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見鐘情——辛波絲卡詩選鳳凰詩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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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傳統

《博物館》

這里有餐盤而無食欲。

有結婚戒指，然愛情至少已三百年

未獲回報。

這里有一把扇子——粉紅的臉蛋哪里去了？

這里有幾把劍——憤怒哪里去了？

黃昏時分魯特琴的弦音不再響起。

因為永恒缺貨

十萬件古物在此聚合。

土里土氣的守衛美夢正酣，

他的短髭撐靠在展示櫥窗上。

金屬，陶器，鳥的羽毛

無聲地慶祝自己戰勝了時間。

只有古埃及黃毛丫頭的發夾嗤嗤傻笑。

王冠的壽命比頭長。

手輸給了手套。

右腳的鞋打敗了腳。

至于我，你瞧，還活著。

和我的衣服的競賽正如火如荼進行著。

這家伙戰斗的意志超乎想象！

它多想在我離去之后繼續存活！

《一見鐘情》

他們彼此深信

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

這樣的確定是美麗的

但變幻無常更為美麗

他們素未謀面，所以他們確定彼此并無瓜葛。

但是自街道、樓梯、大堂傳來的話語……

他們也許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吧。

我想問他們

是否記得……

在旋轉門

面對面那一剎

或是在人群中喃喃道出的“對不起”，

或是在電話的另一端道出的“打錯了”。

但是我早知道答案。

是的，他們并不記得。

他們會很驚訝，原來緣分已經戲弄他們多年。

時機尚未成熟

變成他們的命運，

緣分將他們拉近，驅離。

阻擋著他們的去路

忍著笑聲

然后閃到一旁……

有一些跡象和信號存在，

即使他們尚無法解讀。

也許在三年前

或者就在上個星期二，

有某片葉子飄舞于

肩與肩之間？

有東西掉了又撿了起來？

天曉得，也許是那個

消失于童年灌木叢中的球？

還有曾被他們觸摸

層層覆蓋的

門把和門鈴。

檢查完畢后并排放置的手提箱。

有一晚，也許同樣的夢，

到了早晨變得模糊。

每個開始

畢竟都只是續篇，

而充滿情節的書本

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

《不期而遇》

我們彼此客套寒暄，

并說這是多年后難得的重逢。

我們的老虎啜飲牛奶。

我們的鷹隼行走于地面。

我們的鯊魚溺斃水中。

我們的野狼在開著的籠前打呵欠。

我們的毒蛇已褪盡閃電，

猴子－－靈感，孔雀－－羽毛。

蝙蝠－－距今已久－－已飛離我們發間。

在交談中途我們啞然以對，

無可奈何地微笑。

我們的人

無話可說。

《墓志銘》

這里躺著，一個，像逗點般

舊派的女人。她寫過幾首詩，

大地賜予她長眠，雖然她生前

不曾加入任何文學派系。

她墓上除了這首小詩，牛蒡

和貓頭鷹外，別無其它裝飾。

路人啊，請你拿出包里的計算器，

思索一下辛波絲卡的命運。

《寫履歷表》

需要做些什么？

填好申請書

再附上一份履歷表。

盡管人生漫長

但履歷表最好簡短。

簡潔、精要是必需的。

風景由地址取代，

搖擺的記憶屈服于無可動搖的日期。

所有的愛情只有婚姻可提，

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

認識你的人比你認識的人重要。

旅行要出了國才算。

會員資格，原因免填。

光榮記錄，不問手段。

填填寫寫，彷佛從未和自己交談過，

永遠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

悄悄略去你的狗，貓，鳥，

灰塵滿布的紀念品，朋友，和夢。

價格，無關乎價值，

頭銜，非內涵。

他的鞋子尺碼，非他所往之地，

用以欺世盜名的身份。

此外，再附張露出單耳的照片。

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聽力。

反正，還有什么好聽的？

碎紙機嘈雜的聲音。

詩人簡介

維斯瓦娃·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波蘭女作家，同時也是位杰出的翻譯家，將許多優秀的法國詩歌翻譯成波蘭語，并于1996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其詩作被稱為“具有不同尋常和堅韌不拔的純潔性和力量”。有《一見鐘情》，《呼喚雪人》等著作。她是第三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奈莉·薩克斯），第四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

詩評

種種荒謬與歡笑的可能(譯者后記)

