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

簡體     傳統

鳳凰網讀書頻道“文學青年”第十期：田耳專號

田耳是“70后”實力派小說家，別具一格的敘事本領和語言稟賦讓他能在中篇和長篇這兩個臨近但差別甚大領域都有不俗的表現，前者讓他年紀輕輕就手捧魯迅文學獎，后者讓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垂青。如果說田耳的中短篇可以用“神秘性”（這一點很像他的故鄉湘西鳳凰，那是巫術盛行的地方）作為美學概況的話，他的長篇小說特色不妨用含混性來表述。在續接神秘性風格的同時，因了長篇小說在容量上的便利，他疊合了復雜的意象，在幻象里隱藏著多重意義，使得先前的小說美學從靜止的神秘性走向了辯證的流動，增添了新的美學氣質和密碼，從而投射出一個復雜而神秘的文學世界。在“常”與“變”之間，現實了一個優秀作家的總體性氣象和創造魅力。

要對田耳小說創作中體現出來的美學精魂和氣質做透明的解析是難的。但是，文學批評的任務之一就是對于不可以言說的小說本體世界予以貼近的闡釋，讓混沌的變得清晰，讓神秘的變得透明，把復雜的簡單化。當我們用神秘性、復雜性和混沌性三個關鍵詞來指認田耳這部《天體懸浮》的美學密碼的時候，就決定了我們要采用辯證法的流動范疇來為其解密。流動范疇是與固定范疇相對應的。固定范疇指形而上學的凝固的、不動的范疇；流動范疇指辯證法的流動的、發展的、互相轉化的范疇。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分析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范疇時指出：“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一極已經作為胚胎存在于另一極之中，一極到了一定點時就轉化為另一極，整個邏輯都只是從前進著的各種對立中發展起來的，辯證邏輯正是以流動范疇建立起來的邏輯體系，是從認識發展的辯證過程來研究思維的形式及其規律。采用辯證法的流動范疇，可大膽說，在《天體懸浮》小說中，我們看到了“人性是流動范疇”，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或者自然形態的一元模式，在人性的長河里，朋友之間的義與利取舍，男女之間的情與欲取向，社會秩序之間的正義與邪惡持守，人靈魂深處的邪惡與善良審視，等等，都會因時間和環境等事態變化而具有一定相對性實踐，它們在變化性構成了人性的復雜性和混沌性，乃至神秘性。恩格斯的辯證法則是揭開天體懸浮美學密碼的鑰匙。

一、現代江湖義氣表現形態及其局限

《天體懸浮》反映的世界用“江湖”指稱可能比較恰切，這不僅僅是寫作的大背景發生在充滿江湖氣的湖湘文化圈，也不僅是作家本人的精神氣質，更重要的是小說重點要探討當下社會男人和男人的關系這一古老而又永恒的話題，是探究兩個性格差異很大的“兄弟”在生活和事業相反相成的奧秘，要探討男人間的友誼及其現實表現可能。

