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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編號]1008-8865(2002)02-0024-04　[中圖分類號]K153　[文獻標識碼]A
　　意識形態在社會生活和國際關系上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作為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價值觀、道德觀和利益觀。它是國家利益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國家利益是一個國家的最高利益，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包括國家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安全利益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利益，這些因素既相互聯系，融成一體，又獨自存在、相互區別，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分別成為國家追求的重點目標。
　　冷戰是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對抗的產物，在冷戰時期的中歐(“歐”在本文指歐盟及其前身歐共體)交往中，意識形態甚至凌駕于一切國家利益之上，成為國家間利益沖突的焦點。冷戰結束以后，在中歐關系中，經濟利益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之間對抗的終結，當代國際關系中，意識形態仍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問題。本文試圖探討冷戰前后在中歐關系的發展過程中，意識形態因素究竟起著怎樣的作用，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地位。
　　一、冷戰時期中歐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冷戰時期，由于意識形態斗爭被推到了極端的地位，國際政治完全被意識形態化，致使國家間交往受到許多不正常干擾，中歐關系也不例外。
　　1.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形成了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美蘇兩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對抗，世界被分成截然對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在意識形態為衡量敵友尺度的兩極世界里，中歐雙方無法掙脫冷戰兩極格局的桎梏，建立超越美蘇控制的雙邊關系。因為西歐各國在二戰中，元氣大傷。二戰后，雖為戰勝國，但經濟上，需要靠美國的支助；軍事安全上，需要靠美國的保護，因此自然而然地倒向美國資本主義陣營一方。而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當時復雜的國際形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視和封鎖，特別是聯合國對中國的排斥)和百業待興的國內形勢，審時度勢，制定了“一邊倒”的對外基本方針，“一邊倒”表明中國在兩極對峙格局中，屬于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在對外交往中也以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為主。這樣在兩極對峙的冷戰形成之初，中國和西歐不可避免地被拖進這個東西對峙的旋渦中，并站在了不同的營壘。因此，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是1949年成立，歐盟的前身歐共體發端于1950年，雙方大致處于相同的歷史起點，但由于當時意識形態左右著一切，居于主導地位，所以在整個50年代到70年代初的20多年間，雙方基本上處于隔絕狀態。這充分表明了這一時期意識形態在國家利益中的特殊地位。
　　2.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
　　進入70年代以后，中國與歐共體雖仍屬于意識形態對立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但歷史發展到此時，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首先是毛澤東主席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重大戰略決策和“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為中國新時期外交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廣泛發展國家關系提供了理論和政治的依據。其次，盡管中國同西歐等發達國家的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有差異，在許多國際問題上的立場不一樣，但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寧，促進經濟合作和發展以及各自國家的戰略利益方面，存在著雙方共同利益的會合點。特別是在經濟方面，西歐發達國家經濟實力雄厚，科學技術先進，同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雙方具有互補互利、共同發展的廣闊前景，經濟因素成為推動中歐關系向深廣方向發展的驅動力。總之，進入這一時期，西歐各國和中國雙方基本上從只重意識形態而不講本國利益轉向二者并重。