文/陳黎張芬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斯卡，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出生于波蘭西部小鎮布寧，八歲時移居克拉科夫，波蘭南方的大城，至二○一二年二月去世止。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米斯特拉爾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薩克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的詩作雖具高度的嚴謹性及嚴肅性，在波蘭卻擁有十分廣大的讀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一萬本在一周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辛波斯卡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格隆尼安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蘭日報》副刊發表了她第一首詩作《我追尋文字》。一九四八年，當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政局生變，共產黨政權得勢，主張文學當為社會政策而作。辛波斯卡于是對其作品風格及主題進行全面之修改，詩集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為《存活的理由》。辛波斯卡后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斗，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無限的失望和憎厭，在一九七○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錄其中任何一首詩作。

一九五四年，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出版。在這本詩集里，涉及政治主題的詩作大大減少，處理愛情和傳統抒情詩主題的詩作占了相當可觀的篇幅。一九五七年，《呼喚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拋開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觸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愛情的關系。在《布魯各的兩只猴子》一詩，辛波斯卡將它們和正在接受人類學考試的人類置于平行的位置，透露出她對自然萬物的悲憫，認為它們在地球的處境并不比人類卑微（亦有論者將此詩詮釋為對斯大林統治時期高壓政治的嘲諷）。然而，盡管現實世界存有缺憾，人間并非完美之境，但辛波斯卡認為生命仍值得眷戀。在《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一詩，辛波斯卡無意以喜馬拉雅為世外桃源，反而呼喚雪人，要他歸返悲喜、善惡、美丑并存的塵世。在《企圖》一詩，她重新詮釋波蘭極著名的一首情歌《甜美的短歌》（“你走上山坡，我走過山谷。你將盛開如玫瑰，我將長成一株雪球樹??”），道出她對生命的認知：渴望突破現狀，卻也樂天知命地接納人類宿命的局限。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鹽》里，我們看到她對新的寫作方向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懷疑論者，又是慧黠的嘲諷能手。她喜歡用全新的、質疑的眼光去觀看事物；她拒絕濫情，即便觸及愛情的主題，讀者也會發現深情的背后總有一些反諷、促狹、幽默的影子。她企圖在詩作中對普遍人世表達出一種超然的同情。在《博物館》，辛波斯卡對人類企圖抓住永恒的徒然之舉發出噫嘆；生之形貌、聲音和姿態顯然比博物館里僵死的陳列品更有情有味、更有聲有色。在《不期而遇》，她借大自然動物的意象，精準有力、超然動人地道出老友相逢卻見當年豪情壯志被歲月消蝕殆盡的無奈，以及離久情疏的生命況味。在《金婚紀念日》，她道出美滿婚姻的神話背后的陰影——長期妥協、包容的婚姻磨蝕了一個人的個性特質，也抹煞了珍貴的個別差異：

性別模糊，神秘感漸失，

差異交會成雷同，

一如所有的顏色都褪成了白色。

一九六七年，《一百個笑聲》出版，這本在技巧上強調自由詩體，在主題上思索人類在宇宙處境的詩集，可說是她邁入成熟期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和一九七六年的《巨大的數目》更見大師風范。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辛波斯卡以質代量，共出版了一百八十首詩，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五首是她自認為成熟之作，她對作品要求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在辛波斯卡的每一本詩集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風格、嘗試新技法的用心。誠如她在《巨大的數目》一詩里所說：

地球上住著四十億人，

但是我的想象依然故我。

它和巨大的數目格格不入。

個人質素仍是其動力。

的確，在其寫作生涯中，她的題材始終別具一格：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敏于觀察，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悅，以簡單的語言傳遞深刻的思想，以小隱喻開啟廣大的想象空間，寓嚴肅于幽默、機智，是以小搏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辛波斯卡用字精煉，詩風清澈、明朗，詩作優游從容、坦誠直率，沉潛之中頗具張力，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然而她平易語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鋒，往往能夠為讀者劃開事物表象，挖掘更深層的生命現象，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觀點，教讀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

