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唐啟華:若要真正成為世界大國,中國還要超越自身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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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從歐戰爆發日本出兵山東,到“二十一條”交涉、巴黎和會、五四運動、加入國聯,這個歷程(1914~1920)是中國外交史的重要轉折期,同時形塑了日后近代史民族主義詮釋的基調。近百年來對巴黎和會中國外交評價,受政治宣傳影響太深,常將山東問題交涉失敗,歸罪于三個賣國賊與山東問題換文;將拒簽《凡爾賽和約》等同于愛國,主張簽字等同于賣國;五四運動的主要訴求“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就是以賣國賊下臺并拒簽和約為號召。

歷史研究首重盡可能還原史實,與本研究相關的北洋檔案,在當時就有所隱蔽,如《秘笈錄存》在編輯時就刪節了與聯美制日有關的部分,而涉及外交機密的收發電,則早從外交部移出放在駐比使館。好在今日已可見到這批檔案,讓本研究可以大致完整地呈現當時中國外交的面貌。今天的文章選自《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的結論部分P369-380,作者臺灣歷史學家唐啟華。


1914年夏歐戰爆發后,中國宣布中立,然因日本對德宣戰,出兵進攻青島,借道山東,要求中國劃出廣大戰區。北京政府努力縮小戰區范圍,日本卻不愿遵守,越出戰區占領膠濟鐵路沿線車站,嚴重破壞中國中立。隨即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其中第一號即欲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與各種權利。袁世凱政府努力周旋,最后在1915年5月25日簽署《關于山東之條約》,中國政府允諾,日后日本國政府向德國政府協議之所有德國關于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系對中國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北京政府面對嚴峻外交局面,命令保和會準備會討論山東問題,為第三次保和會或戰后和會提案做準備。該會致力研究對中國有利之法理依據,以及如何參列戰后和會的方法,陸征祥并兩度派員赴歐進行籌備。


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京政局不穩,對和會的籌備趨緩。但梁士詒等仍試圖用“以工代兵”之策,爭取參與和會機會。迨1917年初美國對德抗議、絕交進而宣戰,并邀請中立各國一起加入。中國抓緊時機對德絕交,但為是否參戰問題,引發激烈政爭與動蕩,段祺瑞不顧反對,決心參戰,以爭取和會入場券。參戰對內政固有不良影響,造成南北分裂,但對外交幫助頗大,近年來已廣受學界肯定。參戰后,北京政府對和會籌備又趨積極,陸征祥、魏宸組是主要人物。然而中國因內戰不斷,雖有華工赴歐,但是對歐戰貢獻不大,受協約國列強質疑,是否能參加和會仍有懸念。


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布十四點和平原則,揭橥崇高理想主義外交新精神,如以公開外交取代秘密外交、尊重民族自決、建立國際聯盟以公理正義解決國際爭端等。中國朝野大受鼓舞,外交部也加緊與美國的聯系,駐美公使顧維鈞扮演重要角色。外交部設有和議籌備處,研究威爾遜的主張,致力于將美國新外交精神與中國目標結合。


是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總統,陸征祥再長外交,歐戰已近尾聲,北京外交部積極部署參加和會事宜,命令駐外各公使,與各協約國政府接洽中國參會事宜。歐戰停火后,北京外交部加緊和會籌備腳步,尋求各國助力,顧維鈞積極聯系美國。美國政府自歐戰以來對日本在遠東西太平洋的擴張,深具戒心,一直不承認《中日民四條約》,此時也正面響應,表達愿意協助中國參加和會,并樂于商洽提出希望條件事宜。中國朝野對美國期望甚高,然而北京軍界仍主張聯日,外交部在聯日或聯美之間徘徊,到11月中下旬,確定聯美制日方針,一方面要顧維鈞與美國密切合作,一方面陸征祥赴日時,刻意與日本保持距離,其間發生與日本內田外相承諾、遺失公文箱及王正廷加入代表團等事件。


1919年初陸征祥到巴黎后,更進一步聯美,和會開幕前已決定在會中提出山東問題及“二十一條”問題。和會伊始,日本即在十人會中主張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因美國總統威爾遜堅持,會議邀請中國代表出席發言。此時,陸征祥對代表團成員及美方宣布1918年9月山東問題換文,美國代表團也知道日本與英、法、意等國戰時之秘密協議。顧維鈞在十人會發言精彩,美國乘勢要求公布中日密約,日本一時措手不及;當時中國的聯美制日,不僅代表團如此,廣州政府如此,研究系如此,民間更是如此,連皖系軍人似乎都不反對。某種程度上,可說中國反日情緒雖然根深蒂固,但是被激發引爆,則與美國煽誘密切相關。


