經濟思想早了將近一個半世紀。只可惜船山的這些精辟論述長期被湮埋在荒無人知的衡西石船山下，沒有對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本世紀初的1906年，我國有位署名勇立的有心人曾在《東方雜志》上發表過一篇《王船山學說多與斯密暗合說》的文章，將船山的經濟學說與斯密的經濟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他認為船山“與斯密生計自由之說，真若無毫發之差者。卓哉船山！其殆我國最大之計學家，而與斯密東西輝映者乎！”（注：《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雜錄》，第842頁。 ）他在文章結尾發出這樣的感嘆：“雖然，歐西有斯密，而生計界乃揭啟新幕。我國有船山，而經濟上仍日慮匱乏。何也？斯密之書甫經出版，各國傳譯，言計之士翕然宗之，而英相弼德與羅士勃雷尤為服膺，其弛愛爾蘭入口之禁，行無遮通商之法，皆本斯密《原富》之意。而我國士夫于船山之學說，讀之者百無一焉，讀之而解其理者千無一焉，讀之而能措諸政事者萬無一焉。國勢之所以異于歐美者，其原因雖不一，而此或其一端也。于＠⑨，是不可為長太息哉！”（注：《船山全書》第十六冊《雜錄》，第845頁。 ）船山著述大量公開出版時晚（在他逝世一個半世紀之后），是其思想未能及時傳播的主要原因。而其著述浩繁難懂也是其學說未能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經的左部右加壬
　　　　＠②原字為漢的左部右加睿
　　　　＠③原字為敖下加廠下加毛
　　　　＠④原字為顫的左部右加毛
　　　　＠⑤原字為歹右加堇
　　　　＠⑥原字為克右加寸
　　　　＠⑦原字為經的左部右加墨字
　　　　＠⑧原字為臺下加木字
　　　　＠⑨原字為虍下加乎
　　
　　
　　
船山學刊長沙11～14F11理論經濟學彭大成19991999作者：湖南師大法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船山學刊長沙11～14F11理論經濟學彭大成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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