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臨汾市區驅車往郊區方向開半個鐘頭，在一片荒無人煙的小樹林里，紅絲帶學校到了。教學樓有兩層，一樓大廳擺滿了各級領導和愛心人士來視察的圖片資料，而教師辦公室的墻上只掛著一幅剪紙——一個母親模樣的女人抱著一個小孩。高一班主任李軍說，那是前幾天志愿者過來給剪的。母親模樣的人叫彭麗媛。

剪紙的藍本源自那張全國知名的抗艾宣傳畫，凡是看過的人都知道孩子是安徽阜陽的高俊，彭麗媛接觸的第一個艾滋病孤兒。

2006年4月的一個周末，衛生部邀請彭麗媛到阜陽拍一些維護艾滋病兒童權益的短片。年初，這位總政歌舞團的時任團長剛剛被聘為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

彭麗媛下了飛機，直奔一家名叫“阜陽市艾滋病兒童救助協會”（簡稱“阜愛協會”）的民間機構，有兩百多個受艾滋病影響的小孩正好在那活動，彭麗媛抱起了年紀最小的一個，只有5歲的高俊。

這一抱徹底改變了高俊的命運。他多次成為抗艾公益片中的主角，每年國家級的艾滋病宣傳活動，他都代表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參加。13歲的高俊已經記不清8年前第一次見到彭麗媛的諸多細節，“就覺得她很親切，像媽一樣。”

彭麗媛在阜陽待了三天，她喂高俊吃餃子，跟他一起做游戲。對于這個從小被人遺棄、連戶口都沒有的艾滋病孤兒來說，這大概是他頭一回感受到母愛的滋味。

在高俊出生沒多久，父親就死于一場賣血之后引起的艾滋病并發癥，同樣因為賣血感染的母親遠走他鄉，不久也去世了。叔叔一家怕被他傳染，躲得遠遠的，奶奶家的雞和豬成了他兒時最好的伙伴。

2006年，胡澤濤也正經歷人生最痛苦的階段，那時候胡澤濤還沒見過彭麗媛。經過兩年的治療，胡澤濤的病情已經有所好轉，陪他看病的父親回了長治老家，把他一個人撂在他治病的地方——臨汾傳染病醫院的艾滋病病區，一個叫綠色港灣的地方。那年他8歲。

綠色港灣是紅絲帶學校的所在地。紅絲帶學校辦公室主任喬吉平回憶，綠色港灣最早建于SARS期間，廢棄之后用來專門收治艾滋病患者，因為費用全免，全山西的患者都涌到這兒。后來，國家有了治艾滋病的藥，大人病情緩解，回家服藥，但通過母嬰感染的小孩卻越來越多。

2006年跟胡澤濤差不多大的小孩已經有8個，都到了上學的年紀，但沒有學校肯收，護士和醫生就當起了臨時代課老師。是年9月，臨汾傳染病醫院院長郭小平決定在綠色港灣成立紅絲帶小學并兼任校長。在那里治病的劉麗萍決定留下來，負責孩子們的飲食起居。“他們身體都很虛弱，常常是剛打完點滴，就去上課。”劉麗萍說。

8個孩子，只有一個代課老師，民辦學校挖來的，因為沒有老師愿意來。喬吉平說，不是因為錢，請老師的錢醫院出得起，都是因為怕。學校沒轍，只有想辦法納入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但市里省里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聽到的回復都一個樣：“你們屬于行業辦學，沒這個先例。”

“一直像黑戶一樣活著。”喬吉平對曾經的艱難印象深刻。“黑戶意味著孩子沒有學籍，沒有學籍就不能參加中考和高考，那樣小孩子未來怎么辦？”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紅絲帶學校也遠不如今天友好。前一年，綠色港灣已經聞名全國，但是是以一種備受爭議的形式。一些媒體質疑綠色港灣采用圈養的方式對待艾滋病人，“這種方式對他們融入社會不利。”一家媒體這樣批評道。但是現實是，他們不是不想融入，而是沒法融入。

