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貧乏時代的汪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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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羽戈

來源|天涯博客


汪國真先生的去世,對我而言,不是什么新聞。我原以為他早已不在人世。這話固然有些不敬,卻清晰呈現了時間的殘酷:汪國真的詩歌、余秋雨的散文與龐中華的書法,連同教科書的謊言、錄像廳的幽暗與荷爾蒙的反叛,支配了我們風雨不透、營養不良的青春期,當我們的青春灰飛煙滅,汪國真們的幻象便煙消云散,此后,他們的作用,好似接頭暗號,在黑夜與夢想的終點,喚醒健忘的我們,與記憶重逢。


汪國真崛起那一年,我還在讀小學,對世事與未來一無所知。1990年,他出版第一部詩集《年輕的潮》,從而引領了一個時代的抒情潮流。這個時代與1980年代完全背道而馳,正如汪國真的詩歌與1980年代的詩歌實在格格不入。事實上,汪國真的詩歌創作,始于1970年代末期,貫穿1980年代,那是詩歌的盛世,詩人的地位如日中天,他卻無力脫穎而出,滿天星辰璀璨,他卻低若塵埃。直到十年之后,他才煥發自己的光芒。這與其歸功于他的沉潛,不如歸功于時代的黯淡。用古語來講,即“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汪國真是1980年代的棄子,卻是1990年代的寵兒。時代的斷裂與沉淪,使他的命運無比尷尬。1980年代詩歌所表現的批判功能,對專制的反抗與對自由的召喚,構成了他所不能承受之重。不管有意還是無意,難說主動還是被動,他契合了1990年代輕逸、庸俗的審美口味,然而這卻是一個轉瞬即逝的過渡年代。當他的讀者羽翼豐滿,他便被無情拋棄。對他的冷酷,正是人類成長與時代進化的必然。假如一個人三十歲后依舊迷戀他的詩歌,他的詩歌流行超過十年,毋寧是一種更大的悲劇。


1990年代構成了汪國真的黃金十年。由此逆推,他最忠實的讀者,集中于1975-1985生人。此前出生的人們,有智力拒絕汪國真,此后出生的人們,有選項排斥汪國真。我們這代人封閉、匱乏的青春期,恰與汪國真,以及余秋雨、龐中華等同行。倘能免疫,固然幸運,受其蠱惑,無可厚非。其實,不是我們選擇了汪國真,而是我們別無選擇。在狼奶與雞湯之間,我們無所適從。


現在來看,汪國真的詩歌風格,幾乎毫無深度和張力,注定了速朽。這甚至不能稱之為詩歌,而是斷句。1980年代的提前終結,導致詩歌集體休克,從此真正的詩歌,只能以一種哀歌的形式,潛伏于地下。地面之上,贊美詩茁壯成長。汪國真的詩,哪怕摧心剖肝,哀感頑艷,本質上卻是禮贊,禮贊遠方,禮贊理想,禮贊苦難,禮贊生命,禮贊國家和時代。他深知自己與時代的關系,這是一場公開的合謀,所以他們拼命在對方身上銘刻自己的烙印。他的詩歌無關政治,當他談起詩歌理論,卻滿口“國家”、“人民”,這也難怪,他必須感謝國家,正基于國家主義的禁錮和規訓,犬儒主義才能大行其道,他的詩歌才能擁有如此巨大的市場;反之,他以犬儒化的個人主義抒情,誘惑一代人陷入自由的幻覺,而回避了現實的肅殺和慘淡,間接實現與國家主義的對接。


只有贊美詩,才有資格充當心靈雞湯。只有貧乏時代,才會對心靈雞湯饑不擇食。汪國真被視為心靈雞湯寫作的先驅,他的詩被稱作“賀卡語文”、“心靈桑拿”。通過詩歌,他完成了對一個時代的按摩與麻醉。他的風靡一時,恰恰是時代貧乏的明證。


我們生存的時代,無論詩歌,還是心靈雞湯,都遺忘了汪國真。不過究其實質,汪國真并未遠去。單說詩歌,在我看來,這個時代的代表詩人,除了王兆山和周嘯天,便數趙麗華和余秀華,前二人屬于贊美詩人,可謂政治化的汪國真;后二人,趙麗華的“梨花體”,一度飽受質疑,質疑的聲音,我們并不陌生:這是詩歌,還是斷句?至于余秀華,其詩自然優于汪國真,不過她的成名,與世人對她的消費,正是一劑汪國真風味的心靈雞湯。


詩歌與時代的關系,從來糾結。我們不能指望詩歌拯救日漸淪陷的貧乏時代,然而詩歌之為詩歌,絕不該止于對現實的臨摹和頌揚,而在于呈現與現實的張力,以詩性的光輝,照亮世界的陰霾,以靈魂的歌哭,發掘生命的深度。如果詩歌不能阻止,反而加劇了時代的貧乏,以至詩歌本身便是一種貧乏,那么我們只能悲嘆:詩歌死了。


詩歌先于汪國真而死亡,汪國真先于我們的激情而死亡。請不要嘲笑,我們用殘余的激情,哀悼汪國真,同時懷念那個千瘡百孔、不堪回首的青春。盡管汪國真對我們青春期的啟蒙意義,遠不及舒淇和李麗珍,盡管那個封閉、匱乏的青春,沒有人愿意重來,然而他和他的詩歌,終究是我們成長的信物,證明我們曾經年輕,曾經迷失,曾經虛弱,曾經淺薄。如今,他們的死亡,印證了我們的蒼老。



天涯觀察 2015-08-23 08: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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