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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N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80(2003)02-0005-03
　　人類進入21世紀，新世紀人類的命運將如何？這是我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但可以肯定地說，21世紀人類的命運與科技的發展方向密切相關。至今，現代科技革命更加蓬勃發展，可謂一日千里，并以不可阻擋的氣勢推動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信息化、生態化、全球化浪潮接踵而至。與此同時，我們亦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生活在一個充滿病態的世界：天空彌漫著煙霧，土地越來越貧瘠，海河充滿著污染。這種病態不僅彌漫于自然界，也充斥著我們的精神世界。當代人面臨著喪失自身存在根基的危險，有人將此歸罪于科技發展。于是，生活的辯證法演繹得相映成趣：一方面，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另一方面，聲討科技之聲不絕于耳。
　　　　一　科技何以成為批判之的
　　歐洲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降，其文化一直是以高揚理性而自居，“知識就是力量”成為人們踐覆的尺度。17至18世紀，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自然科學）的進步，人們的主體性力量得以逐漸確證，于是就出現了一種對科技無批判的樂觀主義，導致科技理性逐漸膨脹。科技理性作為理性之光，被賦予科技、理性和進步三位一體的內涵。認為科技不僅可以使人從自然束縛、愚昧無知和貧困中解脫出來，而且迷信科技進步必然帶來人類的福祉，自由、民主和幸福的生活隨著科技理性之光的照耀而即將來臨。但是自19世紀開始，由于科技的資本主義利用，使得資本強加給科技的消極社會功能和政治效應日趨凸現。科技革命雖然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工業化的進程，創造了豐富的物質財富并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是機器對人的奴役、生態危機、貧困饑餓、核威脅等諸多問題日益突出，特別是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經濟危機等使得人們對當下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質疑。人類雖然獲得了物化的世界，卻迷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即當代人遭遇了虛無。于是，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問題又成為現代人思想探究的問題。尼采的“上帝死了”乃是當代人遭遇虛無的最早覺醒。“上帝死了”，意味著超感性世界對現實世界失去了意義和作用，因為“超感性領域成了感性領域的一種不牢靠的產品，而隨著這樣一種對它的對立面的貶降，感性領域卻背棄了它自己的本質”。[1]當代人正處于存在之焦慮和不安之中，正如雅斯貝斯所指出：“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園，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他們生存在一個只不過是由歷史決定的、變化著的狀況之中，存在的基礎仿佛已被打碎。”[2]現代人之所以陷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生存處境，根本在于其世界觀出了問題。實證理性的極度膨脹，價值理性的日益枯萎，把現代人逼入了“意義的空場”。同時，在很多人看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當代科技基礎上的發達工業社會，科學技術成為理解一切社會問題的關鍵。由此出發，人們認為“全球危機”、“價值虛無”、“意義迷失”諸問題，需要從解剖科技入手，并將諸如此類的問題歸罪于科技本身，進而要求科技對此負責。正是在這樣的理念誤導下，科技成為眾失之的，聲討科技之聲不絕于耳！
　　　　二　對科技的批判
　　希望越大，失望越甚。當人們對科技抱著極大的愿望并將一切都寄托在科技身上時，科技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帶給人類希望的福祉。于是心理的落差引發的對科技的批判之情驟然升級，從而對科技的態度由無批判的崇敬和迷信，中間經過不信任、怨恨、嫉妒，最后到對科技的詆毀和公開的敵視，從一個錯誤的極端走到另一個錯誤的極端。而對科技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卻缺乏應有的冷靜和思考。由此導致對科技的極端批判，陷入反科學主義和悲觀主義的泥潭。
　　現當代西方一些思想家立足于當代人類生存狀況的基礎上，追溯西方近現代文明和傳統文化并對之進行自覺反思和總結，認為正是科技的“原罪”使得當代人遭遇虛無，從而發起對科技理性和科學技術的猛烈抨擊。他們主張科技天然地與人本主義相敵對，科技的極度發展及其對人的統治使得人喪失精神生活，生活世界被科技排擠到邊緣，人類曾夢寐以求的自由和尊嚴徹底掃地。尼采在說到現代科技時認為，科技不能為人生提供目的與意義，它只能在對象領域中得到可以確證的有關“真”的知識，科學無法進入人的信仰世界，它只能作為一種工具服從于人生意義的探求，只有人的意向性之光才能給世界以意義。胡塞爾在談到歐洲科學危機時認為，實證科學在根本上排斥了“探問人生有無意義”的問題，使得當代人落入一個不幸的時代。他指出：“在19世紀后半葉，現代人讓自己的整個世界觀受實證科學支配，并迷惑于實證科學所造就的‘繁榮’。這種獨特現象意味著，現代人漫不經心地抹去了那些對于真正的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只見事實的科學造就了只見事實的人。”[3]由于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科技和資本的聯姻，一方面促進了現代財富的日益增長，一方面也加劇了對現代人的奴役。物的“主體化”和人的“物化”的增長，使得人成為“非人”，反而物卻成為“人”。所以海德格爾把現代科技比作“座架”(Ge-stell)，他認為現代技術之本質居于座架之中，“座架乃是那種擺置的聚集，這種擺置擺弄人，使人以訂造的方式把現實事物作為持存物而解蔽出來。作為如此這般受促逼的東西，人處于座架的本質領域之中”[4]，并認為“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種促逼(Herausfordern)，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5]因此，認為現代科技并非是中性的東西，它天然地包含著對自然的掠奪和對人的強制。