綠色港灣邊上有個村子，孩子們去理發、洗澡都不讓，只好自己建澡堂子、買理發的推子。有個孩子特喜歡美術，學校送她去市里的一個培訓班，沒多久，有些家長知道她是紅絲帶學校來的，就退學了。培訓班担心這樣下去影響生源，建議喬吉平把孩子先領回去，他們派人上門教。

阜愛協會的孩子也不止一次陷入這種窘境。協會會長張穎記得，有時候，她送孩子去城區好一點學校念書，校長都覺得沒問題，但往往是其他孩子的家長不樂意。

彭麗媛離開阜陽后，經常給張穎發短信問孩子的近況，有一條她印象很深：“只要是為了孩子，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們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我們可以喚起整個社會的關注。”

每當阜愛協會遇到困難的時候，這些話往往成為張穎的精神動力。2007年2月，以高俊為主角的《潁州的孩子》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導演正是來阜陽幫彭麗媛拍宣傳片的那個。但是一個原本溫暖感人的紀錄片，在當地官員看來是給阜陽抹黑。

張穎說，導演把片子送去參展，她并不知情。她的一位朋友說，如果想出名，她不需要靠這個。2003年12月，阜愛協會剛成立的時候，張穎已經是阜陽小有名氣的商人。一次偶然的機會，她見到了艾滋病孤兒楠楠的慘狀，從此決定放棄自己的生意，幫助這些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楠楠是第一個，高俊是第二個。

丁心平當時是阜陽疾控中心防艾辦的科長，楠楠和高俊都是他介紹給張穎的。他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當時孤兒院不收和艾滋病有關的小孩，疾控中心也沒辦法，最后都送到張穎那。現在張穎領養的五個孤兒都是丁心平陸陸續續送來的。

后來找上門來的不僅有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孤兒，也有父母雙方或一方因艾滋病去世，而孩子則是健康的。“他們生活學習都很困難，心理傷害也很大。”張穎說，最高峰的時候，有八百多個孩子。

中原地區的孩子感染的原因都基本類似，父母賣血感染，通過母嬰傳染給孩子。2006年，阜愛協會幾乎是當時中國最大的一個幫助艾滋病兒童的群體，當衛生部要拍一些跟兒童有關的反艾滋病歧視廣告時，自然想到了阜愛協會。

回到北京，彭麗媛立刻請來知名詞曲作家陳小奇和撈仔，給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寫首曲子，也就是《永遠在一起》里彭麗媛唱的那首《愛你的人》。彭麗媛后來在一次公益活動上回憶，想寫這首歌主要是因為“跟小高俊拍公益廣告的時候我體驗非常深”。

第二年，《愛你的人》MV在北京拍攝，張穎帶了好幾個孩子參加，除了高俊和楠楠，還有另一個孤兒海燕。她記得，片子拍了一整天，晚上，“彭媽媽”請他們到一個烤鴨店吃飯，給他們不停夾菜，臨走，送了他們一書包的禮物。

“一個陌生人怎么能對我們這么好呢？”海燕覺得不可思議，她記得在村里上小學的時候，同學都躲得遠遠的，盡管她和弟弟并不是感染者。

第二天，彭麗媛不讓他們回阜陽，說一定要陪他們逛逛。天安門、毛主席紀念堂，都去了。海燕記得，“彭媽媽”旁邊沒有隨從，就她一個人，有人在天安門還認出了她。海燕后來聽說，“彭媽媽”的女兒當時正在發著高燒。

從2006年開始，幾乎每年高俊和海燕都能跟彭麗媛見上兩面，有時候是拍公益片，有時候是在公益活動和夏令營上。彭麗媛不僅能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還會惦記著沒來的孩子。有一次楠楠沒去，彭麗媛就問海燕：“你楠楠姐最近還好嗎？”

每次見面，彭麗媛都會給孩子們買好多禮物。高俊記得，有一年去北京拍片，太晚了，“彭媽媽”沒來得及買禮物，第二天早上7點，“彭媽媽”派助理把衣服送到房間，每人一個袋子，上頭都寫著各自的名字。

很多時候都是彭麗媛主動發短信關心孩子，張穎很少跟她聯系，因為她“怕麻煩彭老師”。2010年，張穎組織孩子們去上海世博會，彭麗媛知道了，特地給張穎發來短信：有什么困難記得跟我說。

