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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曾有一個著名論斷，“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極其深刻地說明了政策的極端重要性。在改革開放年代，我國教育處于重大改革和快速發展中，教育民主和法制建設逐步推進，教育政策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教育改革的歷史，就是教育政策不斷調整的歷史，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不斷發展的歷史。以下結合全國“六五”至“九五”期間教育科研規劃課題的進展情況，分析我國教育政策研究的歷史進程，總結經驗教訓，加強學科建設，促進教育政策研究的健康發展。
　　一、我國教育政策研究的形成和發展
　　（一）在實踐需要中應運而生的教育政策研究
　　1、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現實需要
　　經濟是教育發展的基礎。計劃經濟在我國有長期的實踐，對于教育發展的重大問題，它提供的答案非常奇特。
　　第一個問題，在這種經濟環境中，國家教育機器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答案是由政府的計劃制定者確定生產目標，學校和教育工作者全力加以實現。
　　第二個問題，怎樣安排教育的生產過程？既然政府的計劃制定者能夠決定各個學校的資源分配情況，他們也可以有效地控制整個教育生產過程。
　　第三個問題，誰是教育產品的消費對象？由于政府直接決定各個職位的工資數額，也就決定了國民的教育消費水平。從原理上講，公民可以依法享受政府提供的教育產品，但權利的實現要受到許多限制，實際上每個人享受的教育產品的多少和質量各不相同。
　　第四個問題，由誰通過什么樣的過程來制定教育決策？決策是政府計劃制定者的事，他們按照自己對國民教育目標的看法進行內部封閉性決策。
　　這樣的制度看上去曾經是非常合理的。但確實存在許多的缺陷和隱患，一是重視教育普及程度達到世界前列，但所提供的教育質量普遍比較低劣；二是在國家包辦教育的條件下，所有的學校連鎖形成了最大的“國營工廠”，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是國營工廠的工人，他們憑借資歷和年齡而不是業績論資排輩取酬，因此干好干壞一個樣；三是在教育質量實際存在很大差別的前提下，人們并不是隨機地消費教育，而是憑借不同的權力資源進行分配。
　　因此，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過程中，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過程中，相對滯后的、計劃色彩痕跡比較嚴重的教育事業必須加快改革。現代教育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日益復雜的社會系統，成為僅次于經濟部門的文化產業，涉及社會各方面的不同利益，也使各級各類教育處于復雜的相互關系之中，所面臨的需要、關系和問題難以計數，從正常運轉到改革發展都離不開正確的政策，而適時適當的教育政策必須在民主和科學的軌道上進行及時調整，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公眾的需求變化，從1985年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到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這期間我國教育事業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持續快速發展，突出了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2、相關政策研究的推動
　　現代經濟社會生活日趨復雜，越來越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作用，國家在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力和控制力越來越重要。第一，國家決策的范圍越來越大。第二，決策成敗的后果空前巨大，國家決策不僅對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嚴重后果，甚至會對世界產生影響。第三，國家決策的難度空前增加。第四，政策研究的母科學—政治學研究發展成熟，由靜態研究轉向動態研究，從形式研究轉向功能研究，把政策內容、過程、結果、評價作為研究對象，為教育政策研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第五，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有所為又有所不為，研究政府應有所為的公共政策研究發展迅速，促進了屬于公共政策范疇之內的教育政策研究的發展。
　　3、國外教育政策研究的影響
　　國外的教育政策研究起步于二戰后，正在成為國際教育研究中最突出的內容和最令人關注的熱點領域。從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看，國外教育政策研究已凸顯出不少特點：第一，教育政策研究組織機構設置的立體網絡化。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各種教育政策研究機構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第二，教育政策研究種類多樣化。既有側重理論探討的政策研究(Policy Studies)，也有側重應用研究的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第三，教育政策研究方法日趨綜合化，大量使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第四，教育政策研究主體相對獨立和自主性日趨強化，使研究能夠挑戰權威、求真求實，保持中立客觀。第五，教育政策研究理論與實踐發展的相互促進。
