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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
　　公開講演的訓練

　　在我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講演之時，我卻沒有受過做公開講演的正式訓練。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選修了一門訓練講演的課程。這是一門極有趣味的課程。我的老師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暑校是從7月初開課的。當我第一次被叫上講臺做練習講演之時，我真是渾身發抖。此事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經講演過多少次了，但是這一次卻是在課室內第一次被叫上臺。那天雖然是盛暑，天氣極熱，但是我仍然渾身發冷、發顫；我必須扶著講臺，始能想出我預備的講稿。艾教授看我扶著臺子才能講話，第二次他再叫我時，他便把臺子搬走了，當然我也就無所依據。因為要忙著想我的講詞，我也就忘記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發抖。這樣便開始了我后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①。

　　我在康乃爾時代，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東至波士頓，西及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這個區域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外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遼闊的了。為著講演，我還要時常缺課。但是我樂此不疲，這一興趣對我真是歷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我獲得卜郎吟文學論文獎金（HiramCorsonPrizeonRobertBrowning）②。該項獎金原是英國文學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爾遜（HiramCorson）所設立的。考氏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卜郎吟詩。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寫了一篇《捍衛卜郎吟的樂觀主義》（IndefenseofBrowning'soptimism）的論文投稿應征。那時我因為［轉系的關系］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③。這宗五十元的文學獎金對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于一個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紐約各報刊都加以報道。這樣一來，我這位薄有微名的講演者也頗為人所稱道，所以連當時美國文化重地的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BrowningSociety）也請我去講演，這就是我講演的地區一直延伸到波士頓的原委。

　　雖然這些講演對我因為要充分準備而荒時廢業，但我從無懊悔之意。后來在我教書期間，縱使有些課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課之前我仍然是徹底地準備；其后縱是個把鐘頭的功課，我從不毫無準備地貿貿然上堂，雖然這種準備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幾個鐘頭。

　　當然我也受講演之累。其中最明顯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讀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時，我的獎學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爾大學的哲學系亦名“塞基哲學院”（RussellSageSchoolof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羅素·塞基家庭捐資設立的，并另設塞基哲學獎學金以資助哲學研究生。我進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時本來就領有該項獎學金。但是當我于1915年申請延長時，卻被校方拒絕了。那專司審查獎金候選人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索萊（Frank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系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

　　在我當學生時代，我便一直認為公開講演對我大有裨益。我發現公開講演時常強迫我對一個講題做有系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想，然后再做有系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我時常舉出“儒教”這個目為例。所有中國學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關儒教的教義，但是他們對儒教的了解多半流于空泛、少組織、無系統。假若一個中國學生被請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鐘有關儒教的講演，只有在這種場合，他才被迫對這題目打個草稿，并從事思考如何去表達自己。他先要想從何說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對這題目的認識和印象，然后再加以合乎邏輯的組織，好使聽眾了解。這樣一來，他也可幫助他自己對這一題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將來對這一題目做更廣泛的研究，也就以此為出發點。

　　公開講演也是個最好的機會，讓一個人去訓練他自己的寫作，訓練他做筆記的系統化。這些不同形式的表達方法可以強迫一個人，對一項命題去組織他的感想、觀念和知識；這樣可使他以寫作的方式，對他要表達的題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對公開講演的好處，曾撰一簡單的格言來加以概括。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大凡一個人的觀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觀念事實上并不是他的私產。但是一個人如他的觀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邏輯，系統化地組織起來，在這情況之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觀念和感想，才可以說是真正屬于他的了。所以我用“專用”、“占有”（appropriation）來表明我的意思。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轉學的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系列的公開講演之后，五年的康乃爾大學生活，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學日記里便記載著，在這個小小的大學城內，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平時我的訪客也太多。綺色佳一帶的教會、社團，尤其是婦女團體，經常來邀請我去講演，真是應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國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脫離小城鎮綺色佳，而轉到大城市紐約。該處人潮如海，一個人在街頭可以獨行踽踽，不受別人注意。這種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其后兩年（1915—1917），我發現這個想法是有極大的道理。在一個數百萬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2）
　　學習議會程序

　　在我所經歷的各項學生時代的活動里，還有一件事對我后來的生活大有影響。那就是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時，使我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體會。在1910年至1920年這段時期里，幾乎所有的美國學生會的章程都明文規定，各種會議的議事程序要以“羅氏議事規程”（Robert'sRulesofOrder）為準則。我是“中國學生會”里的干事。我發現“中國學生會”的會章里也有這一條。我也是康乃爾大學“世界學生會”的組織干事，后來繼任該會主席。該會的會章上，也列有這一條。

　　康乃爾大學里的“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Club）是當時一個校際組織——“各大學世界學生聯合會”——之下的一個分會。這個聯合會每年在不同的校園內舉行年會。由于參加乃至主持這些會議，以及學習使用“羅氏議事規程”，使我逐漸了解民主議會議事程序的精義，這也是我當學生時參加學生活動的一大收獲。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我曾記下我第一次主持學生會會議的經驗。我說那一小時做主席的經驗，實遠勝于對“羅氏議事規程”做幾個小時的研讀。

　　多少年后，我曾在南京考試院的考選委員會所召開的有關高普考的會議担任主席。這個會議是考試院邀請各大學派員參加而召開的。我代表北京大學去南京出席大會。當我担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會議期間，我發現有些人特地來觀察我們開會的程序。當晚便有一位考試院的元老來看我。他說：“我們這一輩的民元老國會的議員，總以為我們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議會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實在驚嘆不置！胡先生，您在哪里學會這一套的呀？”我告訴他我是在當學生時代，主持各種學生會議時學出來的。

　　我所以提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說明這一方式的民主會議程序的掌握，使我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是多么有益的一種訓練！因此我對孫中山先生的強調使用議會程序的號召，實有由衷的敬佩。孫先生把一種民主議會規則的標準本，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④！

　　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

　　現在我想進一步地談談我對“世界主義”（cosmopolianism）、“和平主義”（pacif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學習的經過。我把“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分開。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國際主義”這一名詞為我將來討論我進一步發展的“新和平主義”作專題來發揮。

　　我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做學生時代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便是我和來自世界各國留學生的交往。在康乃爾時期，自大二開始，我就住進康大新建的世界學生會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學四年級——也就是我讀研究院的第一年。換言之，我是從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⑤。

　　當我在世界學生會的宿舍寄宿期間，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例如來自菲律賓、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數從歐洲來的。其中尤以從中南美洲來的為數更多。我們之間的友誼有的維持了三十余年而未中斷。我有幾位波多黎各和南非的朋友，今日還和我繼續通信。這些國際友誼對我說來真受惠不淺，它使我的智慧天地為之擴大，使我能真正了解許多國家的習俗和人民的生活方式。

　　那個世界學生會有個習俗，便是由不同種族的學生分別舉辦不同種族的民族晚會。晚會中所有會員及其友好均可參加。例如中國學生則主持一個中國晚會，菲律賓學生則主持一個菲律賓晚會，阿根廷學生舉辦阿根廷晚會，等等。就是在這些不同的民族晚會里，我們對各種民族不同的習俗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還有各族學生間社交的接觸和親密的國際友誼之形成，使我們了解人種的團結和人類文明基本的要素⑥。

