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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幼棣，學者、作家。畢業于山東大學中文系，歷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編，工業采訪室副主任，教科文、政治采訪室主任，新華社新聞研究所副所長，中共山西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社會發展司司長，現已退休。主要著作有《悵望山河》、《后望書》、《大國醫改》等。

全文系作者授權刊載，轉載請注明出處。

英國《觀察家報》報道:（北京）一座挨一座的商場拔地而起，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華麗。形形色色的國際建筑設計師來到這座城市，參與可以自由發揮的區域設計。

形形色色--真是妙極！

法國建筑師安德勒，是被稱為"大臉盤"的國家大劇院設計者。他說過一句"殘酷"的話："對付一個古老文化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它逼到危機的邊緣。"

確實是危機。在烈日與寒風中，一小群人被逼入了絕地，成了弱勢群體，但他們仍在不斷地奔走呼號，保護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保護中國城市風貌和文脈。

半個多世紀，我們毀滅和丟棄了什么？又創造和留下了什么？

一、文津街國家圖書館的啟示

每次走過北京的文津街和北海大橋，我都會被國家圖書館（分館）的氣宇恢弘的建筑所吸引。我真不敢想象，這座70多年前建成的中國氣派與風格的現代圖書館，是出自洋建筑師之手。

北圖院內外，放有許多文物。圓明園被焚毀后，為了便于保護，其遺址上的華表、乾隆御制《教諭騎射碑》、刻有乾隆御制詩的圭形昆侖石等一些文物，被移至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其門前的一對石獅，也是原長春園東大門前的舊物。

中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是建于清代的京師圖書館。20世紀初，在變法圖強和西學東漸的背景下，有識之士力奏清政府興辦圖書館和學堂，以承揚民族文化，吸收先進科學。1909年（清宣統元年）9月9日宣統皇帝御批興建京師圖書館，四品翰林院編修繆荃孫為首任監督，館舍設在北京廣化寺。辛亥革命后，京師圖書館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6年京師圖書館按規定正式接受國內出版物呈繳本，標志著它開始履行國家圖書館的部分職能。1928年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館舍遷至中南海居仁堂。1929年8月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并，仍名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年文津街館舍落成（現為國家圖書館分館），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圖書館。

這幢被列為文物重點保護單位的文津閣北京建筑，出自德國建筑師之手。其實外國建筑師也并非只能搞西式建筑，他們的作品也可以"很中國"，圖書館內部的設施非常先進，完全達到了當時世界的一流水平。

更令我迷惑的是，這座仿宮殿的現代化建筑竟是上個世紀20年代通過招標評選的結果！

后來我明白，任何建筑的風格導向，任何招投標和中標的結果，都取決于評審的標準和評審者的眼光和水平。

只要我們看一看先后參與籌劃開館和主持館務的大師級學者就知道了：徐坊、江翰、夏曾佑、魯迅、陳垣、袁同禮和李四光等等。

梁啟超、馬敘倫、蔡元培等曾先后任北京圖書館館長。

這些專家和領導干部學貫中西，通曉古今，極具自信。他們在招標以前，已經定好了入選的標準，即既是一座現代化的圖書館，又要與周邊的建筑相協調。他們不是建筑工程師和規劃設計師，但又比他們站得更高。

今天，一些人把現代建筑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斷裂和拋棄，這是毫無道理的。須知，京師圖書館在開館之初，為充實館藏，魯迅做了大量工作，征取各省區新修的志書，征求各種著名碑碣石刻拓本。《永樂大典》（殘本）和文津閣《四庫全書》，也是魯迅據理力爭，移藏京師圖書館的。連接北海大橋的街道本無名，因館內藏有文津閣的《四庫全書》而得名文津街。

每天上下班，進出中南海北門，望見文津街國家圖書館，想起那些學者和大師，總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

在產生不出大師的年代，請一些洋大師來也好。

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與人民大會堂毗鄰，在中南海東南方向，有一個空置了多年的大坑。現在，這塊寶地上，漸漸凸現起了白色巨蛋形的建筑，即被外國記者稱為"北京臉盤"的國家大劇院。

圍繞著國家大劇院的爭論，幾年來一直沒有停止。

不說其造價極其昂貴。國家大劇院的風格與周邊的天安門、故宮、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前門、中南海新華門等經典建筑很不協調和諧，這是肯定無疑的。

不想陷入爭論。問題不單單是國家大劇院風格的本身。昂貴、豪華、強烈的視覺沖擊、發揮到極致的現代技術，即使在西洋，也是絕無僅有的超現實建筑--問題的本質是，能否担當和承載中國戲劇文化！

雖然邈遠，但不該忘卻。

中國戲劇文化由哪些組成，其千年不絕流動著的是什么？

作為一種文化，中國戲劇或者說戲曲有著完整的概念和豐富的內涵。其萌芽可以追溯到遠古的歌舞與宗教祭祀活動。表演歌舞的場地從來就是戲劇文化的組成部分。《詩經·陳風·宛丘》中有"坎擊其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有專家考證，"宛丘"即"碗丘"，中間低四周高的碗狀小山，當時人們已利用地形修建了歌舞表演的場地，演員手執羽毛在露天舞臺上進行長年不間斷的演出。中國古代劇場與古希臘的劇場很相似。

考古發現，中國古代劇場也有多種形式，如高臺式的祭壇，從良渚文化、瑤山到內蒙古赤峰都有發現。

大抵到了唐代，戲劇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了。唐代不少皇帝都是戲曲愛好者。像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戲曲的"粉絲"。《資治通鑒》記載，明皇"自教法曲于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使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梨園和宜春院是李隆基經常親臨的排演場，在這些表演場所中，主要是樂舞，而不是雜技。在這梨花如雪的地方，最高統治者成了導演和藝術指導。再后來，梨園就成了戲曲藝術的代名詞，藝人們成了"梨園弟子"。

