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云縱談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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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1910-1988)按照中國傳統算法今年正好是其百年冥壽。一九八九年創立的蔣經國基金會也經歷了二十年的歷程。這位信仰過共產主義又為三民主義服務終生的人,這位繼承了總統職位又開啟了臺灣民主進程的人,這位威權時代的掌權者又是最受臺灣人民愛戴的領導者究竟是怎樣的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怎樣將中國學術普及到全球?本報記者采訪了與蔣經國有過直接接觸的著名學者許倬云,為讀者展示一個學者眼中的蔣經國。
 
著名學者許倬云先生是蔣經國基金會的美洲辦事處人文組召集人。二○○四年,美國亞洲研究學會頒給許倬云“終身貢獻獎”。許倬云表示,這個獎是屬于蔣經國基金會的:“如果要頒獎給我,要說明這是因為許倬云主持基金會在美國的事務而得獎。”
 
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許倬云就多次和蔣經國面談,這段因緣促使二十年來許倬云樂于為蔣經國基金會服務。談到臺灣的政治人物時,許倬云說:“臺灣人民評價幾個總統:蔣經國八十多分,蔣介石六十分,李登輝四十分,陳水扁二十分。”
 
·屬于被斯大林打擊的托派 
 
時代周報: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你回到臺灣后,如何開始了解蔣經國的辦事風格?
 
許倬云:我從美國一回臺灣,老朋友胡佛、李亦園就找我,大家成立了思言社。這個社宗旨是替中國找一條路。我們第一次成立大會,來了二十多個人,都是中堅分子,是當時三十來歲的各大學教授。國民黨一看慌了。第二次大會,一下進來四十多人,進來的都是國民黨有關教授,我們是開放的團體,不能拒絕有意入會的人。好在我們沒有不可告人的事。 
 
我當時在臺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總統府直屬單位,凡是學術涉外事項,院長王世杰自己不愿辦,就讓我去辦。六十年代時,蔣介石已經把權力交給兒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蔣介石談話,也不愿意跟蔣經國談話,他跟蔣介石鬧翻了,又覺得蔣經國是小輩,不愿意屈尊見蔣經國。據道理就派我們總干事去辦,當時總干事
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園,王世杰說涉外事項不用李亦園管,由我來代表他。所以,我這個副研究員,去和“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打交道,怪不怪?后來蔣經國的位置逐步升高,我還是跟他打交道。這也有好處,后來特務單位攻訐我很厲害。特務報告都到蔣經國桌子上了,蔣經國說:“這個人我常常接觸,他不是你們講的那樣。” 
 
時代周報:在面對面的接觸當中,你覺得蔣經國是什么樣的人?
 
許倬云:老實講,我佩服蔣經國。這個人在當時蘇聯的管轄之下,讀了許多書,對蘇聯共產黨的情況很清楚。但他是托派,屬于被斯大林打擊的對象。所以他被貶到西伯利亞的工廠里,從小工做起,做到副廠長。他太太是女工。他一個中國青年,在西伯利亞工廠里可以組織報紙,組織小集團。斯大林很氣他,但不敢殺他,因為殺了他,會得罪蔣介石。后來,他回到中國,思想里還有不少社會主義的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沒有的,可是有為人民服務的觀念。 
 
蔣經國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聰明。他跟你講話,兩手交握,眼睛看著你,不插嘴,聽了一段,問:“還有呢?”他有時候會反駁:“我不是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見。我跟你講吧……”他講不同的意見反駁我,可他也聽我的意見。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討論的問題相當雜,他問我民主制度好處在哪里,壞處在哪里;民主的意義,自由的意義。關于民主、黨外運動,我們也談過。我解釋,一個水壩,拼命往上筑高,壩堤一決,水一沖擊,誰也受不了。壩降低,水流緩下來,松弛堤后面的壓力,這個是好事情。 
 
至于海峽兩岸的事情,開放老兵探親,是他自己的主意。這一招相當高明,一方面開放臺灣內部的黨禁,一方面跟大陸重新建立聯系。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可是頑固分子跟特務一次一次上呈,請他同意抓人和阻擋,他一言不發,一字不批。 
 
蔣經國跟我的幾次談話,在某種程度上增進了互相了解。蔣經國不大相信書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見,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見,能談談話已是很不錯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蔣經國基金會服務,紀念這一位有彈性的人物。 
 
·對“東廠”漸漸有了警覺
 
時代周報:臺灣開放黨禁,有什么樣的社會背景?
 