所謂“江湖”，大多表示漂泊于政府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之外的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乃至民間社會。小說主人公雖是輔警這樣特殊角色，對外號稱是政府的人，在內部不過是臨時工而已。在派出所這個國家機器的基層構架中，輔警基本是邊緣人，不能參加正式會議，干最苦最累的活，工資也基本靠自己掙（比如抓賭和抓嫖的罚款提成）。在佴城這一相對偏僻落后的縣城，也是國家意識形態治理比較薄弱的地帶，傳統江湖意識和觀念也就保持得相對濃烈，加之傳統文化價值觀的影響，生活在那里的男人們，江湖意識自然比較濃厚。符啟明和丁一騰等人想要混得開，自然要有江湖了。江湖靠什么混，主要是義利之辨，現代法制社會要求的對錯與是非之別（當然它們之間會彼此糾葛）在其次。用利與義來考量符啟明和丁一騰的關系也順理成章。符啟明對丁一騰“很夠哥們”，有好事總是想到他，有好處總是給他留著，有求必應。他們一塊經歷了很多困難，一起捉野食，一起捕魚，一起去大學找女朋友，一起在外合租房子，一起巡邏、一起破案，一度形影不離，乃至有心電感應。符啟明真的把丁一騰當成兄弟，多次說，“我們是兄弟，兄弟比女人可靠”。符啟明是個“很江湖”的人，性格外向善言，思維活躍，辦事機巧，八面玲瓏之人，好像這個社會是為他量身定制的，在派出所把領導同事哄得團團轉（上到所長、干警、下到司機和巡警們），在外各種人“通吃”（妓女、小偷、毒販，賭徒、大老板、媒體、混混、村支書等）。這種通吃的人，有江湖老大的范兒，最主要的特點是舍得散財（有好處大家分享），有求必應（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情）。但是講義氣需要一定的財力和社會關系做資本。符啟明既沒什么社會關系，家庭也不殷實，他只有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似是而非的警察）結識各種特殊人物，以合伙形式開KTV，設賭場，組織賣淫，賣兇宅，高利貸中介。從整體上看，他的“義”是他“不法之利”護法器，而這些“不法之利”，為他“仗義疏財”提供了經濟基礎，二者相互依賴，在沒有外在力量的介入和阻礙下，就能促成符啟明的在江湖上“事業”壯大和成功。這種情形，在今天社會具有一定普遍性。

在這個泛江湖世界，符啟明性格的含混性還在于他對最好的朋友丁一騰在“義”與“利”上的糾纏不清，忽此忽彼的流動性和轉化性上。為邀功請賞的他可以不惜出賣朋友；為警察轉正，借生日宴發酒瘋，威逼利誘要我放棄和他競爭招工考試；為找回戀人，不惜拿隱私威脅宋頌芬；克扣丁一騰老爸的高利貸。這些情節顯示了符啟明“舍小利，釣大利”的精明，不擇不扣的利益之徒的一面。但是符啟明又能很快放棄招考轉正的打算，鼓勵丁一騰全力以赴備考；丁一騰處于人生低谷時刻，符啟明把自己的房子廉價賣給他們夫婦，給他攬活，對丁一騰無怨無悔的付出，顯示了雪中送炭的情誼。丁一騰一方呢，并不能給符啟明什么實際的好處和利益。更為致命的是，丁一騰要“以德報怨”追查符啟明一伙陷害安志勇的陰謀。當符啟明的手下要干掉丁一騰時，符啟明又果斷出手救丁一騰一命，并告訴案件真相過程，只是希望：“你幫安志勇辯護的時候，只要不扯到我，我就傾力幫助你，包括讓馬應當、小芙出庭作證，證明他家有遺傳疾病，證明馬桑有自殺行為。馬應當該拿到的錢，我一分不少給他。你掂量一下，我真的就干了天理不容的事情？你又何必治我故意殺人罪？”。按照傳統義文化觀點，對比丁一騰的無情追查，符啟明似乎是義薄云天了。出于兄弟情義等復雜心情考慮，丁一騰終究還是放了符啟明一馬，留給自己忐忑不安：“我不知道那件事做對了還是錯了，我放過他，而他愿不愿意以組織賣淫罪束手就擒？如果他被抓，適量判刑，我是不是有理由寬宥自己；如果他逍遙法外，我事后又悔不當初？抓他不忍，放他不甘……”。好一出田耳版的“兄弟風云”，復雜地演繹了情義與法理對人性的考量，達到相當的深度。