古代演出場所，根據不同的"劇種"、聽眾和觀眾，分成了歌場、戲場、變場和道場--后兩種與佛教、道教的說經和音樂有關。

如果全面考證，需要寫一本書才能說明白。

比如戲場，為了遮風避雨，上面搭棚的，稱為樂棚；室內戲臺即為"舞筵"。此外，唐代詩文中還有歌臺、舞臺、砌臺等。

唐敦煌壁畫"凈土變"中，就有筑于水池之中，四周有矮欄桿，中間鋪有華美地毯的水中舞臺--可見法國建筑師保羅·安德勒的設計，"被水環繞著的巨大蛋殼"就其本質來說，一千多年前中國早已有之，并沒有太多的創意。

我國的戲劇文化及其舞榭歌臺，包含著濃厚的歷史文化積淀。隨著中國戲曲的發展和成熟，從市井勾欄、草臺戲樓，到宮廷到都市中的劇場，種類繁多、各具特色的戲樓遍布全國各地，成了人民群眾生活和戲劇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主要有神廟戲樓、宗祠戲樓、宮廷戲樓、私宅府邸戲樓、會館戲樓、茶園酒館戲樓等幾個大類。北方與江南有異、鄉間與都市不同。正是在這些不同的戲樓上，綻放了京劇、越劇、豫劇、昆曲、川劇、粵劇、黃梅戲等奇葩，姹紫嫣紅。

可以說，沒有"臺"就沒有戲。戲樓在中國的建筑史中，寫下了極其重要的燦爛的篇章。

光是戲臺的建筑形式、布局間構、藻井雕飾，無論豪華宏大，或者質樸實用，都極盡工巧、科學合理。在不同的戲樓上演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梅蘭芳記述了在漱芳齋戲臺演出時的感受："重華宮這個戲臺雖然在院子里，可非常聚音，臺項上有天井，臺板下有一大口井，是重檐的臺。"

中國文化有極大的包容和消化吸收能力。

即使與中國傳統戲曲毫不相干的西洋歌劇、芭蕾舞劇等，進入中國也只是簡單地演出幾個西方的古典名作之后，很快地適應了中國這塊土壤，與本土文化結合，產生出《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以及近年來震動海外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等有東方色彩的佳作。它們默默地指示著一種途徑。

一百多年來，中國一再沉入了黑暗與血淚。一窮二白，民族復興之路也極其艱難。在節儉、實用的前提下，中國的戲樓、戲臺，蛻變成了簡單化的劇場、劇院和大會堂、大禮堂。衰落不等于消亡，更不能表明它沒有任何現代價值。

但這一切似乎都不值一顧。

現在，錢是有了，但自信仍然不足。于是請來了一位手握利劍的洋建筑師，他咄咄逼人地揚言："對付一個古老文化的最好辦法，就是將它逼到危機的邊緣。"

寫到這里，記起了２００７年４月外國媒體曾經廣泛報道、引起國際上關注的北京"最古老的戲樓"廣和樓被拆除一事--

"上周，甚至連中國媒體也齊聲惋惜的京劇之家將被夷為平地。廣和戲園坐落于前門，在那里，曾經有大片廟宇、藥商和貴族庭院擁擠在紫禁城周圍。老北京在戰爭和革命中幸存下來，但推土機和開發商搗毀了大片老城。廣和戲園的拆除令人有點震驚。在這里，京劇大師梅蘭芳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涯。正是梅蘭芳的影響力吸引了官方媒體的注意，上周報道這座建筑將被推翻，并代之以一些適合百老匯演出的劇場。媒體嘆息該劇院被無情的推土機碾碎，并感慨又一個文化瑰寶的滅亡。拆除廣和戲園的官方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官方稱這座建筑早在２０００年就被宣布為危樓。事實上，根據匿名的中國建筑師和專家的意見，不僅沒有必要推倒它，而且有關部門還有修復它的專門知識和資金。"

英國《獨立報》在發表題為《北京轉向百老匯 最古老的戲園落幕》的報道中說："北京最古老的戲園，京劇戲園將迎來唱洋美聲的胖女士。廣和樓的京劇舞臺在中國不可阻擋的前進步伐中落下帷幕。由于中國迷上了百老匯，這座歷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的茶樓成了犧牲品。一個多世紀前，當時年僅１０歲的京劇大師梅蘭芳在廣和戲園開始了他的京劇生涯。廣和戲園也因此聞名。他那時在一出名為《長生殿·鵲橋密誓》的戲中演出織女，他飾演旦角的能力使其成名。對１９世紀全盛時期的廣和樓的寫生畫描繪出一個華麗的舞臺，舞臺三面都擺放著桌椅，客人可以邊喝茶邊看戲。北京市文化局文化設施建設處官員說：我們想造一個像美國百老匯一樣的現代化專業劇場，有固定劇目常年演出，而且能夠承辦高端演出。"

與廣和戲園被拆的同年6月，我在英國倫敦一個古老劇場里觀看了未到中國，即被國內熱炒的《媽媽咪呀》。在觀眾的呼喊的聲浪中，我一再想起了被拆毀的廣和戲樓，怎么也融不進劇場的熱烈中。"媽媽咪呀"，翻譯通俗一點，就是"啊呀我的媽呀！"

散場后，我默默地走在異國的街頭。回想中國戲劇發展脈絡、戲臺、戲園變化--我們怎么能夠自信地面對戲劇文化發展的今天和明天！

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大劇院難道不應該有民族風格與中國氣派嗎？

上世紀50年代，北京評過十大建筑。人民大會堂、北京火車站、民族文化宮、歷史博物館、民族文化宮、軍事博物館等，留存至今。其中有的與中國民族風格相結合，有的完全按蘇聯四五十年代的潮流建造的，也大都有板有眼。

