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瀾 太平雜說 蘇州之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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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瑟的蘇州,內里卻躁動不安,什么事情都可能發生。1863年12月4日。慕王譚紹光在他召集的軍事會議上,被與會者殺死。
  與會的共八人,即納王郜永寬,康王汪安鈞,寧王周文佳,比王伍貴文,天將汪有為、范起發、張大洲、汪懷武。主謀是郜永寬,用匕首刺死譚紹光的是汪安鈞,割下譚首級的是汪有為。他們去向李鴻章部下、總兵程學啟獻上譚紹光首級和蘇州城。
  這個事件發生之前,太平軍的形勢已經很不妙。陳玉成死后,湘軍曾國荃部就進逼南京,扎營雨花臺。1862年6月,李秀成在第三次逼近并且極有可能占領上海時,因洪秀全一日三詔嚴命回援南京,不得已而從上海附近撤兵。很有點像岳飛被趙構(宋高宗)用十二道金牌從前線召回杭州。這年10月至11月,李秀成組織各路太平軍要解南京之圍,也就是所謂“十三王救天京”,但解圍戰沒有成功。1863年3月。李秀成率部西征,擬攻上游各地以解南京之圍。屢戰不利,奉詔退兵。8月,南京的東路交通被切斷,洪秀全更是死死揪住李秀成不放。9月,由于李秀成的懇求,并且照洪氏兄弟的要求交了十萬兩“餉銀”(包括以全家首飾充抵),才準他回蘇州、杭州四十日,解救蘇州,安排江、浙軍事部署。而且規定過期未回要按“國法”嚴辦。
  這些表面現象的背后,是洪氏兄弟既將李秀成作為主要的救命稻草,又對他極端疑忌。他們全然不顧太平軍的大局。出了一個又一個餿主意,將李秀成弄得疲于奔命,處處被動。而上述準他暫時離開南京的條件,簡直荒謬之至。即使李秀成愚忠而不十分計較,他的部下也會因此而寒心。
  由于李秀成1862年6月沒有攻占上海,李鴻章的淮軍與“常勝軍”即“洋槍隊”得以壯大和反攻。蘇州的太平軍轉為被動防守,到1863年隨著昆山、吳江和洞庭東山被對方占領,更是直接受到威脅。由于太平軍全局的頹勢,軍心渙散,民心盡失;李秀成不能坐鎮蘇州,又事事受到洪氏兄弟的壓制、非難;駐守常州的護王陳坤書不愿支援蘇州的太平軍,蘇州被淮軍攻下是遲早的事。
  郜永寬等八人都是李秀成培養起來的青年將領,因戰功而封王或為天將。郜永寬和譚紹光更是在陳坤書與李秀成不和之后,被李視為左右手。但是這兩人“少年結怨至今”,在沒有李秀成調控的情況下,就會發生摩擦。況且。蘇州的太平軍大多是部的人馬,而郜的地位卻在譚之下,作為第一副指揮,當然會增加郜的不滿情緒。這又是與籍貫、參加造反先后有關系的。譚是廣西桂平人,很早就參加造反,是與李秀成同時的“老兄弟”,只是比李年輕十二歲,立功也比較晚。郜則是湖北人,1854年才被裹脅參加太平軍的,好幾年里都屬于“新兄弟”。汪安鈞、周文佳也是湖北人,伍貴文是湖南人,汪有為、張大洲、范起發、汪懷武(事秀成后來在供詞中稱他原名“汪花班”),籍貫不詳,他們七人看來情況與郜相似。那時,地緣與造反先后是很重要的。洪秀全升官晉爵特別優待兩廣“老兄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凡能與“開朝”沾邊的,無功也要封官賜爵。清朝方面,對于“粵西老賊”特別痛恨,尤不寬恕。對立雙方的態度,都注重籍貫和新老。
  部永寬等八人,眼看太平軍大勢已去,不久將會敗亡,跟著李秀成無論在太平軍未亡或已亡都沒有前途。又因為都不是兩廣“老兄弟”,對清方抱有幻想,所以準備投降。李秀成“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但他對這些人的態度和心情也很復雜,不忍更不敢采取斷然措施。不忍,是因為他們是他培養起來的“戰友”,他的“成名皆其各等之力”。更主要的是不敢。如果設計殺了這些人,很可能在蘇州造成一場大混亂、大內訌,后果不堪設想。1856年南京的洪楊內訌給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絕不想重蹈覆轍。