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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雅克·索雷

翻譯：王晨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長久以來，法國大革命的歷史一直被禁錮在意識形態的堅冰中：完全的贊美或徹底的憎惡成了看待它的兩種思維定勢，而關于它的神話則世代流傳。

法國政治生活的變化以及大量學者的工作為這段歷史帶來了新的視角，它不再被過度地神圣化或妖魔化。著名近代史專家雅克·索雷在《拷問法國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5年3月出版）中展現了這些新穎的觀點及其引發的爭議，他洗清了覆蓋于大革命之上的意識形態塵垢，讓那些激動人心的事件以本來面目呈現在我們面前。

正如理查德·伯恩斯坦在《紐約時報書評》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紀念版封面文章上說的：“索雷的拷問，問對了方向。”

以下文字選自《拷問法國大革命》一書的第七章《恐怖統治有其邏輯嗎》。

很難把1793年政府的行為僅僅歸咎于于外部環境或者革命話語的發展。奧古斯丹·柯香（Augustin Cochin）認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邏輯必然導致德性的平等統治，通過告密、虛假審判和嫉妒的制度化等強行確立德性的支配。這位社會學家以此解釋了一個漸進排斥的系統：純粹的部分不斷清理掉不純粹的，使溫和派激進化，使他們在道德上成為恐怖派。啟蒙運動是他們野蠻行為的源頭。這種對極權民主的慣常描述遭到了帕特里斯·依格奈的質疑。他認為，資產階級領袖的政治地位以及同人民運動的關系決定了其意識形態的不穩定性，導致1791年后他們多次望風潰逃。在這樣的背景下，把資產階級和民眾團結到大革命周圍成了恐怖派的愿望。恐怖統治的始作俑者不是不同尋常的人物，而是一些普通的法學家。恐怖統治試圖把啟蒙遺產中同時體現個人和集體主義的各種訴求整合起來，因為那個處在政治學徒期的階級無法很好地掌握這些訴求。法國的資產階級既有其特殊主義，也有普世主義，讓他們體會到自己骨子里的自由主義的只是在那個暫時背叛過自由主義的恐怖統治時期之后。目標的宏大和手段的匱乏之間的鴻溝導致了這樣的經歷，他們從中領悟到古人的自由同現世界完全無關。

我們無法忽視當時席卷法國的巨大危機。法國人絕不是空談理論的機器，他們關心的問題更加現實。就像約翰·塔爾蒙（John Talmon）所說的，雅各賓派創造的意識形態暴力完全是“即興發揮”。我們有必要研究其摸索過程，因為無論是對“貴族陰謀”的理解還是應對之道，無套褲漢和山岳派都沒有達成共識。

恐怖派是什么人，計劃是什么，如何實施的？

無套褲漢更希望直接行使人民主權而非采用代議制，一些重要的恐怖派就來自該群體。各區的活躍分子反對以人民立法提案權、公投、召回代表和攜帶武器權等要求反對代議制。他們的請愿和示威只是為了把他們的愿望強加給他們的委托人，而主張由人民掌握審判和懲罚權完全是出于現實需要。經驗告訴他們，他們的領袖不可信，必須用起義消滅叛徒。他們知道自己可能會被欺騙，明白教育的必要性。他們的反教會主張源于這樣的觀點，即教士們數百年來一直在灌輸服從貴族和富人的思想。權利意識的覺醒和行使權利的意愿讓他們開始反抗壓迫。他們對大革命的理解首先是道德上的。不過他們的平等主義首先反映了小業主們的要求。他們希望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并且過上體面的日子。這種理想為強行征繳糧食運往城市、向富人征收革命稅等行為開了綠燈，而組織公共援助體系、減少不公平、建立社會保障體制則成了追求的目標。不過要實現上述目標必須經過持久的抗爭。