男人間友誼（江湖上叫兄弟義氣）在現實社會的折射下，人性的復雜性在符啟明和丁一騰身上體現淋漓盡致，兄弟之間既要講情義，又不回避利益沖突，還要在法制軌道里踐行義氣和利益的相對性，敘述的難度可想而知。在符啟明的人生義氣哲學里：“我們這種人，都是靠義氣過活，你幫我，我全力以赴回報你，誰找我麻煩誰就是我的仇人，別的用不著廢話”，按照人都是自私的公理，他對丁一騰固然有私欲在，義氣也表達得豪氣萬丈。但是，丁一騰卻對他不以義氣回報義氣，丁一騰不是義氣第一的人，符啟明對他的義氣并不能影響其做人原則和辦事風格。符啟明也承認“這一套對你沒有用，你心里有過更大的東西，和這東西一比，兄弟義氣是狗屁。我早看出來你和一般的兄弟不一樣。”是的，小說主人公生活在現代社會，法制時代（丁本人后來做了律師），新的社會價值理念要超越傳統義氣觀念。符啟明之類看重的義氣觀念屬于雷蒙·威廉斯所謂的“剩余文化”，而丁一騰秉承的是社會“主流文化”，是要比兄弟義氣更大的東西。這樣一來，兄弟之間情誼維系的紐帶就變得更加復雜了。符啟明為丁一騰有一種超越義氣的人格力量著迷，在內心對他有依賴和信任，他雖然只能以義氣回報，這也是為何符啟明后期對于丁一騰的“不義之舉”可以容忍的內在理據。作為丁一騰，在安心享受朋友慷慨幫助的同時，還可義正言辭認為符啟明“無恥”，要為符啟明和他共同的仇人安志勇辯護。只是在最后的實踐中不由自主也放了符啟明一碼，“義氣”在關鍵時刻起到了微妙作用，徇私免掉了符啟明的“故意殺人罪”。即便是作為正義化身的陳二指導員也能理解丁一騰的行為，“畢竟做過兄弟，落進下石是雜種，不計前嫌是好漢”。這有力說明在現代社會，維系朋友情誼的紐帶是非常復雜的，神秘的，甚至是混沌的，它是多種文化價值協同的結果，我們只能辯證看待，從具體的實踐活動評價，而不能把義與利，義氣和正義簡單對立和做斬釘截鐵的判斷和選擇。

“一個人在某一時刻某一特定的環境中表現出的面目是不一樣的。一個人怎樣去保持他形象的穩定，是超有技術難度的事情，蕓蕓眾生只能在特定環境下做出不同反應，甚至類似于條件反射。”在田耳看來，對于符啟明這樣的復雜人物，你不能用好或者壞等明確固定的范疇定性，他是無所謂好和壞的。對生活中存在符啟明們，既需要有對人事與人性深刻犀利的洞察，又需要有大氣而精微的筆燈燭照。這不僅僅是由人情世界的復雜性決定的，也是由男人之間義與利關系難以把捉使然。進而，我們既不能說符啟明比丁一騰更陽光、更正能量，人性有一體兩面，人性有陰陽互轉，但在深處彼此緊緊依賴。田耳曾經對記者交代說：“丁一騰和符啟明是一個人的兩面，一個接近我自己，一個是我理想的狀態。不少看過《天體懸浮》的人，以為我本人和丁一騰較接近，以為我也是挺安靜的、與世無爭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想法特別多，心思比較活躍，活得蠻折騰的一個人。某種程度上，符啟明更像是我自身的一個映射，丁一騰身上具有我向往的很多因素。”

二、男女之間：欲望、真愛抑或家庭倫理的糾纏

現代青年男女動輒高舉純潔愛情的神圣旗號，以自由戀愛的名義宣告選擇自由，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以世俗化為表征的現代社會，男女之間感情的欲望成分在膨化，征服或者把玩對方成了一種能力或者成功的象征，愛與欲難舍難分糾纏在一起。比如貨車司機安志勇，就是憑著藝術家派頭，吸引和玩弄了不少像小末和沈頌芬這樣的女孩。安志勇在色情與欲望的路上越陷越深，“直至后來與女青年發生關系時有變態要求”。像這樣一位色情變態狂濫情和欲望的背后有無真情呢？沈頌芬作為和安志勇交往生活過一段時間的女人，知道安志勇出事后，對安志勇的“玩弄”非但沒有懷恨在心和投進下石，而是“心有不舍”，為他的免于死罪而奔走，并尷尬無奈求助昔日戀人，這需要多大勇氣，這是不是“真情”付出呢？我們能說安志勇對于他“玩弄”過的女性僅僅是興趣使然，沒有真情付出嗎？頌芬一句話點名夢中人，“通常情況下，和他在一起的女人都……都舍不得離開他”。安志勇是當代版的段正淳，是個泛愛主義者，多情主義者，他以自己特有的魅力和對每個女性都有真情付出，獲得宋頌芬們的諒解與同情。從審美的角度可以理解安志勇作為弄花高手，折射人性和情欲世界的變換和多樣性。但是，從倫理角度，安志勇對每個女性都保有性愛和真情溢出了法律和道德倫理界域，他必須為之付出代價，受到法律適量制裁和道德應由的譴責。在愛與欲之上，永遠有正義與法律這柄斯達摩克利斯神劍高懸者讓飲食男女有所敬畏，不至于情欲泛濫。這是現實對審美的規范，也是價值倫理和審美敘事辯證法。