許倬云:蔣介石統治時期是白色恐怖時代。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白色恐怖還沒結束。另一方面,民主的呼聲從不斷絕,像《自由中國》一直在倡導民主自由。到了七十年代,臺灣經濟逐漸好轉,可依舊是管制經濟與自由經濟并存。中央研究院的五個院士勸告政府,不實行自由經濟的話就沒有發展的可能。那時候是管制匯率,兩個匯率,一個是官價,一個是牌價。待遇也不平等,公務人員和學生有配給的糧食,一般百姓卻必須按市價買糧。經過五個院士的勸導,蔣介石接受了。經濟立竿見影,立刻好轉了。 
 
當年提出改革的口號是廢止萬年國會。不能有國民選舉的代表,哪能算是國會?我也曾經寫文章談論:國家的壽命跟人的壽命不是旗鼓相當的。人壽有限,國祚無疆,怎么能讓國命依附在人的壽命上面呢?
 
這種情形,必須要改變。
  
時代周報:蔣經國在開放黨禁上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許倬云:蔣介石晚年不管事情,由蔣經國來管。蔣經國慢慢就放松了壓制。可是,動亂卻應聲而起。美麗島事件的動亂,規模跟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大陸的學生運動不能比,可是草根性很強。我們也呼吁政府,應該放手,開放政權,爭取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國民黨當局也認為只要社會穩定,許多要求都可商量解決。
 
在蔣經國生病時,成立了一個代號“劉少康辦公室”的機構,就由王升帶頭,不單是查民間叛亂,也意在奪取權力。不到半年,蔣經國警覺了,這不就是“東廠”嗎?于是,蔣經國廢除了“劉少康辦公室”,把王升外放到烏拉圭做大使,不讓他呆在臺灣。這個轉折,使特務的力量一下子垮下去了。 
 
臺灣海外留學生很多,保釣運動號稱保護國土,實際上向左轉。不少臺灣留美的學生,都參加過釣魚臺運動,尤其外省籍的學生更多。這些聲音傳回臺灣去,逼得國民政府手忙腳亂。學生們愛國,國民黨不能不愛國,手忙腳亂之余,也給了當地族群斗爭內外呼應的機會,逼迫政府改革開放。 
 
時代周報:在開放報禁方面,蔣經國時代又有什么樣的發展趨勢? 
 
許倬云:當時,輿論不用政府培養,他們單單靠商業廣告,就夠過日子了。《中國時報》余紀忠與《聯合報》王惕吾不是一無所用的老板。
 
兩家報紙的篇幅有限。經濟起飛,需要多一點市場和經濟的消息,報紙立刻就起來了。而且他們言論的尺度寬,敢冒險,開始接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稿件。他們跟當年《大公報》一樣,從小罵大幫忙開始,到大批大罵。臺灣幾家報紙大了,政府不能不讓他們存在。第一步是開放副刊,第二步是開放社會新聞的篇幅,然后到沒有限制。當時大家對臺灣的民主開放非常期待,非常興奮。我懷念那個時代。
 
這兩家報紙太強大了,把臺灣《中央日報》也擠出了市場。這么一來,國民黨就把《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家老板邀請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做“中常委”,讓他們在里面有發言權。
 
·對他最好紀念是辦基金會
 
時代周報:在臺灣辦一個學術基金會的想法,是怎么醞釀而來的?
 
許倬云:一九八三年,行政院長孫運璇跟我談臺灣該做的事,我就跟他建議:現在臺灣慢慢經費寬裕了,應該回饋世界。我們應該辦一個學術基金會,使得海外和中國的學術界可以連接在一起,有合作,有交流。他同意了。
 
一九八四年夏天,我們開院士會議,蔣經國就約我個別談話,了解這個情況,我就解釋給他聽:這個事情跟政治脫鉤的,不能跟你們的外交工作配合在一起,讓純粹的學術界自己交流。他同意了,就交代秘書:這個事情你們記住要怎么辦。當時,他的秘書是宋楚瑜。
 
時代周報:蔣經國基金會是如何運作的?
 
許倬云:一九八七年蔣經國死了,他們在討論該怎么紀念他。教育部長李煥經手這個事情,他說:紀念蔣經國最好的辦法不是建紀念館,不是建大學,不是建雕像,應該是他自己同意的事情—辦大規模的國際學術基金會。這就成了“蔣經國基金會”。一個億的美元,由民間捐了一半,政府給了一半,這錢就做母金,成立了基金會,董事長是李國鼎,執行長是李亦園。這件事情一九八八年開始運作。
  
我做美國的召集人,海外董事的代表。基金會的組織、章程、運作方式,基本上都是我和李亦園先生磋商出來的,到現在我們磋商的辦法基本上沒有太大改變。到了第三年,工作從美國延伸到歐洲,也延伸到太平洋地區,此外還有島內一小部分的運作。
 
二○○九年,蔣經國基金會慶祝二十周年紀念,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大廳里,展覽我們的成果:我們資助研究的書、文章或者田野報告。
 
還舉行一次討論會,很多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我預測二十一世紀人類價值的界定要改變,中國學術研究應該融合中國文化的要素,參與到未來世界文明的鑄造工作中去。

許倬云 2011-06-19 22: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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