　　而在對當代科技的批判中，要數法蘭克富學派為最甚。法派從馬克斯·韋伯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理論出發，從人在技術社會的異化狀態作為切入點，展開對當代科技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科技不但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同時也成為人對人統治的手段。因此，技術的進步是以人對人的統治為代價的，因為“技術上的合理性，就是統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具有自身異化的社會的強制性質。”[6]而馬爾庫塞和哈貝馬斯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發達工業社會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新的統治形式和意識形態。馬爾庫塞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發達工業社會一種新的控制形式，認為“社會控制的現行形式在新的意義上是技術的形式”，[7]并把發達工業社會定義為“工藝裝置”。他指出：“今天，政治權力的運用突出地表現為它對機器產生程序和國家機構技術組織的操縱。發達工業社會和發展中工業社會的政府，只有當它們能夠成功地動員、組織和利用工業文明現有的技術、科學和機械生產率時，才能維護并鞏固自己。”[8]由于政治意圖已經廣泛地滲透進不斷進步的技術之中，馬爾庫塞聲稱技術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功能，技術不僅為人對自然的掠奪、人對人的統治提供了基礎，為現存制度的合法性作辯護，而且從根本上排除了對現存社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的要求。所以他指出：“技術的邏各斯被轉變成依然存在的奴役狀態的邏各斯。技術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9]法派的另一主將哈貝馬斯在其《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中，借助于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觀點說明科技使資本主義統治合理化，指出“社會的不斷‘合理化’與科學技術發展的制度化密切相關。”[10]技術的合理性保護了統治的合理性。“科學技術本身以公共的實證主義的思維方式、技術專家治國論意識的形式，開始替代過時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起著一種替代意識形態的作用。”[11]所以哈貝馬斯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即是意識形態”的命題。在哈貝馬斯看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已由解放的潛在力量轉而為統治的合理性提供思想依據的手段。因此，哈貝馬斯突出地把科學技術直接作為他的批判對象，并認為科學技術必然產生消極作用，這種消極作用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三　批判的批判
　　如上所述，綜觀現當代一些西方學者和思想家對科技的批判，實質上是對科技異化的批判。科技進步本來可以使我們的生存環境改善，社會結構日益合理，從而使人變得自由、自主和富于創造性，但實際的情形卻并非如此。科技造就了一個物質上富裕的社會，卻使人日益成為技術、物質產品的奴隸，技術對人采取了全面的統治。于是對科學技術的價值產生了失望悲觀的情緒，并認為科技造成了現代社會的困境和危機。問題在于他們把科技和科技異化等同起來，從而對科技異化的批判直指對科技本身的批判。顯然，這樣的邏輯是有失推敲的，這無異于我們在舞劍時劍法不熟或握劍不當而傷了人，然后把這一切結果都加罪于劍本身，說“劍不是東西”。這一邏輯的一個根本錯誤在于對科技采取了“宿命論”的形而上學態度，即認為科技能夠離開一切因素而獨自地發揮魔力，從而片面地強調科學技術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其實，科學技術要成為現實的作用力，必須首先使自己“物化”，而這卻需要一系列的中間環節和不同因素的綜合作用，離開社會制度、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方面的因素而夸大科技的作用，強調其唯一作用和單向決定性，無疑是不符合事實的。
　　當前，亦有一些國內外學者譬如海德格爾，從科技的本質在于追求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資源的認識出發，認為科技的發展必然地包含著對大自然的掠奪、對人的奴役，從而必然導致“全球問題”、“價值迷失”，并把當代科技當作“全球問題”的“罪惡之源”而加以討伐。其實，這種看法亦有失偏頗。事實上，科學技術追求的是利用資源的效率的最高化，而不是利用資源的總量的最大化，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集約化生產”。在良序的社會制度和體制下，科技是能夠使人類僅僅利用較少的資源就可以滿足同樣的生活需要，但是在現實具體的生產生活中，由于受各種利益和不同動機的驅使下，使得現有的技術得不到充分的推廣，新的技術總是不被用來以較有效率的方式去滿足人們舊有的需要，而是被用于制造新的奇特產品，挑逗人們畸形的消費欲望，甚至被少數人用于達到其邪惡目的的工具。所以，“全球問題”、“價值迷失”的根源并非由所謂具有“原罪”的科技而起，而是人們對貪婪利益的不擇手段的追求所致。就科技本身而言，是人類在漫長的社會實踐中逐漸積累和發展起來的人類智慧的結晶，具有追求真理、尊重事實的特性。科技作為人類認識自然和改造社會的力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催化劑和歷史進步的巨大杠桿。因此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技術看作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歷史的有力杠桿”、“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科學技術不僅為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然王國創造必要的物質基礎和良好的社會環境，而且為這種過渡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把科技的資本主義利用方式所造成的種種負面效用歸罪于科技本身，并片面夸大科技的消極作用，從而陷入反科學主義和悲觀主義的泥坑。這是當代科技成為批判之的的根本所在，也是人們對科技無批判地“拒斥”之緣由。
　　　　四　我們的選擇
　　毋庸置疑，現當代西方一些思想家和學者通過對科技的反思和批判，進而探究存在之真理，乃是發人深思的。長期以來，西方文明在世界的統霸，技術理性成為我們追求的真理，從而對感性生命的價值關懷一度采取了不應有的漠視乃至無視的態度，而今對技術理性、科學技術所作的深刻反思，對于我們重新確立生活的目的提供了一種契機和參照框架，為我們確立全新的科技理念具有極大的幫助和啟迪，亦為我們盡力避免重走西方人曾走過的彎路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作用。