　　這就是我在美國留學期間最重要的收獲之一方面。再后來，全世界的學生都蜂擁來美進各大學和研究院留學，這種經驗自然就更為豐富，而國際間的接觸和了解，自然就更為擴大了。上面我已經提過，我參加世界學生會的活動，實不限于康乃爾一隅，同時也有國際性的一面。

　　康乃爾的世界學生會原是“世界學生會聯合會”（TheAssociationofCosmopolitanClubs）的一個支部。而該聯合會又為一規模更大的國際學生組織“兄弟同心會”（CordaFrates；BrothersatHeart）的支會。這一國際性組織不特包含南美洲的學聯，并且包羅了意大利、德國和法國的學生。

　　此一國際學生組織曾于1914年在綺色佳舉行年會。我那時是義有地主之誼的康乃爾分會的會長，對此一“國際學生大會”（TheInternationalCongressofStudents）頗事奔波，因而對國際學生的接觸也就更為廣泛。

　　我到今天還記得，我們康乃爾分會的“會訓”便是：“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這句話原為康大史學名教授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Smith）的名言。斯氏原為英國人，是康大早期的名教授之一。他對康乃爾一往情深，因而慨捐巨款為康大文學院建造大樓，命名為葛得宏·斯密斯大樓（GoldwinSmithHall）。那是一幢壯麗的建筑物，也是校園內建筑群的中心建筑。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3）
　　以上便是我個人對“世界主義”的親身體驗。我特別想談談，在那些年的動亂世界里，我自己那些年投身于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個人活動。我在美國留學前后七年，自1910年至1917年。最初四年尚無戰事；后三年——1914年至1917年——則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亦即美國參戰前的三年。這三年也是中國國運中最受考驗的三年，因為中國當時承受了日本不斷的壓迫。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年，英日兩國結為同盟。日本既為英國的盟國，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日本也就以英國的盟國關系而對德作戰，向德國在中國的殖民地青島進攻。

　　占領了青島之后，日本復于1915年1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的要求本是秘密提出的，結果這一秘密被“泄漏”了，由美國新聞界傳了出來。我想這是中國外交部故意把它泄漏的⑦。消息既出，則全世界也就注視到中國對這項無理要求的反應，所以當我留美的最后三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三年，也是中日邦交上最不愉快的三年，我個人對當時的國際問題也頗加思索。

　　其后好多年，我都是個極端的和平主義者。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這兩位中國古代哲學家，對我的影響實在很大。墨子主“非攻”，他的“非攻”的理論實在是篇名著，尤其是三篇里的《非攻上》實在是最合乎邏輯的反戰名著；反對那些人類理智上最矛盾、最無理性、最違反邏輯的好戰的人性。

　　老子對我的影響又稍有不同。老子主張“不爭”（不抵抗）。“不爭”便是他在耶穌誕生五百年之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學之一環。老子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他一直主張弱能勝強，柔能克剛。老子總是拿水作比喻來解釋他的不抵抗哲學。老子說：“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

　　老子對我幼年的思想影響很深。記得我在1909年（清宣統元年，己酉）作了一首詠“秋柳”的詩。這是一首絕句，在這詩前的小序上，我寫道：“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⑧

　　我作這首小詩還不滿十八歲。我引這篇小序來說明我幼年便深受老子的教義和墨子非攻哲學的影響。

　　后來在學生時代，我讀了耶穌教的《圣經》，尤其是《新約》。在《福音》里我體會到對邪惡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義，以及人家打你右頰，你把左頰再轉過去讓他打的道理，都和我國老子不爭的理論有極其相同之處。加以我又認識一批［極端反戰的］教友派的朋友，使我對幼年的信仰益發深入。所以我個人對不抵抗主義的信仰實發源于老子、耶穌基督和教友派基督徒的基本信仰。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了。這一年我正由康乃爾大學畢業。那時我已對國際和平運動十分熱心了，并與當時一些活躍的和平運動人士如喬治·訥司密斯（GeorgeNasmyth）、路易·陸克納（LouisP.Lochner）、約翰·墨茨（JohnMetz）等人往還。訥司密斯是康大物理系剛畢業的一位教友會家庭出身的青年。康乃爾結業后，他便在波士頓的“和平協會”（PeaceFoundation）工作。陸克納則任“世界學生會總會”的總書記。約翰·墨茨則是一位德國籍的和平主義者。和他們往還，使我深信，在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里，和平是可能實現的。所以當世界大戰于1914年8月間爆發時，我真是驚詫不置！震悸之余，我實在不相信戰爭真會打起來。因此我花了好多天時間去閱讀和研究這場戰爭如何爆發的前因后果，并寫成一篇長文保存在我的日記里作為我自己的參考。我闡明三國同盟和三國協約形成之經過，以及德國如何侵犯了比利時的中立，終使英國對德宣戰。比利時的中立便是個不抵抗哲學的具體例證。關于比利時的抵抗德國的智與不智的問題，那些和平主義者之間，頗有爭論。所以比利時為中立被犯而奮起抗德一事，實是對不抵抗哲學活力如何的一個實際考驗。

　　一年之后中日之間又發生沖突了，日本以戰爭威脅中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自1915年2月底至5月初，中國留學生為此熱烈討論。通過《中國學生月報》大家主張對日作戰。“對日本立刻開戰”便是當時的口號。我為此事甚為焦慮，所以我決定向全體同學寫一封公開信。讓我引一段信上的話以顯示當時中國留學生的戰爭意志，以為我個人的態度和我個人對全體同學的忠告。我的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親愛弟兄們：

　　從上期［中國學生］月報上所表現的［抗日］情緒來看，我恐怕我們都已完全昏了頭，簡直是發瘋了。有一個同學會竟然主張：“對日作戰！必要的話，就戰至亡國滅種！”縱使是Ｗ.Ｋ.鐘君（譯音）這樣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說：“縱使對日作戰不幸戰敗而至于亡國——縱使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們也只有對日作戰！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可循……讓我們對日抗戰，被日本征服，做比利時第二！”縱使是本刊的總編輯，他在社論上曾忠告我們說，感情沖動實無補于對當前國難的研討；我們除運用感情之外，也應訴諸理智——縱使如此主張，他在本刊的另一頁上也認為：“中國人如今只有對日作戰（毫不遲疑地對日作戰），除此之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從上面這一段可以看到當時我的同學們主戰的情緒了。因此在我的公開信上，接著便陳述我個人對大家的忠告。我說：

　　這些在我看來簡直是不折不扣的瘋癲。我們都情感沖動，神經緊張——不是的，簡直是發了“愛國癲”！弟兄們，在這種緊要的關頭，沖動是毫無用處的。情感沖動，慷慨激昂地愛國呼號，和充滿情緒地建議條陳，未嘗有助于任何國家［的危難］。談兵“紙上”對我輩自稱為“［留］學生”和“干材”的人們來說，實在是膚淺之極。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4）
　　在我個人看來，我輩留學生如今與祖國遠隔重洋；值此時機，我們的當務之急，實在應該是保持冷靜。讓我們各就本分，盡我們自己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學習。我們不要讓報章上所傳的糾紛，耽誤了我們神圣的任務。我們要嚴肅、冷靜、不驚、不慌地繼續我們的學業。充實自己，為祖國力爭上游，如祖國能度此大難的話——這點我想是絕無問題的；或者去為祖國起死回生，如果祖國真有此需要的話！

