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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蓀、林徽因（和一對兒女）、金岳霖。

最親密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

我雖然是“光棍”，但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從文先生從前喜歡用“打發日子”四個字來形容生活；現在不用了，可見現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發日子”了。但是，這里所回憶的生活是很多“打發日子”的生活。我當時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發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從來不是“打發日子”的生活，對于他們，日子總是不夠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親密的朋友。從1932年到1937年夏，我們住在北總布胡同，他們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單門獨戶。30年代，一些朋友每個星期六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在我的小院里進行的。因為我是單身漢，我那時吃洋菜。除請了一個拉東洋車的外，還請了一個西式廚師。“星(期)六碰頭會”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廚師按我要求的濃度做出來的。除早飯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飯、晚飯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這樣的生活維持到“七七事變”為止。抗戰以后，一有機會，我就住在他們家。他們在四川時，我去他們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們李莊的家過的。抗戰勝利后，他們住在新林院時，我仍然同住，后來他們搬到勝園院，我才分開。我現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過是我雖仍無后，而梁從誡已失先，這一情況不同而已。

在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書房研究，忽然聽見天空中男低音聲音叫“老金”，趕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婦都在他們正房的屋頂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見他們在不太結實的屋頂上，總覺得不妥當。我說你們給我趕快下來，他們大笑了一陣，不久也就下來了。

愛與喜歡是兩種不同的感情或感覺。這二者經常是統一的。不統一的時候也不少，有人說可能還非常之多。愛說的是父母、夫婦、姐妹、兄弟之間比較自然的感情，他們彼此之間也許很喜歡。果然如此的話，那他們既是親戚又是朋友。我和我的二哥與六哥就是這樣。喜歡說的是朋友之間的喜悅，它是朋友之間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間的生活。我差不多不到長沙去，到上海去有一兩次，住在二哥家里，但主要是在徐家或張家，他們是徐志摩的親戚。我至少是從1914年起就脫離了親戚的生活，進入了朋友的生活，直到現在仍然如此。1932年到1939年我同梁家住在北總布胡同，我同梁從誡現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總布胡同的繼續。

我和錢端升家常來往

錢端升先生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到南京開哲學評論會，就住在他家。那時他在中央大學教書。到西南聯大時，他是屬于北大的，我們又在一塊了。

西南聯大時，梁家和錢家都住在昆明東北郊的龍頭村。我先住在梁家；梁家走后，住在錢家。幸而是住在錢家。1943年美國開始約請大學教授到美國去講學或休息。我有一個幻想，想請在美國發了大財的湖南同鄉李國欽先生捐10萬美金幫西南聯大買補藥(即現在的維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國去。那時候要到美國去是要通過許多關卡的，錢先生也大力地幫助了我過關卡。也許因為我就住在他家，我從來沒有謝過他。只得在回憶中謝謝他。

李國欽先生是我年輕時有些來往的朋友，并不是交情很深的。到美國去找他捐10萬美金的大款，本來就是異想天開的事。可是，到紐約后，我仍然去找了他。他只笑了一笑說：“哪里能有這樣的事。”他還是客客氣氣請我到他的鄉間別墅去吃了一次飯。以后我也沒有再看見他。可能他早已作古，不然一定也會回國觀光的。

錢端升和陳公蕙在結婚醞釀過程中出了一點小岔子，陳公蕙突然到天津去了。錢端升請求梁思成開汽車追。汽車中除梁思成、林徽因外，也有我。還好，到天津后，陳公蕙還在天津。陳、錢和好了，他倆一同到上海去結婚了。汽車回來時我還參觀了梁思成早已發現的古寺觀音閣(即薊縣獨樂寺)。這個寺的建筑規模宏大美觀，不愧為古建筑師的偉大作品，不怪梁思成那么熱愛它。

在西南聯大時期，錢、梁兩家都在昆明東北鄉間蓋了房子，房子當然非常簡便，木頭架子竹片墻壁。目的只是不逃警報而已。

男女分工是女的做飯，男的倒馬桶。我無事可做，有時也旁聽一些倒馬桶的精義。女的做飯的成績驚人。林徽因本來是不進廚房的人。有一次在幾個歐亞航空公司的人跑警報到龍頭村時，林徽因炒了一盤荸薺和雞丁，或者是菱角和雞丁。只有雞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報的人帶來的。這盤菜非常之好吃，盡管它是臨時湊合起來的。做飯的成績特別好的是陳公蕙，她是能夠做大件菜的。新近住醫院時還吃了她的紅燒魚。她做的白斬雞非常之好吃，把雞在香油姜丁里蘸一下，味道就特別好了。她還告訴過我，到市場上買母雞，應該注意些什么。我還是不能照辦。我年輕時雖然買過養著玩的大黑狼山雞，從來沒有買過預備吃的雞。公蕙的特別小品是她的煮雞蛋。煮出來的雞蛋，就蛋白說，有似豆腐腦；就蛋黃說，它既不是液體，因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體，因為它不硬。看著是一個小紅球；吃起來，其味之美，無與倫比。