符啟明和小末談戀愛的同時，還和夏新漪、春姐廝混一起，和發廊女也玩過曖昧。他指點春姐開性保健用品店，后來合伙KTV娛樂城，控制城南的性產業，以至于借杞人俱樂部名義組織秘密賣淫，他用自己的手撩開和助推了神色犬馬的欲望世界。符啟明的發家史也是欲望和色情的勾結史。反過來說，符啟明對女人僅僅是欲望嗎，有無真情呢？符啟明性格的多重性又顯示出來，他真心愛小末，甘心被小末變化無常的折磨（這種折磨讓他興奮，“比做愛還令人興奮”的感覺是不是變態心理呢），多次苦求小末回心轉意回到身邊，教訓安志勇不要再糾纏小末，舉辦假結婚儀式。小末離開后，符啟明對女人，對性的興趣大大減少，自覺不自覺愛上了星空，愛上了觀星，借看星星寄托對小末的思戀，“宇宙射線將他閹割了”，以至于春姐感覺得到“符啟明這一年多的時間發生了變化，怎么說呢？他越來越不行，對女人越來越沒有興趣。好像和觀星有關，像練了葵花寶典，有點走火入魔”。以此看符啟明對小末的真情是毋庸置疑的。沒有真情，他不會花那么大經歷找小末；沒有真情，他不會保留觀星的愛好；沒有真情，他不會發展愛而生恨的地步；沒有真情更不走到對于女性，對于性冷漠的極端？沒有真情就不會癡情的地步呢。或許，對于很多人來說，這個女人多多，靠色情產業發財的魔頭，居然對一個女孩產生真心，因為真情發展到癡情是不可思議的。田耳的混沌思維再次刺破了固定范疇，他用流動范疇把欲望和真情兩值極端化，讓主人公符啟明像雜技演員在情感的鋼絲上來回驚險晃動，在引起我們審美驚奇的同時，也展示了符啟明在濫情與專情游走，虛情與真情之間探險，從而完成了男女在愛與欲的曲線歷程上否定之否定定律。

在情色世界里，田耳慷慨虛構了很多奇怪而混沌的感情案例。比如徐放遼是個癡情種，苦苦追求香港美人夏新漪。和不同的男人鬼混夏新漪并不愛他，只是走投無路才召喚徐放遼，讓他為她找錢吸白粉，讓她找地方安頓，讓她能活下來。徐放遼多年以來甘愿做夏新漪的忠誠“備胎”，隨喊隨到，無怨無悔。徐放遼的癡情與無明，可憐與可悲類似《天龍八部》中的游坦之，差點為這個女人坐牢。奇怪的是，在田耳的另外兩部小說《夏天糖》《風蝕地帶》里面，也存在這樣夏新漪和徐放遼這樣的角色與關系。這種神秘情感我們還是定義為癡情，無可辯解的癡情。“癡”的行為不能用理性解釋，它是人類情感的極端現象，和“貪”、“嗔”一樣是人性的弱點。田耳在敘述這類極端情感現象的時候，不乏對徐放遼之類的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但在價值上是給出了溫和的否定，癡情無明，不是真愛的詮釋，恰恰是放棄、失去自我主體的表現，既是人性的弱點，也是不少人在愛情路上的悲劇。

