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街燈要比紐約的街燈暗得多，這是我們在阿根廷的半年里最深刻的體會。我們租用的車子老舊，車身落滿了這座城市的灰塵，前擋風玻璃更加遮蔽了射進來的光。當我們駕車離開當地醫院，在第一個路口等紅燈時，我打破了我對露絲許下的兩個最重要的結婚誓言：第一，我以一個醫生的口吻和她說了話；第二，我欺騙了她。
我從牛皮紙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車上微弱的燈光，我便知道露絲體內發生了什么。但我一邊發動車子，一邊說：“嗯，我什么也看不出來，我們還是回家去咨詢專科醫生吧。”我當然是在佯裝，我是肺癌專家，雖然對婦科領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看出，露絲的癌細胞已經擴散。
露絲的X光片很快被傳到紐約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由那里的醫生進行分析。我在這家癌癥中心當醫生已超過10年，2008年，露絲也是在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電話就響了，是露絲在癌癥中心的主治醫生打來的。
露絲和我并排坐在沙發上，各自拿著聽筒。她的醫生用了很多我無比熟悉的詞，比如“轉移”、“緊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質量”而不是治療等等。
對方沒有采用掩蓋事實的委婉說法，也沒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還是可控的，我們還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說不定你還能維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們現在的目的是延緩癌細胞擴散，盡可能給予你更有質量的生活。”這些話的潛臺詞就是，從X光片上看，露絲的日子不多了。
雖然我明白，當病人沒有準備好時，告知他們真相也許會產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贊同露絲醫生的做法。
我們并排坐在沙發上，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就像17年前我在巴爾的摩交響樂團第一次遇見她時一樣，她還是那樣美麗。可當我仔細端詳我親愛的妻子時，我又仿佛看到了這些年來，我曾在紀念斯隆-凱特林癌癥中心10層（乳腺癌患者病房）看到過的病人們。她們有的變得消瘦憔悴，有的因肝臟衰竭渾身發黃，有的病人全身水腫、波及四肢，有的病人因腎臟衰竭以及癌細胞轉移到腦部而變得神志不清。那些病人有的和露絲年紀相仿，更多的病人比她大。露絲今年才46歲。
我意識到現在我們夫妻之間有了一個不能討論的秘密。我能看到露絲的未來，看到她的生命將在哪里終結、她將變成什么樣子、將如何受苦，可我只能無助地站在一旁，而露絲對這一切都毫無所知。
我們趕回紐約，露絲做完手術后，北半球漫長的夏天開始了。露絲感到疼痛，向我抱怨說：“就像一個拳頭在攪動我的腸子，一頭騾子在我的脊柱上跳。”我笑著問她：“你怎么知道騾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覺？”露絲也笑了。手術一個月后，她有所好轉。掃描顯示，椎體上的癌細胞已經消失，治療奏效了。
可癌癥并未被治愈，只是癌細胞從某個威脅她的部位被暫時鏟除。
露絲開始上網搜索那些奇跡般恢復的女病人的故事，她經常提起一名據說乳腺癌轉移后還存活了14年的女性。
我們的生活漸漸恢復正常，只不過對一些小事變得格外珍惜，比如一塊兒去海邊看日落，把腳趾浸在水里，感受海水的撫摸。這是許多人患病后的生活細節，如今也成為我們的了。有些日子，露絲心情不錯，可有些日子，她心情會很糟，但不管怎樣，只要我們還能彼此相守，我就很滿足了。當露絲從手術和放療中恢復過來后，她又回到銀行上班。