上面談的是副食品，主食也有很講究的。張奚若家有時可以吃到綠面條。這東西是美味。面條是綠色的，里面有菠菜汁，面揉得很緊，煮的時間也不長。因此吃起來有嚼頭，要用牙齒咬著吃，吃起來配上一兩大勺肉末，味道美得很。

最老的朋友張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張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見他，不過那時只是碰見而已。認識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開始的，那時我轉入了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他一直在哥大學政治。從1917年下半年起我們是同學，他無意取學位，但是寫了一篇很好的《主權論沿革》。

張奚若家沒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長期的小摩擦。他同楊景任的結合是新式的結合。楊景任在蘇格蘭大學畢業，他們是在蘇格蘭結婚的。結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見他們。這個結合是自由式的。張奚若頭腦里想的可能是兩個人都是知識分子。他發現楊景任不是“知識分子”，假如所謂“知識分子”是用知識去辦大事，像他自己那樣。楊景任不是他那樣的知識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說的Womanlywoman(女子女子)，這實在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社會性。要看她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聽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談話，兩人都爭分奪秒地談，由趙、錢、孫、李到黃燜雞到紅燒肉。楊景任這一方面的性格雖然突出，然而她總是支持張奚若的。從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顯然是勇于負責的事。

張奚若這個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說過，“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這個說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當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這個四方形的四邊是非常之廣泛，又非常之和藹可親的。同時，他既是一個外洋留學生，又是一個保存了中國風格的學者。他的文章確實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權論沿革》，登在《政治學報》月刊或季刊上。這個刊物只出了一期。據我的記憶，經手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楊景任女士。那時候她在上海讀書。以后沒有多久，她也到蘇格蘭念書去了。

張奚若的主要點是民主革命，至少開頭是這樣。他曾同我說過，“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這大概是在上海的時候。那時候，胡適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幫助過張奚若學英文，胡適一直說張奚若是他的學生。而張奚若并不承認。他的英文也不是從胡適那里學的，同盟會中幫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他是作為革命的青年到美國去的。他確實得到扎實的書本知識，但是，忽略了和美國人，特別是美國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鄉的老辦法去辦。例如要裁縫給他做一身新衣服，裁縫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縫仍不肯改。我說，“找我們的律師去”，旁邊有一個人聽了就說，“哪里不合身，讓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說“這確實應該改，也容易改”。問題在于“我們的律師”。這表示中國學生是有法律顧問的，不只是臨時找律師而已。從那個時候起，奚若認為我是一個“有辦法”的人。這樣一個“認為”維持了相當長的時期。

淵博正直的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我在紐約見過，沒有談什么。后來到柏林，見過好幾次。看樣子，他也是怕冷的。我問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說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從來不脫。他告訴我說，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別的事，一個荷蘭人找他，來了之后又不說話，坐了好一會兒才說“孔夫子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陳先生連忙說“JaJaJa”。這位先生站起來敬個禮，然后就離開了。

寅恪先生的學問我不懂，看來確實淵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抗戰時，他不在昆明的時候多。有一短時期他也來了，當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轟炸。離郊區不遠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個坑，上面蓋上一塊很厚的木板，人則進入坑內。寅恪看來也是喜歡作對聯的，他作了“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對聯。

寅恪先生不只是學問淵博而已，而且也是堅持正義、勇于斗爭的人。清華那時有一個研究院，研究中國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看來當時校長曹云祥對梁啟超有不正確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執行的辦法。陳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會上，陳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啟超一邊，反對曹云祥。他當面要求曹云祥辭職。曹不久也辭職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長的辦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訪過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問他談了些什么學術問題。郭老說，談了李白，也談了巴爾喀什湖。這在當時一定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問。無論如何，兩個國故方面的權威學者終于會見了。這是最好不過的事體。

郭老還把他們湊出來的對聯給我，對聯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張紙寫了出來給我。我擺在褲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潰瘍，換衣褲進醫院，就此丟失了。

摘自《金岳霖回憶錄》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1年7月出版

楚塵文化 2015-08-23 08:3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