對于情感的復雜性，田耳以他特有的想象力和情感，在展示食色男人情感世界的混亂性的同時，還暗示了超越情感的狹隘性，讓沈頌芬和花花（丁一騰）、沈頌芬和春姐情同姐妹的相處（符啟明），光哥和符啟明共事（春姐），符啟明和徐放遼交友（夏新漪）等等，這其中有赤裸裸的性與金錢交易，有曖昧不明的性欲，也光明正大的情愛，有不能自拔的癡情，等等，如此混亂而自然組合在一起，令人困惑不解又欣然釋懷。田耳在盡可能復雜展示佴城男女感情的復雜性及其張力的同時，并沒有放棄價值判斷，試圖實現了價值取向對現實情狀的超越。這突出表現在丁一騰對沈頌芬的復雜情感上，應該說丁一騰是真心愛沈頌芬的，沈因某種原因離開了丁，丁在職業和愛情的雙重失落中，生的苦悶與愛的苦悶雙重壓抑中和花花激情碰撞并奉子成婚。他們的婚姻本來愛情基礎就不牢靠，當沈頌芬再次出現在丁一騰面前，對其情感造成考驗，丁雖然情感上有波瀾和沖動，在小說的結尾甚至就要走到一塊了，但丁一騰還是能懸崖勒馬。“……我倆狠狠地吻了一通，仿佛是要盡釋前嫌。她脫光身子，躺在床上，我說我去洗個澡，渾身都是汗臭。我用力地搓著身子，感覺自己從未有過地臟……我卻很慶幸并沒有找到舊夢重溫的快感，符啟明給我的那段視頻，忽然在我腦海里回放。我輕輕地開門出去，想著買一堆吃的東西，擺在老婆和女兒面前。”

短短不到四百字，把作者情感的波瀾展示得既含蓄又深沉。昔日的戀人回來，昔日的感覺也找到了。丁一騰恍惚了一下，就要舊夢重溫，還是把持住了自己。對于此時此刻的他來說，不僅僅是情感戰勝了欲望，更是理智戰勝了情感。作為整部小說中唯一有健全家庭的他，知道家庭和情感之間孰輕孰重。丁一騰在快要失重的那一剎，克制了情欲，選擇了責任，回到老婆和女兒面前。這不經意的一個情節，恰恰表明了作家本人對于情欲和婚姻的基本價值取向。極其克制和理性的一筆，不同凡響，在自然下滑的慣性情節中陡轉回筆，使得《天體懸浮》擺脫了時下流行情愛寫作在情節處理和品位導向上的流俗。如果說文中有關男女關系的混雜敘述是現實主義的真實性鋪陳筆法，展示了個體在男女問題上糾纏不清的欲望與真情的復雜心態和行為，這里極其節省的筆墨不妨理解為傾向性價值判斷的點睛之筆，隱喻人應該超越性的欲望和癡情之迷霧，走向家庭倫理責任。

三、日常生活秩序：“道者，反之動也”