80年代，北京又一次評十大建筑，北京圖書館新館、中國國際展覽中心等入選。不到20年，有的默默無聞，有的已經被淘汰出局了，如"中央電視臺彩色電視中心"，寒磣得不忍再睹。而現在請外國人設計新的中央電視臺大樓，又已經動工了。

90年代，北京再次評出了十大建筑。如中央廣播電視塔、北京新世界中心、恒基中心、新東安市場、北京國際金融大廈等等。在這十大建筑中，有四家是外商投資。十大建筑的影響也已經式微。幾乎沒有在北京居民心中留下什么記憶。

2006年早春，乍暖還寒。這次倒是外國人直接評選中國的"十大建筑"了。

美國的《商業周刊》評出了"中國十大建筑奇跡"。奇跡，首先在于奇，千奇百怪，已不是建筑形式的初衷。這個"奇跡"，使得法國人安德魯設計的國家大劇院（巨蛋）、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的北京奧運會主會場（鳥巢）、荷蘭建筑師庫哈斯設計的新中央電視臺新大樓（褲子）、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12位亞洲建筑師設計建造的長城下的公社、上海金融中心大廈、北京當代MOMA等，統統入選。對此，有的人相當興奮，有的人不以為然。

21世紀的北京乃至中國，正在成為某些外國設計師標新立異，甚至是"標新立怪"的試驗場，是喜還是憂？

外國的商業刊物評出了"中國新建筑奇跡"，人們有理由問，除了跨海大橋等外，經過歲月的淘洗，靠外表"標新立異"奪人眼球的，幾十年后還能留下多少？

二、回望長安街上的風景：綠島、雙塔與牌樓

一些歷史的風景正在人們的淡漠中遠去--

如果我們驅車從天安門廣場往西，過了中南海新華門，橙紅的夕陽照臨，遠遠地，正前方街心出現了綠島和碧樹環抱著筆直聳立著的雙塔。汽車從塔下劃一個弧線繞過，這時傳來風鈴清脆的聲響，那是一幅怎樣怡人的景象，心身與視覺的疲勞，會頓時消除。

--毫無疑問，這綠島與雙塔將和天安門、金水橋一起，將成為長安街上經典的風景。

長安街上有過雙塔？

是的。西長安街路南側曾有大慶壽寺，亦稱雙塔寺，創建于金代。原址位于今天電報大樓對過，音樂廳之西北。雙塔寺元代最為興盛。當時主持該寺的是高僧海云大師。海云大師名印簡，俗姓宋，山西寧遠人。海云受到元朝統治者的禮遇，大慶壽寺也因此擢居天下禪林之首，掌全國釋教。雙塔寺地本宏敞，殿宇參差，元代至明清，薪火相傳，頗負盛名，詩人有"金碧樓臺護紫霞"之句。

雙塔寺中原有《大蒙古國燕京大慶壽寺西堂海云大師碑》一通，為著名學者王萬慶撰，立于1255年，當時海云大師還在世。此碑銘文與書法向為金石學家所重。這兩塔高低不同，都是八角密檐磚塔，一為九層，而另一塔稍低，為七層，東西比肩排列。九層塔為海云大師靈塔，九層塔額題"特贈光天普照佛日圓明海云估圣國師之塔"；低者為曾主持慶壽寺的海云得法大弟子可庵之靈塔。

元塔有確切年代的不多。兩塔造型精美，極具東方文化神韻，其修建年代比北海白塔早400年，也早于元大都城的重要標性建筑北京阜成門內妙應寺白塔。慶壽寺雙塔是元代藝術建筑的精華，為無價之藝術瑰寶。后來寺雖毀，但雙塔完好無損。

修寺院造塔，與西方國家建教堂相似。塔是佛的重要標志。佛教中歷來認為造塔有莫大的功德。塔源于古印度，巴利文音譯"塔婆"（Thupo），或稱"浮屠"。塔的原始造型為方基、覆缽、尖頂。方基象征佛的方袍；覆缽即佛缽；尖頂，象征錫杖。后來造型不斷演變。佛塔自傳來中國，不久便同中國古代建筑融合，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塔形體從四方，發展到六角、八角、十邊形和十二邊形等等。佛塔吸收了中國傳統建筑特色，形成了樓、閣、闕、觀組合，富有極大的文化內涵。聳立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實際為一塔形方尖碑。

元朝進入忽必烈時代，已不是"略輸文采"，而是文采飛揚了。我曾前往內蒙古正藍旗北，考察元上都所在地金蓮川草原。天高云淡，綠草如茵，氈房點點。這片草原以"金蓮川幕府"聞名于元蒙史。當時，在忽必烈周圍，聚集了大批來自漢地甚至中亞各地的精英，文化氣氛濃厚，學術思想活躍，他們在這片美麗的草原上，謀劃著未來蒙古大汗國家的藍圖。

元代統治全國之初，都城仍在上都，人員來往非常不便。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決定在金代的中都修建元大都城，元大都的規劃者是來自金蓮川幕府的漢人劉秉忠。劉秉忠是一位道士，又是精通風水和城市規劃的大師，他和阿拉伯人也黑迭兒按照古代漢族都城的傳統布局，根據《周禮·考工記》王城圖所記的式樣，按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對元大都進行總體規劃設計。完全舍棄遼金舊城（今北京城西南方），以北海為中心點重新規劃，新城大都是一座對稱式城池，但城中有許多湖泊（海子），形狀和大小都是不對稱的，當時一些外國人看到后，贊不絕口。這個宏大科學的都市規劃，700多年前的世界上無出其右。