2月中旬,中國向大會提出山東問題說帖,顧維鈞在國際聯盟委員會中積極支持美國總統威爾遜,中美關系水乳交融,然而中國代表團卻發生內爭,陸征祥于3月中離開巴黎走避瑞士,梁啟超、顧維鈞也遭到謠言攻擊,直到4月初才算塵埃落定,代表團權力結構確立。


4月中旬,四人會再度討論山東問題,日本堅持繼承德國權益,以不惜拒簽和約退出和會,并在國聯盟約中提出“種族平等”,脅迫英美。此時,意大利為阜姆問題未遂己意,退出和會,給美國添增壓力。加以英法受與日密約約束,皆表示支持日本,威爾遜勢單力孤,為保全國聯,乃借口中國在《山東問題換文》中自愿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益,不再堅決支持中國立場。4月下旬,四人會中美日妥協,日本承諾放棄德國在山東之政治利益,只繼承經濟權利,但是堅持不可寫入對德和約。


中國對此結果,如晴天霹靂,深感遭美國背叛。研究系將外交失敗責任歸咎于經手西原借款及《山東問題換文》之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打擊政敵新交通系;加以國內排日情緒高漲,引發五四運動,堅持“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中國代表團向四人會抗議,對和約提出保留,要求取得會議錄及日本聲明內容,但一直不可得。5月,代表團力爭保留山東條款,請示北京是否簽字。北京政府原指示保留不成則拒簽,但在是月中旬政局變化,段祺瑞掌權,認定聯美失敗,必須回歸對日親善提攜,與日本頻頻接洽,并在簽約或拒簽之間,兩害取輕,指示代表團保留不成則簽字。


6月初,中國代表團取得四人會會議錄,得知日本聲明內容,對于交還膠州灣有切實承諾,并明確規范經濟特權范圍。北京政府認為繼續力爭保留其實意義不大,代表團內部對是否簽字意見紛歧,原來奉命力爭保留時,已有人主張簽字,他們的理由多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應加入國聯并確保已得利益,拒簽和約意義不大等,與賣國與否并無關系。但此時國內排日激烈,曹、陸、章三人下臺,國人堅持若不保留則不允簽約。代表團在簽與不簽中兩難徘徊,最后考慮到國內民意反應,仍決定力爭保留,嘗試各種可能都被拒絕后,終于拒簽和約。


北京政府對代表團的訓令,基本上都是簽字,似無“相機辦理”的指示,直到最后一刻,又改訓令為“國民對于山東問題異常憤激,政府仍決定保留”,然而代表團收到時已經超過簽字禮兩小時了。同時國內及海外人民團體的電報,如雪片般飛來,一致要求不可簽約,代表團最后拒簽和約時,內政考慮遠遠超過外交了。


拒簽和約后,國內一致喝彩。美國受到民意壓力,努力調解中日爭端,但沒能取得日本明確歸還之聲明,美國國會最后沒有批準《凡爾賽和約》,山東問題國際化,伏下日后華盛頓會議的契機。


中國簽署對奧和約,成為國際聯盟創始會員國后,陸征祥、王正廷等返國,顧維鈞留在巴黎善后,簽署對匈牙利與保加利亞和約,另又拒簽對土耳其和約,結束了中國對巴黎和會的參與。


過去的一些誤解


依據檔案大致還原了基本史實之后,可以厘清一些過去的誤解。


北京政府對和會沒有準備?事實上北京政府從1914年9月日軍登陸山東,破壞中國中立開始,就研究法理問題,準備提出保和會或戰后和會,并研究加入和會的方法,更于1915年內兩度派員赴歐洲籌備接洽和會相關事宜。袁世凱死后,中國對和會的籌備趨緩,但到1917年8月參戰后,又積極籌備。1918年初威爾遜發表十四點和平原則后,陸征祥致力于將中國在和會提案與美國原則相聯結,議和籌備處研議各案,駐外使節不斷提供建議。筆者認為,北京政府對和會的籌備堪稱積極并頗有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政府和會方針的演變歷程,袁世凱時期擬以國際法理與日本對抗;段祺瑞主政時則注重與日本提攜合作,同時爭取參戰機會;迨美國參戰并宣布新外交精神,北京政府乘勢參戰,確保能參加和會,并將中國目標與美國原則相聯結,顧維鈞積極接洽美國政府。歐戰停火后,北京和會方針發生重大轉變,由聯日聯美并重(山東問題依中日成議處理,希望條件則仰仗美國助力),轉變為聯美制日,乃至發生陸征祥過日風波。陸征祥在美國的行程沒有資料可探索,不知當時的接洽狀況,惟知美方大力促成王正廷加入代表團,造成南北統一的樣貌。和會伊始,中國代表團采取與日本對抗的方針,大出日本預料。迨山東交涉失利,1919年5月中旬,北京政府又從聯美制日轉為修補中日關系,親善提攜。然而此時民間輿論反日情緒高漲,政府與民意脫離,遂在簽約與拒簽問題上方枘圓鑿。筆者認為,北京外交方針主要目標是追尋國家最高利益,隨國際潮流做調整,相當靈活;事實上,北京外交部確立聯美制日方針,早在民間反日之前。


