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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文匯報

展望中國經濟發展，我從長遠一點的角度來談談個人的看法。

首先，中國經濟的增長周期性，根據我們做的分析，在1986年以前基本上是五年一個周期，以后基本上是十年一個周期，最近這個周期是從去年開始的，大概是到2023年結束，我們改革開放以后第一個經濟周期是一個中高速、波動性比較大的周期。第二個周期是2002至2012年，是一個高速增長的周期。最近這個周期應該是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周期。在這個周期里面，大體上我們會平穩地保持在7%至8%的增長。但是既然是周期，它也會有上升和下降的階段，我們做了一個分析預測，大概是這個周期的高點可能是2019年，在2019年可能達到9%的增速，但是2019年以后，大概增速會下降。2023年，我們的增速可能在7%左右，整個增速在7%至8%之間。

從當前看，我們十年內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么？我個人認為有三個最大的挑戰。

環境是這十年最大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環境。這個問題現在大家都感覺到它的嚴重性，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由于上一個周期我們的高速發展，超過了自己潛在的能力，所以這樣就帶來了很多環境的"債務"。最近我們做了一個2010年的環境成本的計算，2010年的環境成本占GDP的12.5%左右，雖然有所降低，但是還是高于當年GDP的增長。環境成本高于GDP的增長實際上對環境負債，這個債雖然是隱性的，可能會影響到我們子孫后代，這樣是不可持續的。現在的霧霾天氣等等，可以說是大自然、環境對我們的報復。

恩格斯在1886年早就說過，"人們不可以過渡陶醉于對大自然的勝利，對于每一次的勝利大自然都報復我們。"上世紀60年代雷切爾·卡遜生在《寂靜的春天》書中指出農藥對環境的危害，此后不斷地有這種報告發表，上個世紀80年代聯合國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真正落實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對于我們國家來說這十年最大的挑戰就是環境，也就是這十年我們一定得想辦法來改善我們的環境，降低我們的環境成本，這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一個民生問題。

中央很重視，下了決心，也是拿出了相當一部分財力來應付這個問題。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天能解決的。因為要解決北京的霧霾問題，你就得解決能源結構的改變，減少煤的應用，增加天然氣、石油，增加新能源的利用。但是從我們國家來看，現在煤占整個比例的70%，天然氣、石油占20%，盡管我們有一個很雄心勃勃的新能源計劃，但因為我們國家太大，所以即使到2020年，我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也只有從90%左右下降到85%，形勢仍很嚴峻。

根據我們中國能源結構的彈性系數大概是0.7，換言之要保證7%的經濟增速，就需要4.9%的能源增長速度，所以這種情況下認真地調整能源結構是治本之策。

我們要減少汽車尾氣對環境的污染，盡管我們盡量想辦法限制汽車的增長，但是汽車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可以限制，但是總量還是在增長，北京的情況比較的突出。反過來說就是要提高燃油的標準。我們原來汽車的柴油是國一標準，硫含量是500個PPM，按照國外歐美的標準是10個PPM，也就是我們一輛車排放量是人家50輛車的成本，當然提高標準就要提高成本，這個成本主要讓生產者負担，那我們的消費者也要負担，這樣我們才能真正地把污染問題解決。

應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第二個挑戰是財政和金融方面。其中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債務。地方政府的債務也是上一個周期里面積累出來的，原來在2010年7月審計署的報告里面是10.7萬億，但在去年中央下決心全國查，查的結果是20.8萬億，這個數字是相當高的，當然總體上是在可控的范圍之內。

總體可控的范圍之內不外乎幾個意思，因為現在有1/3的地方政府還債有問題，但是有人說中央政府有錢，中央政府來買單，那中央政府買單不就是鼓勵賴賬嗎？即使中央政府買單也只能買那些跟民生有關的社保、保障房這些方面，不可能政府建大樓，大手筆地花錢都讓中央政府來買單。再一個問題是銀行壞賬，現在采取的辦法是逐步滾動，簡單說就是借新債還老債的，但是借新債還老債里面還有新債的問題，如果真的要解決好這個問題，還是要下很大的工夫。這也是一種風險。

我們從上面兩點看，就是治理環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債務，都是需要用我們新創造出來的社會財富的一部分去投入，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再去追求一個更高的、更快的發展速度，因為你要應付這些問題。

改變過分依靠投資的模式

第三個挑戰--我個人認為，還是對于官員政績觀的挑戰。我們是不是真正能改變過分地依靠投資這種外延性增長的模式？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但現在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容易的，投資對經濟發展是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因為投資可以拉動生產資料的消費，有一部分投資轉化成為工資，也可以拉動消費，投資還可以增加就業，這個大家都知道，投資也是最容易增加GDP的辦法，因為只要有投資就會有GDP。