一個強盛的國家，總是人才薈萃，大師云集。元大都水系的規劃和設計者，是大名鼎鼎的"科學家"郭守敬。他修建的元大都上下水道，幾百年后仍然暢通。郭守敬在元大都建設中，一個很大的功績，就是修建通惠海，引西山之水到古代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坑洼水塘，即積水潭、后海、什剎海等，使大運河上船能直抵積水潭。從此，漕運興盛，積水潭一帶更成為熱鬧的市街，笛里番腔，街頭戲鼓，元雜劇等文化活動也由此而生。

主持元大都一些重要佛寺、佛塔、道宮營造的，則是"外國專家"阿爾尼格，他來自尼波羅國（今尼泊爾），是著名的雕塑家和建筑師，曾到西藏參加過黃金塔營造。阿爾尼格應元世祖忽必烈之邀來到北京，官至光祿大夫、大司徒等。此外，參加元大都建設的還有一大批建筑師、工匠和畫師。

規劃中的元大都城墻是方方正正的。慶壽寺正在大都南城墻一線上，佛寺面臨被拆除的危險。規劃已經皇帝批準，動得還是動不得？元世祖忽必烈得知此事后，竟下令修改自己"欽定"的規劃，城墻至此繞了個彎。大都的城墻竟為"佛教文化"讓路，一時在全國傳為佳話。今天誰有忽必烈的氣魄與眼光？

上個世紀50年代，是大建設的時代。當一種新的學說興起的時候，"破舊"成了一種必需的開路方式。城市的特點是文化的多元性、異質性和復雜性。一個"破"字，便快刀斬亂麻，勢如破竹，著實很痛快。如同犁鏵，但深翻之后的土壤播種什么？是清一色的麥子還是土豆？

長安街的建設被賦予了象征"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的含義--筆直寬廣平坦，這成了建設中國第一大街的價值取向。這如同北京今天的城市規劃，仍然影響著全國大大小小城鎮的建設一樣。

1955年，拓展西長安街時，涉及了大慶壽寺雙塔。只有清華大學教授、著名的建筑學家梁思成敢提不同意見。他建議，可以拆除雙塔周邊的民房，保留雙塔并辟一塊街心綠地，既保護了文物古跡，又可豐富街道景觀。盡管塔千百年來已經融入了中國的主流文化，但畢竟還是與佛教有關。梁思成的建議自然無人理睬，不可能被采納。慶壽寺的雙塔接著被全部拆除，塔中的海云大師碑被移至北海公園內的天王殿。跨越韶光的真實已經失去，永不再現。

長安街拓寬工程中，連同雙塔一同需要拆除的，還有東西長安街上的牌樓，以及前門大街和正陽門橋牌樓等古建筑。

牌樓即牌坊，始源于中國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據梁思成在《中國建筑史》中考證，"牌坊為明清兩代特有之裝飾建筑，蓋自漢代之闕、六朝之標、唐宋之烏頭門欞星門演變形成者也。"經過幾百年的發展，牌樓成了建在大街轉角、交叉口、丁字街口的標志，也增添了城市街道的美感。其中有些規模宏制的牌樓，實際上是中國古代的"凱旋門"。--現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均建有牌樓，成了華人聚居地的標志性建筑。

北京西四的牌樓東西南北四座，分立于交通路口，形制相同，均為三間四柱三樓沖天柱形式。東曰"行仁"、西曰"履義"，南北曰"大市街"。是昔時古都的重要交通要道和商肆繁華地段。與此相對應的有東四牌樓。正陽門前的正陽橋牌樓是北京單體建筑規模最大的，牌樓寬五開間之多，俗稱五牌樓，為五間六柱五樓沖天柱形式。在牌樓當心間上下坊額之間，書"正陽橋"三字匾額--這里正是北京都城大門正陽門的入口。

北京牌樓的大規模拆除，早在1950年就開始了。這年９月，在天安門道路的拓寬工程中，北京市建設局拆除了東公安街和司法部街牌樓。僅牌樓上的匾額由文化部文物局收藏。當時，政務院（國務院前身）遵照周總理的批示精神，對北京市的其他城樓、牌樓等，進行了調查，對有些古建筑還進行了修繕。如配合國慶，東西長安街上的牌樓還被油漆一新。

但這種情況并沒有持續多久。

195１年底，大破之風陡轉。北京市開始醞釀大規模拆除牌樓。直接的原因是"影響交通"。1953年５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單、西單、西四、歷代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向中央請示，同時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甕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西單、西四、帝王廟牌樓一并拆除。５月９日，中央批準了這個方案，并指出進行此項工程時，須進行一些"必要的解釋，以取得人民的擁護"。

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担任起解釋拆除任務的工作。

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梁思成不是一個普通的建筑師，而是一個建筑學家、建筑教育家，對建筑史的研究，尤為精深。他熟知中國各個歷史時期建筑風格、建筑思想的變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街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獨特的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空間，這與西方都市中的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物與標志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當年在國務院工作的方驥回憶起梁思成與吳晗的一次沖突：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筑，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爭得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吳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么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