有這種理想的不僅僅是體力工人。阿爾貝·索布爾（Albert Soboul）眼中的一份典型的里昂無套褲漢宣言其實是由文人、法律工作者、前教士或前行政官員起草的。雖然無套褲漢主要是手工業者（就像在圖盧茲那樣），但他們同小業主的關系極為密切。和四分之三的地方雅各賓派領袖一樣，這些業主大多生活無憂。蒙布里松（Montbrison）的恐怖派屬于中產階級，領導他們的是該群體中最富有的成員。1792年之后，雅各賓派承担的稅負仍然要超過其他群體，隨著他們社會地位的上升，這個比例更高了。巴黎等地的無套褲漢大多是城市工人，有三分之二的革命委員會是由他們組成的，不過從社會關系上看，他們的運動包含了多種成分，甚至經常是資產階級的。其識字率要高于法國人口的平均水平。在各自的街區和行業，這個異質化的群體屬于精英階層。在巴黎，繼續有1791年的積極公民加入該群體。外省的情況類似，那里的平民成員比例更高，但指揮權完全掌握在擁有較高社會地位者的手中。這其中，共和二年的恐怖派早在數年前便已是活躍的政客。

這個少數派群體的分布非常不均，平均每10個市鎮有大約1個他們的俱樂部。在東南部、平原地區和沿海地區，俱樂部的數量要比在山區和篤信宗教的地區多得多。即使在大城市，每個俱樂部的成員也很少超過100人。1793年，超過四分之三的巴黎人沒有為新憲法投票。1726月，只有9000人投票批準（同時有6000人反對）革命者昂立奧（Henriot）出任國民衛隊司令。溫和派被消滅后，參加各區活動的人更少了，很少超過10%。

活躍分子把自己的大部分時間用來動員其他人。就像在圣安托萬區那樣，起義由一小群老成的手工業者指揮，他們在財富上已跨入中產階級行列，早就在首都站穩了腳跟，而且與所在街區的其他工人關系密切。平等主義理念使其本能地仇恨“大人物”，反對任何人擁有“過度的”財富，并嚴厲譴責投機者。社會期望決定了其在政治上缺乏遠見。他們的權力來自左鄰右舍的同行組成的等級系統，所以僅限于所在地區，無法像雅克·魯那樣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除了市政府，巴黎的無套褲漢們沒有任何協調機構，并且總是受制于國民公會的權威。

我們要感謝理查德·柯布（Richard Cobb）及其學生對阿爾貝·索布爾的觀點做出了上述有用的修正，他們堅持認為民眾運動的少數派特征，其道德態度有時會危害大革命。資產階級領袖反對全盤實施無套褲漢的方案，但在一個處于戰火中的農業國家，他們必須向現實低頭。柯布認為，“中產階級”恐怖派的特點是幽默感差，由于對現實極度無知，在政治上又非常容易輕信。無套褲漢把告密變成公民的頭號美德，為了確保國家復興，他們將鎮壓行動神圣化了。這些愛國者渴望統一而且大多排外，為身為法國人感到極度自豪。他們總是天真地等待著從馬德里到圣彼得堡的被奴役人民也參與到大革命中來。夢想的破滅讓許多人灰心喪氣。這些崇拜小業主的手工業者把自己的革命理念看作一種非常“民族主義式”的熱情。他們的慷慨氣度是在斗爭和危機背景下誕生的，如果沒有了那種壓力就無法維持下去。隨著時間流逝，他們暫時的極端激進主義不可避免地流于平淡。

1970年，柯布在研究大革命期間民眾的抗議時再次使用了上述圖景。抗議為奉行正統精神和宗教裁判所手段的恐怖派帶來了勝利，不過它首先表達了在入侵的威脅以及更加迫在眉睫的“家中沒有面包”的困境面前，一小群純粹出于意外而登上權力巔峰的人訴諸暴力的絕望。這些人制定的戰略和法規完全為生計問題和由之引發的“對明天的恐懼”所左右。對食品短缺由來已久的担憂、連年不斷且愈發嚴重的災害、內戰、因百萬人被動員而突然產生的需求——這些因素的疊加造就了共和二年的政局。同時，去基督教化運動加深了城鄉間的鴻溝，它把征繳糧食和軍需工作變成了對農村世界的直接攻擊。由于農村世界墨守成規且沒有無套褲漢的推動，窮困的農村人們把恐怖統治看成是城市里的妄想。那些嚴刑峻法仿佛只是為了配合物資配給，唯一的目標是滿足每日的糧食供應。生計問題完全左右了人們的心理，讓舊制度下的各種恐懼和解決方法重新浮出水面。