描寫警察生涯，講述偵察和破案傳奇，是這些年影視和網絡小說的熱門題材，它的基本寫作套路和模式經過百年發展已大體成熟。田耳要在這個領域一顯身手、獨步特行實屬不易。考察田耳十多年的寫作，他在遵從偵探小說營造案件的錯綜復雜性與說案的方式來展示破案高手的智慧這些基本敘事語法的同時，力爭給出自己的創意。在我們看來，其最大的創意可能在兩點，一則是在看似熱鬧的破案題材背景下展示人性的冷風景，凸顯灰暗、陰冷的和復雜性可能（符啟明之流），也展示優秀警察背后不被人知的孤獨、堅韌和孤傲（比如《一個人張燈結彩》中的警察老黃，比如本小說的教導員陳二）；其二是把偵探類型與言情小說、社會小說綜合起來，走跨類小說的類型發展路子，沖淡單一類型表達所帶來審美的空間的逼窄，讓審美經驗豐厚。符啟明作為輔警，雖然沒有受過專門訓練，但是似乎天生就是做警察的料。他職業嗅覺靈敏，思維活絡廣闊，善于推理，在很多重要的案情偵破中奇功可居，比如白骨案件利用掐指推算方式準確測出埋人的方位，憑借良好的記憶力和逆向思維發現通緝犯賴毛信，夏新漪謀殺案中利用殘余聽力原理找到殺人兇手周啞巴。但破案并不是小說重點，他僅僅是符啟明個性展開很小的一個側面，或者說，這不妨展示他作廣義警察的正義行為，否則《天體懸浮》就成了偵探小說。符啟明更大的聰明才智更多用在歪門邪道上，用在發不義（不法）之財上。他利用這種含混身份、小聰明和自己的人脈，在邪道上發不義之財，展示了他性格中邪的一面。小說中丁一騰看到符啟明的發達有一段內心獨白：“半年以前，符啟明剛來的時候，我以為我們都是患難兄弟，都會艱苦困難地打發掉二十多歲的這段時光。但現在我知道人與人完全不一樣，轉眼間他已經有了產業，有了一妻一妾甚至更多。他很慶幸自己在猴托派出所惹出了事掉到洛井這里才給他一展身手的機會，像是放虎歸山。”。符啟明的發財致富并不僅僅是因為他個人的聰明智慧，更重要的是他的平臺--洛井派出所。沒有這個平臺，他不可能在半年就有產業。有時候，平臺比努力重要，這是常識。但問題在于，符啟明借助的是執法者正義的平臺，卻成了他違法亂紀、發財致富的平臺，這就構成了反諷。如果沒有這個便利平臺，他似乎無法涉足色情行業、做高利貸中介、兇宅倒賣、密謀殺人等，他也很難從一無所有到成功人士，乃至佴城一代青年的“教父”。可以說，符啟明從物欲大廈上建立起來的人間天堂的每一個毛孔都沾滿了罪惡，充滿邪氣。偵探小說正典形態被帶著大蓋帽的符啟明給解構了，他以伸張正義的符號作邪惡的勾當，顛覆了“警察故事”的原型。不妨以符啟明為圓點，展開對于洛進派出所，對于佴城生活世界的秩序掃描，雖然它們整體上是有序的，但其實正義的軀體卻已千瘡百孔。想一想，輔警們為了提高收入撈錢天天巴不得“放狗”，警員和別人開KTV，和賭徒一開賭場，控制性產業等，光哥和白粉妹混在一起和老婆離婚，代表法律和正義的國家機器的生態低俗和腐爛至此。雖然正義者陳二和丁一騰一直想把符啟明繩之以法，卻也力不從心。因為，整體生態如此，單憑一人之力，是不足以扳倒這個人物的。

和日常世界的灰冷陰暗與喧鬧對比，神秘和高雅的“觀星”情節和場景在作品中多次出現，成了小說中的奇葩，也帶來了讀者的諸多困惑。觀星是一件多么令人敬仰的行為，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奧秘和奇跡，把宇宙瞬間的美用相機定格成永恒，把浮躁的現代人帶到靜謐浩瀚的神秘世界，遠離塵世的污濁與欲望。對這個離奇的情節和意象，田耳有自己的解釋：“觀星這件事情對小說的沉重氣氛有所緩解，對人物性格的塑造也特別有幫助”。循著作家本人的思路，我們以為，符啟明在一面打著杞人觀星俱樂部牌子，探索星空的奧秘，拍攝下星空驚人之美，追求常人不可得的“真”與“美”，也不斷行“善”--義務組織俱樂部培訓新人，向國民普及觀星知識。另一面則利用這個民間組織掩蓋經營賣淫業的行徑，行“假”“惡”“丑”之實。沈頌芬在粉絲大會上引用康德關于星空和道德的至理名言，在符啟明身上構成了絕對的對立和反諷，構成小說家對于人性灰色地帶的揭露。不同的是，他把這種揭露置于偵探小說的主角身上，表現正義者的邪惡。令人恐懼之余，不得不思索作家的別有用心。正義和邪惡緊緊裹脅在一起，應該采用“復雜的看”的方式去審視。同樣，我們要借助流動辯證法范疇來審視符啟明性格中難以被理解的獨特性和內在的矛盾性，他是一個集正與邪、真與假、善與惡的矛盾復合體，在他身上體現出了審美幻象的晦澀。符啟明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謎一樣的余味在困擾和折磨對這個審美形象感興趣的讀者。