1953年８月，吳晗主持會議，討論北京市文物建筑保護問題。在這次會上，清華大學林徽因教授提出，"保護文物和新建筑是統一的。保護舊的是為新建筑保存優良的傳統"，"北京9個城門是對稱的，如一旦破壞，便不是本來的基礎了。再如天壇只保存祈年殿，其他都拆除了也不是保存文物的辦法"。她認為，對北京這樣一座文化古城，民居建筑的保存也是重要的方面："藝術從來有兩個傳統，一個是宮殿藝術，一個是民間藝術，后者包括一些住宅和店面，有些手法非常好，如何保存這些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先生在發言中指出："北京市的發展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一定要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的城市風格。有些單位，如公安、交通、經濟部門考慮存在片面。""在保護古建筑工作上，首都應起示范作用，慎重是必要的。"他還搬出了"老大哥"蘇聯的經驗，提出"莫斯科建設中，古建筑在原則上盡量保存下來"，他以"土地私有"譏諷破壞文物建筑的行為："北京市各機關好像有土地私有的觀念，在他們的范圍內愛拆愛建，一點也不考慮整體。"

在聽了專家們發言后，吳晗作答："在處理中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專家不能認為自己的意見必須實現。"--顯然，他此時不是以專家，更是以北京市領導的身份說這番話的。征求專家意見，從來就不是科學或學術的討論，更多的隱含著"政治"命題，其嚴肅和防范，使許多人噤若寒蟬。

會后，由北京市政府和文化部文化事業管理局等部門共同組織了聯合調查小組，對北京城區的牌樓及其他一些古建筑進行了調查。最后對牌樓做出了保、拆、遷三種處理方式，即在公園、廟壇之內的可以保留下來，大街上的除了成賢街和國子監的４座外，全部遷移或拆除。

1955年，建筑界對"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建筑思想"開展了批判。

吳晗是一位"與時俱進"的領導兼歷史學家。

10年后，我們還會看到，另一位不懂歷史但懂得觀察政治風云的"文學評論家"姚文元，瞄準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箭中的。吳晗副市長還是被疾駛的"時代列車"拋了下來，而且這一摔，就再也沒有起來。

東西長安街上的兩座牌樓似乎是幸運的，1954年被拆除后，周恩來指示遷建于陶然亭公園。"文革"中有人報告江青，聽說是周恩來指示重建，便下令以"破四舊"名義又一次徹底拆毀，這次可是片石無存。

位于北京阜成門內的歷代帝王廟前的牌樓，是北京規格最高的牌樓之一，四柱三門式。牌樓一共兩座，廟的大門與牌樓之間有條小街，街很短，叫景德街。過去只供祭祀的皇帝和官員使用。平時行人得從歷代帝王廟最南端的影壁外繞過。

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回憶說："拆除歷代帝王廟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名為拆遷，但事先并未落實遷建地點，拆下的一堆料后來也不知去向；大高玄殿前原有兩個習禮亭，習禮亭與故宮的角樓相仿，比角樓還漂亮，也被拆了，說是拆遷，但遷到哪兒？沒定下來，也是拆下一堆料，后來不知去向，沒準在'文革'中當成柴火燒掉了。"

據《大清會典圖》記載，歷代帝王廟"前門正中石橋三座，橋南護以朱柵"，與天安門前的金水橋相仿。拓寬街道時，這三座漢白玉石橋也被拆除了。于是，大街從廟正門外取直通過，原本渾然一體的建筑群被分割成兩個部分，三十多米長的建于明代的宏偉壯觀的影壁，孤零零地留在了街南。

我在中央黨校進修時，同班有一位北京市西城區的領導。他盛情邀請我們到西城區參觀，其中有近年來投巨資修繕一新的歷代帝王廟。他說，這座廟因被一所中學當校舍，大殿當時做學校的"室內體育館"。景德崇圣殿兩側有４個御碑亭。正東的碑亭學校用做老師辦公室，他們的辦公桌，都擺在螭首龜趺和乾隆石碑的四周，所以重檐歇山式的碑亭也保持完好。當我們走出歷代帝王廟時，又不禁想起廟前曾有過的兩座牌樓。這兩座牌樓是北京造型最好，雕作最為精致的牌樓之一。記得梁思成教授曾說，從這兩座牌樓的東面望去，有阜成門的襯托，晴天時還可以看到西山，特別美，尤其是傍晚落日時分。為爭取保留這兩座牌樓，他還給周恩來總理寫過信。

也是黃昏。

當我站在街邊，向西望去，不遠處，白塔寺因迎奧運而正在修復。嘈雜的市街，車流擁堵，阜成門立交橋那邊，聳立著一幢幢高樓。盡管一夜大風，天依然是灰蒙蒙。不見西山。我想起梁思成先生的話，邈遠得已如同隔世。至于城市，是不是要在"歷史形成的基礎上發展"，保存歷史形成的美麗的歷史風格？--半個世紀后，仍然沒有破題。

北京不相信眼淚。

50年的風云變遷，你能一眼望盡嗎？

無疑，城市交通道路需要發展，城市的建筑文化也需要新的內容、新的形象。但是不是雙塔與北京的"所有牌樓"都妨礙了交通？比如汽車撞在牌樓上，是駕駛員的責任還是牌樓的責任？為何牌樓城門全都拆除了，北京的交通還是擁擠不堪呢？

再比如，西四的南北街道面貌，即使牌樓拆除后，直至今天也沒有多大改變。不管是雙塔還是眾多的牌樓，歷史城區由于歷史形成的原因，給道路和市政建設帶來異常復雜的影響。今天看來，根據實際情況，采取多樣的方法解決交通問題，并沒有太大的難度。有的可用建立綠島環島繞行，有的可建地下汽車專用道--歷代帝王廟前的景德街，即使道路從地下穿過，也只有幾百米，就可使這個全國重點文物得以完整地保持下來。

可拆毀后，一切都無可挽回了。

三、文化的根：胡同與四合院

近年來，北京無數胡同和四合院的消失，一再引起國內外的關注。也許富人不理解窮人的心理和想法。外電稱這種"義無反顧"的壯舉為"文化自殺"。法國《世界報》曾用過一個醒目的標題，"讓上千個曼哈頓在北京開花吧"，意思是讓中國到處復制曼哈頓的高樓吧。英國《衛報》的評論更加形象："這是另一場文化大革命，它揮舞的不是紅寶書，而是拆遷令。"