　　在上述幾種顯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國教育政策研究應運而生，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快速發展起來，成為教育科研新的生長點。
　　（二）在改革環境中發展成形的我國教育政策研究
　　1、自身建設不斷加強
　　(1)隊伍建設逐步壯大
　　——政府方面：伴隨政府機構改革和教育體制改革走向深入，政府職能發生重要轉變，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行政管理為主轉向以服務為主，越來越多地從事政策研究，形成了以政府職能機構和專門政策研究部門為主導的研究隊伍。
　　——科研機構：建立了政府和學校所屬的以教育政策研究為主的科研機構，如教育部直屬的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中央教科所教育戰略研究室，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直屬的如上海教科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智力開發研究所，北京教科院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以及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為代表的高校教育科研院所等。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這類研究機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力加大，并逐漸形成不同特色和優勢。
　　——學會組織逐步健全：先后成立了全國教育管理研究會、全國教育戰略研究會、全國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會，聚合了全國的研究力量。
　　——專門研討會漸成氣候：自1999年起，連年召開教育政策分析高級研討會，參與廣度和程度迅速提高，不間斷出版《中國教育政策評論》，在教育決策部門和理論界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課題項目和經費投入不斷增加。伴隨國家教育科研立項和投入經費不斷增加，教育政策研究的分量隨之也不斷增加，并在整個教育規劃課題中的比重不斷提高。據20世紀90年代初的調查，80年代582個主要研究機構開展各類科研課題總數為4337個，其中教育發展戰略與宏觀管理有481個，占總數的11.1%。“八五”期間五類課題（系指國家社科基金、中華社科基金、青年社科基金、國家教委重點和青年專項），教育發展戰略類有19個，占課題總數的6.3%，資助經費實數為27.4萬元，占資助經費總數的6.6%。“九五”期間，僅五類教育發展戰略課題項目就達到30個，占課題總數的4.7%，資助經費增長到56萬元，約占資助經費總數的6.8%。
　　——學科建設正在起步。教育政策研究的學科規范正在建立，理論建構和研究方法與技術正在確立，出現了《教育政策學》等學科建設成果。吸引了戰略學、行政學、管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學者參與，形成跨學科多部門參與的綜合優勢，開展理論與實踐的雙向探索。
　　(2)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自“六五”以來，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對國家或地方政府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提高了這些決策的科學性，促進了教育工作實踐的健康發展。
　　——初始階段（六五）
　　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有《中國高等教育結構研究》、《教育經費在國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資經濟效益的衡量》、《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研究》、《專門人才的預測與規劃》、《我國實行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的研究》、《農村教育問題研究》等。
　　——發展階段（七五）
　　這一時期突出的成果有《中國教育戰略研究》和《中國教育體制研究》、《關于應用學科高層次專門人才培育途徑多樣化的研究》、《我國中小學德育整體改革的研究》、《上海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農村教育綜合改革研究》、《教育投資決策研究》、《我國教育事業發展規劃與實際措施研究》、《西部八省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研究》、《高中后教育模式研究》等。
　　——進步階段（八五）
　　有代表性的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研究》、《深化農村教育綜合改革促進農村社會全面進步》、《中國初中后教育結構體系研究》、《地區教育發展戰略研究》、《我國教育中長期發展目標和學制的統籌研究》、《中國農業教育發展研究》、《教育財政改革與教育經費投入管理效用的研究》等。
　　——提高階段（九五）
