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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

[美]帕特里夏•奧坦伯德•約翰遜/中華書局/2014-1

北大、人大、復旦、武大等校30名師聯名推薦：哲學專業學生、文科大學生及哲學愛好者的必讀書。

本書首先簡要回顧了阿倫特的生平，幫助讀者通過其經歷來了解阿倫特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并就其關于極權主義、人類的境況等方面的思想進行了清晰論述。她的哲學研究清楚地顯示了那種在她看來對人類的生活至關重要的前途和希望，并同時為當代的哲學、政治、倫理、社會等啟迪著的重要問題。

出世與去世之間

漢娜還在她生命的這一階段初次體會了政治的重要性。瑪爾塔·阿倫特把她的家向社會民主主義者敞開了大門，并且加入了一個有關政治問題的討論團體。盡管她反對斯巴達克同盟（Spartacists）——該同盟系由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組織，但她卻是盧森堡本人的崇拜者。在1919年，她支持由斯巴達克同盟成員所領導的大罷工。伊麗莎白?揚-布魯厄爾——漢娜·阿倫特的最為詳盡的傳記的作者——記述說，瑪爾塔讓她的女兒記住，她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盡管革命最后失敗了，瑪爾塔·阿倫特仍然繼續她對德國所面臨的政治問題的參與。

1920年2月，瑪爾塔·阿倫特嫁給了馬丁·貝爾瓦爾德（Martin Beerwald），一個帶有兩個女兒——愛娃（Eva）和克拉拉（Clara）——的鰥夫。瑪爾塔和漢娜搬進了貝爾瓦爾德家，兩個家庭開始聯結成為一個整體。然而，漢娜從來沒有真正地認同這個整體，她通常更樂于自行其是。她開始吸煙——這一習慣后來伴隨她一生，并且創立了一個“希臘學圈”（Greek Circle）的團體。她和朋友們一起在她在貝爾瓦爾德家中的房間里閱讀和討論古希臘經典。她開始鉆研克爾愷廓爾（Kierkegaard）和康德（Kant）的著作，并且借寫詩來抒發她在情感上的模棱與彷徨。在一首題為《厭倦》（Weariness）的詩中，她寫道：

我所愛的

無法把握。

環繞我的

無從擺脫。

黑暗彌漫

萬物消隱。

沒什么能把我征服——

此乃生活的真面目。

她的智性成長正在開始，1924至1929年間在大學度過的歲月，為她提供了跟隨20世紀最令人激奮的一些學者學習的機會。

求學經歷

18歲時，漢娜·阿倫特就讀于馬堡大學，跟隨神學家魯道夫·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以及哲學家尼古萊·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和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學習。海德格爾當時正處于醞釀他的主要著作——《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的時期。阿倫特參加了他的講座，并且被海德格爾開辟的激動人心的新的哲學路徑深深地影響。盡管她自己的研究工作最終同海德格爾的分道揚鑣，但是她的思想在根本上被她在馬堡的這段求學經歷所塑造。

當阿倫特到達馬堡的時候，海德格爾已經結婚，有兩個孩子，并且已經35歲了。他在獲得一個大學教席的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并且剛剛開始建立起他在哲學界的聲譽。阿倫特既為海德格爾的思想所折服，又被他作為一個成熟男人的風度所吸引。海德格爾冒著失去他的職位和婚姻的危險采取主動，開始了一段風流韻事。他們很快意識到這段戀情不能再繼續下去，遂于1925年將其終止。盡管此后阿倫特又繼續保持了數年同海德格爾之間的聯系，并且在二戰結束后重又恢復了與他的友好關系。在友誼重新恢復時，海德格爾告訴阿倫特，她是他許多思想的靈感之源。可是在1925年，他們心照不宣地就這段戀情達成默契，她離開了馬堡，首先在弗萊堡，繼而在海德堡繼續她的學業。

在海德堡，她師從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espers）。他在她此后的生活中一直是她的導師和朋友。同海德格爾一樣，雅斯貝爾斯也提出了存在主義哲學。他是從心理學半路出家投身于哲學的，相比海德格爾，他對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更為關注。他對阿倫特智性上的影響顯然不如海德格爾，但是他以身作則為她示范了一種生活方式。阿倫特后來意識到，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是以沉思為其特點的。在雅斯貝爾斯的指導下，她完成了她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奧古斯丁的愛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ove in Augustine）。

在這一時期，她重新加強并深化了同漢斯·約拿斯（Hans Jonas）——她在馬堡結識的一位同窗——的友誼。這一友誼——就像同雅斯貝爾斯的一樣——持續了她后來的整個一生。她還密切了與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的關系，她在馬堡期間就與之相識。他們很快開始同居，并于1929年9月成婚。斯特恩幫她編輯整理了博士論文的定稿，完成后，他們搬往法蘭克福，以便斯特恩能夠著手獲得他的任教資格（Habilitation）的預備工作。在德國的學術體系中，這項工作包括進行任教資格演講和提交學術論文，這些都是獲得一項大學教職任職的初始程序。

在法蘭克福的經歷以及遷往柏林

斯特恩正致力于一項音樂哲學方面的課題，由于法蘭克福大學作為一個重要的知識分子集聚地日益增長的聲望，他希望能夠到那里任教。神學家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當時也在法蘭克福，斯特恩和阿倫特都參加了他的講座。就在同一時期，一群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就是后來著名的法蘭克福學派（TheFrankfurt School）的前身。盡管斯特恩和阿倫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還是同這些思想家進行了哲學上的交流，阿倫特開始對政治問題越來越感興趣。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赫伯特·馬爾庫賽（Herbert Marcuse）和特奧多爾·阿多諾（Theodor Adorno）都是這個團體的成員。當斯特恩遞交他關于音樂哲學的論文時，阿多諾作為同一領域的研究者和論文的最初讀者，槍斃了它。

其間，納粹的勢力正在日益增長，斯特恩意識到了大學中的反猶太主義思潮，加之他的論文被駁回，使他獲得一個教職在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他和阿倫特決定遷往柏林。在那里，斯特恩成為一名新聞記者，并化用了一個筆名——君特·安德斯，他在后來的整個寫作生涯中一直使用這個名字。

在柏林，阿倫特開始寫作一部拉赫爾·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傳記，并且恢復了同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的交往。布魯門菲爾德曾是她祖父的一個朋友，也是一名活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這兩件事都使得她開始嚴肅地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對于她而言，做一名猶太人，特別是在德國，究竟意味著什么？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