這就是雅各賓派激進分子活動的背景。就像瑪麗-泰雷茲·拉伽斯基耶（Marie Thérèse Lagasquié）在分析圖盧茲的情況時所指出的那樣，幾乎沒有人關心那些“真正一無所有的社會階層”，雖然后者為生計所做的斗爭幫助這些人登上了權力的舞臺。圖盧茲有記錄的293名“嗜血者”（buveurs de sang）中有55人來自大資產階級，其中21人是批發商。雖然還有133人是手工業者，但都不是窮人。領導這些南方恐怖派的是顯貴，他們關心的是利用大革命為自己謀得更大利益。在這座過去高等法院所在的城市，各派活躍分子都把清算舊賬當作了首要任務，導致80多人被處死（在圖盧茲或巴黎）和800多人被捕。馬丁·萊恩斯（Martyn Lyons）試圖找到一條能把這場鎮壓行動和它的執行者們聯系起來的線索。他的結論是，屠殺體現了某些人提高社會地位的欲望，他們往往是外來者，準備在新的城市大干一場。政治動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處境，使其有能力一雪在舊制度下遭受的羞辱。在地方層面上，里爾（Lille）的軍卒、凡爾賽的仆役、波爾多的商人等曾經被排斥的群體或個人成了恐怖統治的擁護者。

這些活躍分子的想法和行動不同于無產者，而是與新舊大小資產階級一致。在里昂，面臨破產的絲織業小老板們曾經熱切盼望革命政府奪回城市的控制權。他們不正是聯邦主義者起義的主要受害者嗎？這些人被新制度欺騙了，代表們對其自主訴求不屑一顧，將之視作被殖民者，并拒絕實行他們提出的沒收富人財產和救濟窮人的方案。里昂的雅各賓派中手工業者的比例特別高，他們試圖在革命政府中謀得一席之地。但政府一直無法拿出重振絲織業的計劃，一位里昂工人運動的領袖反而在恐怖統治期間被處決。鎮壓行動在讓無套褲漢受益的同時也對其造成了傷害，他們長期失業，不得不從事拆除危舊房屋和看守嫌疑分子居所這樣的工作。參與恐怖統治的行動為其帶來的只有惡名。他們是經濟危機的受害者，沒有在大革命的起起伏伏中找到解決自己問題的辦法。

不合拍同樣體現在當局實施的經濟政策上，它與滿足活躍分子的要求相去甚遠，并受制于農業社會的現實。雖然限價只是臨時舉措，形勢還是迫使國民公會走上了經濟管制的道路。這項法令會使各省反目，并招致作為國之根本的農村地區不滿，所以實施效果一度并不理想。內戰的爆發也沒有帶來什么轉機。直到7月26日，當局終于采取措施對付投機者。不過新設立的“懲治囤積專員”（commissaires aux accaparements）無法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形勢反而進一步惡化了。各地不得不先于政府自行應對危機，比如1792年8月起，圖盧茲就成立了“供給局”以滿足最困難人群的需要。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波爾多，聯邦主義者和山岳派先后使用了征繳和管制手段。1793年9月，當局實施全面限價，該法令終結了供應難題，受到包括馬賽在內的焦頭爛額的各市鎮當局熱烈歡迎。