當時外交官在和會的表現,值得肯定,顧維鈞固然是最耀眼的明星,其他人也多稱職。陸征祥個性溫和,過去常被批評為懦弱無能,無力整飭代表團秩序。但從檔案看,他在關鍵時刻能做出決斷,如確定聯美制日;也能大肚包容,承諾王正廷任第二全權;還能忍辱負重,多次請辭被慰留后都能撐持到底。以他當時所處的磨心位置,國際壓力與國內紛爭交相而至,能夠堅持到底,實屬難能可貴。


親日派賣國導致山東交涉失利?過去多將山東問題失敗歸咎于1918年9月《山東問題換文》,并將主持中日交涉之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視為“賣國賊”。


事實上山東失利原因甚多,日本法理立場強勢,有中日成約及英法密約等法理基礎,又得陸征祥之口頭保證,自信滿滿地到和會,不料遭到中美聯手痛擊,美國反對密約,又不承認中日成約,中國以“情勢變遷”“武力脅迫”等原則否認成約效力,又爭取到國際輿論之同情。最后日本雖然堅持“條約神圣”,并得英法支持,又用“種族平等”及不加入國際聯盟,甚至拒絕簽約為要挾,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終于在意大利退出和會的契機之下,迫使威爾遜為了保全國聯,對日本讓步,讓日本在對德和約中取得山東權益。


親日派是否賣國?章宗祥、汪榮寶、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觀點有其價值,他們常認為美國不可靠,對華有財政經濟控制甚至國際共管的野心;而日本之貸款與提供武器更直接實惠,且日本必須依賴中國資源與市場,在當時對中國危害較小,且可多方抵制。筆者認為,他們在歐戰期間不得不親日,盡可能維護國家利權的權宜做法,有可以體諒與理解之處。百年來中國飽嘗親美與親蘇的苦果之后,應可平心對當時親日派的外交觀與世界觀,給予較同情之理解。


中國派系斗爭,常以外交事件為借口,研究系等將山東交涉失敗,歸罪于安福部、新交通系之親日賣國,混淆《高徐濟順鐵路草合同》與《山東問題換文》,讓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百口莫辯,成為“外交失敗”的罪魁禍首與代罪羔羊,“賣國賊”的罵名寫進了教科書。陸征祥在國力衰微時,對日虛與委蛇,不得不簽署《民四條約》,和會前夕轉變政策為聯美,個中苦衷無法告訴章宗祥等,讓章對陸頗多微詞。陸征祥深知其中原委,但是連他自己都把檔案移走,憂讒畏譏之心可知。當時北京政府衰弱,派系斗爭嚴重,外交官缺乏強大后盾支持,常為國家利益被犧牲,許多機密不能說,對輿論批評無從辯白,百年之后應給予較公正的評價。


中國在和會外交失敗?過去學界認為中國未能爭回山東權益,且廢除《民四條約》及希望條件兩項說帖和會皆未受理,因此是“外交失敗”。事實上,山東問題之外,中國在和會收獲不少,近年學者的研究多對中國在巴黎和會的成績持肯定評價。主要的成績有:參與國際聯盟盟約的草擬,并加入國聯成為創始會員國,為日后在國聯的表現奠基;拒簽對德和約,但后來與德國單獨議約,簽署第一個平等新約;在和會簽署對奧、匈、保三個和約,收回部分條約特權,又簽署《國際航空專約》;希望條件說帖是中國第一次向國際社會表達對不平等束縛的不滿,為日后中國要求修改條約爭取平等國際地位重要的宣示。整體而論,中國在和會外交不能算失敗,若拉長時間,考慮到后續的發展,許多和會提出的問題,陸續得到較好的解決,和會外交的成果更可以肯定。