除了皇宮王府廟宇，其實一個城市的文化，同樣深存在不起眼的胡同和院落中。元大都城中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火巷是指直通的胡同。

春天，在英格蘭綿綿的冷雨中，我來到約克郡的首府。從西北門入城，參觀英國第二大教堂約克大教堂。根據導游圖的所指，再去保留著中世紀風貌的古街肉鋪街。肉鋪街顧名思義，就是過去賣肉的地方，現在則擠滿熱鬧的旅游商品店。窄窄的斜街，屋檐下有一排排掛肉的鐵鉤，街邊二三層房屋漸次錯落而出，以免所掛的干肉被雨打濕。看得出來，有些老屋是后來重修的。但有幾幢磚木結構的房屋，門口的牌子上，準確地刻著修建的年代。我看了看，也就是三四百年前。--不管如何簡陋，門框如何磨損，有這些真實的定位，城市就有了歷史，有了記憶。

我不禁想起了北京的磚塔胡同。

這條胡同從元、明、清，到民國，都有文獻可考，有人更稱之為北京之根。磚塔胡同的東南，聳立著金、元時期的高僧萬松行秀的靈塔，亦稱萬松老人塔。耶律楚材曾拜萬松行秀為師。后來耶律楚材任元中書令，即總理之職，他隨成吉思汗西征之際，萬松老人曾書贈八個字："經儒治國，以佛治心。"這對當時蒙古軍隊的殺戮政策，不能不是一個制約。磚塔胡同中還有魯迅、張恨水的故居。魯迅在這里寫成了小說《祝福》、《在酒樓上》和《中國小說史略》。

就這樣有七百多年歷史，有深厚歷史文化積淀的磚塔胡同，西段已經全部拆毀，東段也岌岌可危。

為什么不能把磚塔胡同完整地保留下來？

中國舊城建筑風貌的破壞與改變，百年之前已經開始。起初是戰爭炮火、經濟蕭條帶來的荒頓敗落；除去"文革"時期不說，解放后很長一段時間則是利用改善的旗幟進行。而近年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加，各地的領導都十分注意通過舊城"改造"，表現自己政績，進行大拆大建，破壞范圍之大速率之高空前。市政建設的發展，建筑物的新陳代謝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事。但在這種大拆大建中，許多有價值的古建筑、文化街區，被我們忽略了。

在人們歷來的印象中，位于北京西南一隅的宣武區是貧窮的，也是最沒有文化積淀的一個區域，即所謂"東城富、西城貴、窮宣武、破崇文"。的確，宣武區沒有皇宮王府，繁華的商業街也似乎少了些。

但這并不意味著宣武區就沒有值得保存的文化。在清朝前期，統治者采取限制漢民的政策，規定漢民不得住入內城。這促成了位于外城的宣南成了各種文化匯聚交流之地。遠的不說，僅明清兩代，這里就曾經薈萃著大批重臣名士，修建了座座豪華私宅，如張居正、紀曉嵐、顧炎武、龔自珍、孔尚任等名人的宅第。宣武區也是明清會館的聚集之地，曾有四百多所大大小小的會館。這些會館雖不是官辦的，但其作用大抵相當于現在各省區市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接待各省進京的官員商賈和應試的舉人。不少會館曾住過歷史名人，發生過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與明清時期的會館相比，現在的各地駐北京辦事處建筑，除了新疆駐京辦，幾乎沒有文化可言。

往事已經如煙，在那些窮街陋巷之中，有許多值得珍視的熠熠發光的瑰寶。

最著名的會館是康有為住過的南海會館。會館原本分四路四進院。康有為住在北跨院中間的一個小院子里，由于屋子像船形，故稱汗漫舫。院內有七棵樹，所以又叫七樹堂。館內有一條廊子，兩側有玲瓏山石，廊壁上嵌著蘇東坡海棠詩的石刻。康有為就在這里起草了《上皇帝書》，開辦了"粵學會"，創辦了《中外紀聞》，發起了維新變法。譚嗣同的故居瀏陽會館位于菜市口大街西側的北半截胡同。當年譚嗣同住在后院北套間，書屋取名"莽蒼蒼齋"，也是他和維新志士開會與被捕之處。現在北半截胡同馬路拓寬，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個有許多小會館的胡同。其中的１１５號，原是新會會館。史料記載梁啟超曾在這里北房內結婚，這幾間房子梁啟超稱為"飲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稱為《飲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對這幾間房屋和這一段生活的珍視。現在，這條胡同的東側已經開始拆除了。

與譚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遠，南半截胡同里有紹興會館。魯迅曾在院內的藤花館和補樹書屋居住。魯迅先生就在這里寫下《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名篇。如今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沒，僅剩下了那棵大槐樹。

經過文獻考證和考古發掘，正式確認北京"蒜市口十七間半"--即廣渠門內大街207號院，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遺址，是國內唯一有檔案可查、有地圖可證、有遺跡可尋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寬"和興建廣安大街時被徹底拆毀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并非自今日始。

這些會館、宅院，幾十年來產權幾經變動，有許多成了幾十戶、上百戶人家居住的大雜院。如紀曉嵐的"閱微草堂"，原是座三進深、帶東西跨院的宅院，后院還有一座二層小樓，院中有盤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這里也曾滿園花明葉濃，沿階草色映日，浸透著書香的風雅。現在，紀曉嵐故居的大門早已無存，它的東院一度成了晉陽飯莊，是飲食男女們出入之處，山西貓耳朵之類面食和過油肉之類絕對正宗。也許是這幾年來宮廷戲和戲說之類電視劇的興盛，《四庫全書》總纂官，才子紀曉嵐幾乎家喻戶曉，他的舊居也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街道拓寬之際，這座院落部分僥幸得以保存。