該法令體現了自詡深諳平等與共和理念的民眾心底對市場邏輯的敵意。除了城市消費者，最貧窮的農民同樣仇視富農。由此產生的經濟聯邦主義理念的威脅并不亞于政治聯邦主義。巴黎大街小巷上的示威人群迫使政府走上經濟管制的道路。6月25日，魯在國民公會上要求嚴懲囤積者的講話把示威活動推向了高潮。糧食供應困難和通脹問題在首都引發了騷亂。絕大多數的革命領袖并不喜歡魯，卻無法對他提出的問題視而不見。由于預計收成不佳，當局不得不分發配給券。各區和俱樂部的活躍分子紛紛要求控制價格和征繳糧食。這些要求是對從1790年以來局勢的具體回應。在恐懼和壓力下，國民公會屈服了。事實上，人民運動代表們的首要訴求不是限價而是打擊投機者，真正推動經濟國有化的是戰爭的需要。這年夏天，持續不斷的戰事失利引發了新一波的激進化浪潮，矛頭指向的是吉倫特派、聯邦主義者、旺代軍和保王黨。不過立法議會并沒有答應所有制裁右派代表、貴族、教士和富人的要求，而是按照無套褲漢喜歡的方式發起了一場總動員。8月16日，巴黎各區接受了以徹底消滅敵人為名的總動員，救國委員會又改用同樣氣勢昂揚但更富軍事色彩的“人民戰爭”來稱呼它。14日，卡爾諾（Carnot）出任軍事行動的負責人，并于23日被選為總指揮。總動員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權威，也迫使其建立限價機制。事實上，外派代表一直在抱怨農民對限價和征繳不夠配合，導致物資供應困難。在高通脹的背景下恢復自由市場將嚴重影響城市和軍隊的供應，對大革命造成無可挽回的傷害。為了避免破產和贏得戰爭，人民更希望加強控制，這同時也是無套褲漢的要求。上述形勢讓國民公會在 9月29日做出了全面限價的決定。除了為39種必需品確定最高價格，限價令同時對工資做了限制，但后者直到十個月后才開始在巴黎實行。

與其說這些降低生活成本的舉措是迫于底層壓力，不如說是出于戰事需要。在雄心勃勃的軍事行動背后是一盤散沙的經濟和行政手段的匱乏。由于多種權力各行其是，沖突變得不可避免。10月22日創立的“生活物資委員會”（la Commission des subsistances）起到了協調各方行動和平息沖突的作用。它擁有500多名辦事人員，負責調查實際產量并鼓勵生產。委員會完善了舊制度下的做法，首要目的仍然是滿足戰事需要。人們對此不乏怨聲，但除了產品質量下降以及造假現象多令民眾不滿外，委員會運行良好。出于對饑荒的恐懼，各地都加強了管控措施。大多數城市引入了配給制和公共面包房，活躍分子則參與了對投機者的威懾行動。不過這樣一來，城市居民的生計畢竟有了保證。

為這一切買單的是農村，即使當地并不屬于戰區。官方限定的農產品價格低于實際生產成本，而從1月起，紙幣也開始貶值。由于供應者收入過低，限價令的執行遭到了阻力。另一方面，征兵導致農村勞動力減少，經常出現無視法律提高工資的情況。在外派代表眼中，這是一種新的經濟犯罪形式，但政府無力阻止。2月，為了安撫生產者，政府被迫提高物價。無套褲漢們希望用“強硬手段”來對付農村，不過無力付諸實踐。法國的社會結構決定了政府不得不聽任富農的擺布，因為后者提供的糧食對政權存亡不可或缺。按照各自的專長，他們經常出任市鎮顧問、收稅人、稅監或配送人。恐怖統治的領袖們本來就不愿干涉個人財產，為了維護自己標榜的平等主義，他們選擇向最富有的農民妥協。這種“農民權力”的具體表現形式反映出糧食短缺問題在城市普通民眾眼中的首要地位。

不過，引發政客和人民運動沖突的并非生計問題，而是去基督教化行動。這場行動最初只是在物質和經濟層面上壓榨教會以滿足戰爭機器需要。該過程從1792年就開始了，在1793年秋以更大的規模卷土重來，不過這一次還伴有毀壞圣像和反教會行為。如果說把教堂改成兵營或彈藥庫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在儀式上公開破壞崇拜物就超出了軍事需要。運動的高潮是用強迫或非強迫手段讓教士辭職，要求他們還俗或結婚。在打擊舊有宗教秩序的同時，人們還試圖建立新的秩序，它包含了各種革命崇拜，以日常生活為基礎，帶有強烈的去神圣化色彩。街道和城市名、人名、日歷都切斷了同基督教傳統的聯系。周日和節日被旬日（décadi）取代，人們每月的休息日因此少了一到兩天。

