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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經濟實行兩個轉變的實質及對農村經濟發展的意義
　　中共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指出，　 要實現“九五”時期和2010年的奮斗目標，關鍵是實現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也是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長期性重大舉措。其實質是繼續加大力度，深化改革，以改革為動力促進可持續性發展。
　　要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的兩個轉變，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切實把農業放在發展經濟的首位，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國家要在政策上、投資上、科技教育上向農業傾斜，努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力，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確保糧食等農產品的有效供給。
　　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農業在改革和發展中已經取得了空前的令人矚目的成就。但也應看到，目前農村市場集中的程度還很低，農業經營規模狹小，限制了農業的市場化和現代化，加之國家對農業投入的相對下降和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不力， 造成農業比較效益低下， 致使自1985年以來糧食和農產品總量增長滯后，結構失衡。以1993年與1985年相比，農村非農產業總產值增長9.6倍，而農業總產值只增長2倍，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9.8％下降到21.9％；同期相比，全國除肉、禽、魚、果等有增長外，糧食總產量只增長20.4％，1987年以后一直徘徊在4.4億噸左右，棉花總產量則減少8.8％。由于農業生產水平低，1993年我國歷史上糧食產量的最高年份的人均產量只有343.7公斤， 比世界人均谷物產量358公斤低4.3％，比國際上公認的人均糧食500 公斤的安全線還低約1/3，只及美國人均谷物1386公斤的1/4。〔1 〕問題還在于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目前只維持在甚至低于80年代前期的水平。農產品生產水平低的集中表現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低，目前發達國家農業人口和農業勞動力一般只占總人口、總勞動力的2～5％，不超過10％；農業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也接近這一比例。而我國則以80％人口和60％勞動力，提供20％多一點的國民生產總值。而且，我國農業技術水平低而提高不快，對農業的投入及其報酬率下降，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業的比較效益是經濟部門中最低的。總之，我國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是發展滯后的產業，它嚴重制約和障礙了整個國家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分析我國農業發展之所以滯后，使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到農業和農村經濟在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上嚴重存在著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及人口、資源和環境等根本制約因素，從而強化我們對農業和農村經濟兩個轉變的客觀必要性和重大現實意義的自覺意識。為此，筆者認為當前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一是如何認識和實現這兩個轉變；二是怎樣正確處理兩個轉變中發展與資源利用、環境保護問題。
　　　　　　二、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兩個轉變的要求及其內涵
　　　　（一）關于農業和農村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已經在全國農村實行的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功，基本完成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革與發展的“第一個飛躍”。但是，隨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和改革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還要不斷加以完善和提高，并為不斷提高農戶承包經營的水平提供有力的服務和支持。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和復雜的過程，為此必須繼續深化農村改革。目前亟應提到日程上的主要有以下幾項：
