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應試教育是創新型社會的死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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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創新型社會,正在成為當局所探求的宏大價值目標,但它卻面對著“應試教育”的戲劇性挑戰。


1970年代恢復高考,曾經是走出政治噩夢的里程碑,標示出社會進步的正確向度。而經過長達30年的泛濫之后,高考制度已經演化成普遍的應試教育制度,并且掉頭走向自身的反面,成為中國文化的最大腫瘤。它一方面遭到知識界的強烈質疑,一方面卻仍在無限擴張,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冗長的考試鏈,分布在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本科、碩士直至博士的生命線上,其時間跨度長達25年以上,糾纏著人生的三分之一歲月;不僅如此,在這條考試鏈周圍,還環繞著兒童樂器考級、外語考級、計算機考級、以及各種成人的職業考試、職稱考試和行業證書考試等等,由此形成龐大的考試網絡。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面對著如此嚴重的考試困擾。中國已經淪為應試教育的頭號大國。


但這并非是巨大的榮譽,恰恰相反,它是必須加以反思的惡弊。應試教育的基本邏輯是:1、放棄那些更為重要的價值標準,而把考試成績作為升級、應聘、錄用等社會人才培養和使用的唯一標準;2、考試形成連續而漫長的鏈索,大規模消耗國民精力、財力和時間力;3、從考試收費本身,形成畸形的考試經濟體系,制造了教育產業化的嚴酷現實。


答題正確與否,作為能力判斷的唯一尺度,是應試教育的核心問題,它消解了創新思維生長的可能性,成為人才培養的最大阻礙。全國統一考試尤為可怕,把上千萬乃至上億人,推入只有單一標準答案的荒謬世界,這不僅否決了創新型人才在社會中的競爭優勢,而且也斷送他們在就學、就業和事業發展的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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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化的應試制度,不是人文主義教育的良性后果,而是后集權教育思維的標記。考試成為政治修辭的技巧訓練。許多教科書概念錯誤,邏輯可笑,充滿各種謊言,卻被奉為學術圭臬,成為考試的唯一標準答案,被應試教育程序強行灌輸給學生。正是在這樣的知識體系圍毆下,科學、民主和創新等人本主義價值,遭到了難以修復的重創。


應試教育仇視反叛,樂于培養思想的奴隸。兒童為此喪失童真、想象力和原創力,成人則失卻了探求真理的動力。反叛、挑戰、懷疑和否定,是創新機制形成的精神基礎,而一個無法容忍、欣賞和接納這種精神的民族,又有什么創新可言?我們已經發現,“中國制造”的環球產業危機,跟應試教育有著直接的邏輯關聯。一味抄襲、模仿和拼貼,就是中國工業產品無法超越廉價怪圈的主因。中國社會正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應試教育制造出的“人才產品”,露出了更為刺眼的時代特色,那就是“應試型人格”的涌現。這種人格擅長模仿、抄襲和剽竊,以作弊和應付的方式完成工作;擅長放棄主體性,拒絕獨立的價值判斷,服從威權,按別人的思路行走;擅長在被規訓的壓力處境中生存,成為在集體和公務空間里說謊的能手;擅長從社會責任和義務中逃脫,因為在考試唯一標準的體制下,責任變得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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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教育就這樣塑造了國民的畸形人格,不僅把他們變成滑稽可笑的考試動物,而且對未來民主制度的建構,形成最大的威脅。應試人格一旦進入民主程序,就會把民主當作考試,以應付考試的方式來完成投票程序,也即放棄民主的主體性,以順從威權的方式來應對票選,從而令民主理想和社會進步,化為水中泡影。毫無疑問,應試教育引發的不僅是教育危機,而且是國民和國族的政治危機。


導致應試教育制度泛濫的原因,在于“考試決定論”——一種典型的后集權官僚主義的行政病毒。它確信考試是測試學生、選拔精英和解決社會分層的唯一途徑。用頻繁的考試和量化技術,制造繁瑣的公務程序,大規模消耗管理成本,加劇官僚隊伍的自我膨脹,而行政效率卻在急劇下降。在某種意義上,應試教育就是官僚主義綜合癥的一部分。


治療應試教育的病癥,無疑只能從行政官僚制度本身入手,此外更無其它妙法。而作為教育職能部門,則有必要修正“以考試應萬變”的教育方針,借鑒英語國家的經驗,減少考試次數,取消各種無聊的考級項目,并從幼兒園開始,把想象力、創造力和反叛性,作為考核學生的重要指標。假如不從這些方面徹底矯治,那么,建立自主性創新社會的愿景,就只能是一幅美妙的畫卷而已。


文/朱大可 作者系著名文化批評家、同濟大學教授 原載《中國新聞周刊》



網載 2015-10-05 20: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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