為何會出現上述情況呢，要知道僅僅三年前教會和新制度間仍然關系密切？《教士公民組織法》和各種愛國者彌撒是這種關系的最好象征。天主教會的傳統觀點把矛頭指向了啟蒙主義者，但后者也不曾預料到如此規模的破壞行動。我們無法將任何舊制度下的所謂“去基督教化”活動視作共和二年事件的前兆。人們日益增長的對宗教的冷淡態度并沒有抹掉革命崇拜中的天主教印記。世俗化遺囑的締造者們生活無憂，完全不同于原先篤守教規，但在大革命中被轉變成反基督教活動支持者的民眾。只能說，他們仇視女性的觀念可能源于不滿教士對婦女施加的影響。此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明確表現出豐富的宗教特征，無論是其神秘主義的詞匯、各種象征還是傳道式的熱情。這一切與憲政教會并不矛盾。直到1793年，參加憲政教會的活動仍被視作擁有革命情感的佐證。但它畢竟是基督教會，反對教皇不足以使其擺脫天主教的影響。憲政教會的尷尬處境最終導致了它在去基督教化運動中被拋棄。作為國家的教會，它必須為當局服務，這被許多堂區神甫積極地執行了，而在其同反革命民眾運動的交鋒中，他們也得到了當局的支持。不過隨著民眾運動不斷取得勝利，特別是在1793年夏天的西部地區，憲政教會遭到越來越多的詬病。1792年，未來的去基督教化運動領袖約瑟夫·福歇（Joseph Fouché）還在強調宗教情感的“必要性”。但第二年3月被派往南特參與鎮壓旺代軍的行動后，他開始向整個教會開炮，指責它鼓勵無知和狂熱，方便了貴族們進攻城市。下盧瓦爾省（Loire�Inférieure）也表示應該發展革命精神的教育，以便消除“宗教可憎的影響”。盧梭主義者庫通（Couthon）是個反教會的自然神論者，在目睹到了許多憲政派教士參與里昂的反叛活動后，他也開始支持去基督教化運動。宗教被認為是貴族們用來操縱輕信民眾的工具，這成為了去基督教化的借口。各種形式的天主教都可能引發反革命活動，因此必須全部消滅。去基督教化運動接過了迫害和遣送拒絕宣誓教士的政治接力棒。

該運動還體現了平等主義。福歇就曾對涅夫勒省（Nièvre）和阿列省（Allier）一視同仁，實行了相同的原則。別的代表也是這樣做的，當然土地法仍然是禁區。他們把去基督教化工作同培養不受宗教毒害、擁有完美道德的共和國新人聯系起來。這項運動由外派代表們牽頭，在他們離開后，當地政府對其支持力度會大大下降。不過，革命聯盟的各派別經常會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去基督教化運動。11月初，隨著巴黎發出信號，活躍分子們在代表的領導下迫使大量教士辭職。其中一些教士立即轉而開始狂熱地反對他們長久以來效力的教會。在確信宗教與大革命密不可分后，他們把熱情從前者轉移到了后者，有的搖身一變成了稱職的官僚。在前往里昂的途中，巴黎的革命軍也為摧毀教會貢獻了巨大的力量。外省的軍隊同樣介入了這場運動，有些地方是新征的民兵，在旺代則是正規軍。俱樂部的參與和各類公民節慶活動的舉辦表明去基督教化運動大受歡迎。雖然巴黎并非始作俑者甚至是被迫參加，各區民眾還是積極地展開了行動。11月7日，戈貝爾（Gobel）主教辭職。三天后，在改稱“理性之殿”（Temple de la Raison）的巴黎圣母院上演的歌劇中，一位演員以自由女神的形象出現。與天主教徹底決裂無疑受到了熱烈歡迎，大多數恐怖派都參與了這場運動。在一些村鎮，無神論者受此鼓勵大膽地公開了自己的傾向，而形形色色的激進分子則上演了光怪陸離的巡游。在內戰地區，罷黜教士的現象尤為常見，特派員鼓勵這樣做，比如里昂周圍的幾個省，或者旺代軍入侵前的諾曼底。所以，去基督教化運動具有很多恐怖統治的特點，同后者一樣是對反革命恐懼的產物。

在法國，去基督教化運動一直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最近的研究似乎證實了唐納德·薩瑟蘭的上述結論。研究顯示，有大量革命活躍分子（同時包括資產階級精英和平民階層）參與了這場運動。在多姆山省和貢比涅（Compiègne）地區，愛國者們早就表明了反教會甚至反基督教的立場。從1793年到共和二年牧月，西部各省共375次呼吁國民公會鏟除基督教。為了驅逐教士，圖盧茲的雅各賓派在臨近市鎮展開了堪比龍騎兵計劃（dragonnades）的行動。米歇爾·伏維爾預計，欣然辭職的紅色堂區神甫占總數的10%。他們加入外省的各級行政機構，完全融入了世俗社會，反而把炮口轉向其他教士。