　　1.繼續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和創新。一個理想的產權制度應該是兼顧公平與效率，以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已經建立的集體土地以農戶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符合這一基本要求的，但目前在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基礎上，產權主體和產權體系不完備，產權關系不明晰，土地不動產難于進入市場，穩定了所有權，但沒有搞活使用權，交易成本高，產權主體之間利益不協調。因此應根據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實行產權多元化，明確各產權主體的法人及其責、權、利關系，并依法協調其關系，以維護產權的整體利益。
　　2.在堅持和完善已有經營體制的基礎上，根據有條件、農民自愿的原則，積極引導農民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實行規模經營的主要目標，是求得規模經濟效益，使同等產量的平均成本最低。而目前我國的農業經營體制多以農戶經營為主，雙層經營體制和社會化服務體系尚不完備，農戶的經營規模狹小、分散，農產品商品率低，不能適應大市場的要求；傳統的小生產方式，難以容納先進的大型機械和高新技術，阻礙了農業現代化。所以鄧小平同志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喻為我國農業改革的“第二個飛躍”，旨在使我國農業經營體制通過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更加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農業現代化的要求。
　　3.推進農業產業化。“農業產業化”一詞，是借用的西方外來語“industrialization”。其意是使傳統農業“工業化”、“商業化”，即現代化和市場化（或企業化）。所以農業產業化的實質是指發展現代化、市場化農業產業。目前在西方發達國家，現代農業產業的基本特征是科技含量高，土地三率（即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高，產、供、銷一體化程度高，企業化經營程度高，綜合經濟效益高，所獲利潤不低于非農產業。所有這些，對我國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很有借鑒價值；與我國當前各地推行的“農戶＋合作社”、“農戶＋公司”等形式，以發展龍頭產業帶動貿、工、農一體化等的做法，也不無相通之處。實踐證明，把農業生產與產品加工、運銷、綜合利用結合起來，形成“產業鏈”，農業的綜合效益和比較利益并不低。可見，實行農業產業化對提高農業的自我維持與發展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4.加強國家對農村市場體系的培育和建設。實行農業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除加強農業自身經濟體制改革與建設外，國家政府部門應重視對農村市場體系的建設，其中包括農產品交易市場和農業生產資料、資金、土地和勞動力市場等。只有作為農產品和農業生產資料交易載體的市場機制建立和完善了，才能使生產、加工、運銷和流通各環節銜接，使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受益。為此還需要政府管好市場，穩定市場，增強市場調節能力和配置資源的功能。
　　5.要建立健全國家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體系。農業生產周期長，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均較大，自我維持和自我發展能力較為脆弱，加上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和產業化、市場化程度不高，以致農業綜合效益和比較效益低，農業發展滯后。這就需要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今后國家還要進一步從財政、金融、科技和政策上予以大力支持，逐步建立起有中國特色、強大的農業支持和保護體系，使之制度化、法律化。
　　此外，還應積極引導和扶持農民的社會組織，如建設農民協會、農會等，以加強農民的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素養，發揮農民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主動性及自持能力。
　　　　（二）關于農業和農村經濟增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實行經濟增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對自然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經營方式的轉變，它不同于經濟體制的轉變，又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的導向和基礎上與經濟體制的轉變結合進行的。這對農業也不例外。
　　經營方式的形成和發展，首先開始于農業。在傳統農業經濟學上一向把農業經營方式區分為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兩種形式，并認為由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是農業經營方式發展的必然趨勢。所謂粗放經營（extensive farming），又稱粗放耕作， 是指在單位面積上投入少量的勞動和資本；集約經營（intensive farming），又稱集約耕作， 是指在單位面積上投入多量的勞動和資本。這主要是依據投入產出效果原理，即“等量投入等量產出”原則而言的。其實，在我國古代早已有“廣種薄收”和“精耕細作”之說，則寓意更為確切。