但是回到阜陽，一切又回到了日常。高俊念的是阜陽當地普通的學校，班上同學知道他情況的不多，突然消失了幾天，同學問他：“高俊，你究竟去哪了？”高俊就說家里有事，他從來不會說去了北京，更不會說是去見了彭麗媛。因為“一旦說了實情，就會有人揭我的短”。

胡澤濤記得第一次認識彭麗媛是在2008年的一個公益活動上，但是那會并不熟，后來熟起來，虧了兩個人：濮存昕和蔣雯麗。2000年，衛生部開始設立預防艾滋病義務宣傳員，濮存昕和蔣雯麗是最早的兩個參與者。

2010年，蔣雯麗和做導演的丈夫顧長衛想拍一部講述艾滋病人經歷的影片《最愛》，需要一個感染者做小演員。蔣雯麗想到了紅絲帶小學。劉麗萍說，當時執行導演來拍了兩個孩子，最后顧長衛挑了胡澤濤。

拍《最愛》的同時，顧長衛還在拍一部反對艾滋病歧視的紀錄片《在一起》，但是導演組找了好多人，沒幾個感染者愿意站出來。劉麗萍一開始也斗爭了很久，最后決定和胡澤濤一起出鏡，就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他們學校，幫幫孩子們”。

2011年，《在一起》在全國做宣傳，劉麗萍和胡澤濤一直跟著，顧長衛每到一個地方都會向大家介紹他們的真實身份，來自哪里。陪著的還有位衛生部的官員，她問劉麗萍有什么困難，劉麗萍開門見山：“學校到現在還是黑戶，已經有二十來個學生了，胡澤濤他們馬上就要初中畢業，但是現在連學籍都沒有，畢業之后怎么辦？”

劉麗萍回憶，衛生部的那位官員當時回應她，他們會幫忙想辦法。

作為衛生部一系列預防艾滋病宣傳戰略中的一環，2011年11月，一部名為《我們在一起》的公益片在北京拍攝，導演還是顧長衛。在一個房間里，高俊、胡澤濤、劉麗萍、老夏（紀錄片《在一起》中另外一個感染者）和彭麗媛圍坐在一起，每人唱一句《愛你的人》。幾天之后，彭麗媛就到了臨汾紅絲帶小學。

“知道衛生部的人在幫我們想辦法，但沒想到會是彭老師。”劉麗萍回憶。

2011年11月17日，彭麗媛到臨汾的前一天，臨汾市的領導特地告訴郭小平：“學校轉正的事，我們馬上給你辦。”第二天，彭麗媛來了。胡澤濤那時候不太了解“彭媽媽”是干嘛的，就覺得是個“大領導來了”。

據紅絲帶學校的一位老師回憶，彭麗媛事前特地交代不要通知領導和記者，越簡單越好，因為她是來陪孩子們的。

上述老師回憶，當時在學校閱覽室召開了一個座談會。郭小平向彭麗媛匯報學校的工作，說著說著就開始抹眼淚了，“聊點高興的事吧。”最后他說。這件事也就是前一天市領導給的那個承諾。

彭麗媛聽了，對市委書記說：“書記要是辦好了，去北京我請你吃飯。”2011年11月24日，臨汾市召開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紅絲帶學校的轉正問題，幾乎所有相關部門負責人都參加了。

12月1日“艾滋病日”，市委書記和市長親自給學校揭牌，紅絲帶小學更名為紅絲帶學校，胡澤濤和他的同學們終于從“黑戶”變成了“正規軍”。當天的《山西晚報》報道說，“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書記拍板了，但是師資還沒到位，上邊總共給了11個編制，但學校3個年級加起來只有2個老師，得去跑。喬吉平意外地發現，以前腿都跑斷也辦不了的事現在一去就搞定了。從財政、教育、人社到編辦都一路綠燈，沒有誰說個“不”字。

2012年10月，衛生部的又一部公益片《永遠在一起》在北京和南戴河開拍，顧長衛再次當了導演。在彭麗媛參與的所有跟艾滋病有關的公益片中，這是片時最長的一個。2006年在阜陽拍的那3個短片，每個只有30秒，《我們在一起》有兩分鐘，而這部《永遠在一起》則將近七分鐘。片子的主角除了彭麗媛，還有胡澤濤和高俊。在片中，編導問高俊，最喜歡的人是誰啊，“彭媽媽……”