但由于我們過去過分地注重GDP的增長，過分地強調投資，也就帶來了一些負作用：

1、投資里有水分。投資里水分有三種：第一種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時候有GDP，垮的時候你再修它還有GDP，這個GDP不是有害的嗎？第二種是無效的，建的時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產了，不能投產就不能繼續產生GDP，就等于擱那兒了。第三種是低效的，就是說你建的時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運轉費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資，只好政府去補貼。這三種都是GDP的水分，所以，我們在這個周期里7至8%的增長是要踏踏實實的增長，否則即便GDP達到10%又有何用？

2、過度地依賴投資會造成類似于吸鴉片的情況，越吸越上癮。假如說一個項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長GDP，得把這10%的水分補上，他的投資就得不僅僅造成第二年要增長1%，第二年要比第一年高1%，但投資增長絕對不只是1%，因為要補上前面沒有產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資的增長要超過GDP的增長。大家都學過發展方程式、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按照索羅的公式，那是很粗淺的，但是從中可以看得出來，投資增長速度絕對不應該高于GDP的一倍，不過近年來，投資增長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說明這投資的效益太差了。但由于它能拉動GDP增長，所以大家還是使勁地去追求。3、過度地投資會擠出技術進步。因為熱衷于去投資，對怎么樣提高綜合要素的生產力（TFP）就不重視了。所以，對TFP的計算，國內我們也看了各種文獻，國內計算相差得很遠，最低的差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這幾年TFP對經濟的貢獻率沒有增長，那就說明由于過度的投資，使得人們不夠重視TFP。實際上綜合生產要素就是三個：技術進步、教育（使勞動力素質的提高）、管理。這三者都不重視，怎么能夠更好地去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個挑戰是需要政府官員真正轉變觀念，真正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分配上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職能。

通過制度創新化解發展難題

這些挑戰是嚴峻的，但我們的希望在哪里？我覺得希望比挑戰還要大，也是三個方面：第一，三中全會提出來的這些政策。實際上我們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創新型國家的建設當然內容很多，我覺得主要是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技術創新。第二個層次是管理創新。第三個層次是制度創新，我們要通過體制和機制的創新來真正解決好我們國家發展的問題。所謂體制可以理解成為是一種結構，所謂機制它是演化的途徑，也就是結構要合理，而且結構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演化，就要有一種引導演化的動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創新，這種制度創新的潛力如果激發出來，將對我們的經濟起到重要的作用，我這里只講兩個例子。

第一是城鎮化。中央提出城鎮化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城鎮化作用在哪里？我認為它當然是拉動經濟，但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進步。因為從西方現代化理論看，所謂現代化就是工業化+民主化，而工業化構成里，城鎮化是必不可少的，勞動力的轉移是必不可少的。勞動力的轉移本身又有兩方面的意義。農村勞動力轉移是解決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最根本的措施，我們現在老講分配不平等，其實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的不平等。這種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可能都有這種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怎么辦？就是要轉移農村勞動力到城市，一方面解決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問題，農村過剩勞動力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所謂完全過剩，邊際產出為零，多派一個人沒增加產出，這肯定要轉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其邊際產出雖然不為零，但邊際消費為零，沒有購買力，或購買力很小，農村這些低收入人群，轉移到城市后的收入能夠進一步改善。

城鎮化解決的問題是我們整個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為多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以后，農村就可以進行適度農業經營，提高農業的生產力。至少我們可以趕上第二檔國家。這個問題是必須要做的，而且中央提出了，城鎮化必須以人為核心，這非常重要。因為關鍵問題是，轉移農村勞動力不是那么簡單的問題。英國是采取跑馬圈地，剝奪農民土地，把農民趕到城市的做法；美國是采取兼并的辦法，有實力的農戶兼并貧弱農戶；拉美是采取把農民吸引到城市來形成"貧民窟"的辦法。我們不能這樣做，我們要以人為核心來做好城市化，農民進城以后，要解決他們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業等一系列問題，而且最后要解決戶籍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很簡單的問題，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這點非常重要，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轉移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提高農村財產性收入，改革我們現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稱為第二次土改，我覺得有點道理，新中國成立之初搞的土改把土地分給農民了，但1955年集體化又把土地收回來，土地變成集體所有了。但農民的權利始終沒有明確。這次三中全會我覺得從四個方面應該是明確了這個問題：

1、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也要采取同權同價的辦法；2、要長期確定農村的承包權，而且這個承包權可以流轉；3、農村的集體事業收益應該農民有股份，有分紅；4、保障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慎重穩妥推進農民財產權抵押、担保、轉讓。這四個措施應該說對解決我們國家解決二元經濟結構也會起到重要的作用，原來農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財產也少，增加了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以后，無論留在農村還是進入城市都會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認為像這些制度創新在將來我們都會看到，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在國外演講時，遇到一些人提問，中國經濟是不是下行，是不是有很多問題？我的回答是，你們放心，中國經濟下行有國際原因，也有國內原因，但是我們經過努力還是可以應對這些問題。當然，我們不能夠盲目地樂觀，但是應該看到我們國家這些年來的成績，這些年來取得的各方面的進步，這點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網載 2015-08-23 08:3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