　　弟兄們，這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我敢說，在目前的條件下，對日作戰，簡直是發瘋。我們拿什么去作戰呢？我們的總編輯說，我們有百萬雄師。讓我們正視現實：我們至多只有十二萬部隊可以稱為“訓練有素”，但是裝備則甚為窳劣。我們壓根兒沒有海軍，我們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量不過四千三百噸的第三級的巡洋艦。再看我們有多少軍火罷？！我們拿什么來作戰呢？

　　所以出諸至誠和報國之心，我要說對日用兵論是胡說和愚昧。我們在戰爭中將毫無所獲，剩下的只是一連串的毀滅、毀滅和再毀滅。

　　再說比利時罷。那個英勇的比利時！親愛的弟兄們，我愿披肝瀝膽地向諸位陳述：用只手來推挽大海的狂瀾，算不得勇敢；以卵擊石，更不算英雄。再者，比利時原亦無心自招覆滅。吾人試讀比國作家查理·沙羅利（CharlesSarolea）博士所著的《比利時如何拯救歐洲》一書，便見分曉。蓋比利時深知［一旦戰爭爆發］英法兩國必然赴援，加以該國對其號稱世界最堅固的堡壘的李格（Liege）和安特渥堡（Antwerp）兩地堅固防線也深具自信心，而自覺有恃無恐。所以，比利時才為國家的榮譽而孤注一擲。這是真正的勇敢和英雄氣概嗎？弟兄們，請為比利時著想；且看今日比國，為這一英雄光彩所做的犧牲，真正值得嗎？

　　我并無意非難比國人民，我只是覺得比利時不值得我們仿效而已。若有人硬要中國去蹈比利時的覆轍，則此人必然是中華民族的罪人。

　　總而言之，讓我重述前言，請大家不要沖動，讓我們各盡我們應有的責任，我們的責任便是讀書求學！

　　遠東問題最后解決的癥結所在，不系于今日的對日作戰，也不系于一強或列強的外在干涉，也不系于任何治標的辦法如勢力平衡或門戶開放，更不系于任何像日本門羅主義一類的策劃。最后的真正解決之道應另有法門——它較吾人今日所想像者當更為深奧。但其解決之道究在何處，我個人亦無從探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何處罷了。讓我們再為它深思熟慮、從長計議罷！

　　深盼大家在詛咒我之前，細讀拙文。［實不勝企禱之至！］弟胡適于紐約之綺色佳城⑨

　　從上面這封信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留學生當時沖動的情形，同時也可看出我自己在此緊急時期如何試用我的不爭哲學以盱衡世界大勢和中日關系。

　　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我也記錄了［1915年］5月6日——那個決定性日子的早晨我自己的情緒。就在這一天中國政府決定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對“二十一條要求”中的重要部門做重大讓步。原來在前一日的夜間我已輾轉不能入睡，所以6日清晨我便上街去買了一份塞拉克斯城（Syracuse）出版的晨報。拿了報紙，我走到工學院后面狹谷上的吊橋，俯視這一為水沖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這些最堅強的巖石，還是被柔弱的水所征服了！

　　就在這天早晨，我俯視那被溪水沖刷而成的狹谷，我開始體會到并不是水之弱終能勝強，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流水穿石。從感覺上說，這實在是我智慧上變動的起點。在這一轉變之前，我在紐約已經有一段有趣的體驗。那時我受康乃爾世界學生會的派遣，前往紐約參加一個新的校際和平組織——“各大學非兵主義大同盟”（CollegiateLeaguetoCombatMilitarism）的成立大會。該會在另一和平組織，“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LeaguetoLimitArmaments）的領導之下于1915年2月13日正式成立。該會邀請學生參加的請柬是由《紐約晚郵報》（TheNewYorkEveningPost）的發行人兼編輯韋拉德（OswaldGarrisonVillard）君署名的。韋氏為19世紀赫赫有名的“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威廉·格理遜（WilliamGarrison）的外孫。《紐約晚郵報》是當時紐約編印皆佳的大報。我參加這個“非兵”組織的成立大會也是我信仰和平主義和不抵抗主義的和平活動的一部分。

　　但是在1915年和1916兩年之間，我的思想又開始轉變了。一種智慧力量影響我轉變的便是那英語民族的世界里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名著《大幻覺》（TheGreatIllusion）的作者諾曼·安吉爾（NormanAngell）。《大幻覺》是1909年出版的，當時被認為是宣揚有建設性的新和平主義最膾炙人口的新著。該書一再重版，各高等文明的語言里皆有譯本。在英國乃至世界其他各地都組織有宣揚《大幻覺》的社團，專門宣傳這一名著里所揭示的主張。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的幾年期間，美國學生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的資助之下，組織了一個校際學生團體叫作“國際政治學會”（TheInternationalPolityClub），會員都是自優秀學生中遴選的。每年夏季各支會又分別推派代表數人參加該會所主持的國際關系討論會。在此之前，在安吉爾氏領導之下，英國本已有類似的組織。據我所知這種會議在美國一共只舉行過兩次。第一次便是于1915年6月在綺色佳康乃爾大學校園內舉行的，我便是該次大會積極參與者之一。安吉爾先生便是該次為時兩周的會議中的一個主講人。另外還有些動人而富煽動性的講演家也被邀參加。

　　第二年的年會是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弗蘭城舉行的，我也參加了大會。這一年安氏因事未能參加。在我的留學日記里對這兩次的會議——尤其是1915年在康乃爾舉行的那一次——我均有詳盡的記述。

　　安氏的和平主義當時被稱為“新和平主義”（NewPacifism），它與我以前所相信單純的“不抵抗主義”是截然有別的。在我的日記里，我也為安氏哲學做了個節略如下⑩：

　　一個人如強迫別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會招致反抗。這樣的強迫與反抗的對立，就會使雙方力量抵消而至于毫無結果或浪費。［在這樣對立的情況之下］縱使一方面勝利了，仍然要創造出兩種奴役——失敗者為勝利者所奴役；勝利者為維持他的主宰權，又要隨時準備對付這被奴役的對方，［如此也就難免自我奴役］這樣便形成了一種在經濟上浪費亦如在道德上破產一樣的［互為因果］的關系。這也就說明了所有基于強制執行或侵略行為的一切政策——如在一國之內［所因此形成］的特權和迫害，以及國與國之間［所發生］的戰爭和爭霸——的徹底失敗。但是如果雙方息爭合作，共同為人類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計向大自然奮斗，則雙方皆得其解放：雙方都會發現這種和衷合作實在是最經濟的辦法。不特此也，雙方且更可由此發現人類社會和社會精神價值上一切可能的發展的真正基礎之所在。因為如果沒有在正義的觀念之下所建立的協議之中所產生的若干信仰，便不能產生［永恒而誠實的］團結合作。這［一推理］便明顯地指出真正的政策——不管是國內的或國際的——之所在。這政策便是大家同意聯合一致去抵抗在自然界和人性弱點中所存在的人類的共同敵人。

　　以上便是這一“新和平主義”的簡明宗旨。它的理論基礎便是：兩個力量如發生沖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費和無結果。所以，新和平主義并不是否定力量；相反的，正是如何使力量用得其所。這便是新和平主義的基本概念。