可貴的是，小說家并沒有停滯在辯證法思維方式的進步上，他還進一步聽從了人類的基本倫理和普世價值召喚。小說中所有的違法者最后都符合“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偵探敘事總語法，無論是符啟明、夏新漪和安志勇、老詹等都以不同形式受到了正義的懲罚，給世界和蒼天一個說法，這和傳統公安小說有了很大不同（不再僅僅突出清官破案的智慧），也和現代偵探小說有了區別（法制精神的宣揚成為了背景）。或許，田耳并不是要表明這一點，這是敘事的應然倫理和作為偵探小說的基本語法使然。田耳要在這樣的基本框架下表白的人性的善良與惡是如此復雜糾纏在一起，讓我們放棄單純幼稚的人性善惡論，正義邪惡勢不兩立看法，以復雜的心與眼看待這個世界，冷靜認識世界在太陽普照下的陰霾，審美地體察“道者，反之動”的人性哲學，因為有了邪惡的存在，在推動我們對于正義的向往、追求和珍惜。從這個意義上講，田耳并不是人性的悲觀主義者，也不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他是清醒的現實主義智者，他對生活的冷幽默，對于人性灰暗和風蝕地帶不動神色的披露和撕裂，是置于人性總體性視界下的，是“知其黑處其白”寫作策略。這一點，從《一個人張燈結彩》就顯示了這一寫作傾向。我們不能同意當前偵探小說或者一些揭露小說對于人性，人物性格采用固定范疇的處理方式，那是由觀念生產出來的寫作，是經驗的固化。這是值得警惕的現象，在當今的寫作中很普遍。也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覺得田耳在晦澀美學風格下的現實主義寫作，是人性熱情而冷峻的觀察者，是這個時代外冷內熱的批判者和理想者，他的寫作對于新世紀文學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華語傳媒大獎對田耳《天體懸浮》的授獎詞說“他的倫理觀，有齊物之想，無善惡之差別，以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批判一切，也饒恕一切。他發表于二○一三年度的長篇小說《天體懸浮》，對愚蠢、貪婪、狂妄之人性的洞察，目光如炬，入木三分。那個在物欲中建構起來的人間天堂，如何慢慢扭曲、變形、垮塌，變成一堆廢墟，田耳的記錄毫不留情。他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殺氣和決斷力，為人生之患與時代之罪留存了一份重要的文學檔案。”這段評語前半部分高度凝練精準概括了《天體懸浮》的基本內容，但后半部分評價卻是有失客觀的，該小說雖然展示了現代社會中的物欲，也寫了人生之患，時代之罪，但是，我們還是看到了人性的美好，人生的希望，與時代的善。它們正好構成了人性與時代在事實和價值上的辯證法，以及作家整體的“有齊物之想，無善惡之差別”倫理觀與價值愿景。探究授獎詞的前后矛盾不是本人題中應有之義，但人性流動的基本判斷和含混的詩學特征也就在這個矛盾中赫然醒目。

這里需要追問的，我們如此解釋《天體懸浮》的美學密碼意義何在呢？或許，《天體懸浮》的意義正式在于對于現代性思維的一次反叛。它用含混的詩學提醒現代人要回到審美經驗的整體性。形而上的固定范疇是對人的經驗的破壞。在高舉人的主體性的同時，不能讓人的經驗世界被知識和形式邏輯分裂，重新回到對于情感的整體理解方式中，用完整的形式和情感經驗把握世界，回到基本常識。

強調含混詩學，是對審美經驗整體性的推崇，但并不表明放棄價值判斷和對真善美的取向，而是說，我們先回到綜合經驗常識，具備對歷史和社會發展總體性和規律性的把握，然后再做價值判斷提升，否則的話，就是用固化的經驗創作，重新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或者形而上的經驗，其結果要么是虛假的價值，要么是虛無主義。這，就是田耳《天體懸浮》留給我們的后思考。

本作品由田耳授權《文學青年》發表，轉來請注明出處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