去基督教化的成功只是表面現象，作為替代品的新崇拜和新儀式很快風光不再。這場運動的最大受害者是憲政教會。雖然絕大多數的辭職教士都是被迫的，但從1792年年末開始，其中的十分之一選擇了結婚。他們中的四分之三在局勢平息后也沒有回歸教會。反而是決絕宣誓者因為流亡或地下活動而幸免于難，可以說去基督教化運動的結果完全背離了其目標。當然它導致了法國教士的某種衰落，有些數字看上去非常驚人。從1791年開始的超過十五年時間里，法國的許多地方都沒有了自己的教士。

不過，運動并非全無阻力，圍繞著《教士公民組織法》的斗爭也擴展到了這里。在巴黎周邊的農村，人們紛紛反對挪走大鐘，并根據1793年12月16日的法律要求重新開放教堂，雖然它僅僅是一紙空文。在作為運動中心和未來保王派搖籃的涅夫勒省同樣可以看到這種態度。它還出現在盧瓦爾河谷（Val de Loire）、芒什省（Manche）和布列塔尼省。1794年6月，芒什的信眾在夜間集會，參加了神跡彌撒。而在布列塔尼，據說有人看到了神靈顯形，宣布世界末日和上帝審判的到來。有人長途跋涉回到家鄉的圣所。有人恢復了自己從前的信仰，就像5月在埃羅省（Hérault）發生的那樣。有時，世俗人士不得不承担起教士的職責，這種現象甚至出現在最缺乏宗教熱情的地區。與此同時，拒絕宣誓的教士們在恐怖統治的高潮階段仍繼續開展活動，其中一些為此付出了生命。

受去基督教化運動影響最大的是法國民眾。實際上，許多人并沒有受到鎮壓行動、經濟管制甚至征兵的影響。但去基督教化運動卻把所有人牽扯進來，許多人還因此遭受了巨大的痛苦。民眾宗教的目的是控制一個危險而又無處不在的超自然世界，它的突然消失將造成嚴重后果。勃艮第的農民們就把葡萄受災歸咎于教士和圣像的消失。

薩瑟蘭的上述觀點也出現在法國歷史學家們正在進行的關于去基督教化運動的討論中。一個揮之不去的難點在于，去基督教化這個概念非常模糊，它更像是一場運動而非狀態，更像是心理狀況的集合而非一系列行為。在產生于底層人民的暴力和迫害狂熱中，曾經受革命政府保護的教會轟然倒塌，這一切并不能完全用對反革命勢力的恐懼來解釋。運動的發起者試圖用一種對社會和文化的全新構想來代替過去的宗教。熱拉爾·肖爾維（Gérard Cholvy）注意到，人們對運動成果的描述有夸大之嫌，低估了民眾對傳統信仰的依戀程度。他給出的許多例子證明，這場由恐怖統治發起的風暴中不乏抵制者的身影。那些普通信徒的例子比教士辭職更有說服力。肖爾維的例子還推翻了去基督教化運動是啟蒙運動延續的說法。相反，我們看到了18世紀末宗教法國的牢固。出于經濟原因和政治動機，大革命需要破壞這種牢固。去基督教化運動是一部分激進分子違背政府意愿進行的冒險。就像理查德·柯布在1964年所說，這場運動是“不公平”和“脆弱”的。

發起這場不幸運動的人在各方面都很像皮埃爾·瓦斯泰（Pierre Vastey），他是下塞納河省（Seine Inférieure）的國家代理人（agent national），當時剛剛研究了菲利普·古亞爾（Phillipe Goujard）的理論。雖然運動的發起者在名義上自詡為民眾的代言人，兩者實際上卻是貌合神離。他們在文化上對農村平民的不屑導致了自己的失敗。