　　“九五”時期中央和地方制訂的教育改革大政方針，都有教育科研機構的直接參與，并在不同程度上吸納了教育科研的成果，如《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以及高教管理體制改革、高校擴招、中小學“減負”、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計劃等。
　　素質教育研究走向深入；教育國史研究不斷推進；《鄧小平科學教育思想與“科教興國”戰略》研究取得重要進展；《21世紀初中國教育結構體系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高教研究異常活躍，有代表性的如《中國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的研究與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研究》；基礎教育研究深化，創新教育興起，出現了《基礎教育若干熱點問題研究》、《面向21世紀中國基礎課程教材改革研究》、《北京市21世紀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研究》等一大批成果。
　　職業成人教育研究圍繞職業成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大問題，積極為決策服務。其中關于辦學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的研究是一大重點，如《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發展研究》、《經濟發達地區多元辦學體制問題研究》。
　　區域教育研究成為一大熱點。我國經濟社會的不平衡發展決定了教育發展也必須采取非均衡戰略，“九五”期間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如《不同區域教育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報告》、《特貧困農村地區教育綜合改革研究》。
　　在研究進展方面，表現為：由規劃性研究轉向宏觀決策研究。由傳統教育內部的發展研究轉向教育系統與經濟社會系統協調發展的研究，以教育環境和教育主體關系的研究為邏輯起點。由狹隘的教育增長轉向教育系統的全面發展研究，更加強調整體優化、協調發展。由單一的人力需求預測研究方法轉向綜合運用多學科研究方法。
　　二、教育政策研究對教育改革和發展的實際影響日益顯著
　　（一）宏觀層次研究影響效果案例
　　主要是指影響國家教育發展政策的綜合研究。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重要教育改革政策，發揮了研究的重要作用。
　　1、素質教育研究走向深入。素質教育是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主旋律，促進了這一研究的發展，科研成果最為豐富，基本統一了對素質教育的認識，研究已經從素質教育內涵及模式逐漸轉向關于加強德育、培養學生創造精神和實踐能力，也涉及到知識經濟、信息社會對教育改革的要求等一系列問題，反映素質教育的課程改革研究也開始有所突破。同時，研究的進展極大地促進了素質教育實踐的進步，推動了第三次全教會素質教育主題的確立。
　　2、教育國史研究不斷推進。國興修史，以史為鑒可知興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史研究》，首次對新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史進行了系統研究，既有對成績的肯定，也不乏對政策失誤的反思，研究自“八五”以來逐步深化，取得了階段性重要成果，形成了長達1200余萬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1949-1997)和十多項專題研究成果，為深入研究新中國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礎。
　　3、“科教興國”戰略研究取得重要進展。《鄧小平科學教育思想與“科教興國”戰略》，首次集合了科研機構、高校、企業和地方龐大研究力量，對鄧小平科教思想與科教興國戰略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認為鄧小平科教思想是科教興國戰略的理論基礎，也是其理論體系中最具有前瞻性的思想，揭示了科教結合的偉大意義和實現途徑，分析了技術創新、人才開發和體制創新的相互連動關系，研究了科教興企、科教興區、科教興農、產學研結合的實踐模式及評價指標體系。
　　4、教育結構體系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中國高等教育結構研究》深入十幾個省市、部委企業和學校，對各級各類專門人才的培養、使用等問題進行了調研，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對高教結構進行了歷史和國際比較，提出了調整和改革我國高教層次、類型、形式和管理體制等結構的建議，對我國高教發展的預測和規劃，調控投資及評價等決策有指導意義，有的成果已被國家教委采納。
　　5、高教研究異常活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教改革取得驚人成績，高教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有代表性的如《中國高等教育結構布局調整的研究與實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等教育的運行機制研究》等研究，在理論上論證了高教性質不同于義務教育，相對較多帶有私人產品的特性，從而為高教成本補償政策的出臺提供了理論依據。通過實證分析肯定了高教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對高教與就業、經濟增長率、資源利用率、實際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結構等方面的關系進行了論證，特別是對擴大高教招生規模對中、短期經濟以及就業水平可能產生的影響的分析。