即使是山東問題,筆者認為中國外交也不算是失敗。巴黎和會對山東的安排,不能只看對德和約156~158三條,還要加上日本在四人會的聲明內容;美國總統威爾遜致力約束日本所得,英國外相巴爾福努力協調,日本已做出許多讓步,但因國家體面考慮,堅持不肯將歸還膠澳給中國形諸文字,只愿在四人會做聲明,保證歸還青島主權,限制山東經濟利益,而美國又一再強調不承認1915年、1918年中日成約。筆者認為,這樣的安排日本僅得到面子,先取得對膠州灣租借地的自由處分權,再與中國談判歸還條件,而有關歸還條件的內容及限制山東經濟利益,已經做了宣示,并有三大國做保證,對中國而言,其實頗為實惠。然而中國朝野希望可以直接無條件收回青島租借地及德國在山東權益,對得到間接有條件收回并不滿意,加以輿論喧嘩及政客扭曲,絕大多數國人以為和會對山東的安排,僅是對德和約之三條而已,遂堅持不保留則拒簽。事實上,后來在華盛頓會議上山東問題基本依照巴黎和會的方案解決,學者多認為是外交勝利。


另一方面,日本也不認為自己在巴黎和會上獲得勝利。在山東問題上,日本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雖得到《凡爾賽和約》山東條款,勉強維護了面子及國家榮譽,又得到北京政府簽約的承諾,似乎勝券在握;然而中國代表團卻在民意輿論壓力下,違背政府訓令,拒簽對德和約,加以民間激昂反日情緒,讓北京政府不敢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懸案化令日本也很苦惱。其后美國調停之八條辦法,等于將日本在四人會之聲明形諸文字,日本感到屈辱,不肯就范,結果美國國會不批準對德和約,讓山東問題國際化。加上山東問題完全違背威爾遜原則,以及公布中日密約,都讓日本國際形象大受損傷。此外,日本的“種族問題”提案無法獲得通過,以及在和會上由三巨頭主導的情況,也加深日本尚未被白人列強圈認可的自卑感。若說中國“外交失敗”,日本方面卻看不到有什么“外交勝利”的喜悅,日本民族主義者反而感受到相當的挫折感,而中日、美日關系惡化,更是苦惱。


內政與外交


中國的內爭深刻地影響了在和會上的外交表現。首先是南北之爭,北京政府是國際承認的合法中央政府,代表中國派遣全權參加和會,邀請南方代表加入,由北京任命。廣州政府則堅持與北京對等合組代表團,北京無法答應,幾經協調失敗,代表團陸續出發。最后在美國友人大力斡旋之下,北京政府任命在紐約的王正廷為代表,由陸征祥路過時邀請王氏一同乘船出發,圓滿解決了問題。廣州內部對王正廷擅自接受北京任命頗多不諒解,最后仍是追認了王氏的任命,另外又派伍朝樞赴法,但伍抵達巴黎時機已晚,沒有發揮作用。南北關系的微妙,一直到簽完對奧和約,陸、王是否同時回國,仍在發酵。


代表團全權次序與南北問題糾纏,陸征祥為了營造中國南北一致的對外形象,許以王正廷第二全權地位。到巴黎后發現中國在大會只有兩個席位,北京政府遂有調動陸征祥建議全權次序之舉,陸氏為北京改動全權次序傷透腦筋,又自行改動次序,引起代表團內部分歧,陸氏請辭赴瑞士,經北京政府提升其地位權限,增加參加代表團內部討論與表決公使的數量,勉強解決了代表團內部的權力關系。


代表團外的梁啟超一行,身份曖昧地位崇隆,與北京外交委員會內外呼應,遂有研究系與新舊交通系為鐵路統一及新銀行團的爭執。梁氏在巴黎,一方面讓陸征祥不安于位,一方面讓王正廷心懷疑慮,加上國民黨與研究系之舊怨,報章傳聞謠言不斷,在在都損耗了中國代表團的能量。


而傳聞、謠言及派系斗爭,也對國內輿論民情發生重大影響,五四運動的導火線,即與此密切相關。中國朝野對和會期望太高,對結果失望更大,而黨派之爭卷入,夸大交涉失利為“山東亡矣”,上綱到國家存亡層次。國人出于愛國義憤,不能苛責。但是政爭之介入,扭曲遮蔽真相,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三個“賣國賊”罪名之坐實,與“內除國賊”之口號,也與此有關。