同經濟政策一樣，教士的消失也削弱了恐怖派的統治，他們只有通過更加嚴厲的鎮壓來使自己走出危機。軍事勝利并非鎮壓行動的結果，而是先于后者實現的。聯邦派從1793年夏天便開始潰敗了，里昂和土倫則要稍晚一些。9月到10月間以及年底，北部和東部邊境的包圍分別被解除。11月中旬，旺代軍在格朗維爾（Granville）遭遇慘敗，12月23日在薩維內（Savenay）徹底崩潰。與此同時，恐怖統治開始進入高潮。在大革命的歷史上，恐怖并非新鮮事物，面對敵人時的恐懼感和懲罚對方的意愿貫穿了大革命始終，其影響力斷斷續續地一直延伸到執政府（Consulat）時期開始。恐怖統治依靠的是特別法庭，它們扮演了負責自發性鎮壓行動的角色。直到1794年6月10日，共和二年設立的革命法庭在運行上非常接近常設法庭。軍事和民事委員會對法官們的要求是按照舊制度下的程序做出判決。而大多數的死刑判決（特別是在旺代處死的數千人）則是根據1793年3月19日的特別法令做出的，針對的是反革命集會和武裝。該法令的發起人是吉倫特派的朗熱奈（Lanjuinais），此人在路易十八時期成了法蘭西貴族院議員。

當然，革命法庭的實際活動超出了法律賦予它們的權力。設立法庭的目的是威懾敵人和為政治司法體系服務，后者負責引導民意支持政府。無論是否名人，所有的受害者在上法庭前就被定罪了，法官們在援引特別法令時幾乎不考慮證據。當然也有例外，甚至在盧瓦爾省和馬賽這樣的內戰區，一些職業法官會站出來阻止運動過度蔓延。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位于13個省的處決人數占到全部的90%，它們主要位于西部、南部和巴黎。前兩者同時也是官方鎮壓行動最血腥的地方，杜羅（Turreau）的“地獄縱隊”（colonnes infernales）對旺代進行了掃蕩，而在昂熱和土倫，許多人未經審判便被處決。里昂和南特的案例表明，共和二年的恐怖統治只是持續不斷的鎮壓和反鎮壓循環的一部分。在革命政府時期，這些行動不過是擴大化了。在里昂，兩所特別法庭在12月1日前判處了200多人死刑。巴黎的領袖們對這個反革命溫床還不放心，要求將其部分拆毀并改名。被派往當地的科洛·戴爾布瓦（Collot d’Herbois）和福歇首先舉辦了一場去基督教化典禮，當眾上演了瀆神行為。隨后，一個完全由非里昂人組成的“臨時委員會”以人民權力的名義在一百三十天內處死了近2000人。伴隨著效率低下的社會手段，這種革命司法沒有給當地活躍分子帶來任何好處，卻讓反革命愈演愈烈。雅各賓派的專政統治在各方面都讓無套褲漢失望了，上面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在南特，外派代表卡里耶（Carrier）被認為有組織地將2000人投入河中淹死，此外還有更多的人被槍決。這位代表似乎認為前者都是已經被判處死刑的旺代叛軍囚徒，但事實上他的助手們在其中混入了包括教士或普通刑事犯在內的其他囚徒。當時的南特正遭到旺代軍的猛攻，塞滿監獄的被俘叛軍士兵讓市民們感到恐慌。叛軍首領夏萊特（Charette）和英國人一直對該城虎視眈眈。就像1792年巴黎大屠殺前夕的情形，對陰謀的恐懼始終籠罩著這里。1794年2月，由于當地激進分子認為卡里耶過于軟弱，這位代表被召回，受到首都雅各賓派英雄般的歡迎。

恐怖派創造的制度常常比他們本人走得更遠。這年冬天，政府看上去失掉了對鎮壓行動的控制。恐怖統治的初衷是打擊反革命，現在卻似乎承担了凈化社會的責任。雖說從比例上看，受害者中教士和貴族的數量較多，但對旺代等地的研究顯示，某些區域的受害者組成和叛軍的人員組成完全一致。所以，恐怖統治不再是一場階級戰爭，而是變成了針對個人的行動。在西部，它是一場從大革命開始一直延續到1832年的長期沖突的最高潮。在里昂，雖然有一半的受害者來自舊時該城的統治集團，但與絲織業的工人相比，其他行業的工人受難者要多得多。里昂恐怖統治的這種有選擇性反映了當地從18世紀中葉就開始的社會沖突。

