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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外部周期性因素所致，只要采取適當的、必要的反周期措施，國民經濟的增速就可止跌回升，保持在7.5%—8%之間。

★未來國際經濟會是漫漫長夜，而中國經濟則將是風景這邊獨好。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外部周期性因素所致，只要采取適當的、必要的反周期措施，國民經濟的增速就可止跌回升，保持在7.5%—8%之間

★從理論上來講，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后發優勢來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它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高于發達國家。

★要想知道中國未來是不是還有高速增長的潛力，最重要就是要判斷后發優勢到底還有多大。

★中國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里有潛力把增速維持在7%—8%之間。

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降非內部結構問題

對于目前的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在我看來，未來國際經濟會是漫漫長夜，而中國經濟則將是風景這邊獨好。發達國家要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必須進行減低工資、減少福利、金融機構去杠桿的結構改革以提高競爭力，但這些改革都會在短期內減少需求，降低增長率，增加失業率，在失業率已經很高的情況下，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這些措施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歐洲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很可能步日本后塵，出現長達一二十年的疲軟。其間，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統計的失業率可能會下降，但是在發達國家，一個失業者如果連續4個星期沒有主動去找工作，即被視為退出勞動市場者而不列入失業統計之中，如果把這些人也算在內，實際失業率遠高于統計失業率），政府債臺迅速高筑。為了減低政府舉新債和還本付息的成本，這些發達國家會繼續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利息維持在接近于0的水平。低利率會鼓勵各種短期的投機行為，造成發達國家股市泡沫和危機的此起彼伏，也會鼓勵短期投機資金大進大出于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和新興經濟體，造成大宗商品價格和新興經濟體匯率、股市、房市的大幅上下波動，給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帶來巨大挑戰。日本、美國、歐洲也有可能為了減輕國內矛盾，對外挑起貿易和地緣政治的局部緊張。中國必須有長期打硬仗的準備。

自1979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無數奇跡，GDP年均增速高達9.8%，2010年中國成為了全球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成為最大貿易國。根據世行數據，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是，最近中國增長的可持續性成為熱門話題，國外許多經濟學家和媒體評論者認為中國經濟增速的持續下降是由于內部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所致，中國經濟的崩潰難以避免。

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必然存在許多結構性問題，但是，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速的下降并不在于內部的結構性原因，而在外部的周期性因素。雖然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出現了連續17個季度的下滑，增速下滑持續時間之長為改革開放以來所不曾有過。但是，不只中國，許多過去增長表現良好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也在同期出現了和中國相同甚至情況更為嚴重的增長速度下滑。2010年至2013年，中國GDP的增速分別是10.4%、9.3%、7.8%、7.7%。同期，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比如印度的GDP增速分別為10.1%、7.0%、5.3%、4.9%，巴西則分別為7.5%、2.7%、0.9%、2.2%，都和中國同樣下滑而且比中國嚴重，總不能說是由于中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原因使得中國經濟的增速持續下滑，而且，也使得印度和巴西的經濟不僅同樣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還更嚴重。不僅新興市場在同一時期是這樣，一些高收入、高表現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情形：比如韓國，2010年的經濟增速是6.3%，2011年是3.7%，2012年是2%，2013年稍微上升到2.8%；新加坡，2010年為14.8%，2011年下降到5.0%，2012年則是1.3%，2013年則上升到3.7%。這些高收入、高表現國家不存在和中國一樣的結構性問題，但是他們也出現了與中國2010年以來一樣增速下滑。從這些比較不難看出導致這些國家在同一時期經濟增速持續放緩必然是共同的外部原因。可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外部周期性因素所致，只要采取適當的、必要的反周期措施，國民經濟的增速就可止跌回升，保持在7.5%—8%之間。

中國經濟在未來20年左右 仍有年均8%的增長潛力

我認為，中國經濟仍然具有維持20年左右年均8%的增長潛力。對這一觀點也許有人會有疑問，但這種樂觀是基于專業的經濟學分析，即經濟增長的本質是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技術不斷創新。中國在國際競爭中仍有比較優勢，以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