　　70年代初，中國與歐盟的前身歐共體開始接觸，經過談判，中國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于1975年5月8日達成建立正式關系的協議。建交之后一直到1989年這15年間，中歐之間的關系總體來說是政治關系良好，經濟關系發展迅速，雙邊關系發展順利。政治方面，建交之后，雙方人員往來頻繁，領導人多次互訪。從1983年起，雙方建立了定期政治磋商制度，并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舉行外長級會晤，定期或不定期地就重大國際問題或共同關心的其他問題交換看法，互通情況。經濟方面，1978年中歐締結貿易協定，有效期為5年。根據協定，雙方在關稅方面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從1980年起，歐共體給予部分中國商品以普遍優惠制待遇。從1984年起，雙方每年都舉行一次經貿事務部長級會晤。1985年雙方簽署《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并成立了貿易與經濟合作混合委員會。隨后雙方還簽訂了紡織品協定、能源合作協定等，將合作領域擴大到工礦、農業、能源、交通、通信、環保等7個領域。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這一階段中歐關系帶有冷戰的深深烙印，其基礎是相當脆弱的。
　　總之，在整個冷戰時期，由于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中歐關系的發展受到抑制。冷戰初期，各個國家都以意識形態為原則，在國際斗爭中選擇基本立場，因此，兩大陣營內部的各個國家之間的矛盾和摩擦，均服從于意識形態的斗爭。只是進入80年代之后，隨著雙方外交決策中意識形態因素作用的淡化，國家中的經濟利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出來，雙方之間的外交關系才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二、后冷戰時期中歐關系中的意識形態問題
　　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標志著戰后四十年來形成的冷戰格局結束。隨著這一“兩極格局”的結束，在此之前明顯存在的意識形態超國家利益現象受到沖擊，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世界各國針對各自國家利益的需要，紛紛制定相應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以適應新的歷史時期的變化。當然我們說，意識形態的超國家利益性受到沖擊，并不是說國際交往中已經沒有意識形態因素。事實是，意識形態作為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在國際事務中占有一定的位置。
　　1.冷戰結束到1993年
　　1989年中國爆發了眾所周知的“六·四”政治風波，這原本是中國內政，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蓄意擴大事態，對中國實施制裁，推遲或中止高級互訪，暫停軍工合作和軍品貿易，歐盟還在同年6月底召開的歐共體馬德里首腦會議上，發表了《關于中國的聲明》，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進行經濟制裁，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致使中歐關系的發展一度受到嚴重影響。
　　1991年蘇聯解體，國際形勢出現大動蕩。中國是社會主義大國，西方某些大國基于政治目的，在蘇聯解體后，把“分化”、“西化”的矛頭直接對準中國，西歐發達國家一度跟著美國對我繼續施加壓力，實行制裁，妄圖以壓促變，導致同中國關系逆轉。在這些行為的背后，無不閃動著意識形態斗爭的影子。但是西方的壓力并沒有使中國屈服，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裁與刁難，中國堅定地沿著改革開放的道路繼續前進。這期間中國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繁榮。面對這些事實，西歐等發達國家很快意識到對中國施加壓力，其結果是損害了自身利益，所以，歐共體成員國先后調整對華政策，自行取消了對中國的制裁，政府首腦、高級官員接踵出訪，企業家也紛紛涌向中國，恢復了同我國的正常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隨后，中國與西歐國家的戰略關系也開始從1989年后的嚴重對立向正常化方向轉化，1992年國際形勢開始穩定，這一年也是中國與西歐主要國家關系明顯改善的一年，同年有33人次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訪華，其中包括德國外長金克爾。1993年德國總理科爾訪華，使中德關系全面正常化。中國外長評價當年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1]。
　　2.1994年迄今為止
　　1994年中國與歐洲在高層互訪、經濟貿易合作以及文化科技交流等諸多方面，友好關系發展迅速，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歐關系富有開拓性的一年。在高層互訪方面，高層往來引人注目，在西歐各國中，德國在發展對華關系方面被譽為“捷足先登”的“火車頭”，政治外交方面的往來尤為突出。繼1993年11月德國總理科爾訪華后，1994年1月，喬石委員長訪問德國，推動了兩國議會間友好關系的發展。同年7月，李鵬總理訪問德國，標志著中德關系進入全面發展的新階段。兩國領導人一致認為，要從戰略高度看待和處理兩國關系，著眼21世紀，全面加強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友好合作關系，這次訪問在德國和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94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邀對法進行國事訪問，江主席在訪法期間提出了發展中歐關系四原則：面向21世紀，努力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互補互利，促進共同發展；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合作。中國這一原則立場在歐洲引起了積極反響。伴隨著中國和西歐大國政治關系的改善，1994年經濟貿易合作成績也十分突出，進出口活躍，投資增加，合作領域擴大，比如，1994年李鵬訪德期間，雙方在經貿領域簽訂的合同和意向書總金額達45億美元，據中國海關統計，1994年1—9月，兩國貿易額為79.63億美元，比1993年同期增長19.9%。[2]同時，中法經貿合作關系也迅速解凍，得到全面的恢復和發展。與此同時，中歐在文化科技合作方面也進一步深化，1994年，在歐洲許多國家興起了新一輪的中國文化熱，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不了解中國文化，也就必然難以開展雙方的經濟合作。