　　6、基礎教育研究圍繞推進“兩基”工作，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質量，在體制創新和教育教學改革中出現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江澤民同志提出的“創新是一個民族不斷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明確了知識創新和培養創新人才的任務，給創新教育指明了發展方向，特別是第三次全教會之后，進一步明確實施素質教育要以德育為靈魂，以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核心，這標志著素質教育步入一個新階段，創新成為新世紀我國教育的使命。
　　7、職業成人教育研究緊密圍繞職業成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大問題，積極為決策服務。其中關于辦學體制和管理體制改革的研究是一大重點，如《面向21世紀中國成人教育發展研究》，緊扣跨世紀時空條件，圍繞發展主題，對成人教育的背景、現實基礎、國際參照系、戰略構思、基本對策和重點推進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在基礎理論研究層面上有突破，在工作實踐層面上有開拓。
　　8、人力和專門人才的預測與規劃研究，為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教育戰略研究興起于人才預測，從1983年起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調查了中專以上學歷和技術員以上職稱的專門人才，人才預測及后起的適齡教育人口預測對規劃教育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科學依據。
　　9、教育方針研究。教育方針是黨和國家發展教育的根本宗旨，一直是理論界關注的研究重點，《新時期教育方針研究》。對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教育方針、培養目標進行了科學研究，并就新時期教育方針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內涵及其適用范圍展開了研究和討論，并向原國家教委提出了建議。
　　10、德育研究。重視德育工作是我黨的優良傳統，要求學校工作必須把德育放在首位，學校德育研究工作不斷取得進展。德育研究的重要性得到體現，成果豐富，對新時期德育的基本概念和內涵、目標結構、實現途徑、內容和層次、評價等方面進行了系統研究，在理論和應用兩個方面均有所突破，如德育目標突破了傳統的政治、思想、道德的三結構論，把個性心理品質和品德能力列入其中，有利于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并產生了可操作的成果。
　　（二）中觀層次研究效果影響案例（指部門和區域教育領域的政策研究）
　　1、地方教育發展戰略研究
　　全國十幾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地區先后開展了教育發展戰略研究，如上海、廣東、北京、江蘇、遼寧、湖北、黑龍江、新疆、廣州、深圳、大連以及蘇南地區、珠江三角洲、閩東南三角洲、黃河三角洲（以東營市為主）等在研究基礎上制訂了教育發展戰略規劃，并為當地政府所采納，對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起了極大地推動作用。
　　2、區域教育研究越來越成為大熱點，經濟社會的不平衡發展決定了教育發展也必須采取非均衡戰略，“九五”期間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不同區域教育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國貧困地區教育發展報告》和《特貧困農村地區教育綜合改革研究》，為西部教育大開發做了先期的理論準備。
　　3、行業教育發展戰略研究。行業教育在我國形成特色和優勢，國務院十幾個業務部門也先后進行了本行業的教育發展戰略研究，比較出色的如電力、電子、農業等行業。
　　4、農村教育研究。貫穿“七五”和“八五”的農村教育整體改革研究，主要是利用教育科學的理論，在不同經濟發展類型和水平的農村地區，研究農村教育如何適應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促進農村兩個文明建設的不斷發展。
　　5、教育投資研究一直是教育政策研究的重點課題，研究不斷取得突破。“六五”時期的《教育經費在國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和教育投資經濟效益的衡量》、“七五”期間的《教育投資決策研究》等課題研制的模型，對各決策指標和參數的估算值，以及提出的政策建議，都有助于教育投資決策的科學化，對國家經濟綜合部門確定適度的教育投資比例，對教育部門合理使用教育經費具有參考價值。
　　6、《西部八省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研究》，提出西部不同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地區貫徹義務教育法、實施義務教育，提高基礎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可能做出的七條選擇，為領導部門的教育決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7、《高中后教育模式研究》從國情出發，調查研究了我國高中后教育的培養規格類型，優化教育整體結構和理順各類教育關系方面有重要突破，為教育宏觀決策提供了綜合的信息、有依據的分析結論和可供參照的政策建議。