　　集約經營作為一種農業經營學的理論，首創于19世紀初，由德國早期著名農業經營經濟學家泰厄（A. Thaer 1752～1828年）提出。 他稱集約農業是“合理的農業”，指出當時歐洲推行的“輪作制”農業與過去的“三圃式”農業相比是較為集約的合理農業，其意向與我們現在實行農業增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是一致的。其理論意義，主要是看到并強調了對土地資源利用實行增量投入，以求得合理的耕作和產出率。但他的這一理論以及后來形成的傳統農業經濟學的農業集約化經營理論，大都只是注意到土地的利用，而甚少致力于其他領域的稀缺自然資源利用；而且主要考慮的是經濟效益，甚少注意到生態環境因素，也很少研究經營方式的選擇所應依據的客觀條件。因此，我國農業增產方式轉變，還應強調以下兩點：
　　1.怎樣依據我國國情來選擇一個理想的集約型農業增產方式。選擇一個合理的集約型的農業經營方式，應依據國情和實際客觀條件。選擇集約型農業經營并不意味著立即排斥和揚棄有條件存在的合理的粗放型經營，也不是無條件、無限地要求越集約越好，那不僅是做不到的，而且將會帶來對資源環境的破壞。應該承認，有合理的集約，也有合理的粗放，并積極創造條件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經營轉變。在選擇合理的集約型經營方式上，必須把握住集約經營的適合度問題。這取決兩個方面：一是取決于一國一地區的人地比例、稀缺自然資源和供求關系。我國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其他自然資源也較少，在人口增加、農業增產中，靠大量增加自然資源的投入是不可能的，根本出路是提高自然資源的綜合利用率和綜合效益。二是取決于我們怎樣選擇自然資源集約利用和經營的合理集約度。所謂合理的集約投入，既要使增量投入能為土地、自然資源所承受，而不致流入浪費，又能保證高產、優質、高效，才能成為適度、適量的集約。這就是說，合理的集約度和集約經營方式實質上是一個生態經濟概念，即要經濟上適度、適量，又要生態上適度、適量。所以，我國的集約型農業增產和經營方式的最佳模式是生態農業模式。
　　2.如何實現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增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從現實總體上看，我國一方面人均自然資源十分緊缺，另一方面農業經營仍處于粗放經營狀態，對稀缺珍貴自然資源浪費嚴重。例如，我國農業灌溉用水的利用率不到40％，化肥有效利用率只有30％，遠低于發達國家，加上資金、技術投入少，勞動力素質低，單位土地面積的農業產量和農業勞動生產率均較發達國家低。特別是，我國農業增產中科技含量，只占30％，而世界上許多國家一般已達50～80％，這表明農業增產中實行“科教興農”的重要性。由此可見，我國農業增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不僅是提高投入產出比的問題，而且是有關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大問題。
　　　　　　三、農業和農村經濟兩個轉變中的發展與資源、環境
　　我國于1994年由國務院通過的《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提出：“人類認識到通過高消耗追求經濟數量增長和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發展模式已不再適應當今和未來發展的要求，而必須尋求一條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相互協調的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對滿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持續發展的道路。”〔2〕接著，1995年提出的兩個根本性轉變， 正是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關鍵措施。應該說實行兩個轉變的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但怎樣通過實行兩個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同樣是艱巨的任務和復雜的問題。這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我國目前還處于兩個轉變的初始階段，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沒有發育成熟；經濟增長方式也還處于以粗放型為主的時期。而人口多、人均資源少、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一時難以緩解。二是兩個轉變所涉及的領域主要是經濟、社會的發展，而相應的資源、環境問題亟待深入探索。
　　從整體上研究和解決發展與環境問題所涉及的面廣，問題多。除人口問題外，從宏觀角度圍繞兩個轉變來看，應著重對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解決：
　　1.首先應普及和強化人們的“資源意識”和“環境意識”，協調好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從長期和總體上看，經濟社會發展是人類社會與自然界進行物質交換的過程，人口、資源、環境都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本條件，缺一不可，應該相互協調，而不應相互排斥。但是處理不好也會出現矛盾。因此，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合理利用資源、保護環境寓于發展之中，并放在首要位置，加強發展和建設規劃中的環境規劃與評價，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兩個根本轉變的出發點，尤其是農業增產方式的轉變至為重要。