　　由于當今快速的通訊手段，使得西方最新的理論能夠及時地傳入中國，這無疑對于我們了解世界理論發展之前沿，參與世界前沿問題的討論，具有很大的意義。然而，在引進西方一些理論學說的過程中，國內不少學者卻采取了無批判地全盤照搬，并以“與世界同步”而自喜，而完全不顧中國當下頑強的事實，這不能不令人深思！任何理論都是具體的、歷史的，其真理性在于它的現實性和客觀性。對于當代科技，我們不能無批判地全盤接受西方思想家的理論，一切要立足于中國的現實。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我們可以成為“理論的同時代人”，但我們要切記自己還不是“歷史的同時代人”。
　　今天，現代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不可回避全球化的挑戰，同時，我們也正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然而，我們不能忘記中國是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落后，我們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面對這樣的處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該從何處著手呢？對此，鄧小平同志以世界歷史的眼光，根據當代科技對生產力的極大作用的事實出發，深刻地指出：“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沒有現代科學技術，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也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12]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面臨著艱辛而漫長的道路。從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歷史來看，它們的現代化一方面靠大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另一方面是通過瘋狂的海外擴張，殘酷掠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國家和人民，完成其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逐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而今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也不會通過對他國的掠奪來建立自己的現代化基礎，我們只能通過自己勤勞的雙手，大力發展高、精、尖的現代科技，創造出高效率的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去開拓富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當今世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其實質在于科技和人才的競爭，在科技競爭中，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是處于極不利的地位，因為就理論上而言，每一項新的科技突破都為發展中國家迎頭趕上發達國家提供了一次契機，但事實上，由于發展中國家缺乏應有的財富積累和知識積累而無法參與，科技革命的實際結果是貧富分化加劇，發達國家仍利用最新的高科技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和平”地掠奪資源和財富。如今，中國正面臨著多重的挑戰，農業現代化遠沒有實現，工業現代化剛剛起步，又要應對后工業文明的壓力。此時此境，我們該怎么辦？鄧小平同志又意義深遠地指出：“我們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要從科學和教育著手。”[13]當中國還有許多老、少、邊、窮的地區由于科技極度落后，還處于刀耕火種，并以毀壞大量的自然資源以獲取少量的食物去滿足生存之需的狀況時，我們靠什么來改變這樣的落后局面呢？當我們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時[14]，如何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得以充分體現呢？一靠先進的科技，二靠科學的管理。
　　至于說到“科技帶來”的“全球危機”、“意義危機”，筆者相信“自我異化的揚棄跟自我異化走著同一條道路”，[15]解決“科技帶來”的“問題”同發展科技走的是同一條道路。事實上，當代科技革命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雖然資本主義矛盾依然存在，但由于科技革命所創造的巨大生產力和豐富的社會財富，使得資本主義矛盾得到了較為緩和的解決，其社會結構也得以良好運行，保證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仍充滿活力地向前發展。今天發達的西方國家從現代工業社會逐漸步入后現代工業社會，仍是建立在其強大的科技進步基礎之上的。歷史是誠實的老師，痛苦的經歷是生動的教材。反科學并不能把中國引向現代化道路，我們應該牢記在歷經苦難中收獲到的一個重要真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并確立崇尚科學、追求真理，造福于民的全新科技理念。
　　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5～7,22B2科學技術哲學毛勒堂/董美珍20032003該文針對現當代國內外一些學者和思想家對科技所采取的無批判的批判進行了分析，并在剖析他們科技觀的基礎上，揭示了他們陷入反科學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認識根源和邏輯錯誤，最后作者結合中國實情提出了自己所持有的態度和立場。科學技術/科技異化/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批判毛勒堂(1970-)，男，哈尼族，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云南師大經濟政法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哲學系，上海　200433　　董美珍(1971-)，女，漢族，復旦大學哲學系科學技術哲學專業博士生。復旦大學哲學系，上海　200433 作者：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太原5～7,22B2科學技術哲學毛勒堂/董美珍20032003該文針對現當代國內外一些學者和思想家對科技所采取的無批判的批判進行了分析，并在剖析他們科技觀的基礎上，揭示了他們陷入反科學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認識根源和邏輯錯誤，最后作者結合中國實情提出了自己所持有的態度和立場。科學技術/科技異化/工具理性/價值理性/批判

網載 2013-09-10 21:5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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