　　（三）微觀層次研究效果
　　在擴大學校自主權的條件下，學校將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實體，涉及學校領域的改革逐步增多，強化了校本建設的研究。
　　三、改進教育政策研究的展望
　　“十五”期間，我國教育政策研究將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增強選題的針對性，促進學科建設。
　　（一）趨勢展望
　　“十五”是新世紀的第一個五年，“十五”教育科研規劃要為21世紀開局階段的教育科學而設計，其發展進程將對21世紀初教育的發展產生積極影響。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日益臨近、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世界政治的多極化以及不同文化觀念、意識形態的交錯碰撞，人才競爭和教育競爭將日趨激烈，我國教育政策研究必須應對新的世界格局；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中國加入WTO、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逐步實施，窮國辦大教育將逐步轉為大國辦強教育，推行素質教育，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將成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主旋律，會對我國教育政策研究的發展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要求。
　　1、基礎理論研究不斷深化
　　基礎理論研究是教育政策研究發展的理論根基，是教育實踐進步和長遠發展的保證。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化，將使教育政策研究理論有重大建樹。“十五”期間，理論研究面臨如何及時、科學解答重大實踐問題，進而推動實踐發展的緊迫形勢。
　　積淀已有的研究成果，教育政策研究將擺脫對相關學科的依附，形成本學科獨特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學科體系，學科發展將進入成形、豐富階段，不斷加強教育學科建設。
　　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將大大加強，尤其是以批判性反思的學術研究，將伴隨時代的進一步發展、開放而被倡導，這類研究將以其獨特性作用推進理論研究的深化，從而對中國教育的發展與中國教育理論的成熟產生重要意義。
　　教育政策研究將進一步關注“教育的對象是人，教育是由人來實施”這一特殊現象，教育政策研究將更加注重學生主體，進一步著眼于“教育促進人的發展”問題的研究，這是教育科研新的動向和理論回歸。
　　2、應用性研究進一步加強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教育政策研究將進一步貼近現實，影響現實，為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回答教育現實問題、對教育現象作出科學的解釋和論證。教育政策研究將對教育熱點難點問題及時研究，如素質教育、創新教育、教育產業、高等教育的規模與效益、西部大開發中的教育發展、加入WTO對我國教育的影響等，都將是不能不涉及的課題。
　　教育科研部門參與國家重大教育決策的論證，充當教育行政部門的咨詢參謀，促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將是教育科學服務決策的重要趨勢，也是合乎世界教育科學慣例的發展方向。
　　3、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更加緊密
　　無論是基礎理論研究，還是應用性研究，都將十分注意理論與現實的有機結合，以實現理論和實踐互動，理論體系將在這種互動中逐步完善，教育實踐中的實際問題也將在這種互動中得到解決。
　　4、綜合性研究特點日益普遍
　　教育問題從來就是社會問題，教育政策研究從來也是綜合研究，需要借助于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教育政策研究也逐漸向哲學、政治、經濟、管理、心理、環境等領域拓展。教育改革和發展重大問題的解決，越來越依賴于相關學科的協同、聯合。
　　教育政策研究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快速發展，越來越需要跨部門、跨學科的集體研究。教育政策研究逐步擺脫個人研究、個別單位、機構獨立研究或者少數單位、機構協作研究的局面，逐步走向多兵種聯合作戰、優勢互補。集體研究、聯合攻關的教育科研格局的日臻形成，將大大拓展研究者的視野，提高教育政策研究的效果。
　　5、民族特色逐步明顯
　　我國教育政策研究將逐步擺脫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逐步走向自己獨特的領域，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體系。
　　教育政策研究將繼續著力研究與中國社會經濟、社會發展形態相關聯的特有的教育現象和問題。
　　6、從本土逐漸走向國際