在《恐怖分子，他在注視》一詩，辛波斯卡以冷靜得幾近冷漠的筆觸，像架設在對街的攝影機，忠實地呈現定時炸彈爆炸前四分鐘酒吧門口的動態——她仿佛和安置炸彈的恐怖分子一起站在對街，冷眼旁觀即將發生的悲劇。辛波斯卡關心恐怖手段對無辜民眾無所不在的生命威脅，但她知道無言的抗議比大聲疾呼的力量更強而有力。她讓敘述者的冷淡和事件的緊迫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讀者的心情便在這兩股力量的拉鋸下，始終處于焦灼不安的狀態，詩的張力于是巧妙地產生了。在《圣殤圖》，辛波斯卡以同情又略帶嘲諷的語調，將政治受難英雄的母親塑造成媒體的受害者。兒子受難，母親卻得因為追悼人潮的涌入和探詢，時時刻刻——接受訪問、上電視或廣播，甚至參與電影演出——重溫痛苦的回憶，一再復述兒子殉難的場景。然而傷痛麻木之后，自己的故事似乎成了別人的故事。母親流淚，究竟是因為喪子之慟仍未撫平，還是因為弧光燈太強？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而在《隱居》一詩，辛波斯卡拋給我們另一個問題。有這么一位隱士：

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

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里。

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

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

他忙著接待各地的訪客，樂此不疲地說明自己隱居的動機，愉快地擺姿勢接受拍照。令人不禁懷疑：他真正喜歡的是粗陋孤寂的隱居生活，還是隱居所獲致的邊際效益——他人的贊嘆和仰慕所引發的自我膨脹和虛榮的快感？此詩以幽默、戲謔的輕松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辛波斯卡詩作的重要特色，一如《在一顆小星星下》末兩行所揭示的：

噢，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卻又費心勞神地使之看似輕松。

這或許也是辛波斯卡能夠成為詩壇異數——作品嚴謹卻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吧！

身為女性詩人，辛波斯卡鮮少以女性問題為題材，但她不時在詩作中流露對女性自覺的關心。在《一個女人的畫像》，辛波斯卡為讀者描繪出一個為愛改變自我、為愛無條件奉獻、因愛而堅強的女人。愛的枷鎖或許讓她像“斷了一只翅膀的麻雀”，但愛的信念賜予她夢想的羽翼，讓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担。這樣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主義者所鼓吹的掙脫父權宰制、尋求解放的精神有著極大的沖突，但辛波斯卡只是節制、客觀地敘事，語調似乎肯定、嘲諷兼而有之。她提供給讀者的只是問題的選項，而非答案。對辛波斯卡而言，性別并不重要；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關心的。

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是辛波斯卡關注的主題。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滿著智慧，是豐沃且慷慨的，多變又無可預測的：細體自然現象對人類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她對人類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出的優越感和支配欲望，頗不以為然。她認為人類總是過于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將光環籠罩己身而忽略了周遭的其他生命；她相信每一種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只甲蟲的死亡理當受到和人類悲劇同等的悲憫和尊重（《俯視》）。窗外的風景本無色，無形，無聲，無臭，又無痛；石頭無所謂大小；天空本無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萬物無需名字，無需人類為其冠上任何意義或譬喻；它們的存在是純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一粒沙看世界》）。人類若無法真誠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窺探自然的奧秘，必定不得其門而入（《與石頭交談》）。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實唾手可得，天空是可以無所不在的——只要與自然合而為一，只要：

一扇窗減去窗臺，減去窗框，減去窗玻璃。

一個開口，不過如此，

開得大大的。

當人類與自然水乳交融時，高山和山谷、主體和客體、天和地、絕望和狂喜的明確界線便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兩極化事物充斥的場所，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天空》）。

辛波斯卡閱讀的書籍范疇極廣，她担任克拉科夫《文學生活》周刊編輯將近三十年（1953-1981），撰寫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書評專欄。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她評介了一百三十本書，而其中文學以外的書籍占了絕大的比例，有通俗科學（尤其是關于動物方面的知識性書籍）、辭書、百科全書、歷史書、心理學、繪畫、哲學、音樂、幽默文類、工具書、回憶錄等各類書籍。這么廣泛的閱讀觸發了她多篇詩作的意念和意象。辛波斯卡曾數次于書評和訪談中對所謂的“純粹詩”表示懷疑。在一篇有關波德萊爾的書評里，她寫道：“他取笑那些在詩中稱頌避雷針的詩人。這樣的詩或許稍顯遜色，但在今日，這個主題和任何事物一樣，都可以成為絕佳的精神跳板。”辛波斯卡認為詩人必須能夠也應該自現實人生取材；沒有什么主題是“不富詩意”的，沒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詩的。從她的詩作，我們不難看出她對此一理念的實踐：她寫甲蟲、石頭、動物、植物、沙粒、天空；她寫安眠藥、履歷表、衣服；她寫電影、畫作、劇場；她寫戰爭、葬禮、色情文學、新聞報導；她也寫夢境、仇恨、定時炸彈、恐怖分子。辛波斯卡對事物有敏銳的洞察力，因此她能將詩的觸角伸得既廣闊且深遠。對辛波斯卡而言，詩具有極大的使命和力量，一如她在《寫作的喜悅》中所下的結語：