快速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一個在現代社會才出現的現象。根據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遜的研究，現在高度發達的歐美工業化國家，18世紀以前平均每年人均GDP的增長才0.05%，要1400年人均GDP才能翻一番。從18世紀一直到19世紀中葉，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提高了20倍，達到平均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的時間從1400年降為70年。從19世紀中葉到現在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又提高了一倍，達到年均2%，人均GDP翻一番的時間縮減為35年。上述增長速度翻天覆地變化的原因是18世紀中葉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工業革命，技術創新的速度不斷加速，同一產業里勞動生產率的水平不斷提高。而且，高附加價值的新產業不斷涌現，勞動力和各種資源得以從低附加價值的產業不斷轉移配置到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產業的不斷升級是現代經濟快速增長的決定因素，對發達國家是這樣，對發展中國家當然也是這樣。但是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有一點不同，發達國家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以后，一直雄踞世界技術和產業的最前沿，它任何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己的研發。研發的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而發展中國家所用的技術和現有的產業都是在世界技術和產業鏈的內部，它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可以用模仿、引進、集成等方式來達到，成本和風險遠低于自己研發，這就是所謂的后發優勢。

從理論上來講，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后發優勢來實現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它的經濟增長的速度可以高于發達國家。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13個經濟體充分利用了這個優勢，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發達國家人均GDP年均增長2%，加上人口增長，平均每年的GDP增長也就是2.5%—3%；這13個經濟體的增長速度比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高2倍還多。中國從1979年的改革以后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既然過去3０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靠的是后發優勢，要想知道中國未來是不是還有高速增長的潛力，最重要的是要判斷后發優勢到底還有多大。

人均GDP水平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平均勞動力水平，實際上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總體的技術和產業水平。中國的人均GDP跟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差距實際上就反映中國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跟發達國家平均的技術和產業水平的差距。根據麥迪遜的最新數據，按照1990年的不變價國際元計算，2008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6725元，為美國當年的21%，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國臺灣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和美國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維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中國臺灣20年年均8.3%，韓國20年年均7.6%的增長。這四個經濟體也是上述利用后發優勢取得年均7%或更高維持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13個經濟體中的幾個。如果和美國的這個差距所蘊含的后發優勢能夠讓日本等幾個東亞經濟體實現年均7.6%到9.2%的GDP增長率，那么，從后發優勢的潛力來看，中國從2008年開始應該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

如何使中國經濟穩增長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經濟增長有三駕馬車：一是出口，二是投資，三是消費。就出口來說，發達經濟體，美國、歐洲和日本，沒有完全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復蘇，經濟和居民收入尚未恢復正常增長，從而導致對其出口增速下降。1979—2010年，中國每年出口增長17%，現在則還不到10%，今年出口增長的目標是7.5%，很有可能達不到。再看投資，2008年的全球危機爆發后，每個國家都采取了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支持投資，從2008年到現在大部分項目已經建成，若沒有新的項目，投資的增速必然下降。至于消費，中國消費的增速和其他國家比較還比較正常，所以，中國經濟還能保持中高速的增長。經過上述比較和分析可以看出，認為自2010年以來的增速放緩是中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導致、中國經濟必然會崩潰是說不通的。

自2008年全球危機爆發以來發達國家雖然已經有所復蘇，但是，歐洲、美國、日本都尚未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以恢復經濟正常增長的活力，所以，很可能陷入長達10年或更長時間的低增長、高失業、高赤字的新常態，對發達國家的出口增長不容樂觀，中國確實需要調整增長模式，從出口拉動的增長轉為由內需拉動的增長。但是，我不同意中國應該從投資拉動型的增長轉向消費拉動型的增長。消費固然重要，但是以消費來推動增長，就意味著每一年都必須要增加消費。唯一能夠保證每年增加消費的只有增加收入，也就是說每年都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怎樣提高勞動生產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發展高附加值產業，改善基礎設施降低交易成本，這些措施都需要投資。如果勞動生產率和收入不提高，只刺激消費，剛開始人們可能會用自己的儲蓄來增加消費，但是等到幾年之后儲蓄用完就需要舉債，債務積累多到要還債時就會爆發危機。所以，提高投資效率是必要的，但是認為中國應該放棄投資勞動的增長模式改為消費推動的增長模式則是不正確的。

經過3０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仍然存在很多經濟和社會回報高的投資機會。第一是產業升級，中國很多行業都存在過剩產能，但作為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仍有機會進行產業升級，這種升級需要投資。第二是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在這方面進行了很大的投資，但在過去主要投資都放在城市之間的交通，比如高速公路、高鐵、機場等，而城市內部基礎設施仍較落后，像地鐵、地下管網等。第三是環保。第四是城市化。這些投資都會給經濟和社會帶來高回報。存在許多經濟和社會回報高的投資機會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差異之一。在需要進行周期的刺激時，發達國家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發展中國家這種機會很多。