　　隨著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21世紀將是一個信息時代，將是一個國際化時代，這無疑將沖擊教育政策研究的現有形態，教育政策研究的國際化、全球化成為不可避免的重要趨勢。對外學術交流、與國際學術進行平等對話、中外教育比較研究將成為教育政策研究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我國與國際教育組織、基金會、協會以及各國教育機構的交流與協作將進一步加強。中國教育政策研究機構越來越多地參與全球性、區域性教育問題的合作研究，不僅從世界教育科研中吸取智慧，而且以中國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充實、豐富世界教育政策研究寶庫。
　　7、研究越來越科學規范
　　科研的重大突破依賴于研究指導思想、技術和方法的全面進步。“十五”期間，信息技術以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將廣泛引入，這無疑將增強教育研究成果的信度、效度，提高教育科研的質量。研究過程中，理論探索與實證研究的結合、調查研究與實驗研究的結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結合，將在未來的教育研究中有極大加強。多維度的綜合研究將能探索復雜的教育現象，大大提高研究結果的精確性、可靠性、科學性。
　　研究對象的明確，研究方法的創新，研究程序的規范，不僅能保證研究的科學性，同時也將極大地推進教育科研的國際化，擴大我國教育科學的影響。
　　8、成果轉化加快
　　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轉化是“六五”以來相對薄弱的環節，這主要歸咎于對成果轉化的規律把握不足，重視不夠。“十五”期間，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化，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將越來越依靠教育政策的進展，教育領域的各個層面都迫切要求科學理論的指導，決策者參與、領導、依靠教育政策研究，這種要求將牽引教育政策研究更加關注對成果轉化的研究，將使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對于推動教育改革和教育事業發展的作用從現在的“潛在生產力”迅速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由“理論成果”轉入為“實用技術”，切實指導教育實踐，提高實效。
　　（二）提高教育政策研究質量的若干建議
　　為根本改變我國政策研究滯后于客觀實際的狀況，需要進一步重視教育政策研究，改善研究環境和條件，加強政策與研究“依靠”和“支持”的關系，在“十五”期間將進一步加強教育政策研究規劃課題的力度，提高質量，走內涵式發展道路。
　　1、在實踐中尋找問題
　　教育是關系民族前途命運的千秋基業，是關系千家萬戶的社會事業。“十五”期間，我國教育仍將突出發展主題，圍繞結構調整主線，以改革為動力，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作為根本出發點。適應國內外形勢變化，我國將逐步由教育大國向教育強國發展，教育體制需要轉型和創新，義務教育在鞏固提高，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規模快速擴大，各類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積極發展，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化社會日漸形成，處境不利地區人群的教育環境和條件急待改善，教育改革和發展必然面臨一系列政策抉擇問題，需要綜合考慮公平、效率和質量的關系，需要發揮政府與市場機制的共同作用，需要分清應當做什么和能夠做什么，實踐永遠是教育政策研究的課題，可持續發展和代價觀將從兩個方面推進教育政策研究。
　　2、加強學科建設
　　政策研究應當超脫部門和局部利益，具有超前、主動、自主意識。注重中長期研究，兼顧應急對策研究，強化政策研究的理論支撐。
　　(1)研究方法綜合化
　　決策研究事關重大，需要綜合運用多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方法，對于反映社情民意的社會調查研究應慎用，明確所指，否則便會得到相反的結論。
　　比較研究中，特別要注意可比性，在時間截點、統計口徑等方面應保持準確和一致，進行事實、價值、規范分析和可行性分析，明確數據比較的真實涵義，結論應當科學嚴謹。
　　(2)研究技術現代化
　　注意運用現代化技術，提高科研成果輸出的效率和質量，增強客觀依據及有理推論。
　　(3)轉化機制民主化
　　決策過程的形成依賴于民主與科研的決策文化環境和工作機制，平等的信息和交流是民主決策不可或缺的工具。研究成果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所做決策的類型。決策層次越低，對決策過程的影響越大。
《教學與管理》太原11～16G1教育學曾天山/金寶成20012001曾天山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 中央教科所教育戰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員、教育學博士，全國中青年教育理論工作者研究會理事，全國教育政策與法律專業委員會理事。金寶成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 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副研究員，中國教育情報研究會常務理事。 作者：《教學與管理》太原11～16G1教育學曾天山/金寶成20012001

網載 2013-09-10 21: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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