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政治影響的與日俱增，歐盟認為今后如要繼續在世界經濟中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就必須加強與中國的對話，全面發展與中國的政治經濟合作關系。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歐盟于1995年7月5日公布了《歐盟——中國關系長期政策》的報告，報告提出要與中國“全面發展政治、經濟和貿易關系”，強調對華關系“應成為歐盟與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發展的一塊基石”。這是歐盟有史以來首次制定的一項全面對華政策。1996年11月歐盟委員會又發表了《歐盟對華合作新戰略》，將歐盟對華的長期合作關系進一步具體化。這一切表明，歐盟在重新審議和調整中歐關系后將執行更加積極和更加務實的對華政策。自此，中歐關系進入全面發展的時期。進入1998年，歐盟在對華政策上又有一系列重大舉措。首先，決定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不再提出也不再支持譴責中國人權記錄的決議案，主張在人權問題上加強同中國對話而不是對抗，表明了歐盟希望進一步改善中歐關系。其次，1998年3月25日，歐盟委員會通過并發表了題為《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的對華政策的新文件，該文件強調要加強歐盟在中國的存在，不僅注重經濟關系，而且要加強政治聯系，致力于同中國建立一種新型的、全面的平等伙伴關系。同前兩份文件相比，它更突出了歐盟對華政策的“戰略性”、“長期性”和“全面性”。與歐盟調整對華政策相對應，歐中高層互訪十分頻繁。1998年，意大利總統、葡萄牙總理、盧森堡首相等人紛紛訪華。1998年成為歷史上歐盟國家領導人來訪最多的一年，實際上形成了一股“中國熱”的高潮。同年，李鵬委員長、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政協主席李瑞環、李嵐清副總理等人也分別出訪了西歐各國。特別是1998年4月在倫敦召開第二屆亞歐首腦會議的前一天，根據歐盟的建議，中國總理朱ｒóｎｇ@①基同歐盟主席國英國首相布萊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桑特舉行了中國—歐盟領導人首次會晤。會后，發表了《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聯合聲明》，表示要建立面向21世紀的健康、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和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從而把中歐關系推向一個高潮。1999年初，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意大利、瑞士、奧地利歐洲三國進行了國事訪問。3月27日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會上發表了題為《發展中歐友好合作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講話，其中談到“中歐關系在中國對外關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01年5月歐盟委員會發表了題為《歐盟對中國的戰略：1998年文件執行情況和促使未來歐盟政策更有效的步驟》的旨在進一步發展對華關系的新政策文件，文件重申，發展對華關系是歐盟的長期政策目標，歐盟將堅持1998年制定的與中國發展全面伙伴關系的長遠政治目標。這主要包括：通過高層對話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使中國并入世界經濟的軌道、更好地利用歐盟—中國合作項目以及提升歐盟在中國的知名度等。新文件認為，“支持一個繼續改革開放和在國際舞臺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的中國，同歐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緊密相關”[3]。文件指出，“歐中發展全面伙伴關系，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并有助于改善歐洲和中國人民的生活”。該文件還就今后在中、短期內擴大歐盟與中國的對話和合作提出了一些“具體和可行的行動要點”。同1998年歐盟提出的《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的戰略性文件相比，歐盟當前提出的對華新政策在保持歐盟對華政策連貫性的同時，更注重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更重視在環保、能源、可持續發展、打擊非法移民等一些具體問題上加強與中國的合作。
　　在政治領域雙邊關系不斷改善的情況下，中國同西歐的經濟合作關系也向廣度和深度全面發展，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達26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50%。1995年，歐盟15國同中國的貿易額突破400億美元大關，1997年達到430億美元，比1990年翻了三番。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穩步增長，成為我國引進外資的重要渠道。1993年歐共體12國對華直接投資項目1543個，協議金額30.4億美元，實際投入6.4億美元。1994年對華直接投資項目、協議和實際投入金額分別為1367個、92億美元和15.44億美元，協議和實際投入金額比上年各增長2倍多和1.4倍以上。1995年歐盟15國對華實際直接投資額達21.5億多美元，比1994年增長39.6%。截止1996年底，歐盟企業對華實際直接投資額已達89億美元。經濟技術領域的合作不斷擴大。其中包括交通、運輸、通訊、能源、環保、化工、機械、汽車、電子、藥品、民用航空、建筑工程等領域。雙方還加強了在職業、技術和教育培訓等方面的合作。
　　總之，進入90年代，隨著意識形態利益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下降，經濟利益在調整后的國家利益中占據重要位置和在國際關系中的作用加強，它成為推動中歐關系發展的根本動力，中歐關系得到了全面、深入的發展。
　　三、結論