寫作的喜悅。

保存的力量。

人類之手的復仇。

詩或許是人類用來對抗有限人生和缺憾現實的一大利器。詩人在某種程度上和“特技表演者”有相通之處：缺乏羽翼的人類以“以吃力的輕松，以耐心的敏捷，在深思熟慮的靈感中”飛翔。詩，便是詩人企圖緊握“搖晃的世界”所抽出的“新生的手臂”；詩，便是在夢想與現實間走鋼索的詩人企圖藉以撐起浮生的一根竿子。

一九七六年之后，十年間未見其新詩集出版。一九八六年《橋上的人們》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令人驚訝的是，這本詩集竟然只有二十二首詩作，然而篇篇佳構，各具特色，可說是她詩藝的高峰。在這本詩集里，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元素，透過獨特的敘述手法，多樣的詩風，錘煉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現實之荒謬、局限，人性之愚昧、妥協。

《葬禮》一詩以三十五句對白組成，辛波斯卡以類似荒謬劇的手法，讓觀禮者的話語以不合邏輯的順序穿梭、流動、交錯，前后句之間多半無問答之關聯，有些在本質上甚至是互相沖突的。這些對白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生活的聲音，瑣碎、空洞卻又是真實生命的回音。在本該為死者哀慟的肅穆葬禮上，我們聽到的反而是生者的喧嘩。借著這種實質和形式之間的矛盾，辛波斯卡呈現出真實的生命形貌和質感，沒有嘲諷，沒有苛責，只有會心的幽默和諒解。

在《寫履歷表》一詩，辛波斯卡則以頗為辛辣的語調譏諷現代人功利導向的價值觀——將一張單薄的履歷表和一個漫長、復雜的人生劃上等號，企圖以一份空有外在形式而無內在價值的數據去界定一個人，企圖以片面、無意義的具體事實去取代生命中諸多抽象、無以名之的美好經驗。然而，這樣的荒謬行徑卻在現代人不自覺的實踐中，成為根深蒂固的生活儀式，詩人為我們提出了警訊。

在《衣服》一詩中，辛波斯卡不厭其煩地列出不同質料、樣式的衣服名稱，及其相關之配件、設計細節，似乎暗示生命的局限──再嚴密的設防，也無法阻攔焦慮、心事、病痛、疏離感的滲透。即使抽出了圍巾，在衣服外再裹上一層保護膜，也只是一個蒼涼無效的生命手勢。然而，辛波斯卡對人世并不悲觀。在《橋上的人們》，她以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版畫《驟雨中的箸橋》為本，探討藝術家企圖用畫筆攔截時間、擺脫時間束縛的用心。英國詩人濟慈在《希臘古甕頌》一詩里，曾經對藝術的力量大大禮贊一番，因為它將現實凝結為永恒，并且化解了時間對人類的威脅。辛波斯卡稱歌川廣重為“一名叛徒”，因為他讓“時間受到忽視，受到侮辱”，讓“時間失足倒下”，因為他“受制于時間，卻不愿意承認”。企圖以寫作，以“人類之手的復仇”對抗時間與真實人生的詩人，其實是藝術家的同謀、共犯。但辛波斯卡相信，此種與時間對抗的力量不僅蘊藏于藝術品里，也可以當下體現：有些人，進一步地，在面對現實人生，在接受生命苦難本質的同時，聽到了畫里頭：

