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顧準:“中國問題”再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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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一轉眼,一代思想先驅顧準離世已經有40 年。承載其思想遺產的《顧準文集》也已經出版了20 年。


紀念顧準,至少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現實層面。我們今天的市場經濟,離不開顧準當年艱苦的思想探索。一個是思想層面,在顧準逝世40 周年之后,他所留下的思想遺產仍然彌足珍貴。


當下的中國人,已經初步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物質成果。毫不夸張地說,這里面有著顧準的一份功績。早在1957年,顧準就發表了《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提出“由企業根據市場價格的自發漲落來做出決策”。在當時,這是非常大膽和超前的觀點。他的觀點,啟發了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孫在上世紀50年代提出了價值規律問題。此外,顧準的觀點還深刻影響了吳敬璉等經濟學家,他們在30年之后為建立市場經濟所做的論證,為改革開放起到了推動作用。而吳敬璉曾撰文說,顧準是“市場經濟第一人”


在思想層面,無論是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還是對民主和黨派政治的思索,顧準的聲音至今仍不失為警世之言。在顧準的探索里,“娜拉出走后怎樣”命題的核心內容,是革命之后建立怎樣的政治、經濟制度。顧準思考得出的答案,是民主與市場經濟、現代化。而他對于現代民主的看法,與熊彼特、波普爾一脈相承。他在寫于1973年8月4日的《辯證法與神學》中說,“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這話語,至今聽來仍擲地有聲。


近四十年來,顧準曾思考的這些“中國問題”是否有了進展、變化與更新?顧準前后的學者們又如何分析、評價?這些問題,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無疑需要一再審視。|



整理/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


娜拉出走后:有人打著“改革”旗號掠奪大眾


顧準:為什么在推翻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中國又發生了幾乎是對一切人的“全面專政”?計劃經濟為什么沒有讓中國人富裕起來?中國要建立怎么樣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吳敬璉傳》)


吳敬璉:時代發展到今天,顧準所深惡痛絕的東方專制主義和它的經濟基礎正在走向土崩瓦解,滌蕩歷史上積淀起來的污泥積水、實現民族騰飛的條件已經具備,十五年來的改革確實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并沒有完全解決。舊體制和舊文化像一條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們的代表者仍然步步為營,負隅頑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揚民族文化”的招牌為專制主義招魂。在轉軌過程中,也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干著掠奪大眾的勾當。(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顧準日記》序言)


經驗主義:不應再有烏托邦式的天國幻想


顧準:唯理主義者,尤其是革命家們,是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唯有堅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據的,同時又是絕對正確的(或者謙虛一些,是組成絕對真理的某個重要部分),他們才心有所安。他們唯有堅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論與實踐一致地勇往直前。這是一種道德哲學的原因,本來應該為之肅然起敬的。我自己也是這樣相信過來的。然而,今天當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成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斗到底!(《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王元化:我們不應該再用烏托邦式的天國幻想,把我們心愛的觀念、理想、制度籠罩在美麗的迷霧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九十年代反思錄》)


個人權利: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并“大力維護”


顧準:從自然法到自然權利,到人權宣言(法國的和美國獨立戰爭的),傳入中國,是一種十分新穎的東西。不僅如此,一般的權利義務的觀念,中國也沒有,契約觀念也沒有。天、天子壓倒了一切人,關于個人權利的觀念是沒有存在余地的。(《顧準文存》)


哈耶克:個人主義在今天名聲不佳,這個詞和利己主義與自私自利聯系在一起。由基督教與古典哲學提供基本原則的個人主義,在文藝復興時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發展,此后逐漸成長和發展為我們所了解的西方文明。這種個人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個人當做人來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圍內承認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無上的。(《通往奴役之路》)


徐友漁:自由主義特別強調并大力維護個人的尊嚴和權利,認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支配自己身體和財產的權利,在不妨礙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動的自由。基于此,自由主義認為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以維護個人自由為最終目的,國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個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為手段維護秩序,以排除對于個人自由的妨害。因此,國家的權力應當相當有限,僅以達到上述目標為界。由于權力具有擴張、壟斷的自發傾向,因此國家權力應當分屬不同機構,相互之間形成監督和制約機制。國家并不負有指導經濟生產,分配資源的責任,其職責僅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礎上的自由競爭。(荷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重讀自由主義及其它》)


▲《顧準文集》1994 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 年后,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最新版的《顧準文集》。


傳統思想與科學民主:

批判之余,傳統思想可創造性轉化


顧準:科學與民主,是舶來品。中國的傳統思想,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國文化的淵源與根據,也可以斷定,中國產生不出科學與民主來。不僅如此,直到現在,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担。現在人們提倡讀點歷史,似乎更著重讀中國史。而且古代文物成為悠久文明的證據和夸耀,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這種“讀史”,其意圖在于仰仗我們祖先的光榮歷史來窒息科學與民主。所以,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顧準文集》)


林毓生:話還得說回來,雖然我們傳統中沒有民主的觀念與制度,但卻有許多資源可以與民主的觀念與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觀念可以與平等觀念“接枝”,黃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觀念可以與法治的觀念“接枝”。(儒家性善的觀念確實可以作為“平等”的真實基礎,但黃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說法只能做法治的形式基礎,法治的實質內容,是無法從黃宗羲的思想中衍發出來的。)(《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史官文化:

史學在中國的地位與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樣


顧準: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強調中國文化傳統是“史官文化”是一點不錯的;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于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在西方,政治的權威不是至上的權威……(《顧準文集》)


波普爾:從來沒有一個權威承認過,思想上大無畏的人,即那些敢于蔑視他的權威的人,可能是最可寶貴的一類人。當然,權威們總是對他們鑒別創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他們所指的創造性僅僅是快速領會他們的意圖,他們永遠不可能明白兩者之間的不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羅志田:中國與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項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來自超人世的上帝。在一個沒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歷史和史學就重要得多。中國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間永遠是互通的。在很長的時間里,史學承担的責任,就是通過歷史記載和敘述,來說明并論證關于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歷史和史學在中國的核心地位,與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樣。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國傳統文化說成史官文化,卻不免有些夸大。歷代史官的地位,實呈逐漸降低的趨勢。不論我們把傳統視作包袱還是資源,史官既不能承担其責任,也不足以獨攬其光榮。那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傳統者,不過人云亦云,似有些“說而不思則罔”。(《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2011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本文摘自9月13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4版


▲9月13日《新京報書評周刊》封面


「本期看點」


9月13日《新京報》B01版~B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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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B03~B04|再思顧準

「紀念」B02|湯一介:挖掘中國文化的價值和意義

「社科」B05|故鄉消逝的記錄者

「探訪」B06|讓漢學與中國發生關系

「探訪」B07|給漢學研究帶來新意思

「暢銷」B08-B09|遇見胡紫微:她不妖孽,她只是喚醒了休眠的火山

「文學」B10|劉兆玄:江湖與廟堂中的王道

「兒童」B11|“花婆婆”方素珍: 孩子入夢前,播閱讀之種

「經濟」B12|周鴻祎方法論:吊絲如何逆轉未來

「非虛構」B13|精神的覺醒及現實抗爭

「書情」B14|《德約科維奇:一發制勝》等8本

「榜單」B15|立在人之頂峰的大師小書

「書影」B16|花果枝蔓 草木本心





新京報書評周刊 2015-08-23 08: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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