　　2.兩個轉變中農業增產與資源、環境的關系。農業和農村經濟實行兩個轉變除正確處理自身發展與資源、環境的關系外，還要考慮到農業的外圍產業的協調發展和外在宏觀環境條件的改善。就此而言，對農業最有重大影響意義的莫過于發展林業、加強水利建設、做好土地保護、治理沙漠和整治國土等。這實際上是改善農業的外在環境。①林業是發展農業的保障。森林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態系統，發展林業不僅能根本改善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而且能保障糧食和農業穩產、高產和持續增產。開展植樹造林能有效地防止和減輕各種自然災害，減緩水土流失，防風固沙。防止土地沙化，保持土壤肥力，保障水利設施長期發揮效能，保證糧食產量普遍增長；利用我國69％國土的山區，造林種果，發展木本糧食等并綜合開發利用，對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意義十分重大。②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替代的基本條件，也是資源、環境的最基本要素。加強水利基礎設施建設，擴大灌溉面積，治理水土流失，改善農業生態條件，從除害興利兩方面提高對農業發展的保障能力。堅持開源節流相結合，合理開發、綜合利用水資源，推廣節水技術，加強水資源管理，防止江、河、湖、海水環境污染，有利于從各方面解決我國水資源不足的矛盾。③保護土地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與整治國土，是農業發展的基礎，也是立國之本。我國人均耕地緊缺，節約合理地集約用地是農業增產方式轉變的主要內容。按照江澤民同志所說，“保護耕地就是保護我們的生命線，不僅農業用地，辦工廠、蓋房子都要注意節約用地，要為子孫著想，珍惜每一寸土地。存得方寸地，留與子孫耕”。這就是我國的土地資源可持續利用戰略。因此要求加強土地管理，實行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力求做到“人增地不減”，“用中國的地養中國的人”。④實行農業增產方式的轉變，要大力推行生態農業模式。我國人均耕地資源、人均水資源緊缺，要實行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轉變是國情決定的，但必須十分注意節約，合理有效地利用資源，既要高產、高質、高效又要低耗，這就要堅持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即自然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科學地，適度、適量地增加投入，并使投入結構合理，形成最佳集約型可持續發展模式。這種農業增產方式，不能只是一種理想目標模式，而必須是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強的現實的生態農業模式。
　　此外，還應加強對城市污染的防治。目前我國農業除有自身污染外，70～80％的污染源來自非農業和城市工業污染，而且后者有向農村擴展的趨勢，因而必須加強整治城市工業、鄉鎮企業的環境污染，實行廢棄物資源化利用。
　　3.強化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改善投入結構，并重視對資源和環境保護與治理的投入。實行農業和農村經濟增產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首先要求對農業增加投入，改變過去“只用不養”，“重用輕養”，“廣種薄收”，甚至掠奪式的經營方式。實行多投入的集約化經營不僅是增加勞動、資金、機械設備，更重要的是實行“科學種田”，發展科技，提高農業增產報酬中的科技含量，實現農業現代化。據國家有關部門測算，在政策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在農業增產方式轉變中，“九五”時期全國新增400億公斤糧食，基本要依靠科技進步來解決， 這不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可能做到的。從我國現有幾項主要技術措施的潛力來看，糧食單產的增加，良種的作用約占30％；化肥利用率從目前的30％提高到40％以上，可增產8—15％；推廣節水灌溉技術， 可提高水的利用率40％以上，從而可大大增加灌溉面積，提高產量；采用現有技術防治病、蟲、草、鼠害，可減少糧食損失10％左右；實行精量播種可節約用種量20％，等等。〔3〕由此可見，增加科技投入的增產潛力是很大的， 依靠“科教興農”發展科技第一生產力的綜合生產能力和綜合效益將是不可估量的。但是必須指出，從可持續發展戰略而言，一切經濟包括農業在內的增長方式，不僅是為了增產，而且包括發展與資源、環境改善的綜合內涵，即一切對增產的投入中除了直接用于發展生產外，還必須包括對資源、環境的保護、整治與管理的具體內容。必須明確發展中的生產成本用于資源、環境的保護、整治和管理上的費用，同樣應按照“等價原則”實行補償和價值增值循環。因此一切投入，包括科技投入，如果只是看到了科技用于增產的效益，而忽視了它對生態環境保護的功能和作用，要長期實現可持續增產和發展則是不可能的。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　（責任編輯：丁一）＊
　　〔1〕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94》有關資料計算。
　　〔2〕1994年3月國務院通過《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4年5月。
　　〔3〕中共中央辦公廳調查室等：《依靠科技推動糧食增產》， 《人民日報》1996年7月17日。
　　
　　
　　
中國農村經濟京16-20F2農業經濟劉書楷19961996 作者：中國農村經濟京16-20F2農業經濟劉書楷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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