加上他自己對洪氏兄弟己全無信心,對郜永寬等又沒有決絕,所以采取一種聽其自然的辦法。實際上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1863年9月,當李秀成向洪氏兄弟交錢請假四十天,來到蘇州時,情況比他想象的還嚴重。他已不可能作什么戰略部署或中長期的軍事安排,首先就是直接指揮軍隊,遏制對方的進攻勢頭,贏得暫時的相持和蘇州的穩定。接著就是找郜永寬等人談話。“現令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皆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我一家難臺,母子(親)六十余歲,大家流涕,而各及他行。”這種“心腹之閑談”,后果可想而知。郜永寬等人,在“老首長”面前當然不便也不敢公然說出想投降的話,只是假心假意地給“老首長”一點面子:“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而誰有此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這樣的回答,除有點真實感情之外,當然是敷衍應付之辭。
  事秀成假滿從蘇州回南京,不久,郜永寬便與其他人商定,由汪安鈞赴陽澄湖與李鴻章部下程學啟會晤,提出“只要清軍進城以后,他們的生命有保障,便不出兵抵抗”,并同意交出一個城門讓清兵進入。汪安鈞所找的程學啟,原是安徽桐城百姓,太平軍占領桐城后加入葉蕓來部,屢次立功。曾國荃用計使降,在攻陷安慶、三河之戰中有功。而相繼升游擊、參將。1862年春轉入李鴻章手下為淮軍基干,是年10月由副將升總兵。1863年,他接連從太平軍手中奪取太倉、昆山、吳江,是進攻蘇州的主要人物。郜、汪等人大約因為自已不是兩廣“老兄弟”,想步程后塵,投降后在清廷當個官。程正苦于攻不進蘇州,自然一拍即合。
  然而,譚紹光力主堅守蘇州。他在幕王府召開軍事會議,說到太平軍所遭到的種種困難,贊揚兩廣軍隊的英勇,又弦外有音地指責其他軍隊的不可靠。這種講話實在很不策略,馬上導致矛盾激化。于是發生了激烈爭論。在會議上孤立的譚紹光,終于被刺死并割下首級。于是,程學啟兵不血刃地占領了蘇州。
  可是,郜永寬、汪安鈞等八人,不但沒有被授予一官半職,也沒有得到人身安全保障。投降兩天后,程學啟得到李鴻章的密令或批示,派人將他們全部殺掉。然后,又派兵入蘇州城,轟殺他們的余黨。
  李鴻章、程學啟為什么要殺掉郜永寬等八人呢?因為這些人手下兵太多,即所謂“降者太大,不甘人下”。而且,這些人不義,反復無常,為了自己的利害,什么都干得出來。如不能滿足他們的欲望,投降后還是可能糾集舊部作亂。他們和程學啟不同,程是被曾國荃用計誘騙投清的,而且只帶了區區八十二人來降,到湘軍、淮軍后也不曾有什么三心二意。
  淮軍占領蘇州,是李鴻章軍事上的大勝利。但是,殺降則造成嚴重后果。按照傳統理念,殺降不但違反道德,而且是有罪的。在輿論和政治上失分不少。尤其成問題的是,這么一殺,使許多本來有降清之意的太平軍將領,斷了投降念頭。反正降也死,戰最多也只一死,與其投降被殺不如血戰到底。最突出的例子是常州主將護王陳坤書。他本來早有降清之意。看到李鴻章殺降,遂“嬰城固守”,血戰到最后。清兵為攻取常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太平軍和捻軍在土崩瓦解之際,投降的人很少,多數寧可作無望的抵抗和掙扎,也不投降,與蘇州殺降有很大關系。李鴻章殺郜永寬等人之時,曾經十分得意。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看出此舉的負作用。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他以后幾年。常在為殺降的錯誤還本付息。
 


潘旭瀾 2011-12-18 22: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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