歐戰后東亞國際格局


歐戰期間,中國受到日本壓制,巴黎和會前夕,中國采取聯美制日方針,呼應美國理想主義新外交原則,中國代表團在和會期間,與美國代表團保持密切聯系,處處征詢美國意見。顧維鈞與藍辛是主要管道,其他如王正廷也有人脈,中國提交大會的說帖,多得到美國代表團的指導,尤其是山東問題及《民四條約》,引用了美國堅持不承認1915年、1918年中日成議的觀點,只是美國是以“不承認”為由,中國則以“情勢變遷”為依據。平心而論,中國代表團在和會太過依賴美國的協助與善意,可能是失敗的原因之一。


日本固然有稱霸東亞的野心,美國也有利用中國抵制日本,以“門戶開放”之名,推動鐵路統一、新銀行團等,擴張美國在華利益的企圖。就算是后來的蘇聯,在和會期間發表對華宣言,名義上主動放棄在華條約特權,實質上也是以自身國家利益為根本考慮。這是國際政治之常態,本不宜對他國之助華抱有過高的期許。但在五四運動后,親日派下臺,中日感情惡化,兩國之民族主義互相激蕩,遂為美蘇利用,終致兩敗俱傷,對東亞全局有深遠影響。


歐戰之后,美日在東亞相爭,蘇聯介入,都與中國反日民族主義互相影響,日本外交史學者北岡伸一云:日本好不容易與世界列強比肩成為殖民帝國之時,其所習得的帝國主義外交術卻沒有什么效用,因為包圍在日本周圍的國家有中國、蘇聯與美國,各持不同的論調高唱反帝國主義。


巴黎和會后,所謂“凡爾賽—華盛頓體系”(Versailles-Washington System)成為國際秩序主流,北京政府參與該秩序的主要機制國際聯盟,有不俗的表現,國際地位明顯提升;廣州政府則與蘇聯主導的共產國際關系密切,東亞國際關系呈現一種新的格局,列強在中國形成新的均勢。中國南北政府分別與不同國際秩序合作,采取不同的方式擺脫條約束縛,相輔相成,取得相當不錯的成果。


史實與神話——民族主義與近代史研究


為何巴黎和會的中國外交百年來被嚴重低估?此與五四運動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之民族主義口號密切相關。過去學界對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的書寫,受政治宣傳影響甚深,當時各派系就競相利用外交要案及民族主義激情做文章,后來更被賦予高度政治意義,反日成為民族主義的基底。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更將1919年定為中國現代史的開端,賦予巴黎和會與五四運動濃厚的政治色彩,加以日后中日關系惡化,終于大戰,中國反日民族主義更盛。革命史觀與民族主義的政治宣傳與神話,支撐了近代史詮釋架構,作為民族主義源頭的巴黎和會外交失敗,遂成如山鐵案,不可動搖。


民族主義是一種偉大的情操,在近代中國接踵而來的外患之中,每每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發揮救亡圖存的重要作用。那時的歷史教育強調愛國主義,以悲情凝聚人心,在國家危亡之際,以弱國的悲情心態,譴責日本侵略及國際不公,宣揚毋忘國恥,同時要找賣國賊為失敗苦難負責,至于是否符合事實,并不特別重要。


然而民族主義對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的論述,影響至今,外交史實反而隱而不彰,致使國人無法從歷史事實中學得應有的經驗與教訓,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不免會有束縛國人觀念與想象空間的負面作用。若能將民族主義與理性相結合,與歷史事實相印證,超越宣傳與神話,長遠來講,國家民族的發展會更順暢。當國家比較強大時,學術研究可依據檔案,面對歷史真相的另一面,突破當時政治宣傳,超越悲情民族主義,觀照彼此的觀點,探討東亞文化傳統以及國際秩序的問題,深層理解中日沖突的根源,共建東亞未來長遠的和平。


若要真正成為世界大國,中國還要超越自身的限制,以較對手更高的視角,從國際關系史的視野研究近代外交,結合中國自身特殊的歷史發展經驗,并觀照他國的經驗,提出對各國具有號召力的理念,引領全球共同為維護世界和平努力。具備這個層級的軟實力,才能支撐一個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國。過去百年,民族主義的硬殼呵護捍衛了國家民族,然而今日成長的進程已然到了必須蛻變的轉型期,努力脫出長期禁錮自己的堅硬繭殼,才能展翅高飛。


知我罪我,端看讀者諸君是從那個層次期許自己。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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