胡澤濤記得，2012年12月1日“艾滋病日”期間，片子在央視播過一段，但沒現在這么久。之后，胡澤濤發現，碰到“彭媽媽”的機會漸漸少了，倒是經常在新聞聯播里見到她。直到今年看到她寫來的信。

今年6月，胡澤濤和其他十幾個孩子初中畢業的時候，衛計委派人帶來了彭麗媛的一封信和30萬元“心意”。在信中，彭麗媛寫道：“一別幾年，甚為掛念。你們的學習、生活各方面都還好吧？……因為我工作繁忙，不能常來看望你們……一點綿薄之力，祝你們追夢，圓夢。”落款是：“愛你們的彭媽媽：彭麗媛”。

“挺意外的。”胡澤濤說。學校很快組織了回信，曾經跟彭麗媛見過數面的翠翠回憶，他們十幾個孩子都寫了回信，最后從他們的信里挑出幾句集中回給了“彭媽媽”。后來，衛計委還根據這兩封信制作了一個沙畫短片，取名“心語”。配音演員模擬彭麗媛和孩子們的口吻展開了一場時空對話。

彭麗媛來信的那幾天，劉麗萍的電話快被打爆了，都是媒體打來的，最多的一天有二十來家。她不好意思拒絕，最后干脆關機了。

張穎的電話是在11月15日之后被打爆的，也是因為彭麗媛的一封信。11月15日，一個跟艾滋病兒童有關的全國性會議在阜愛協會舉行，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的一位官員帶來了彭麗媛的一封信和20萬元。這不是彭麗媛第一次給他們捐錢。張穎回憶，2006年“彭老師”那次來阜陽給了2萬，2009年又給過阜愛協會20萬。

安徽省內媒體的關注出乎張穎的預料。12月1日艾滋病日前后，安徽一家省級媒體連續刊登數篇長文介紹彭麗媛和抗艾的故事。在一篇題為《紅絲帶牽起彭麗媛的安徽情緣》的報道中，開頭這樣寫道：“2006年4月3日，春天正在江淮大地慢慢蘇醒，彭麗媛第一次踏上安徽阜陽這片土地……”

“在幾年前，這是難以想象的。”阜陽一位媒體人說，《潁州的孩子》獲獎之后，大家對阜愛協會都比較敏感，本地媒體更是如此，這次他們也派人去采訪了。

阜愛協會自己也這么覺得。在阜愛協會的兩層小樓里，墻上貼滿了彭麗媛跟高俊在一起的廣告畫。

最近一年，紅絲帶學校來了好些個不知名的基金會，都被婉言謝絕了。“我們很警惕，害怕他們利用彭老師和我們的關系炒作他們自己。”劉麗萍說，學校的資金基本上靠醫院和政府共同解決，已經差不多夠了。

他們還拒絕了不少記者，尤其是電視臺的和搞攝影的。劉麗萍發現，現在很多孩子看到攝像機就躲。“他們都大了，以后還要走上社會，不想被太多人認識。”

胡澤濤最担心的是以后高中畢業了會不會有大學要他們，因為今年連上高中都有點懸。

高中不屬于九年制義務教育，今年胡澤濤初中畢業之前，紅絲帶學校原本打算自己成立一個高中部，到教育部門跑了無數次，但對方始終也拿不定主意。后來臨汾三中的校長知道了，說愿意接收，但是不能到三中上課，地點還是設在紅絲帶學校，叫臨汾三中紅絲帶班。

喬吉平覺得可以是可以，不過畢業證上必須把“紅絲帶”幾個字抹掉，不然會影響他們上大學。

11月30日，一場艾滋病公益活動在北京大學舉行，會后，阜陽來的幾個孩子被叫到一個單獨的房間跟彭麗媛見面，海燕和弟弟也在。海燕回憶，“彭媽媽”跟他們聊了有30分鐘。當時“彭媽媽”對她弟弟說：“以后一定爭取考北大。”陪同的北大官員說：“只要夠優秀，北大一定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