要依賴投資拉動經濟，除了要擁有良好的投資機會外，還需要有投資資源。第一，中國政府積累的債務只占GDP的40%，與其他國家比屬于較低水平，中國政府還有相當大的財政空間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第二，中國的儲蓄率將近50%，政府的投資可以撬動私營領域的投資。第三，投資需要進口技術、設備及原材料，中國的外匯儲備有4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中國投資的資源多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不同之處——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擁有很好的投資機遇，但是卻沒有這么多資源來進行投資，一些國家的政府負債率很高、儲蓄率低、外匯儲備不足，限制了他們進行投資的能力，但中國不存在這些問題。

關于新型城鎮化問題

黨的十八大提出我國未來發展要走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并提出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目標。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過程。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在低收入階段主要的生產活動是農業，在農村。進入到中等收入高收入階段后，產業結構從農業變成制造業，變成服務業。制造業跟服務業有相當大的規模經濟，要求生產活動必須聚集在一起，也就是城鎮化。在這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就會從分散的農村集聚到城市，從這個角度來看，城鎮化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果。當然，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載體。

我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實給我們的城鎮化提供了一個相當好的機遇。但是同時也存在很多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就從原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變成了雙軌制的發展，一軌給予原有的違反比較優勢的大型國有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一軌放開原來受到抑制、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準入，使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既維持穩定，又快速發展。但由此產生了很多我在《解讀中國經濟》一書中討論的后遺癥。比如，我們的戶籍制度保證了人口的流動比較有序，但負面效果就是公共服務不均等，如城鄉二元結構里的不均等、城市里面的居民和農民工的不均等。并且，雙軌制下的城鎮化，既抑制了消費，又影響未來發展的潛力——因為如果農民工子女不能接受到好的教育，人力資本形成相對較少，不能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再比如，好的城鎮化要支持發展比較優勢產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符合我們比較優勢的是農戶，或是中小型的制造業或服務業。但現實情況是，他們得不到金融機構的融資，發展受到抑制。為什么？從雙軌制遺留下來的體制使得大型企業更容易從銀行、股市獲得資金，更容易拿到補貼，更容易批來廉價的土地，所以產生了資金投入過度密集、重復建設嚴重、企業占地過大等問題，而且，收入分配也不合理。這樣導致儲蓄、投資比重偏高，消費比重偏低。所以，要讓我們的經濟能夠健康快速發展，就需要按黨的十八大的要求繼續深化改革，解決雙軌制這種漸進性改革中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過渡到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只有消除各種要素市場價格的扭曲，才能切實轉變發展方式。金融結構的改革，應多發展地區性的中小銀行，給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制造業、服務業和農戶提供金融服務。資源稅費也應該調到合理的水平。

當前我國一些地方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導致一些二、三線城市出現“產業空心化”，可持續發展能力不足；城鎮化的速度大于質量，城市發展過度依賴房地產開發和園區開發，貪大求快；傾向于“物的城鎮化”和“土地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不足；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建議各地區分析清楚自己的要素稟賦特征，確立起每個地區的比較優勢產業。這樣才有可能在全國乃至全球具備競爭優勢，最有效、最快速積累起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永續收入源，使城市管理從土地財政中解放出來，依靠企業和產業稅收實現“城市自生”，保證足夠的財源提供優質、普適的公共服務，吸引和留住人才，使城鎮化、產業發展和結構調整進入良性循環。

結語

綜上，中國今年應該可以實現7.5%左右增長速度的目標，不僅如此，中國在未來十年或更長的時間里有潛力把增速維持在7%—8%之間。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維持增長速度需要持續地提高生產率，這就需要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區別是，后者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需要自己發明，可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則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在前進過程中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現在中國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與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及1970年代的韓國非常相近。他們在同樣的差距水平上保持了20年的8%—9%的增長速度，這也就說明了中國還有20年8%增長的潛力。當然，要把這種潛力挖掘出來，中國需要深化改革，消除雙軌制改革遺留下來的收入分配和腐敗問題，以及影響社會穩定的各種扭曲，充分發揮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作用。

網載 2015-08-23 08:3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