　　從冷戰前后中歐關系在意識形態方面四個階段的波折起伏變化，可以看出，中歐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受到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它既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又受到雙方是否有著共同利益驅動的影響。冷戰時期，由于特殊的環境與背景，意識形態雖屬于國家利益的一部分，但超越了國家利益，有時候甚至主導國家利益，中歐關系因受到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的兩極格局的影響，幾乎處于隔絕狀態。“兩極格局”解體后意識形態的超國家利益性受到沖擊，即世界各國都開始淡化意識形態對國家利益的影響，而更加注重國家利益中的經濟利益，因此，進入90年代，經濟利益就成為中歐關系發展的驅動力，但我們說冷戰的結束，并不意味著意識形態的斗爭不再存在，蘇聯解體以后，中國飽受“冷戰思維”之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特別是當前天下并不太平，主要根源亦在于某些大國仍堅持“冷戰思維”，變換著花樣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但我們要吸取以前的經驗教訓，在中歐關系的發展過程中防止以意識形態的親疏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當前，中國同歐盟友好合作關系的加強，不僅有利于雙方的國家利益和經濟發展，而且對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對國際經濟合作和共同發展都具有重大的積極影響。
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太原24～27K5世界史王玉萍20032003意識形態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仍發揮著影響。冷戰前期，由于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居于絕對的支配地位，中歐關系的發展受到了影響和制約，20世紀50—70年代基本上處于隔絕狀態；70—80年代由于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和雙方利益的需要，中歐建立了外交關系，但雙方并沒有把對方放在應有的高度加以重視，雙邊關系中仍然帶有冷戰的深深烙印。冷戰結束以后，隨著意識形態因素在國家利益中的作用淡化、經濟利益的加強，中歐關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冷戰前后/中歐關系/意識形態/before and after the Cold War/Sino-European relations/ideology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Ideological Issues in Sino-European Relationship　　WANG Yu-ping　　History Department,People's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ChinaIdeology still exerts some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Cold War,as ideology played the role of foremost ascendan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development of Sino-European　relations was affected and restricted into an isolated state from 50s to 70s in the 20th century.With the changing of grand international surroundings and the bilateral interests during 70s and 80s,China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but none of the sides paid due attention to each other,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aring deep carved impression from the Cold War.With the Cold War drawn to a close,and the fading off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in their functioning in national interests,while economic interests strengthened,Sino-European relationship has gained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中國人民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872　　王玉萍(1965-)，女，山西河津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在讀博士研究生，從事中外關系史研究。 作者：山西大學師范學院學報太原24～27K5世界史王玉萍20032003意識形態在當代國際關系中仍發揮著影響。冷戰前期，由于意識形態在國際關系中居于絕對的支配地位，中歐關系的發展受到了影響和制約，20世紀50—70年代基本上處于隔絕狀態；70—80年代由于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和雙方利益的需要，中歐建立了外交關系，但雙方并沒有把對方放在應有的高度加以重視，雙邊關系中仍然帶有冷戰的深深烙印。冷戰結束以后，隨著意識形態因素在國家利益中的作用淡化、經濟利益的加強，中歐關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冷戰前后/中歐關系/意識形態/before and after the Cold War/Sino-European relations/ideology

網載 2013-09-10 2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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