　　《大幻覺》一書固然是膾炙人口，但是它也經常被人誤解。所以我從安吉爾的自傳里再意譯若干段，來表明作者原意并不是說戰爭不可能發生。他說戰爭是可能發生的，因為人們不了解戰爭真正的基礎，和戰爭便是力量的浪費這個單純的事實！所以在1915年這個為期兩周的會議里，我開始讀安氏之書，也親識安吉爾其人。安氏所首倡的觀念認為真正的問題之所在，不是力量的否定，而是對力量做正確有效和更經濟的使用——為一個各方所同意和了解、期盼和可能獲得的目標而使用之。這一理論深深地打動了我。

　　在此同時，我也開始讀杜威的著作；對杜威在1916年所發表的兩篇論文，尤其感覺興趣。在這兩篇論文里，杜威的論點似乎與安氏的哲學不謀而合。杜威于1916年1月在《新共和》（TheNewRepublic）雜志里發表一篇論文：《力量、暴力與法律》B11。同時他在另一雜志《國際倫理學報》（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里，又發表一篇更長的論文曰《力量與強迫》。這兩篇論文對我既然有畢生難忘的影響，我想也略引數段如下B12：

　　……力或能是公正無私甚或是個值得頌揚的名詞。它意味著它是從事實際行動的有效工具，是執行和完成一項目的的技能和質素。如把使用它來達到的目的之有意義視為當然，它便是個值得頌揚的名詞，它便是為使所期盼的目標成為事實的各種可能條件的整體，其意義不過如此而已……力量可使我們建筑地道車，修建橋梁；力量也能幫助我們旅行，幫助我們振興工業；我們也憑借力量來做口頭辯論和著書立說B13。再引一段：

　　……力如從可頌揚的意義上去看便是能。能便是能做工，能完成一些使命的力。但是力畢竟還是力——你也可說是一種蠻力；它的理性化［的程度］，端視其［使用后所得的］結果而定。就是這種同樣的力，如任其脫韁而馳，不受約束，那就叫作暴力……B14

　　……能如不用來執行或達成它所負的［正當］使命；相反的，它卻背叛了或阻撓了這一使命之實現，那么能就變成暴力了。炸藥如果不是為建設之用去爆破巖石，相反的，卻被用去轟炸殺人，其結果是浪費而不是生產，是毀滅而不是建設；我們就不叫它能或力，我們叫它暴力B15。

　　現在我們要問，那么脅迫（coercion）和強制力（coerciveforce）又是什么回事呢？杜威接下去說：

　　強制力，公平地說來，便是介乎把力量用作能源，和把力量用作暴力，二者之間的中間位置B16。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6）
　　……力的來源是多方面的，各種力亦向各種不同的方向發射，互不相顧。等到它們［狹路相逢］發生了抵觸，它們就沖突起來了。能在不沖突的情況之下，本可別有用途，但是在沖突之中，則流于浪費了。兩位汽車駕駛員……各駕其車在一條公路上，相對而駛。他二人撞車了。撞車之后，他二人爭吵起來，這種爭吵的浪費，毫無疑義的是和車禍現場所構成的浪費，同樣的確實。開車規則規定每部車都得靠右開，這就是一種防止浪費的計劃，把那些如果沒有計劃就可能招致相互沖突的個別能源，統籌于一個可以避免沖突的方案之中；這個方案可使能的利用，發揮其最高效能。這……便是一切法律的基本意義B17。

　　讀了以上幾段，我們可以看到杜威和安吉爾幾乎用的是同樣的語言，來說明兩個力量如何因沖突而抵消的原委。約翰·杜威因而得出以下的結論：

　　法律便是把那些在無組織狀態下，可以招致沖突和浪費的能源組織起來的各種條件的一種說明書B18。杜威又說：

　　……所謂法律……它總是……可以被看成是陳述一種能使力量發生效果的、經濟有效而極少浪費的法則B19。

　　杜威和安吉爾二人都有助于在1915年到1916年新思想的成長。我也開始舍棄我原有的不抵抗哲學而接受一種有建設性的有關力量和法律的新觀念，認為法律是一種能使力量作更經濟有效利用的說明書。

　　正當安、杜二氏的思想風靡一時之際，一個新的有建設性的國際主義也日趨蓬勃。這個新的國際主義原是《獨立周刊》（TheIndependent）的主編漢密頓·何爾特（HamiltonHolt）所倡導的“強制和平同盟會”（LeaguetoEnforcePeace）所推動的。何氏后來應聘為佛羅里達州冬園市（WinterPark）的羅林斯學院（RollinsCollege）的院長，他是對美國輿論很有影響力的文化領袖。《獨立周刊》是《新共和》（TheNewRepublic）雜志出版前最有影響的兩三家周刊之一。

　　1915年6月，美國的社會賢達們在費城獨立廳開“強制和平同盟會”的成立大會。這件事深深值得我們回味的便是它在文化思想上直接影響了后來“國際聯盟”（TheLeagueofNations）的創立。由于何君的關系，美國前總統塔夫脫被推出任該盟主席；由于何、塔二君對此新觀念之共同努力宣揚，威爾遜總統也就逐漸受其影響，終于促成國際聯盟之誕生。

　　下面便是推動成立此一和平組織“強制和平同盟會提案”（ProposalsforaLeaguetoEnforcePeace）的全文B20：

　　我們相信這是值得想望的使北美合眾國加入一個國際聯盟的組織，使入盟的簽約國遵守以下諸條：

　　一、所有簽約國之間應受法律裁決的問題而在國際交涉中無法解決者，在現有條約范圍之內，將向國際仲裁法庭提出申訴，聽候判斷。該庭不但處理各案本身的是非曲直，在該庭權限范圍之內，亦可處理與各案有關的一切事件。

　　二、簽約國之間所有其他案件，凡在國際交涉中不得解決者，應向一調解理事會提出申訴，聽取該會的判斷和該會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此句為胡適按語）］簽約各國將集體使用其經濟和軍事力量去制止任何簽約國，在［國際間］問題發生時，未按上述［諸條］處理之前而向另一簽約國采取軍事或其他敵視行為。

　　上述三條提案概括了“強制和平同盟會”的新哲學。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詞匯便是“強制”（enforce）——那就是以全世界的集體力量來強制維護［世界或國際間的］和平。

　　這種政治和文化兩種力量的匯合，漸漸地使我改變了我以往有關國際問題，尤其是有關世界和平的思想。我逐漸地放棄了我以前偏激的不抵抗主義；從而相信用集體力量來維持世界和平，然后由一個國際組織來防制戰爭的可能性。

　　1916年初，我終于有個機會能把我的思想寫了出來。那時美國的“國際睦誼會”（AmericanAssociationforInternationalConciliation）在白特勒（NicholasMurrayButler）會長主持之下舉辦了一次校際和平論文競賽。該會所頒布的文題之一便是：“在國際關系中，還有什么東西可以代替力量嗎？”我對這一題目大感興趣，因而很用了一番功，作文應征。數月之后出乎意料的，我居然得了頭獎。那頭獎的百元獎金，對我當時的經濟情況實不無小補。我的論文后來由該會出版并譯成多種歐洲語言；在巴西則被譯成葡萄牙文；在南美其他各國則被譯成西班牙文。這篇論文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曾保留了一份節要。我現在把這節要再敘述一遍，也可以看出我那時對這一新哲學——新和平主義——信仰的程度。