初秋時分，露絲的醫生告訴我們，她的“腫瘤標志物”連續兩次上升。當血液中的這些物質上升時，意味著癌細胞可能在增長，也意味著治療已經控制不住癌細胞了。
接下來的治療還是吃藥，但這次露絲從一天吃幾粒，變成了一天吃幾把。
離開醫生的辦公室，我和露絲走進電梯。電梯里已有幾個人，其中一名穿白大褂的醫生是和我共事10年的同事，我們打了個招呼。其余的是兩三個病人和他們的家人。我不禁猜測他們正處在癌癥的哪個階段，是處于剛得知自己病情的震驚期，還是已經在數著最后的日子，抑或正處在積極的治療期？我們到達一層大廳，露絲第一個沖出電梯，頭也不回地走了，仿佛這樣就能離癌癥遠一點。
當露絲首次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時，朋友們經常說：“幸好彼得就是醫生，還是這方面的專家，真是太好了。”但也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我懂的越多就會越痛苦。站在我每日上班的醫院大廳里，看著露絲從我面前逃離，那一刻，我終于找到了答案：我的專業知識不容我自欺欺人，假裝前面還有無數希望，我一刻也不想再過了。
我們再次來到醫生的辦公室，他的電腦屏幕上是露絲的CT片，癌變已那么明顯。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曾看過數以千計類似的片子。可如今坐在我旁邊的是我心愛的女人，她曾經是我光彩照人的新娘，而我們面前的屏幕上顯示的卻是垂死的癌癥病人體內的情況。
露絲的醫生在圣誕節后給她體內植入了分流器，她幾乎去了鬼門關。
每天早上，醫生們會來查房，并宣布接下來的治療，盡管每天的內容都一樣：監測血小板數量，看是否能保持平穩。其間露絲會問好多問題，我則安靜地坐在一旁聽著，不是出于禮貌或尊重，而是因為我知道接下來會發生的一切。我知道醫生們在走出病房后會在走廊里討論，會相互道出實情：對這位病人來說，治療方案已經窮盡，什么都不管用了，她已進入晚期。經過數日相同的例行檢查后，我們帶著分流器回了家，正好趕上過新年。
一天，我和露絲坐在一家咖啡館里，光線正照在她的身上，我發現了一個可怕的事實：露絲的眼睛變黃了。我一邊不動聲色地繼續和露絲聊天，一邊偷偷給這領域的一個專家好友發了條短信，短信只有一個術語：“鞏膜黃染？”很快有了對方的回復，也是一個詞：“見鬼！”
后來露絲自己也發現了，問我是怎么回事，我說我也不清楚，得問醫生。這當然又是一個謊言。
幾天后，露絲變得神志不清，行動搖搖晃晃，她想去醫院問問主治醫生何時開始新一期化療。我口中答應第二天帶她去醫院，轉身就像個出軌的丈夫，走到另一間房的角落，拿出手機，偷偷給露絲的醫生打電話。
“我不能再讓她接受化療了，她太虛弱，那將置她于死地。”醫生說。
“是的，我知道。”我回應道。
“謝天謝地，你知道。”
于是，第二天，當露絲坐在醫生面前時，他按照前一天我們在電話中商量好的辦法，告訴露絲，最好等兩天再進行化療。而我這個“陰謀”的參與者則坐在露絲身邊，一言不發。
兩天后，露絲在我的懷里安然離世，她最后一句話是：“我愛你。”
一晃幾個月過去了，露絲去世之初的混沌我已記不太清。露絲得病后，我便停止了一切接診，露絲去世已有數月，我也沒有讓醫院給我排班。也許有一天我會重新給病人看病，但我并不急于回到那樣的病房里。
悲傷來臨的時間和程度都是無法預測的，并不只有結婚紀念日，或者重回某家曾一起去過的餐廳，才能勾起喪偶之痛。當你走在雜貨店的過道，看見長葉生菜時，你會想起愛人曾學著用油炸蒜味面包丁做愷撒沙拉，因為那是你愿意吃的唯一一道沙拉；又或是當你在機場候機廳里看到某一集電視劇重播時，想起多年前的一個冬日午后，你們曾一起看過它。失去愛人的滋味，不是哭泣，不是崩潰，不是低吟悲傷，而是四肢疼痛一般的幻覺。你會疼，會悸動，沒有任何真實的來源，但你卻永遠不想讓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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