外派代表和特別法庭的正常工作離不開扮演更加溫和角色的革命委員會和革命軍。前者遠非最高效的機構，1793年春天設立后，它們在當年夏天就變得死氣沉沉。但9月17日通過的《嫌疑分子法》讓它們恢復了生機。該法規定，保王黨、聯邦主義者和自由的敵人將被拘押或者由交由革命委員會監視。在斗志高昂的外派代表們的推動下，這種可怕的權力賦予了委員會新的生命。委員會還負責清理行政人員隊伍、籌款、追查逃兵、審查信件、頒發護照、執行限價、簽發出任公職必備的“愛國公民證”（certificat de civisme）、關閉教堂、監督旬日遵守情況、落實對地方警察的管理。它們是政府常設機構的補充，有時甚至取而代之。與俱樂部的關系讓它們充滿了革命熱情，這對該制度的運行是必不可少的。不過，除了幾個重要程度不一的中心地區，委員會的數量相對較少。它們在農村很不活躍，在城市間的分布也不平均，其熱情很大程度上依賴外派代表們的熱情。在委員會的運作期間一直有嫌疑分子被釋放，所以很難估計他們的人數。最可能的嫌疑分子數字是7萬人左右，不到總人口的0.5%。

委員會的獨斷專行和缺乏制衡是它們效率較高的首要原因。有時，它們的管轄范圍可以輻射到所在省85%的市鎮。作為雅各賓派專政以及城市控制農村的重要工具，它們也參與了去基督教化運動和限價令的實施。與過去國民衛隊的角色一樣，它們解決了監視農民的難題。不過，委員會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所在地。一些委員會提出為士兵提供告解神父或者驅逐猶太人。但它們最想做的是將本地的反革命代表一網打盡。圖盧茲和第戎的嫌疑分子主要來自教士和貴族階級，而在西部則大多是手工業者和農民。在遠離內戰區的地方，與拒誓派共謀成了嫌疑分子最主要的罪名。所以，與其說委員會是階級之戰的工具，不如說是在地方上延長的同反革命斗爭的機構。這樣看來，在整個大革命期間，《教士公民組織法》的反對者都是當局首要打擊的目標。

在無套褲漢眼中，革命軍的形象是傳奇的，象征了他們最純粹的憧憬，但事實并非如此。革命軍由60多支小部隊組成，吸引許多年輕人加入其中的是個人利益。他們大多是出身低微的小市民，完全談不上有什么革命熱情，僅僅滿足于聽從地方當局的調遣去干些追捕嫌疑分子之類的小差事。巴黎的革命軍負責保障首都的物資供應，為此侵犯了當地農民的利益和訴求，導致1792年多次爆發農民起義。軍隊的政治委員很少來自平民階級，并不傳播真正的平等主義。而對軍官們來說，這段經歷只是軍旅生涯的一個普通階段罷了。

一些大多由英國人完成的最新研究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各地恐怖派鎮壓行動的多樣性。雖然最血腥的場景未在法國大多數地區上演，恐怖統治仍然不失為革命政府最重要的武器之一。從上到下的革命政府締造者們一邊對付著反革命勢力，一邊準備好了迎接美德女神統治的到來。這是否意味著斷頭臺將被神圣化，而無視法律的快速判決將成為常態呢？米歇爾·佩爾杜埃（Michel Pertué）認為，雖然后者在舊制度下有過先例，但在大革命期間仍然只限于特殊情況。為了實現重要目標，允許憑著革命法庭或地獄縱隊“殺死……所有敵人”。這個統一夢想讓他們締造的國家既不同于近代共和國，也不同于被雅各賓派獨裁者視為模板的古代城邦。我們的時代使我們也許無法很好地體會到這種遠大雄心，現代人更關心的是不幸受害者的個體命運。除了謀反者和投機者，其中還包括了信奉天主教的農民、修女或者天真的反對者，他們一起被卷入了一場荒誕多于理智的風暴。雖然恐怖統治拯救了大革命，但從后續的影響上看，它是否為大革命贏得了更多信徒很值得懷疑。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