　　在該文的第一部里我提出三個前提。我試答第一個問題：“在國際關系中，還有什么東西可以代替力量的嗎？”我想當初出題目的人的心目中，一定先有個正面的答案。但是我卻給他一個反面的答案。我的回答是：假如我們認為力量可以用不需要力量的東西來代替的話，則世界上便沒有這種不用力量的代替品。這是我那篇論文的要點之所在。縱使是不抵抗主義，它正如杜威所說：“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消極的抵抗比積極的抵抗更為有效。”［也不是否定力量的存在！］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7）
　　這樣你可以看出我那時已經不是無條件接受不抵抗主義的一切理論了。甚至在1915年5月6日我已經體會到，弱水可以穿堅石，倒不是因為水弱，而是水原有其真正的勁！這就是杜威和安吉爾對力的觀念。所以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并不是力量可不可以代替的問題，而是如何更經濟有效使用力量的問題。所以問題的重心就是怎樣［覓取用力的新方法］來代替當前浪費和亂用力量的問題。

　　我論文的是解釋當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世界的問題不是力量發揮的問題而是力量沒有發揮的問題。目前這個戰爭實是人類有史以來，力量發揮的最大表現。但是其后果卻是個死結，這個死結在1916年的春天實在表現得十分明顯。力量何嘗發揮，因為力量已被浪費了。力量的本身卻被用去制造力量的對立而使力量相互抵消。在目前的制度下，是以力防力。其結果是相互抵消，以流于浪費和無結果。由此可見，我那時對安、杜二氏的新觀念是真正的服膺了。

　　我論文的最后一部則說明，如果要力量充分發揮，就應該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加以規律化，而導向一個［有建設性的］共同目標。法治便是組織力量的一個例子。力量既經組織，浪費乃可消除，效能自可賴以保持。所以我的結論便是個具體的建議——把世界各國的力量組織起來，來維護國際公法和世界和平，這便是解決當今世界國際問題的不二法門！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實在是“捍衛和平大同盟”這一信念的早期信徒之一，后來我也是“國際聯盟”的熱忱贊助人之一。當國聯于巴黎和會宣布成立之時，我也是“國聯中國同志會”（ChineseAssociationfortheLeagueofNations）的發起人之一。《國際聯盟憲章》（TheCovenant）便是我譯成中文的。

　　后來九一八事變發生了，日本以武力強占我東北，我在我們所辦的《獨立評論》上便寫了很多文章，支持我國向國聯申訴，支持“李頓調查團”（TheLytonCommission）有關中日糾紛的報告。時歷數月，我都希望國聯來制止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但如眾所知，國聯一開頭就無能為力。由于美國拒絕加盟，國聯已有先天的虛弱；更由于蘇聯加盟太晚，其后又因其侵略芬蘭而被開除盟籍，國聯便更無實力；再因東北事變，日本自動退盟；所以國聯一誕生，事實上便已癱瘓了。

　　記得1945年我以中國代表團團員身份去舊金山參加“聯合國”（TheUnitedNations）成立大會。我忽然接到老友何爾特先生的電話，接著他便到旅館來看我，說他是自備旅費自佛羅里達州冬園市的家中，趕來參加這個盛會。他說：“真正未料到我以前的理想最后竟然實現了！”我看到這位老人為其三十年前（1915）理想之實現而激動的情況，我也為之感動不已。

　　這一新的國際組織當然是包括美、蘇等首要強國，可是當蘇聯堅持安全理事會里的永久會員國可以使用否決權時，何君與我均深感失望。時至今日，我始終拒絕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名。

　　在結束本題有關我個人信仰的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之前，我想略提一下當年同學們對我的溫情，雖然那時他們都強烈地反對我的和平主義。當“二十一條事件”結束之后，整個同學的圈子內大致對我都非常友善。他們選我担任《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的編輯委員，又選我担任中國學生會所主辦的《中國留美學生季報》［中文版］的主編。當我從綺色佳轉往紐約時，我碰見了許多老朋友，他們都是在我主張不抵抗以及反對對日作戰之時，強烈反對和批判過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紐約的兩年期間，他們對我都十分友好，有許多到現在還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認為一個人在公開場合采取堅定的立場，擇善而固執，總是值得的。

　　第二我還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對立刻對日作戰的論點，不幸地二十多年后當中日戰爭于1937年爆發時，仍未失時效。在抗戰前我國對日艱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變成了反對對日作戰的少數派，在這六年中我反戰的論點仍與當年無異。問題重心便是我們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們陸軍的訓練和裝備均甚窳劣，既無海軍，實際上也沒有空軍，也沒有足以支持戰爭的國防工業。我們拿什么去抗日呢？這是一件悲劇。不幸的是中日兩國當時皆缺乏明智之領導階層來設法避免戰爭。結果兩敗俱傷，同歸于盡。在日本悠久的歷史中，向無異族統治的先例，戰爭使其初嘗此味。中國所受戰爭的創傷，亦迄未復原。

　　我今日回想我學生時代的活動——那些充滿稚氣的青年歲月——我覺得那里仍然有許多客觀的教訓，值得我們重新學習。中國為從事毫無意義的內爭，整整地浪費了三分之一個世紀，把足以解決國家問題的工業化和國防建設完全忽視了。結果開門揖盜，任日人侵略。縱遲至今日，我國由于安全未得到適當解決所受的創傷，始終未能復原，而這安全問題，正如我四十年前所體驗到的，非通過明智而有效的國際集體安全組織，便不可能有有效的解決。

　　在我結束本章之前，讓我再念一段在安吉爾氏自傳的“總而言之”第165至166頁上所載有關安氏思想的節要，列入本章，作為記錄B21：

　　一、一個國家對食糧和生產原料加以政治控制，實無必要，戰爭也未必就能賦予一國［政府］對該項資財的掌握。該項控制只是為適應戰爭的目的，始有此必要。消滅戰爭，這種必要自然隨之消滅。

　　二、沒有任何戰爭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由于戰爭的結果必然招致經濟危機，發勝利財是不可能的。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8）
　　三、勝方認為可以在戰后使敗方賠償戰費，這種觀念完全是無稽的幻想。這一觀念之虛幻從現代的經濟制度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銀行業務、信托和貨幣制度都是極易招致毀滅的。［一個戰敗國，經濟體系既然全部崩潰，拿什么來賠款呢？］

　　四、戰爭不是命定的、出乎自然的，或是歷史發展中“不可避免”的過程。戰爭不是大自然所制造的，而是人為的，是人類智慧破產的表現。

　　五、人類智慧本無破產之必要。我們或許不能改變人性，但我們絕對可以改變人類的行為。如果人類連行為也不能改變的話，那我們今天還不是在搞決斗，在法庭中搞刑求，在［宗教信仰中］燒死異端？

　　六、不抵抗并非良策。當人類或國家對罪惡的暴力或社會極權的瘋狂無從抵御時，則彼此便以力相尚，強凌弱，眾暴寡。而當事各方均自稱有以強力自衛之權；同時在其所爭執的事件中，各方亦各自作裁判。但一方如為對方強力所壓制，則爭端便隨力量而解決。欲求理智和公理得以伸展，則無法無天的暴力之下的遭難者，必須由社會來加以保護。所以我們所反對的壞事不是力量，而是力量沒有得到正當的使用——在法律之下的正當使用。我們要武裝法律，而不是武裝訴訟人。

　　七、所以我們必須弄清楚，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防衛，不只是和平。這個意思就是我們應試行建立那唯一［解決人類爭端的］方法的基礎。根據此基礎我們可以取得和平的防衛，可以用力量來防制侵略和暴力！