這些會館和著名的宅院如何淪為平常居民房？如何會住進去幾十戶、上百戶居民？位于宣武區的黃巖會館原有兩處，都是不小的院落。兩年前，我的家鄉浙江黃巖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尋找"黃巖會館"，想收回產權，修繕會館，甚至愿意提供一些資金，幫助遷出會館中的住戶，可每次都無功而返。--而這些居民與原來的房屋毫不相干。淪落大雜院后，期盼舊屋改造和搬進新居，幾乎成為他們一致的呼聲。產權的變化經過十分簡單，也非常復雜--一句話，大都沒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續。

早在1949年８月，《人民日報》就刊登文章，明確說明政府保護私房產。建國初，北京共有私房92萬間，除了1951年沒收的8?郾2萬間敵逆房產外，其余都給房主頒發了新的房地產所有權證，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后，當時同鄉會之類團體不再存在。黃巖會館的房產托付給當時北京大學教務長周炳琳看管，產權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后，這些會館就下落不明了。幾十年來，產權不知怎么，有的成了住戶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門的"公房"。連黃巖政府派人查閱原始資料都非常困難--沒有人愿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處黃巖會館就在舊城改造中"蒸發"了。

一些歷史建筑如何淪落為不堪的大雜院，淪落為一處處危房，如今又成為開發商、當權者眼中覬覦之物？

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而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往往在戶主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規劃"了。其用途多數絕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開發商要在這塊土地上蓋大樓去賺更多的錢；這些人揮舞著"舊城改造"的旗幟，提出讓人無法接受的價格讓人搬走，一旦原來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強制"執行。

中國并不缺少相關的法律。而是缺少實施法律的公正的環境，缺少對破壞者的監督，缺少維護居民最基本權利的意識--許多破壞和拆遷的實質，就是對原住民、對私有財產的無償侵占。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競相拆除廟宇、牌樓、會所、城墻與城門樓，以至于戲臺、祠堂等等，除了一些確有需要外，實際上已經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這些老建筑是封建時代和資產階級的東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這種破的狂熱，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了頂點，一度被演變成為"打、砸、搶"。

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環境和條件，這幾乎是各地政府在舊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說詞。其實，改造與完全拆毀重建是兩個概念。這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事實，舊城歷史文化街區完全推平重建，與改造"危改"毫無共同之處。

北京已經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僅存的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樓大廈所淹沒，被大樓巨大的陰影所籠罩。

古都文化和歷史的斷代標志正在不斷遭到被壞，被歲月湮沒。北京的歷史進一步向明清故宮退縮。這就是北京舊城改造的代價？

沒有胡同的北京，還有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嗎？

四、城市的大門：老火車站與新建筑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前往深圳的考察團和成千上萬的游人，不可忽略的景點就是微縮景觀"中國之窗"和"世界之窗"。

建于1989年的"世界之窗"，聚集了世界各國的著名建筑和環境。當時，人們出國還不那么容易，"世界之窗"使國人感到不用出國就可以"走遍天下"，領略西方建筑的風采，一時游人摩肩接踵。中國的建筑師，規劃師的信心又發生了動搖，競相追求時尚。"世界之窗"也成為來勢迅猛的國內建筑仿歐之風的肇始。

當代，在中國的城市里，概念不清、斷章取義、形式混亂、粗制濫造的"羅馬花園"、"歐陸風情"、"巴黎別墅"、"日耳曼家居"不斷出爐。

其實，中國近代城市建筑受到歐洲文化的影響已有100多年。19世紀中葉后，資本主義經濟加速發展。隨著近代交通線路和港口的修建，我國城市的格局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種種原因，廣州、上海、天津、青島、哈爾濱等新興城市受歐洲文化的影響較大，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特點的建筑，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還是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建筑和日耳曼建筑、俄羅斯建筑等等，都出現在世界的東方，這些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由中外人民共同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

如上海城市的突出特點就是中西交融。廣州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風格，以西關騎樓和沙面租界建筑群為代表，既保留了嶺南的傳統風格，同時又吸收了歐洲的風格。

可有誰想過，各地在大建仿歐建筑的同時，真正經典的歐洲文化建筑，卻在我國不斷遭到無情的毀壞。

北京規劃展覽館位于北京前三門大街南側。周邊的建筑，包括巍峨的前門和正陽門箭樓，與展覽館毗鄰的，則是北京有著歐洲建筑風格的前門火車站，以及前門和大柵欄老街。

前門街區，留下歲月變遷的滄桑和特征。

100多年前，歐洲建筑師們踏上東方古老國度的土地時，還是小心翼翼地對東方的建筑充滿敬畏之情。而他們也傾其才能和心血，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得以留存。

前門火車站建于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京奉鐵路從馬家堡經永定門修到了北京的東側，同年建成了"京奉鐵路正陽門東火車站"。

前門火車站與古城箭樓相望，是典型的歐式風格，由英國鐵路工程師設計。我們可以從這些建筑上讀出"歷史年輪"和演變的規律，傾聽磚石講述的故事。令人驚異的是，這座與中國傳統城樓近在咫尺的歐式建筑，竟與周邊的環境十分和諧，共存在一座城市、一個街區中。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從前門火車站高度處理與鐘樓的設計等，都可以看出英國建筑師的匠心獨運，和對中國經典建筑的敬畏之心--前門火車站的整體高度比前門和正陽門城樓要低得多。這幾幢建筑，組成了歷史延續和時代演繹的生動范例。此后半個多世紀，這座北京最大的火車站，成了留駐時光、延續感情的地方，是許多重大事件和動人故事不變的背景。

