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楊連寧:中國人為什么只恨貪官,不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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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中國人恨的其實不是貪官,而是恨自己沒貪上。因而,只辦貪官、不改制度幾乎成了中國人的潛意識——中國人不愿過一種誰都貪不上了的沒勁兒生活。


譬如中國人滿世界自詡說,我們中國人的家庭親情比西方人濃厚。其實,這也是中國人在為自己的“啃老”“坑老”辯護,在為“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內親外疏的潛規則護短,為中國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風護犢子。


中國政治制度的本質,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維護宗法血緣、親緣價值的至高無上,是歷朝歷代的制度選擇。每當面臨選擇時,“肥 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則,成了保底的底線。不由分說,統治階層歷來都會依照保親不保疏、保內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國,保權不保民的原則,做出于己有 利的選擇,放棄于己不利的選擇。奇怪嗎?一點兒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為天下大公”,是所有專制國家的本質。這個本質,決定了公權力的私有化,也決定了權 力的自利本性會被綏靖、被驕縱、被放大。


“中國人沒有信仰,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們的宗教。……事實 上,中國只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有的富人幾乎都是權力所有者。也就是說,中國人的財富積累主要是靠權力來豪奪。”1792年訪華的馬格爾尼還看到, “中國官員對于吃飯真是過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卻不乏胖人,這些達官貴人們生活中的主要內容就是吃。”


你發現官民相互之間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詐欺,早已成了中國社會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潰敗的主要病兆。在華生活了22年的另一個“中國通”史密斯發現,官方 常會猜疑“所有的團體都想秘密謀反”,民間則是“沒有什么能比一個人死的蹊蹺,更能引起中國人強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過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 這一類官民之間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嗎?淡化了嗎?沒有吧?


國內的“官治、官有、官享”狀態,是官民奉行同一個價值觀與行為 規則的結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類人格缺陷的結果。為什么會有“官貪民刁”的惡性互動?因為官民同根,譜系一家嘛。所謂官,不就是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 廢”的老百姓嗎?所謂民,不過是渴望“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候任官員罷了。中國古有“富不為官”一說,潛臺詞就是“貧則當官”——出身越是卑賤的草 根一族,越是執迷于當官掌權,雞毛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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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取消了科舉,做官也沒了障礙,靠血親、人脈、小圈子與人身依附飛黃騰達 的,比比皆是。但凡一個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賣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難。“向上爬”作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標,支持了“一朝有職 級,終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潛規則,也支持了“一闊臉就變”“富易妻,貴易友”的潛規則。國內這種官貴民賤、權大法小的常態,與西方官員“上得廳 堂,下得廚房”的常態,不是大相徑庭嗎?


文革曾把干部們整肅得人人挨斗,個個褪皮,一時不敢再當干部,連干部子弟都一度避 之不及;可如今呢?干部子弟當工人、當農民的還有嗎?別說井下挖煤的,工地上蓋樓的沒有干部子弟,你能從工廠的流水線上或餐館酒店的服務生里給我找出個把 干部子弟來,也得花你一番功夫,還不一定有收獲呢。當年被整得家破人亡的干部不在少數,如今也有貪官被懲治得家破人亡,但正如朱元璋的扒皮揎草也無法阻遏 “有人漏夜趕科場”一樣,文革把不少干部整得家破人亡,也無法阻遏如今中國人要前仆后繼地當官。


正因為“百代皆行秦政 制”,數千年全都奉行這種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制度,把人民關進籠子里,令到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喪失了自我更新與自我進步的功能。“中國人主體未達到人格狀態,最易于培植專制主義,只有主人與奴隸的關系;長期以來,宗教,道德,法律聯在一起制造‘恐懼’,人或是生活在恐懼中,或是用恐懼來統治人。以‘恐懼’ 為主要范疇的專制主義,禁閉了人的意志與思維”(黑格爾語)。


很顯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 訓練出中國人的奴性,兩千年日積月累的籠子禁錮,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國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種自虐生活方式。連家長也都習慣了從小就打罵訓誡孩子,習慣 了左不準右不行地發布禁令,而不是鼓勵孩子去探索什么嘗試什么。被關進籠子里的中國人成了“類人孩”(余世存語),發生了近親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 能力退化甚至種群退化,退化出一種匍匐在權威腳下的“無限諂媚、無限雌伏”(王小波語)精神,無疑是熱暴力與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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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年官本位、權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國人的道德墮落:“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 豕”,曰“游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豚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于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 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陳獨秀語)。


我們常說制度不好,好人也會做壞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壞人做壞事;因而大 眾對于貪腐的敏感,遠遠大于對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實,決策錯誤造成的資源浪費比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資源錯配與貧富不均,遠比官員貪賄嚴重。譬如“我國鋼鐵產能過剩高達2億噸,按照每噸產能投資5千元計,全國鋼鐵行業的投資浪費已達1萬億元之多了”(成思危語)。


又譬如“政府經濟特權”和“官商利益共同體的壟斷”(楊小凱語),“通貨膨脹被用于壯大國家資本”(劉易斯語),國家的投資榨空了民眾的消費,所造成有親有疏的苦樂不均,遠比貪腐嚴重。然而中國人仍舊是只恨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層原因,不是由中國人的價值追求與民族性格決定的嗎?

【轉載自鳳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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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載 2015-10-02 19: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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