　　八、第一步的努力并不是企望建立一個有奢望的世界憲法，而只是把與這一［保衛世界和平］問題有關的一切事實，公諸世界，使其得到一個更廣闊的公共了解。要把我們的大原則化為政策，我們的第一要務便是把我們和德意志的分歧之點究在何處，攤開來講個明白。事實上直至今日，我們還不清楚我們和德國的分歧究在何處呢！我們要先從英語國家開始，來舉辦一個核心小組討論；然后再包括法國、俄國和德國來［共同］試探設立一個歐洲協約的組織，不能只堅持那動搖不定的勢力平衡的延續。這一“協約組織”一定要一小部一小部地組織起來，直至那些對今后美好生活有共同信念的各個背后有足夠的武裝，來強制制止那些黷武而自以為是的［國家和人民對外的］侵略行為［然后再試行建立一個世界性的用武力防衛和平的具體組織］。

　　注釋

　　①筆者這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三四十年代在國內受大中學教育時，震于胡適之、蔣廷黻諸先生的盛名，總以為他們對中西語文的運用都是得心應口、白璧無瑕的。及長親炙教誨，才知道幼年時代的幻覺與真實相去甚遠。我第一次聽到蔣先生在聯合國大會講演，他那一口的寶慶英語，殊出我意料之外。胡先生英語的發音遠在蔣氏之上，但是胡先生英語講演時的中國“腔”（intonation），也是相當的重。他二人都是十八九歲以后才正式運用英語會話的，因而英語也就始終是他們的“第二語言”，說起來總歸不像早期留學的“幼童”們，或現在“進美國學校”的孩子們說得那么自然。

　　語言這個東西本是人類生活中最難掌握的技巧之一。學習它也有一定的年齡限制。男人家在十五六歲以后才正式開始學，總歸是學不好。我國的文法科留學生中大凡中文有相當造詣的，西文則很少能達其巔峰，反之亦然，這都是因為幼年很難雙語兼修。“四美具，二難并”，使中西語文寫說均佳，真是談何容易。胡適之先生的治學和講學，雖然仍以中文為主，像他那樣能對中英雙語兩得其平的留學生，也真是出類拔萃的了。

　　②卜郎吟（RobertBrowning，1812—1889），胡氏在后來著作中有時亦音譯為“白郎寧”，然在其《留學日記》中則用“卜郎吟”。筆者因本篇所討論的問題多與《留學日記》中所討論的有密切關系，為便于讀者查對，故本篇所用譯名均盡量采用《日記》中的譯名，以免混雜。

　　卜郎吟為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詩人，死后陪葬西敏寺。其詩以樂觀主義見稱于時，其格調甚合乎我們這位“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胡適之先生的口味。胡氏曾以“騷體”譯其詩，尚稱切貼。不過卜氏卻沒有胡適之先生樂觀得那么理智。他的純情主義的傾向使他與一位全身癱瘓的女詩人伊麗莎白·巴瑞特（ElizabethBarrett，1806—1861）由熱戀而結婚而情奔，一時傳為佳話。他二人婚后所寫的“商籟體”的情詩，則尤為膾炙人口。

　　③胡氏原以公費學農。康乃爾農學院因系州立，不收學費。然學生如中途退學或轉學，則必須補繳學費。所以胡氏在二年級轉學時，中國留學生監督乃自其生活費中分期酌扣若干，以補所欠。那時的庚款留學生，學雜費之外，每月生活費為八十美元，實在是個了不起的大數目。

　　美金當時的購買力，恐在今日（1978）十倍左右。今日若有留學生能月領八百美元“生活費”，豈非富人？！

　　再拿當時的中國生活費用作比：斯時一美元約合中國銀元（“袁大頭”或“墨西哥鷹洋”）兩元五角上下。適之先生的同鄉張恨水先生那時在蕪湖一報館做編輯，月薪僅銀洋六元（約合兩塊多美金），還要養家活口！（見《張恨水自述》）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9）
　　所以那時公、自費留學生一旦出國，真是立地成佛。昨日還是牧牛兒，今日便可衣錦披朱，到相府招親去了。這樣一群花花公子，鍍金返國之后，要做什么樣的“大事”或“大官”，才能繼續他們在國外當學生時代的生活水平呢？因而回國的留學生如維持不了以前的標準，則難免自嘆“懷才不遇”、“食無魚，出無車”了。維持得了的，則其享受難免還要升級。如是則中式仆妾副官，西式汽車洋房……做起了中西合璧的大貪官、大污吏而視為當然。由留學生變質的官僚，因而逐漸形成一個標準的職業官僚階層（professionalbureaucrats），他們眼中哪里還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姓呢？結果弄到民不畏死，鋌而走險，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嗎？

　　筆者讀史而發此感慨，絕無意批評老輩。這只是個“時代問題”和“制度問題”，足以發人深省罷了。個人的行為原只是滄海之一粟；在社會行為的整體中，只是隨波逐流，奚足臧否？

　　再者，筆者這一輩，原也只是前輩的余波，我們這批抗戰期間沒有被敵機炸死，或肺病、瘧疾害死的草鞋青年，勝利之后，形容枯槁，衣不蔽體。可是一旦榜上有名，偷得國家一筆外匯（不論公費自費，自己都可不花一文），轉眼之間也就西裝革履，鋼筆手表，“三機”俱全（照相機、留聲機、打字機）；對鏡自窺，居然也是堂堂一表的鍍金青年，阿Ｑ心理，誰人沒有呢？如果時代不變，學位如常，留學返國之后，職業上得意與不得意之間還不是向“老輩”看齊？管他老百姓死活！這原是時代的悲劇；時代不變，留美學生有幾個會對著鏡子詛咒自己呢？

　　筆者在認識胡老師的初期，還是個在美國“山上”打工的“查萊”（美國人鄙視華工的俚語）。記得那時我的工作是每日十二至十四小時，每周七天，周薪是四十五元，但是和我同工的另外一個“查萊”對我且有點羨慕和不平之感，因為他是“跳船的”，沒有“身份”；做我這樣的“工”，他還得躲躲藏藏，并向“介紹所”不斷送錢，以便有眼線的介紹人，隨時通風報信。一旦“有吏夜捉人”之時，他可有準備地來個“老夫逾墻走”！因而他看到我這個通宵呼呼大睡、夜半敲門不吃驚的“留學生”，真是既羨慕，又嫉妒。

　　所以我后來聽到適之先生說，他在1912年，每月八十元的生活費被扣掉十五元而大哭其窮之時，我不覺學著一句四川話向他老人家說：“胡老師，你窮啥子啊！”可是我這句四川話，胡老師一直未聽懂，因為他未到過四川，也沒有害過肺病或瘧疾，更沒有在美國上過“山”啊！