此外，前門火車站還與東交民巷那些風格各異的西式樓房，組成了別致的建筑群落。

1958年，當時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新北京站建成，前門不再有汽笛與火車的疾駛。前門火車站成了北京鐵路職工俱樂部，近年，又改成了百貨和小商品的商場。歲月的淘洗是最無情的。近年，前門火車站進行了修復，恢復了原有的風格。不少有識之士呼吁，建議把具有經典歐洲風格的前門火車站改成博物館--這可以看出百年老建筑的文化價值和生命力。

五、失敗的規劃與規劃的失敗

不會有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結果。科學態度、生活狀態和知識水準決定一個人的視野，其最能體現的便是城市規劃。

2005年初，北京新建成了一座展覽館，即位于天安門廣場東南側的北京規劃展覽館。這座展館由一整座商廈改建而成，非常現代和氣派，玻璃幕墻閃閃發光。美國總統小布什和夫人勞拉訪華時，專門安排總統夫人去參觀北京規劃展覽館。

報紙和外電，都以顯著位置報道了這次走訪："美國第一夫人勞拉，走在北京的古老與現代之間。"

美國第一夫人參觀了北京區縣規劃、城市模型、奧運場館規劃等展廳。雖然記者用了"興致勃勃"等詞匯，但她更感興趣的，顯然是北京城市的變遷和古跡。如木結構的北京故宮全景模型，高10米、寬９米的《北京舊城》巨幅青銅浮雕等。

北京是當代中國規劃做得"最好"的城市之一。

英國《觀察家》發表德揚·蘇吉奇在參觀規劃館后說："規劃展覽館的主要繪制圖設在頂樓。這個奧林匹克游泳池大小的空間展示著北京將展露的容顏。繪圖詳細得令人嘆為觀止，但同時會讓你明白，未來將消失無蹤的不僅僅是樓下青銅浮雕顯示的那座城市，還有后來毛澤東打造的那個新北京。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幸存下來，但其他一切似乎都不會'幸免于難'。"

毫無疑問，即使是北京這樣一個引以自豪的規劃，國內外仍然評價不一，贊美與肯定的并不多。

夏天，我來到了北京規劃展覽館。上樓，入座，步入影視廳，戴上眼鏡看立體寬銀幕電影。主人先讓我們看兩部影片。一是介紹老北京歷史的《不朽的城》。另一部則是介紹2008年"新奧運新北京"規劃的影片。音響和視覺的效果具有沖擊力。兩部片子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前者記錄了從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時期的北京城規劃和建設。北京具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多年的建都史。時光飛逝，高大的城墻、輝煌的殿宇，畫棟雕梁、園林幽勝。還有靜靜的街道和胡同、古樸的院落、高高低低的屋頂……真是氣象萬千，大氣磅礴，或典逸雄放，或深沉純凈。城的不朽，在于千回萬轉，血脈生生不息，吸引了無數驚詫的眼神，令人贊嘆。古城神奇的氣質和血脈，源流、造化和偉力，天地傾斜之中又兀然獨立，光芒四射。觀畢，天地之勢自心中緩緩升騰。

主人的好心安排，實在不敢恭維。猶如大餐過后，給你端上一堆盒飯。介紹新北京規劃的片子中，展現的畫面凌亂、繁雜，如同潮水涌來時激起的浪花和泡沫。有的甚至可以用的拙劣來形容。幾乎完全是大小方塊"積木"的堆砌，和萬花筒般旋轉--這是在任何一部星球大戰之類的科幻影片中都可以見到的景象，凌空盛開的不是鮮花而是立交橋。高樓如林，車流如蟻。眼花繚亂，緊張得喘不過氣來，連清醒和寧靜的瞬間都沒有。我不知道這兩部片子是否是同一個攝制編輯組，視覺效果上如此差距，也許是規劃部門的領導始料未及的。

用不著敬畏。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頂層大廳里玻璃的地面下，有一個上百平方米的城市沙盤模型，據說這是世界最大的。參觀者可以走到"城市之上"，以一個"巨人"的傲慢姿態，俯瞰和"腳踩"天安門、長安街，尋找自己在這個城市的居所。我突然想到，當前城市建設中許多敗筆的出現，正是與虛高的視角和自大有關--在沙盤與模型前審視，中國式的園林顯得瑣碎，四合院顯得低矮單調，亭臺樓閣只不過是不值一提的點綴，而大、怪、奇、高很容易奪人眼球。

北京規劃展覽館里還有一些北京四合院、城墻等等圖片和實物展覽--這都是些"樣板間"，原來的建筑物或許已經拆毀，蕩然無存。凝視玻璃柜中的一磚一木--玻璃柜中還放有北京的城磚--像看植物的標本、老城的標本，使人更有"傷逝"之感。

也許有些問題過于深奧。2008年，北京要舉辦奧運會。"人文奧運"的支點是什么？北京城市文化的靈魂是什么？以往的藝術與發展創造之間有什么聯系？世界上藝術的精華，都是有客觀價值標準的，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民族藝術也都有客觀價值標準，任何建筑藝術創造都不能完全脫離以往傳統的基礎而獨立。

有專家提出了"古都特色、中國風格、東方氣派"的北京城市形象。除了"營造城市景觀和改善環境"外，如何深入、系統地挖掘北京城的歷史文化內涵，如何更好地在建設新城的同時，搶救和維護舊都風貌，進而復興和創造我們時代新的城市規劃建筑思想、建筑理論呢？

燕南園愛思想 錢永祥 2015-08-23 08:4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