雨水的濺灑聲，

感覺冷冷的雨滴落在他們的頸上和背上，

他們注視著橋以及橋上的人們，

仿佛看到自己也在那兒

參與同樣無終點的賽跑，

穿越同樣沒有止盡，跑不完的距離，

并且有勇氣相信

這的確如此。

人類（藝術家或非藝術家）的堅毅與想象，支持這孤寂、抽象的長跑一代復一代地延續下去。

辛波斯卡關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嚴格地說，她稱不上是政治詩人——也因此她的書能逃過官方檢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問世——但隱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詩中到處可見。早期詩作《然而》是辛波斯卡少數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殘暴行徑的詩作之一。因此，這首詩格外值得注意——它不但對納粹集體大屠殺的暴行加以譴責，同時也暗指波蘭社會某些人士對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在以德軍占領期的波蘭為背景的另一首詩作《可能》，處處可見不安、恐懼、逮捕、驅逐、處死的暗示性字眼。辛波斯卡的宿命觀在此詩可略窺一二：生命無常，在自然界和人類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但是，辛波斯卡的政治嘲諷和機智在《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八十年代的波蘭在檢查制度之下，政治性、思想性的著作斂跡，出版界充斥著色情文學。在這首詩里，辛波斯卡虛擬了一個擁護政府“以思想箝制確保國家安全”政策的說話者，讓他義正嚴詞地指陳思想問題的嚴重性超乎色情問題之上，讓他滔滔不絕地以一連串的色情意象痛斥自由思想之猥褻、邪惡。但在持續五個詩節嘉年華會式的激情語調之后，辛波斯卡設計了一個反高潮——在冷靜、節制的詩的末段，他刻意呈現自由思想者與志同道合者喝茶、翹腳、聊天的自得和無傷大雅。這樣的設計頓時瓦解了說話者前面的論點，凸顯其對思想大力抨擊之荒謬可笑，也間接對集權國家無所不在的思想監控所造成的生存恐懼，提出了無言的抗議。

辛波斯卡認為生存是天賦人權，理應受到尊重。在《種種可能》一詩，她對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品味、生命認知做了相當坦率的表白。從她偏愛的事物，我們不難看出她恬淡自得、自在從容、悲憫敦厚、不道學、不迂腐的個性特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主個體，依附于每一個個體的“種種可能”正是人間的可愛之處。透過這首詩，辛波斯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樣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權利，因為“存在的理由是不假外求的”。

辛波斯卡的詩不論敘事論理多半直截了當，鮮用意象，曾有人質疑她取材通俗、流于平凡，殊不知正因為如此，她的詩作才具有坦誠直率的重要特質。這份坦直也吸引了名導演基希洛夫斯基：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圣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作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上發現了一小本辛波斯卡的詩集。她是羅曼?格林最喜歡的詩人——羅曼?格林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辛波斯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鐘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這部電影十分相近。于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這本詩集即是一九九三年出版，收錄十八首詩作的《結束與開始》。在《一見鐘情》這首詩，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系。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偶然相識，擦出火花，然而這真的是第一次交會嗎？在此之前或許兩人曾經因緣際會“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在人群中，撥錯的電話中，經過旋轉門的時候，在機場接受行李檢查的時候；一片飄落的葉子，一個消失于灌木叢中的球，或一個類似的夢境，都可能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扣環。有了這層體認，我們便可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疏離的人際關系，并且感受到一絲暖意和甜蜜。

在《有些人喜歡詩》這首詩里，辛波斯卡如是寫道：

有些人——

那表示不是全部。

甚至不是全部的大多數，

而是少數。

倘若不把每個人必上的學校

和詩人自己算在內，

一千個人當中大概

會有兩個吧。

喜歡——

不過也有人喜歡

雞絲面湯。

有人喜歡恭維

和藍色，

有人喜歡老舊圍巾，

有人喜歡證明自己的論點，

有人喜歡以狗為寵物。

詩——

然而詩究竟是怎么樣的東西？

針對這個問題

人們提出的不確定答案不只一個。

但是我不懂，不懂

又緊抓著它不放，

仿佛抓住了救命的欄桿。

這也許不是一個詩的時代——或者，從來就未曾有過詩的時代——但人們依舊寫詩、讀詩，詩依舊存活著，并且給我們快樂與安慰，對許多人而言，詩真的像“救命的欄桿”。辛波斯卡是懂得詩和生命的況味的，當她這樣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最后一輯詩作選自辛波斯卡得諾貝爾獎后出版的詩集《瞬間》（2002）。這些詩許多是她先前幾本詩集主題的再現或變奏，舉重若輕，以小搏大，從容、機智的辛波斯卡風格鮮明在焉，讀來仍處處驚艷。《三個最奇怪的詞》讓人一見難忘；《對統計學的貢獻》別出心裁地以看似缺乏詩意的統計學數據，精準、幽默、驚心地呈現出人類或人性的種種情境，只有辛波斯卡才能構筑出此類帶淚的戲謔。譬如：

個體無害，

群體中作惡者

——至少一半的人；

為情勢所迫時

行徑殘酷者

——還是不要知道為妙

即便只是約略的數目

又譬如：

公正不阿者

——三十五人，為數眾多；

公正不阿

又通達情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