　　庚款留學生是近七十年來我國建國的棟梁之材。但是這些棟梁和一般中國老百姓距離多遠啊！

　　④汪精衛在為《總理遺囑》撰稿時，他為著行文聲調鏗鏘，乃選了三部中山遺著排列成：“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其實他漏列了的《民權初步》，其重要性實不在上述三書之下，甚或有以過之。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高層領袖中，鳳毛麟角的modernman；是真能擺脫中國封建帝王和官僚傳統而篤信“民權”的民主政治家。他了解搞“民權”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開會，會中如何決議，決議后如何執行。這一點點如果辦不到，則假民主便遠不如真獨裁之能福國利民。中山先生之所以親自動手來翻譯一本議事規程的小書，而名之曰《民權初步》，就憑這一點，讀史的人就可看出中山先生頭腦里的現代化程度便遠非他人所能及。汪精衛在《總理遺囑》中之所以漏列此書，顯然是說明汪氏認為這種小道何能與“總理遺教”的經典并列？殊不知我國的政治現代化運動中所缺少的不是建國的方略或大綱，而缺的卻是這個孔子認為“亦有可觀”的“小道”！

　　胡適之先生最心折的后輩，哥大史學系的臺柱教授芮文斯（AllenNevins）先生，那時便時常在課堂上大言不慚地說：“在政治上說，英語民族較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為優越！”其實英語民族在搞政治上的優越性，就是他們會開會：認真開會，和實行開會所得出的決議案。其他任何民族開起會來都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的會便不能搞“分工合作”和“配合工作”（teamwork）。而英語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武器便是“配合工作”。

　　筆者最近在一本《新英漢詞典》里看到ateamworkgovernment一語被譯成“集體領導的政府”。實際上近百年來最安定的英語民族的政府無一而非“集體領導的政府”，我們東方則適得其反。從這點來看，我們實在不能不接受芮文斯先生的牛皮。

　　我們中國的政治，三千年來都是“天子與士大夫共治”的政治。這一傳統演變的結果，便是在上要“能令”，在下要“受命”。“受命”成為習慣，自然要承奉顏色而逐漸流于“上拍”；“能令”日久，也難免頤指而氣使之，逐漸形成了“下壓”。那些“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絕物”，不是孤芳自賞，便是落落寡合。所以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不做領袖，就做臣仆。上無領袖，下無臣仆，大家都過不了日子。但是我們為什么不能也和英國紳士一樣，開個誠實的會，通過一個好的決議案，然后大家來個teamwork呢？那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里，實在沒有這個東西；我們的血液里，沒有這個teamwork的血球，夫復何言！

　　文化傳統是規范個體社會行為最強的約束力。中山先生說：“破壞難于建設！”要“破壞”我們這個傳統，談何容易！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胡適之先生的思想之所以能風靡一時，便是他二人生為現代文化領袖，他們的思想作風比我們一般中國知識分子要“現代”得不知多少倍！

　　反觀我國近百年民權發展的史跡，翻翻各界要人的嘉言懿行，再來熟讀孫、胡兩氏的遺著，才覺得他兩位前賢，真是眾睡獨醒的“現代”哲人。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0）
　　⑤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讀書，一般都比美國同學更用功，天資也比較聰明。大學四年的課，往往三年讀完。第四年級就開始讀研究院的課了。胡適之、顧維鈞諸先生那時都是如此。

　　⑥胡先生在六十多歲的時候和我談起他康乃爾時代的“民族晚會”，仍是口角留香，余味猶存。我口中雖未與他抬杠，心中卻大不以為然，因為我知道這種“民族晚會”是個什么東西。

　　筆者在留學生的“年齡”上來算，是比胡公反要“老”一輩。胡先生是到美國來讀大學本科的。我是受了完滿的中國國立大學教育，還做了一陣小公教人員，才赴美留學的，因而我這位老童生實在無法欣賞那些十幾歲的中國孩子們所宣揚的“中國文化”！

　　記得在50年代的初期，在“國際學社”內代表中國同學的是一位年輕的女同學。她出生于一個上海富商之家，自稱一向是以“花錢”（spending）為“娛樂”（hobby）的。她受的是徹頭徹尾的上海地區教會中學的教育。一口流利的英語不知比胡適之、林語堂、蔣廷黻諸先生要高明多少倍。人也聰明、漂亮、能干。當起“會長”、“主席”也比誰都強，座上的馬歇爾元帥就頻頻點頭稱贊。真是樣樣都好，樣樣都可做。可是她就不能“宣揚中國文化”！由她所率領的那群青年男女所舉辦的“中國之夜”，在我們那批老油條看來，實在覺得“倒胃口”，甚至“憤怒”！

　　我們有時也問問來自印度、中東等地的老油條們，對他們自己的“晚會”的感想。誰知他們的“憤怒”之情，實有甚于我輩。

　　我想胡適之先生他們那時在康乃爾所搞的“晚會”，不會差得太多。我就奇怪為什么胡先生六十多歲了，對這些當年的“兒戲”還興致未減呢？仔細想想也沒啥費解。因為一個知識分子的“大學時代”——這個知識上的“成熟期”（formativeage）——實在是他一生的黃金時代。在那智竅初開之時所接受下來的東西，是畢生眷戀不置的。筆者本人的大學時代實是我一生最貧病交迫的時代。但是我今日回味那段“幾度夕陽紅”的沙坪歲月，真想回去再過它四年。胡老師之眷戀康乃爾不是同樣的心情嗎？至于那些“民族晚會”的實際價值如何，自然又當別論了。

　　⑦據顧維鈞先生于1960年“口述歷史”時親口告我，這個“秘密”是當時中國外交總長陸徵祥與大總統袁世凱密議之后，要顧氏（時任“大總統府”和“外務部”雙重英文秘書）親自秘密送往美國公使館，交英國路透社“泄露”的。唯顧氏1931年以前的文件均留存天津私宅，未能攜出，以致當時的細節，筆者也就無從查對了。

　　⑧原詩刊于《四十自述》（1954年，世界文摘社港版），頁80。全詩原文如后：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余垂柳拂人來。

　　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原注：“西風莫笑”原作“憑君漫說”，1916年改。“長條”原作“柔條”，1929年改。

　　⑨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寫的《致留學界公函》（原稿為英文，見《留學日記》），辭義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個國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條要求”那種可恥的緊急情況之下，她的青年學生還能“安心讀書”，無動于衷，那這國家還有希望嗎？不過胡適之先生是個冷靜到毫無火氣的白面書生，他是不會搞革命的；拋頭顱、灑熱血是永遠沒有他的份的，所以他這些話對熱血青年是不足為訓的。

　　⑩安吉爾學說英文節要原文見《留學日記》（1915年6月日記，7月1日補記）胡適之先生這篇有關政治思想的自述，是他晚年著述中很重要的一篇。這里所談的雖是他青年時代的故事，但也是他晚年期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一篇對他幼年思想重新估價、從頭核準、初無絲毫“修正”的夫子自道。筆者二十年前為他英文自述作導言時，也就根據這幾篇而強調說，胡適思想四十年來無太大的變動。這從好處來說，是胡適思想的前后一致性；從壞處來說，則是胡適之沒有進步。

　　青年期的胡適是被兩位杰出的英美思想家——安吉爾和杜威——“洗腦”了，而且洗得相當徹底，洗到他六十多歲，還對這兩位老輩稱頌不置。這也就表示胡適的政治思想，終其生沒有跳出安、杜二氏的框框。胡適之先生一生反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可是在這篇自述里，我們不也是看到那個才氣縱橫的青年胡適，一旦碰到安吉爾、杜威二大師，便“盡棄所學而學焉”，讓他兩位“牽著鼻子走”嗎？適之當然不承認他被人家牽著鼻子走，因為他不自覺自己的鼻子被牽了。這并不表示他老人家沒有被牽。相反的，這正表示牽人鼻子的人本事如何高強罷了。

　　安吉爾、杜威能在東方碰到個誠實無欺、信仰堅定、生死不渝的一世祖，馬克思、恩格斯為什么就不能呢？一個民族的智慧老大之后，被侵入的新興思想所洗腦——所謂啟蒙期——并賴之而復蘇，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一直停留在洗腦程序之中，而不能跳出框框，那這個老大民族就腦脈硬化，沒有進步了。

　　記得幼年讀《左傳》，讀到一個小故事說：“公嚼帶，使公子牛焉。公子仆，折公二齒。”在胡先生這篇自述里，我們也看到，胡適嚼帶，使安、杜二人牛焉。安、杜仆，胡公折其二齒。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1）
　　當然在近代中國啟蒙的思想家，甚至海外的宣傳家之中“折其二齒”的，正所在多有，并不只胡老師一人。所以我們要了解胡適的政治思想，先得搜搜安、杜二公的“根”（root），看看他們怎樣能使我們那樣有才學的胡老師，來“俯首甘為孺子牛”！

　　大凡一個思想家，他思想體系的建立，總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他智慧成長期中的時代環境。這是他的根。其后枝葉茂盛，開花結果，都是從這個根里長出來的。安、杜二氏的根是怎樣長法的呢？讓我們先來逐條解剖一下：

　　第一，他二人都是白種人。他們的文化傳統白得像一條被單。他們的思想、觀念，是完全從歐洲白種人的文化傳統出發的。

　　第二，他二人都是西方擴張主義極盛時代、最富強的帝國主義國家中的上等公民。

　　第三，他們是上述這個社會內的“開明分子”、“社會賢達”、高級知識分子，自命為有教無類的大學者、教育家。他們的人品都是極其善良的：奉行基督，反對戰爭，同情弱小，同情得像賈寶玉同情劉姥姥的孫子板兒一樣。

　　第四，他二人就同胡適之先生、張君勱先生一樣，無拳無勇無錢，而又自命不凡，不甘寂寞，專門歡喜“談政治”的“白面書生”。現在美國的費正清先生等等的社會賢達，還是屬于這一類。

　　有了這四條框框，我們就不難看出他們所討論的“力”、“能”、“和平”、“法律”等等概念的本質之所在了。

　　所謂“力”也者，在他們看來，就是英國的“力”碰到了德國的“力”。他們二力相銷，兩敗俱傷，所以勝者也就不能發“勝利財”了。他們就未看到一旦英國的“力”碰到印度的“力”，俄國的“力”碰到中國的“力”，二力不相銷，則勝利者就要發“勝利財”了。他們如果不發勝利財，胡適之先生也就沒有“庚款”可以“留美”了。

　　所以談近三百年來的世界問題（包括今日美、蘇爭霸的問題），如果抹殺“帝國主義”這個基本概念，則一切理論也就不值一駁了。

　　再看安、杜二氏所談的“和平”罷！

　　他們的“和平”的定義，事實上是：“全世界在休戰狀態下，維持現狀（statusquo）。”第一次大戰（乃至第二次大戰）前后，想“維持現狀”最力的國家便是“日不沒”的大英帝國。她在“現狀”之下，已日不沒矣；不維持現狀，難道還要征服火星嗎？

　　那時想打破現狀，使世界大亂，好渾水摸魚的是德、意、日等幾個小強盜。大強盜要維持現狀，保護“既得利益”，小強盜要打破壟斷，向大強盜分贓，才搞起了所謂“世界大戰”，其理甚明。

　　在這情況之下，安、杜二大師要全世界休兵息戰，維持現狀，這不但小強盜不肯；這現狀對我們這些歷經大小強盜洗劫、弄得家破人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又發生什么意義呢？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反對“參戰”的理論基礎（我強調的是“理論”二字），也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

　　安吉爾、杜威這兩位白面書生，書生論政，見不及此，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二人皆“身在此山中”。像胡適之先生這樣的從半殖民地出來的黃面書生，在國際政治上也和他們大唱其同調，不是很可笑的事嗎？！

　　杜威對“法律”所作的那兩條解說，事實上和我國漢朝許慎所說的“觸不直者去之”，同樣沒有太大的反駁價值，因為他忽略了“法律”的從屬性而以偏概全。 　

青年期的政治訓練（12）
　　“法律”就像一頭獵犬，它是有“主人”的。杜威用數理邏輯所推出的答案，在今日政治學派上說蓋可歸之于“數理派”（mathematicalmetrical）。他這個調節不同力量、使其作有組織地更經濟有效地使用這一公式，有個大前提——使用這一公式的人，必須全是“主人”。這樣則一條公路上兩位駕駛員，各自靠右邊開車，各自經濟有效地使用其“力量”而不至于“浪費”。

　　可是就在胡適之在美國做學生的時候，也就是杜威完成這個公式之時，美國加州卻有一條管理該州公路的“法律”。那條“法律”規定在公路駕馬車而過的小販，不收費，或收費甚輕；步行挑担的小販，則付重稅，重于馬車數倍。何以故呢？就是“主人”家里的人都是乘馬車的。那些“挑担”的廣東小販，站都站“不直”，所以這匹野獸“NCE5C”便“觸而去之”了！

　　筆者在50年代的中期，為著應付考試也曾熟讀杜威之書。講到“不疑處有疑”之時，我就把他一段段地開了天窗，雖然我在三重口試的考場上不敢對這個杜家店說半個不字。

　　后來我訪問胡先生，我看他老人家無條件地服膺杜威的情形，心中亦不以為然。但是胡公雖然一輩子鼓勵人家“懷疑”，他自己卻不大愿意人家對他的思想有所“懷疑”。筆者因而也就未敢過分地唐突西施。可是適之先生是絕頂聰明和極度虛心的。我們的字里行間式的聊天，曾惹起胡先生用了大筆血汗存款，托我替他買了十來本研究杜威的新著。

　　筆者敘述這段小事，并不是說其愚如余小子者，尚敢斗膽批杜，而胡大師卻不敢說半個不字！非也。這是中國學術史上的“輩分”問題。

　　適之先生求學于清末民初之際，那時孔家店已不倒自倒。思想界一片空白（筆者這一論斷，周策縱先生是一向反對的），青年知識分子乃四出“求經”。可是這些洋“經”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新鮮、大高明了。在泰山壓頂的西風東漸之下，他們完全喪失了“學術自主”的信心（事實上也無此能力），因而新學問對他們只有“皈依”的份，哪里談得到懷疑呢？幼年既無力懷疑，也無心懷疑，年老功成業就，已成了開山宗師，東方一世祖，自然就更不會懷疑了。這不但是實驗主義者如此，馬克思主義者更是如此。

　　我們這后一輩就有點不同了，我們第一個懷疑是那些“留學歸國”在大學里教過我們的洋老師。對老師的懷疑，因而對老師的老師也就不太信任了。這就是筆者所說的“輩分問題”，倒不是后一輩膽子大，“不知輕重”。

　　再者，胡適之先生原是個十分標準的傳統中國士大夫。傳統的士大夫現代化了，因而他與英美的士大夫——英國的張君勱、美國的胡適之……也就一拍即合。后一輩的知識分子去古已遠，他們的士大夫氣息已經很淡薄，加以他們都是抗戰、革命等空氣喂大的，對洋人也就沒有像老一輩子那樣說一不二了。

胡適 2013-08-20 13:4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